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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谦之 （365—440） 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人。自称是东汉初佐命大臣寇恂的十三世孙；其兄寇赞则是北魏政权的南雍州刺史。
寇谦之在少年时代就特别热衷于神仙、道术之流，一心修道，以期脱离凡世。他服食过各种各样的丹药，然而多年下来，终无效验。据说，寇谦之有一次前赴舅家，见到一个身强力壮的庸工，在田里操作竟日，却没有任何疲劳之态。寇谦之颇感惊奇，便问及他的姓氏，得知此人名叫成公兴。其时，寇谦之家中也有不少农活务必尽快完成，所以要求舅家允许成公兴转赴他家干活。
回家之后，寇谦之命成公兴开垦南面的一片枣田，自己则坐在树下计算天文。成公兴乘垦田的余暇，常来看寇谦之计算。寇谦之嘲笑他道：“你只懂如何使劲干活，现在看我计算，却有什么意思？”但是，成公兴连着几天仍然不断地观看寇谦之计算，以至当寇谦之由于无法正确算出七曜而苦恼万分时，成公兴竟在片刻之间帮助他解决了数年来无法解决的难题。寇谦之这才对成公兴刮目相看，意欲拜他为师。成公兴没有接受这一师生关系，不过答应与他一起入山学道。
这样，寇谦之相继在华山、嵩山修道七年。最终，成公兴虽然慨叹寇谦之已经“成仙”无望，但是认为他足以成为帝王师。至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寇谦之撰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声称系“太上老君”所赐，并言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要他肃整道教，去除伪法。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寇谦之又撰成《天中三真太文录》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托言为太上老君的玄孙，牧土上师李谱文所赐。
始光元年（424），太武帝拓跋焘开始执政，寇谦之便献上二书，意在振兴道教。当时的众朝臣对于寇谦之所陈之言，有的全然不信，有的将信将疑，唯有业已笃信道教的司徒崔浩却非但深信不疑，且虔诚无比地拜寇谦之为师，学其法术。另一方面，崔浩还上疏太武帝，为寇谦之反复申辩，盛赞其事。
太武帝本来对于“升仙羽化”之事就颇存奢望，而寇谦之又声称太上老君要他以这些经籍来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则更加为之动心。于是，太武帝旋即派遣使者，带着大量玉帛牲牢，前赴嵩岳致祭；同时，将尚在嵩山修道的寇谦之的四十多个弟子一起接到首都平城。寇谦之被尊为“天师”，奉旨弘扬道家新法。京城的东南方建起了高达五层的“天师道场”，常住道士一百二十人，斋戒祈请，六时礼拜，每月设斋会，与会信徒多至数千人。
朝廷大臣中也有许多信徒，其中尤以崔浩最为虔诚，他对于“天师”恭敬万分，礼节周到，即使细微之处，也从无半点怠慢。当时崔浩在朝中的地位已经相当显赫，太武帝对他几乎言听计从，以如此的身份地位而恭敬礼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道士，似乎过于屈尊，有的同僚往往讥笑他。但是，崔浩却一本正经地答道：“当初张释之为王生结袜，未尝有丝毫懈怠。我的才能虽然不及古代贤哲，但是诚心事奉天师，也总算不逊于古人了。”正是由于上有帝君，下有朝臣的大力支持，寇谦之倡导的道教便在北魏境内迅速地流传开来了。
始光三年（426）六月，太武帝征询群臣关于对外讨伐的意见。长孙嵩、奚斤等人主张先伐柔然；安原等人主张先伐北燕；崔浩则认为应该先伐赫连氏的夏国。众人各执一辞，似乎都有道理，太武帝心有所疑，便询问寇谦之，按照上天暗示的征兆，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寇谦之毫不犹豫地答道：“陛下若讨赫连氏，必克无疑。按天经所示，陛下当以武功定九州，先武后文，终成太平真君。”太武帝于是坚定信心，一意伐夏。果然，此战大获全胜，并在不多几年之后彻底击灭赫连氏政权。
太武帝从此对寇谦之愈益敬信，以至在太延六年（440）六月改元为“太平真君”，以应上天旨意。太平真君三年（442），寇谦之上奏太武帝，认为应该按“牧土上师”李谱文昔日授予《图录真经》时所言，建造静轮天宫，以令“太平真君”成为真仙；而在建宫之前，太武帝须登坛接受符书，以彰圣德。太武帝欣然同意，便以“太平真君”之名，备起法驾，亲至道坛，敬受符箓。其旗帜都作青色，表示与道家之色相一致。从此以后，北魏诸帝在即位之时都要举行这种典礼，相沿成为定制。
寇谦之大兴土木，建造“静轮宫”。按照他的说法，静轮宫必须极高，以至不闻鸡鸣犬吠之声，方可上与天神交接。显然，人工难以达到如此高度，因此寇谦之虽然动用了无数工匠，却在一年之后仍旧未能建成。皇太子拓跋晃便对太武帝说道：“人、神毕竟有别，恐怕难以交接；建宫欲高万仞，看来亦无可能。则寇谦之所言之事十分虚妄，所行之事无法实现，徒然劳民伤财，故而不如作罢。”太武帝认为太子言之有理，不过自己既已允准，便不宜再作更改，也就让这项工程自生自灭了。
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谦之去世。据说他预知死期，前一日交代一切后事；死后，则自口中出气如烟云，直冲天空，久后方始消散；其尸身亦逐日缩小，以至仅长六寸，这便是道家所谓的“尸解羽化”，并不是“死”。此事真假与否，姑且不论，然而由于寇谦之的一番苦心经营，道教在北魏境内盛行起来，却是事实。是为寇谦之的真正功绩。
王 显 （？—515） 字世荣，阳平（郡名，治所在馆陶，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馆陶、大名县东部，以及山东冠、莘与旧堂邑等县地）乐平人；他自称本是东海郯人，乃三国时期曹魏的司空，乐平乡侯王朗的后代，而王朗则高才博雅，曾为著名经典《易经》、《春秋》、《孝经》、《周官》作《传》。王显的祖父在北魏太武帝的延和年间（432—434）投奔南朝的刘宋政权，居于鲁郊，又居彭城（今江苏徐州）。其伯父王安上，曾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时期（424—453）馆陶县的宰守，待到北魏太武帝南讨刘宋时，王安上则举县归降，与父母一起迁居魏都平城，封爵“阳都子”，出任广宁太守。
王显的父亲王安道，年轻时与阳平馆陶人李亮同事一师，俱学医药，但是最终的成就逊于李亮。李亮的医术起初也并不高明，后来则远就沙门僧坦学习针灸与授药之方，遂致医学精湛，手到病除。李亮不仅医术上乘，其医德也令人钦佩：对于贫病交加者，他不远千里前往诊视，并且不收任何费用；他还腾出自家厅堂，供缺医少药的患者居住；病人亡故，他有时还施舍棺木。李亮的两个儿子，李元孙、李修也继承父业，成为当时的名医。
王显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在医术方面很早就登堂入室；后来更潜心钻研，其造诣则突飞猛进，以至大大超过父亲。王显的长处不仅在医术方面，即使在治政方面，也颇具才干，明敏而有决断，因此年轻时即步入仕途，出任本州从事。
太和六年（482），孝文帝的高夫人梦见天上的太阳骤然降落地面，并且直向自己滚来。她惊恐无比，便急急飞奔逃避，但是红日却追逐不休，越逼越近。最终，高夫人无路可走，只得钻入床下躲避，而太阳也随之滚入床下，并旋即化作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将她环身绕了数圈。高夫人吓得尖声狂叫，惊醒过来，从此便患心悸之疾。
其时，孝文帝年方十六，朝廷要事多由太皇太后冯氏（即孝文帝之祖父文成帝在位时的皇后，史文亦称“文明太后”）裁决。太皇太后召来好几位名医，为高夫人诊脉。其中之一是时任内侍长的徐謇，当年献文帝拓跋弘（文成帝拓跋濬之长子）曾测验过他的能耐：将病人置于帘幕之后，再令徐謇诊断病情。而徐謇则诊断得丝毫无讹，并且药到病除，因此声名大噪。至于文明太后本人，也时常问医于徐謇，多有奇验。太皇太后所请的另一位名医便是王显；此外，还有驰誉内外的其他名医。
徐謇诊视后断定，高夫人乃是因为微风进入腑脏而致此疾，故宜进服汤药，再加针灸。其他几名太医所言，与徐謇大同小异，唯有王显独持己见，他说道：“依我之见，高夫人三部脉并非心疾，而是怀孕之兆。”太皇太后见他语出惊人，便进一步问道：“那么高夫人所怀是男是女？”王显不加思索地答道：“恭喜太后与陛下，高夫人将产一男！”从当时高夫人的身体外貌上，丝毫看不出怀孕的迹象，故而太皇太后将信将疑，但由于事关“龙种”，谁也不敢忽视，故仍按孕妇的需求善待高夫人。翌年闰四月，高夫人果然产下一男，此即元恪，至太和二十三年（499）继孝文帝之位，史称宣武帝。
由于这一“神断”，王显声名鹊起，其后便召补侍御史、尚书仪曹郎，号称干事。元恪幼年时就体弱多病，虽说不致危及生命，但是不知何故，经过不少太医治疗，仍然未见康复。后来，王显自告奋勇请求施用一种不寻常的疗法，结果甚为见效，其病不久便告痊愈。因此，元恪对王显好感陡增，允诺异日入继大统后不忘厚赐荣华富贵。
宣武帝继位之时年岁尚轻，故由叔父们“辅政”，而其二叔元禧作为宰辅之首，却专擅朝政，颇有以臣凌主之势。领军于烈效忠宣武帝，与帝密谋罢黜宰辅，夺还政权。王显则在其间穿针引线，确保了景明二年（501）宣武帝成功地亲政。他因功累迁游击将军，拜廷尉少卿，并仍在侍御，司理御药，出入于禁内，颇得宣武帝的宠幸。不久后，除平北将军，出任相州刺史；后来则又入京任太府卿、御史中尉。
王显在相继担任诸职时，都尽心竭力，干得相当出色，理案清正，除奸无情，禀公而断，忧国如家；在御史台时，更是嫉恶如仇，一旦发现卑污苟且之事，不论其人官位多高，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弹劾，因此百官都对他敬畏三分。
后来，宣武帝命他撰写医疗诸疾的药方，共成三十五卷，颁布天下，百姓受益良多。待到延昌元年（512）正式立年仅三岁的元诩为皇太子后，王显便出任太子詹事，因此更获圣上的亲宠，每当宣武帝前赴东宫，王显都出迎伴驾；他仍司帝君的医药，时常出入禁中。翌年秋天，因疗疾之功而封为卫南伯。
延昌四年（515）正月，宣武帝去世，皇太子元诩继位，即史称的“孝明帝”。由于后宫与朝臣的权力之争，孝明帝在父皇去世的当夜仓促即位，王显则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残酷的斗争。他倾向于后党，惧怕总摄百揆的任城王元澄会不利于自己，便密谋政变，但因事泄反被对方所执，遭刀镮猛撞腋下，吐血而亡。
郦道元 （？—527） 字善长，范阳涿鹿人。其曾祖父郦绍，曾任兖州监军；祖父郦嵩，曾任天水太守；父亲郦范，则历任尚书右丞、平东将军、青州刺史等职，后封范阳公。
郦道元于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出任尚书主客郎，为官清正，执法严明。当时的御史中尉李彪，也具有嫉恶如仇的性格，即使发现皇亲贵臣有所过错，也毫不留情地予以弹劾。他因此将郦道元引为知己，提拔他为治书侍御史。然而，李彪的刚烈和专断，却招致了曾经提携过自己的李冲的强烈不满。李冲在晚年位高权重，孝文帝虽然知道李冲度量过于狭窄，但也不敢明显地袒护李彪，遂在李冲的一再要求下，于太和二十二年（498）罢黜了李彪。郦道元既由李彪而升迁，此时也作为其属官一起被免职。
数年之后，在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3），郦道元再度出仕，任翼州镇东府长史。他在此为官三年，作风依旧，政令苛严，极少怜悯之心，几无宽容之举。因此之故，那些作奸犯科的盗贼之流固然远避他乡，唯恐遭到严惩；但他属下的官吏，也个个惶惶不安，日夕提心吊胆，除了对郦道元敬畏交加之外，实在谈不上有何好感。
其后，郦道元出任鲁阳郡（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鲁山及叶县的部分地区）太守。当地的土著人多居山区，被称为“山蛮”，郦道元认为应该建立学校，予以教化。魏廷虽然没有答应正式设立学堂，但是对于他积极教化“蛮人”的意向仍然加以赞许和支持。郦道元执法苛严的威名确实使当地人谈虎色变，尤其令不法之徒闻风丧胆，因此在他镇守期间，鲁阳郡居然很少发生山寇作乱的事件。
延昌年间（512—515），郦道元又出任东荆州刺史，其苛刻的政治仍如在翼州和鲁阳时一样，百姓对此啧有烦言。他们派遣代表前赴京师，要求前任刺史寇祖礼继续留任。朝廷权衡利害，认为边地居民只宜抚慰，不宜逆拂，故而依旧任命寇祖礼为刺史，进号征虏将军。然而，寇祖礼却违反律令，以边境戍兵七十名护送离任的郦道元。结果，二人都遭免官。
孝昌元年（525）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反。朝廷先遣中书舍人张文伯至彭城，元法僧威迫张文伯归附自己，但是痛遭责骂，未能如愿，于是一怒之下将他杀死。其后，元法僧又杀行台高谅，公然称帝，改元天启，立诸子为王。魏廷闻报，发兵讨伐，元法僧于是遣子投奔南朝萧梁政权，以求援助。郦道元便在此时任为使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他击溃逃亡的元法僧和来援的梁军，斩获不少，立下较大战功。
郦道元旋即出任御史中尉，由于他素有威严苛刻的名声，因此那些权豪对他颇为忌惮。当时的司州太守，汝南王元悦嬖幸一名亲随，名叫丘念。丘念依仗着与元悦有密切的床笫关系，卖官鬻爵，劣迹甚多。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待在王府中，故而郦道元只能伺机而动，等到他偶然回家之时，一举捕获。汝南王知道丘念必将被郦道元处以极刑，因此立即向当时专擅朝政的灵太后说情，恳求她出面干预。灵太后已有意赦免丘念，岂料郦道元偏不屈服，乘着圣旨下达之前处死了丘念，并且以“包庇纵容”的罪名弹劾汝南王元悦。于是二人结下深怨。
萧宝寅乃是南齐政权末年的君主明帝萧鸾之子、东昏侯萧宝卷之弟。萧齐败亡之后，他便投奔元魏，旨在借助北军“复国兴邦”，然而多年来屡屡败绩，始终未能如愿。有些朝臣对他颇有微辞，萧宝寅内心也惶恐不安，害怕朝廷对他起疑，正在考虑下一步的退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汝南王出面保奏郦道元为关右大使，让他去处理萧宝寅这一棘手的问题，显然并非出于善意。
萧宝寅果然大起恐慌，断定郦道元是来收拾自己；而左右的亲信又频相撺掇，声称“天意”已经表明萧宝寅将要成为关中之主，不如先发制人。于是，萧宝寅派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率军将郦道元围困于阴盘驿亭。驿亭位于一座山岗之上，而饮水则来自岗下的井中。郦道元既被围困，无法获取井水，便在岗上临时掘井。然而，深挖十余丈，仍然未见滴水。此时人困马乏，叛军乘机逾墙而入，郦道元与两个侄儿一起被害，时在孝昌三年（527）十月。
郦道元除了以执法威猛而著称外，还以博学多才而闻名。他读书极多，著作亦丰，但是最为后世称道者，则是《水经注》。此书共有四十卷（今本四十卷内，实际上有五卷已是后世的辑本），原意是为桑钦的《水经》作注，但是《水经》所记水道一百三十七条，而《水经注》则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大至江、河，小到溪津陂泽，一一穷源究委，详细记述了水道所经地区的山陵、原野、城邑、关塞等处的地理状况、建置沿革、历史事件，以及人物乃至神话的传说。其资料之全面翔实令人叹为观止，是为不可多得的有关古代中国的综合性地理著述。
李业兴 （484—549） 上党（郡名，辖境约相当于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长子人。其祖父李虬、父亲李玄纪，均曾因在儒学方面颇有成就而举孝廉；李玄纪卒于金乡守令的任上。
李业兴自幼为人耿直，生性刚烈，他精研学业，不惮劳苦，千方百计地寻访良师，对于各种异说极感兴趣。后来，他师事于在赵魏地区授业的大儒徐遵明。当时徐遵明所撰著作尚少，故而声名不是很高；而渔阳（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的鲜于灵馥也聚徒教授，人们对他的赞誉之声却大大超过徐遵明。
李业兴慕名而往，旨在从鲜于灵馥那里接受一些新的知识。当鲜于灵馥得知李业兴的导师乃是徐遵明后，不免有些藐视的意思，故意挖苦他道：“你跟随徐博士已有多年，到底从他那里学到了些什么好东西呢？”李业兴当时默然不语，鲜于灵馥以为他已甘拜下风，也就不再追问。未几，鲜于灵馥论及《左传》，李业兴便提出几个深奥的问题，涉及《左传》的根本大义。鲜于灵馥从未考虑过这些方面，以至东拉西扯，言不及义。李业兴则侃侃而谈，阐述得精妙无比，并在最后对鲜于灵馥说道：“我的这些言谈，全都得自徐师；作为徐博士的学生，大致就是如此！”言毕，径自返回徐遵明的授业之所。
经过这场风波，原先追随鲜于灵馥的生徒纷纷转赴徐遵明处，其他地方的儒生也都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徐遵明的学所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以至在魏末及北齐、北周时期中国北方的经学诸生，大多出自徐遵明门下，如卢景裕、崔瑾、李周仁、张文敬、李铉、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熊安生、乐逊等名噪一时的儒者均曾师事过徐遵明。或谓徐遵明有此成就，李业兴功不可没，其语未必毫无道理。
李业兴博涉百家，图讳、风角、天文、占候，无不精熟于胸，尤其是算历方面，更是他的强项。他初为王遵业的门客，举孝廉，为校书郎。他鉴于当时历算有误，便在延昌年间（512—515）作《戊子元历》，上呈北魏宣武帝。当时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也都各献新历，宣武帝要众人合成一部最佳历法，结果以李业兴之历为主，撰成《壬子历》，于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奏准实施。后来，李业兴又修改《殷历》及《黄帝历》，各成一卷，流传于世。
此后，在北魏末年帝君频繁更替的形势下，李业兴仍然以其出色的学问而屡获迁升：孝庄帝时，他奉旨典仪注，拜为著作佐郎，并以造历之功而赐爵“长子伯”；长广王时，除通直散骑侍郎；节闵帝时，他仍在通直，并加宁朔将军，又除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孝武帝时，转散骑侍郎，除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封屯留县开国子。
东魏政权在高欢的主持下正式建立，拥戴元善见为帝（史称“孝静帝”），并于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迁邺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云，邺都的旧基业已毁灭，若欲重建，则缺少古籍图记；唯有硕学通儒、博闻多识者才能担此重建大任，而李业兴正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孝静帝准奏，于是，李业兴在翌年除镇南将军，与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高隆之共同缮治三署乐器、衣服及百戏之属。
天平四年（537），李业兴与兼散骑常侍李谐、兼吏部郎卢元明一起出使江南的梁朝。梁散骑常侍朱异素闻李业兴盛名，颇为不服，便乘此机会与他辩论古经之义，其意旨在驳倒李业兴，“为国争光”。哪知事与愿违，李业兴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找出朱异答辩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使他屡次哑口无言。此后，梁武帝萧衍也与李业兴论及《诗经》、《易经》、《尚书》、《礼记》等，李业兴都一一作了精妙的阐述，梁武帝对其学识之渊博、思维之敏捷，也深为佩服，叹为观止。
使梁回来后，李业兴兼散骑常侍，加中军大将军。嗣后则与右仆射高隆之及其他朝臣在尚书省议定五礼。至兴和（539—542）初，李业兴又著《甲子元历》，颇为流行；不久又参与制定《麟趾新制》。武定元年（543），除国子祭酒，仍侍读；武定三年（545），则出任太原太守。东魏的专擅朝政的实权人物高欢每次出征之前，都要前访李业兴，以卜战事前景；武定五年，高欢的长子高澄则任他为中外府谘议参军。李业兴与政界的关系遂越来越密切。
正因为李业兴不由自主地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再加上自己性格躁烈，常因辩论而得罪他人，所以不久后竟被有司以某种罪名处以软禁。他在禁闭中仍未放弃学术，还创制了《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为章，四千四十为部，九百八十七为斗分，并以己未为元，始终相维，不复移转，与后世的历法不同。武定七年（549），李业兴卒于软禁之所，享年六十六岁。
评： 寇谦之伪托“太上老君”赐书之类的做法，这是一般传教士都会玩弄的把戏，不足为训。但是他利用统治者企求“升仙”的心理，将道教推衍开来，并清理和整顿了此前杂乱无章的道教组织与科律，改革天师道，制定乐章诵戒新法等，则顺应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发展。
王显的医术高明，胜过乃父，甚至名医徐謇有时候亦有所不及。他因此仕途亨通，甚得帝王亲幸，以至历任高官。王显热衷于功名，本来无可厚非；弹劾百官，亦属职责所在。然而，他难免恃势使威，触犯众怒；更有甚者，是过深地卷入了权力之争，他最终惨遭横死，显然也并非毫无缘由。设若王显能以其全部聪明才智，专注于医学研究，则于世人将有更大贡献。“权”之害人害己，于此可见一斑。
郦道元在踏入仕途之初，即因秉法清勤而获得李彪的好感；嗣后每到一处，便以治政苛严而著称于世；最终被害于阴盘，也间接地起因于刚正不阿的倔强脾气。在他治下，固然难免刑罚过严，乃至轻人性命之事，但是总的说来，毕竟奸邪之徒远避他方，盗贼山寇不敢作乱，广大百姓的获益之处显然远远超过所受祸害。因此，《魏书》将他编入《酷吏传》，似乎有失公允。郦道元的功、过，至少是七与三之比，较诸后世那些胁肩谄笑，专刮民脂民膏的狗官们，不啻霄壤之别！其治学的态度显然与治政一般，严谨踏实，一丝不苟，《水经注》对于后世文化的贡献之巨，自不待言。故而无论就为人而言，还是就治学而言，郦道元都有值得后人赞许和学习的地方。
李业兴博览群书，精通百家，学术精微，当时无人企及。世人对此异口同声，全都深为钦佩。然而对于他待人接物的方式，则颇有微辞：凡与之好合者，他会倾囊相助，甚至不惜献出生命；但若与之相忤，他则声色俱厉，斥骂不休，颇失儒者雅量。如此作风，不免得罪于人，其晚年坐事遭禁，显然与此有关。富于才学者，常常自视过高，固执己见，以至在不知不觉中置他人于尴尬的境地。这一缺陷貌似微不足道，但有时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学者千万小心，应该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