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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澄 （467—519） 字道镇，其祖父即太武帝的长子，皇太子拓跋晃；拓跋晃因先于太武帝而卒，故未能继承皇位。澄袭其父亲之爵而为“任城王”，由于他在世时，孝文帝已经改皇姓“拓跋”为“元”，故后世按惯例称之为“元澄”。
元澄从小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其父拓跋云去世后，他承袭封爵，并加“征北大将军”。孝文帝在位时，他年岁虽轻，却在征讨柔然、镇压反叛的氐、羌诸族的战争中均建有功勋，因此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出任梁州刺史。当时的太皇太后冯氏相当赏识他，曾对中书令李冲郑重其事地说道：“这个年轻人气宇轩昂，谈吐不凡，日后肯定会成为皇族中的卓越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十分合乎我的心意。你要记住此语，我可不是在随便臧否人物。”
元澄不但在担任梁州刺史期间采用怀柔之道，令剽悍的仇池氐帅杨仲显、婆罗、杨卜兄弟等人心悦诚服地归降北魏朝廷，并在嗣后出任徐州刺史期间，也治理得有条不紊，政绩斐然。于是被孝文帝召到京师，引见于皇信堂。
孝文帝问元澄道：“想古代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铸刑书，而晋国的叔向非议之。这二人都是当时的贤士，那么到底谁对谁错？”元澄答道：“郑国辖地狭小，国力颇弱，鉴于境外强敌环伺，国内民心不稳，遂铸刑书，以立威信，否则其国必乱。这一做法虽然有违古训，但是合乎郑国的客观环境，所以说子产是对的。至于叔向批判此举，旨在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古训，因此只能说他在道理上不错，而于具体事务却无裨益。”孝文帝听了，高兴地说道：“你如今可以作为我大魏的子产。”
元澄答道：“我虽不敢以子产自比，但是依我之见，陛下现在固然广有国土，天下却仍未统一，江南尚为异姓之人占据，故而暂时还应使用子产之法，不以礼治，而以威服。待到天下大同之后，再以王道教化黎民。”孝文帝在当时正一心致力于改革，所以对于元澄之语深有同感，笑着称赞道：“如果没有你任城王，我就难以认识变革的道理了。如今我正欲创改朝廷制度，希望你能与我共同完成这千秋功业！”
嗣后，元澄便被征为中书令，改授尚书令，协助孝文帝推动改革进程。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开始计议迁都之事，特召元澄入宫商讨。孝文帝说道：“我大魏兴自北土，定都平城。但是这里似乎只是用武之地，并非以文熏化之方，要想移风易俗，十分艰难。我意欲南迁河洛，主宰中原，你以为如何？”元澄答道：“伊洛地区正是天下的中心，陛下要制御整个华夏，确实应该迁都洛阳。”但是孝文帝又不无担心，说道：“大魏的贵族、大臣，大多源出北方，因此我若南迁，他们或许会竭力反对。”元澄则鼓励他道：“陛下所干的正是非常之事，而非常之事即应采取非常手段，陛下坚持己见，难道臣下敢于不听？”
孝文帝龙心大悦，称赞元澄好比当年辅佐汉高祖成就大业的张良，于是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并兼尚书左仆射。在这以后，由元澄在旧都宣布迁都之诏，并总司迁都的一切事宜。元澄充分施展其辩才，引经据典，逐一说服众朝臣；又公正合理，量才录用地在数万旧都官吏中选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大臣，出任新都的各级官员。由于他的干练，遂使南迁之事得以顺利进行，以至孝文帝感慨地说：“若无任城王，我的事业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
穆泰曾经得宠于孝文帝，然而他是反对迁都的主要人物之一。太和二十年（496）冬天，穆泰改任恒州刺史，一到任上，便与前任刺史陆睿相谋作乱，共推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君主。哪料阳平王却立即密报朝廷，孝文帝因此急忙与元澄商量对策。当时元澄正有病在身，但是为了军国大事，便毅然受命北进，旨在抚平此乱。
当元澄一行来到雁门时，雁门太守报称穆泰已经引兵西赴阳平，元澄下令立即赶奔阳平。右丞孟斌劝道：“如今贸然急进，似有未妥，不若先召并州、肆州之军，待实力强大后再逐步推进。”元澄则答道：“穆泰既然图谋作乱，本来应该据城固守，如今却奔赴阳平，似乎是因为军力薄弱之故。他既不抗拒官兵，我们也不宜随便调发大军。只要迅速前去示威震慑，便有可能不战而胜。”
他当即下令日夜兼程，加速前进，并派治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先行，疾驰平城，出其不意地以皇命晓谕穆泰的党羽，说明利害得失、祸福关系，遂令党羽们不再为穆泰所用。穆泰无计可施，便率领手下仅剩的数百亲信攻击李焕，却未能取胜。斗志尽失的穆泰于是从城西夺路而逃，却被李焕擒获。元澄大队人马旋即也到达平城，将陆睿等百余名作乱的首脑一一逮捕，安抚民众，迅速弭平了这场叛乱。
孝文帝得知这一喜讯后，便召集公卿大臣，表彰元澄，他对众人说道：“任城王真可谓社稷之臣！而你们若逢此事，能够如此神速地解决这个难题吗？”遂任命元澄为正尚书。
太和二十三年，南朝萧齐遣兵入侵北魏汉阳，孝文帝抱病亲征，于四月丙午日卒于途中的谷塘原。元澄与彭城王元勰接受遗诏，尽力稳定政局。他们先是秘不发丧，只让少数几个侍从知道驾崩之事。此外，一方面命中书舍人奉诏将太子召来，另一方面则密报留守洛阳的于烈，注意消除一切不安定因素。到京之后，再公开发丧。并遵照孝文帝的遗嘱，将其皇后冯氏赐死，因为冯皇后曾与人私通。
元澄继续辅佐宣武帝元恪，相继出任梁州刺史、相州刺史、雍州刺史、扬州刺史、定州刺史等职，并与南齐屡次交战，取得胜利。不过，其后高肇擅权，十分忌恨皇族中特有声望的人，元澄首当其冲，于是终日酣饮，佯狂避祸。待到延昌四年（515）正月丁巳日，宣武帝病卒后，继位的孝明帝年岁尚幼，而高肇却在外拥有征蜀之兵，因此政局极不稳定。于是，素有声望的元澄再度出山，为尚书令，总摄百揆，终于使元氏的江山得以稳固。
在其后的数年中，灵太后专主朝政。元澄依然尽心匡辅，见到有不利于国不利于民的事情，就必定谏诤不已，即使未见采纳，也仍旧忠心耿耿，他的为人受到朝野的一致赞誉。当元澄在神龟二年（519）去世之时，灵太后亲自送葬至郊外，悲哭不止，随从的千余朝臣也无不流泪。这样的荣耀在当时确实无人享有。
李 冲 （450—498） 字思顺，陇西（郡名，辖境约相当于今甘肃陇西县一带）人。其先祖为西凉政权（400—421）的王族：祖父李翻的弟兄李歆、李恂便分别为西凉的第二、第三代君主。该政权被沮渠氏的北凉击灭后，李冲的父亲李宝归降北魏太武帝，被拜为沙州牧、敦煌公，仍然镇守敦煌。李宝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入朝后，便留在京师，相继任外都大官、并州刺史、内都大官等。
李冲乃是李宝的幼子，亦即第六子。父亲去世时，他年仅十岁，故而长期跟随出任荥阳太守的长兄李承，受其训育教导，从小就气度不凡，颇得大哥的青睐。李承常说：“这个孩子决非池中凡物，日后定能光大我李氏门户。”事实表明，李冲确有出众之处：当时官家子弟侵犯百姓的事情司空见惯，但是李冲与其年龄相仿的侄儿李韶却洁身自好，从不仗势欺人，因此博得庶民的一致赞誉。
献文帝在位后期，李冲为中书学生；至孝文帝初年，则按照惯例选为秘书中散，主司皇宫的文书之类。由于他机敏干练，办事认真，因此逐渐获得圣上的恩宠，后来则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
北魏王朝前期，基层的行政管理并不规范，只设立“宗主”督护普通庶民，故而户籍之数十分模糊，有时五十家，有时三十家，均可作为一“户”。这对于国家的税赋徭役来说，显然极为不利。李冲认为必须改革，遂在太和十年（486）上书，首创“三长”之制：
每五家设“邻长”，每五邻设“里长”，每五里设“党长”。这三长均须选择当地的精明能干者充任，其职责乃是检正户籍、均平赋税劳役，并兼及教化、赈养诸事。三长在各自岗位上若连续三年没有过错，则可以升迁一级。此外，尚规定一对夫妇每年交纳一匹帛、二石粟；年逾八十者，允许一个儿子不服劳役；因孤老、重病、贫穷等而不能自我赡养者，则由三长轮流供养。
书奏之后，孝文帝以及当时对朝政拥有很大影响力的太皇太后都认为这一建议不错，于是交给众公卿再议论一下，哪知却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中书令郑羲说道：“设立三长，乃是统一天下之法，说说似乎很有道理，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假若不信此言，那不妨先行试试，待到失败之后，方始知道吾言不谬。”太尉元丕说道：“我认为，此法如果付诸实施，倒是于公于私都有得益。但是目前国家正有要事，若校比户口的话，必将引起百姓的怨恨。不如过了今年秋天，到冬季再遣使各地办理此事为妥。”
李冲则争辩道：“庶民既然得知政府有立长校户的打算，若朝廷迟迟不正式推行此法，则他们得不到均徭省赋的实惠，便会产生怨望。所以应该迅速布告天下，令百姓得知此法合乎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样，民众自然会踊跃参与，三长之制也就易于建立了。”著作郎傅思益再以旧制实施已久，一旦改动，恐起骚乱为由，反对新法。但是，最高权威太皇太后却支持此议，说道：“设立三长后，则赋税徭役都有了标准，老少无欺，贫富相同；以前逃避国家赋敛的人家，也都无法再存侥幸之心。这有什么不好？应该尽快施行。”
于是，百官无人再敢发表异议，李冲倡导的“三长制”得以在各地推行，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政府与百姓均感方便，获益不浅。李冲也因此功而迁升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并依旧保留给事中之职。其后，则转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李冲越来越得到太皇太后的宠幸，不久后又晋爵“陇西公”；所获赏赐每月多至数千万钱，并有许多珍宝、御物，价值连城。李冲本来家境清贫，至此方始成为富户。
李冲毕竟是个杰出人物，他深知骤然的高名厚利未必都是好事，因此拿大量的钱财馈送他人，近至亲戚，旁及乡闾，尤其广施贫穷庶民。于是，非但无人妒忌李冲的暴富，而且到处传颂其乐善好施、心系黎民的事迹。李冲顿时名扬天下。
李冲的四哥李佐，当初与河南太守来崇一起从凉州入朝魏廷，二人的关系一向不好。后来，李佐借故构成来崇之罪，来崇竟因此饿死狱中。后来，来崇之子来护伺机报复，以李佐贪赃之罪，将他投入狱中，并且连坐李冲等人。直到大赦，李氏兄弟才得以脱罪，李佐因此又恨极来护。待到李冲得宠，权倾朝野之时，来护为南部郎。他深恐遭受报复，所以常常避让李冲。而李冲却表现出充分的豁达大度，总是主动安抚来护，甚至在来护被其他人诬以贪赃罪时，李冲反而上书朝廷，为之开脱，终于使来护未受处罚。
又，李冲有个名叫阴始孙的表外甥，自幼丧父，一直得到李冲的照应。后来有人想求官职，便企图通过阴始孙送匹骏马给李冲。哪料阴始孙收下了马，却不向李冲说明原委，只是利用一次机会将马借给李冲骑。那人见李冲骑了他的马，却久久不提官职，于是自己向李冲诉说了此事。李冲闻得此言，气得七窍生烟，竟将阴始孙依法处死。
天下百姓对李冲这种禀公而断，不以亲疏定喜恶的高尚品格予以高度评价，赞声不绝。孝文帝也对他十分敬崇，委以重任，君臣之间的感情甚笃。皇太子立后，任命李冲为太子少傅；后宫按照《周礼》而置夫、嫔等级后，则纳李冲的女儿为“夫人”。李冲在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此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有关新都的一切营造方案均出于李冲之手，因为他在建筑方面也有出众的才能。孝文帝南征，李冲则留守洛阳，兼任左仆射。在孝文帝从事的各项改革上，李冲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竭忠事君，知无不言，公文积案，终日批阅，勤奋勉力之至，为许多朝廷重臣所不及。由于操劳过度，年方四十便鬓发斑白了。
李冲当年曾经向孝文帝推荐过一名颇具才学的贫士，名叫李彪。李彪确也不负所望，出任中尉之后，嫉恶如仇，不论皇亲、贵臣，凡有过错者均遭弹劾，因此深获孝文帝亲宠。李彪在获宠后，对李冲的敬意却逊于从前，李冲从而颇为不快。
孝文帝南伐期间，李冲与任城王元澄共掌朝政。李彪性子刚烈，经常与李冲的意见相左，并且自恃身为法官，办事确实比较专断。李冲无法忍受，于是新债旧账一起清算，禁止李彪于尚书省，并上表弹劾之，言辞十分激烈，乃至说：“应将李彪发配至北方荒原，以除乱政之奸。假如我所说者为凭空捏造，则可将我投诸四裔，以戒诬告之风。”
孝文帝心知李冲在这件事上心地过于狭窄，因此只将李彪除名，而未施以重罚。但是李冲却怒火中烧，屡次列数李彪之罪，以至破口大骂，拍案掷几，后来则更语无伦次，不时喝骂“李彪小人”，以至成病，医药无效，或以为乃是肝裂。如此经十多天后去世，年仅四十九岁。孝文帝大感悲痛，天下百姓也为之惋惜不已。
于 烈 源出鲜卑，其祖父于栗碑，武艺高强，历仕于北魏道武、明元帝、太武帝诸朝，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卒后赠“太尉公”。其父于洛拔，则仕于太武帝、文成帝时期，曾任侍中、殿中尚书、尚书令等职。
于烈乃是长子，擅长骑射之术，状貌威武异常，然而不善言谈。年纪很轻便拜为羽林中郎，后来迁羽林中郎将。至孝文帝延兴初，领宁光宫的宿卫事，后迁屯田给纳。太和初，受诏案验秦州刺史尉洛侯等人的贪残不法之事；后又奉旨讨伐肆州图谋不轨的沙门法秀。由于建有很大功勋，故与元丕、陆睿、李冲等人一起，由当时摄政的太皇太后赐予金策，许以日后有罪不死，并加散骑常侍，迁前将军，晋爵洛阳侯，不久后转卫尉卿。
孝文帝在计议迁都洛阳之事时，许多鲜卑旧族留恋本土，不愿南下。孝文帝曾经问于烈道：“你对此事有何看法？”于烈答道：“陛下英明，高瞻远瞩，自有长远谋略，不是我等愚昧之徒所能理解的。不过依我估算，客观地说，则愿迁的和不愿迁的大致各占一半。”孝文帝赞许地说道：“很好，你既然不唱反调，即是同意迁都了。我很感谢你的支持。”接着，命于烈先回平城旧都，将那里的一切政务都交给他主管。临别前，孝文帝握着于烈的手道：“宗庙之事，十分重要，我郑重相托，盼望你能小心谨慎地将先祖的灵驾早日护送至洛阳。”此后，于烈相当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使命，遂迁光禄卿之职。
太和二十年（496）冬天，穆泰、陆睿谋反于旧都平城，此乱后来被任城王元澄抚平，孝文帝处死了穆泰、陆睿等人，查其同党，多为参与创建北魏王朝的源自漠北的鲜卑旧族，但是于烈一门却与此事丝毫无涉。孝文帝因此更加器重于烈，嘉奖他的忠操，赐予玺书、金策，拜为领军将军，并对彭城王元勰说道：“于烈乃是先朝旧臣，忠心事主，智勇双全，所以日后若逢军国大事，可以请他共同商讨。”
太和二十三年，南齐萧氏政权派遣太尉陈显达入寇魏境，孝文帝抱病亲征，临行之前，将留守洛阳都城的重任交给了于烈。他握着于烈之手，说道：“我走之后，都城空虚，你必须小心在意，特别对二宫之地严加守卫，以杜绝篡权者的一切痴心梦想。”于烈唯唯称是。其后，孝文帝虽然击退陈显达，但是自己也病逝于归途中。于烈得到彭城王的密报，外表一如既往，但实际上则严加戒备，终于保证了宣武帝元恪的顺利继位。
在宣武帝治下，于烈仍然得到重用。但是，宣武帝当时年岁尚轻，较为软弱，而他的二叔咸阳王元禧却曾受孝文帝遗诏，要辅佐朝政；他作为宰辅之首，颇为擅权，收受贿赂，结党营私。于烈对此十分担心。有一次，元禧派遣一名家丁向于烈传言，要求将羽林军的虎贲执仗供他调遣。于烈当即断然拒绝道：“天子将政务交给宰辅，那我无权干涉，但是羽林军的宿卫之事，却归我主管，没有圣旨，怎么能私授这种大权？！”
家丁禀报元禧后，元禧又派人对于烈狂妄地传言道：“我过去是天子的儿子，现在是天子的叔父，又是宰辅之首，我的命令不就是诏书吗？”于烈立刻声色俱厉地答道：“天子之子与天子之叔，是一回事。至于诏书，则必须经圣上签署，并且由朝廷大臣宣读，哪能由私家的奴才来索取羽林军的道理！今天，我的头颅可以拿去，但你要羽林军却绝不可能！”这番义正词严的斥责，令咸阳王无言以对，只能事后设法将于烈调出京师。
宣武帝旋即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决定从元禧手中夺还政权。景明二年（501）正月，宣武帝乘夜将于烈的儿子于忠秘密召至宫中，对他说道：“你的父亲忠于皇室，乃是社稷之臣。请他明天早些入宫，我有要事和他商量。”翌日清晨，于烈奉旨前来，宣武帝说道：“如今我的那些叔父似乎都有些不太可靠，尤其是咸阳王。我想请你用武装把他们召来，未知可行否？”
于烈慨然答道：“老臣历事数朝先皇，一向以忠勇见称。今日之事，我一定尽力而为。”于是，他召集了六十名值殿将士，把正好聚集在一起，准备拜祭宗庙的咸阳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等人“护送”到了光极殿。宣武帝随即下诏，宣布自己业已亲政，让诸王回府，听候进一步的调用。在这种场合，元禧等人当然乖乖地“归政”于帝。这样，由于于烈的果断措施，宣武帝的政权得以巩固，而于烈便出任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军，晋爵为侯，从此长期守卫禁中，参与一切机密大事。
自从宣武帝亲政之后，元禧总是觉得惶惶不安，加上有传言说，圣上意欲借故诛杀咸阳王。元禧越想越怕，竟在当年四月与其妃兄、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密谋造反。当时宣武帝正在小平津狩猎，元禧本欲先勒兵占领洛阳城外的军事要地金墉城，但是犹豫半天之后，竟未敢发难，遂相约众人不泄此谋，改天再动手。哪料武兴王杨集始随后即向宣武帝飞骑告密。
宣武帝闻讯大惊，此时左右侍从多因狩猎而分散在外，几无人员可以差遣。仓促之际，只得命于忠疾赴京城，请留守洛阳的于烈设法。于烈获报，立即严密戒备，并吩咐儿子转告宣武帝：“我虽然年迈，但是心力未衰，有足够的把握对付这等猖狂叛逆。圣上但请宽心，尽可徐徐返京，以令黎民安心。”果然，待到宣武帝返回洛阳，元禧已经慌忙遁逃。于烈以三百骑追击，将元禧一举擒获。
景明元年（501）九月，宣武帝将于劲的女儿，亦即于烈的侄女立为皇后，史称顺后。于烈的身份则兼为“国丈”之兄，更得圣上的优遇。当他在六十五岁那年病卒后，宣武帝为之举哀于朝堂，赐物无数，并赠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钜鹿郡开国公，可谓荣耀之极。
陆 睿 （？—497） 字思弼，源出代北“胡人”，先祖曾为部落领袖。其祖父陆俟，历仕于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晚年拜“征西大将军”，晋爵“东平王”；其父亲陆丽，在太武帝卒后，有拥戴文成帝拓跋濬入继大统之功，故备受宠信。
陆睿之母张氏，本是太武帝之皇太子拓跋晃的宫女，后来赐给陆丽，于是生下陆睿。陆睿丧父之时，年仅十余岁，遂袭爵而为“抚军大将军”、“平原王”。他勤于学业，沉稳不露，待人谦和，礼贤下士，因此二十岁前，就已经有人预测他将来会成为国家栋梁、朝廷宰辅了。陆睿娶东徐州刺史崔鉴的女儿为妻，崔鉴对这位“乘龙快婿”也相当欣赏，认定他会很有出息。后来，他果然逐步升迁，为北征都督，拜北部长，转尚书，加散骑常侍。
太和八年（484）正月，陆睿与陇西公元琛分别为东、西二道大使，巡察各地，褒善罚恶，陆睿办事干练，执法公允，获得一片赞扬之声，闻于朝廷，颇得奖励。后来则率军讨伐犯塞的柔然人，以五千骑兵追杀遁逃的柔然，生擒其酋帅赤河突等数百人。因功迁尚书左仆射，领北部尚书。
自从道武帝拓跋珪正式建立政权以来，魏廷在一百年间因赏功臣而封了许多“王”，其中有的是皇族拓跋氏之同姓王，有的则是异姓王。孝文帝为加强中央朝廷的权力，便于太和十六年（492）颁诏，将异姓的五等爵位均降一级，即，“王”降为“公”，“公”降为“侯”，依次类推。陆睿亦在此列，被改封为“钜鹿郡开国公”，食邑三百户。其后，陆睿曾与阳平王元颐并为都督，率步骑十万大破柔然；在孝文帝讨伐南齐之时，又改授征北将军；后来除使持节，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恒州刺史，行尚书令。
翌年，孝文帝决计将其迁都洛阳的设想付诸实施，鉴于许多旧臣对于迁都之事持有异议，故而声言要南伐萧齐，遂于七月进行全国总动员，发表文告，移书各地，广征兵丁，大造舆论。并且果真率领步骑三十万发自首都平城，向南进发。
陆睿是竭力反对南迁中原的朝臣之一，于是上表制止孝文帝讨伐南齐：“如今萧鸾僭称帝号，窃居江南，罪恶滔天，人神共愤，确应讨灭之。但是依我之见，萧氏据有长江天险，我军急切之间恐怕难以渡越；此外，南方又湿热多疫，我军于盛夏征讨，必易染上疾病。再说大魏的国力尚不强盛，如此兴师动众，远征异地，靡费十分巨大，军旅亦将疲劳。以这样的军队去攻打固守要塞的南人，胜算实在不大。因此，陛下还宜暂息干戈，养精蓄锐，待到兵精粮足之时，再挑选勇将，一鼓作气，扫平江南，岂不为美？何必一定要在今年匆匆忙忙地苦苦争夺小片土地呢？”
类似陆睿这样劝谏孝文帝不宜南征的朝臣为数不少，而孝文帝在装模作样地坚持再三之后，也就听从了众人的意见。不过，作为折中，他对群臣说道：“我如今已经告示天下，要南伐萧齐，若最终言而无信，自行撤兵，日后怎能服天下之众？所以，我即使不再南伐，也当迁都中原之地！”实际上，这正是孝文帝号称“南伐”的真正目标。公卿大臣们当然不能不给圣上留个台阶，于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事便得以实现。
然而，陆睿始终怀恋北土，总想使孝文帝返还旧都。太和十九年（495）三月，孝武帝的冯皇后之父，太师京兆武公冯熙卒于平城，而此时孝文帝正在中原的彭城。于是，陆睿与同样不愿意南迁的平阳公元丕一起上表，要求孝文帝北返平城，为冯熙举丧送葬。孝文帝不禁十分恼怒，斥责陆睿道：“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天子要奔后父之丧的！如今我刚想专心一致地营建新都，主宰中原，你们却想方设法地引诱我返回旧土，难道是企图毁坏我的千秋大业吗？！”当即命御使追究罪责，陆睿遂被削夺都督三州诸军事之职权。
这次降职却并未令陆睿有所收敛，他随后竟与穆泰等人勾结起来，相谋作乱，终于身败名裂。
穆泰也是源出鲜卑的“代人”，由于是功臣的子孙，故而得以娶章武长公主，拜为驸马都尉，官至右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当初，太皇太后冯氏总摄朝政之时，见孝文帝年轻英明，怕他日后不受自己控制，便欲废黜之，将他囚于空室之中，绝食三天。是穆泰、李冲等人苦苦劝谏，太皇太后方始打消了废黜孝文帝的念头。因此，穆泰在此后便深得孝文帝的宠幸。
自从迁都之后，穆泰见孝文帝对中原汉族的儒生多加重用，而对来自故地的漠北旧族却渐渐疏远，因此怨恨顿生。他不久出任定州（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满城、安国、饶阳等地）刺史，身体经常不适。遂在太和二十年（496）上奏孝文帝，声称自己不能生活在气候温热之地，否则就长期患病，因此请求改任恒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山西北部内长城以北、河北蔚县、阳原等地）刺史。
当时的恒州刺史乃是陆睿，孝文帝于是命穆泰与陆睿互易任所，不料这正是穆、陆等人所企盼者。穆泰赶赴恒州，陆睿却不动身，二人合谋，再暗中勾结乐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等人，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君主，准备起兵造反。
陆睿有些犹豫，怕急切之间不能取孝文帝而代之，因此劝穆泰稍缓举兵。但是元赜在假意与叛党周旋之际，却密报了洛阳朝廷，任城王元澄遂得以出奇兵突袭，一举全歼叛党。
穆泰及其同党全被处死；而陆睿则因早先曾蒙孝文帝特许赦免死罪，故这次略予“优待”，不明正典刑，而是赐死狱中，其家属也不再诛杀，只发配辽西为民。
评： 孝文帝曾经声称，若无任城王元澄的支持，他的改革必然不能成功。此语或许过奖了一点，但是离事实却并不很远。元澄十分懂得“古训”的重要性，但是他更知道“权变”的必要性。亦即是说，统治者若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根据当时社会的客观环境而制定各项政策，即使这些政策暂时违背所谓的“圣训”，也在所不惜。这种治政的思维方式值得称道，值得后世之人借鉴，尤其值得为政者学习和模仿。
李冲聪明能干，勤勉事主，确是一时之秀、栋梁之才。想当初他慷慨疏财，以德报怨，是何等的大度豁达，令人赞叹不绝。然而，他晚年对待李彪，却又显得器量狭小，不能容物，乃至怒而伤肝，竟然因此毙命！前后对比，不啻霄壤，原因何在？恐怕掌权之时过长，赞扬之声过多，均易令人自视过高、骄气渐生。一旦疏于自戒自省，便难免容忍不了逆己之言，从而酿成大祸。后世执掌大权之人，岂能不以李冲之死为戒哉？！
于烈历事元魏三朝，始终忠心耿耿，数次在皇室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乃至不惜以身家性命相抗争。相比之下，那些皇族人员，甚至所谓的“天子之子、天子之叔”，却不免觊觎大宝，潜心于争权夺利，而置社稷和黎民于不顾，哪里有半点“血缘之情”？常言“血浓于水”，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之谈罢了！
陆睿世代忠良，其本人也极有才干，获宠于当朝帝君，如若始终如一地忠心事国，其前途定然不可限量，成为一朝重臣，应在意料之中。然而，他偏偏抱残守缺，对于过去的生活万分留恋，对于孝文帝的革新却一味地予以拒绝，乃至最终干出谋反的傻事，导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