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政治是门阀政治。这种政治的表面形式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而其实质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这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所谓特定的条件，乃是指当时存在着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世族），一个丧失了权威但仍有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着空前尖锐的民族矛盾。这三个条件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导致政权体制的改易。东晋末年，起码前两个条件有了变化，那就是世族自身的腐朽、司马氏权威的完全丧失，这为以刘裕为代表的非世族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从刘裕的经历来看，他属于统治阶级的下层。史书上说他“奋起寒微”，表明他的出身不属于高门大族。在当时，这种出身的人物是不容易找到出头机会的，阻碍他们青云直上的，便是占统治地位的世族。自东晋孝武帝时起，随着大族势力的平衡被打破，朝廷内部的争斗此消彼起，孙恩借机起事，所到之处，尽杀世族的头面人物，给世族政治以沉重打击。刘裕就是趁这个机会建功立业的。

刘裕起家于京口。京口是北方各地流亡的世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民风强悍，民众敢于从军。谢安辅政时，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号称北府兵。淝水大战，苻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后来，这一支军队被派去镇压孙恩起义。刘裕投身其中，因勇敢善战，屡立大功，很快从一名低级军官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

元兴二年（404），桓玄篡晋。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推为盟主。在击败桓玄之后，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

东晋偏安，祖逖、庾亮、殷浩、桓温都曾北伐，他们不是得不到世族的支持，便是坐失时机，都没有成功。此时，北方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南燕，占有今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一部分地方，经常侵扰东晋边境。羌族在关中建立的后秦，统治着现在陕西、山西西南部和河南黄河以南的地方，也和东晋为敌。义熙五年（409），刘裕北伐，攻下南燕都城广固，俘获南燕主慕容超，取得了青州。义熙十二年，他分兵五路，水陆并进，再次北伐。一年之后，长安城头插上了北方汉人盼望已久的汉族旌旗。北伐的成就，提高了刘裕的声望。

在北伐的同时，刘裕也着力消灭南方割据势力。从义熙七年起，他先后打败了卢循、刘毅、谯纵和司马休之，南方出现了一百多年来没有过的统一。在完成这些军事行动后，东晋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元熙二年（420），刘裕建宋，仍建都建康，改年号为永初。

刘裕以军功起家，由布衣而至帝王，懂得民事的艰难；又发迹于东晋之末，亲历了门阀政治的弊败。称帝之前，他就留心吏治，革新内政；建宋以后，更着力于除弊政，理秩序，强化统治。

排斥门阀政治，伸张皇权，强化中央集权，这是新朝的历史使命。刘裕在诛灭刘毅之后，用申永之计，对大族门阀在朝堂上作了重新安排，虽承认他们的门第，经济上给予优惠，但在政治上只是选拔才能卓著的人充实政府机构。如此，皇权复归于常态，大族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为了改变地方拥兵自重并藉以割据的局面，新朝尤为重视对军事重镇的控制，荆州、扬州及南徐州，概由皇室宗亲出镇。

实行土断，从经济上加强集权。东晋以来，侨置郡县虽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行之既久，弊端日生：版籍不定，户口混乱，国家难治；侨户为大族荫庇，不服租役，大族得益，国家亏损。虽自成帝起，朝廷屡行土断，但措施不力，效果不显。刘裕执政后，再行“义熙土断”，雷厉风行，清理出大族非法挟藏的大量户口，增加了官府的财政收入。永初年初，他又下令严禁地方滥征赋役，减少部分杂税，废除用官府之名占据的屯田及园池。诸种措施，多管齐下，既保证了政府收入，也有利于发展生产。

刘裕治国严整，提倡节约，自己率先力行，与门阀大族的不求进取、穷奢极欲相比，新朝确有一番奋发的气象。

刘裕称帝三年病死，长子刘义符继位，大臣傅亮、徐羡之、谢晦等辅政。义符信任群小，游宴无度，不遵父规，不理朝政。在此期间，北魏攻夺宋地，司州（治洛阳）全部，青州、兖州、豫州大部，被北魏夺去。

景平二年（424），傅亮等废刘义符为营阳王，随即杀害之，迎立宜都王刘义隆继位，改元元嘉，是为文帝。文帝即位之后，对权臣擅政隐忍了三年。元嘉三年，以废立为由杀傅亮，逼徐羡之自杀，并发兵讨伐谢晦。自此，刘宋政权复归巩固，皇权有所加强。

在南朝历史上，宋文帝属于颇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发展经济方面，通过奖励农桑、兴复水利、减轻农民负担以及赈济灾民等诸种措施，长江流域，尤其是三吴地带，呈现出自东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景象，社会安定，政治较为清明，生产有较大发展。史称“元嘉之治”。

宋文帝凭借日益增强的国力，经常出兵北击。元嘉七年（430），宋遣右将军到彦之统军北伐，一度收复了司、兖、豫诸地，却由于战略失误导致败北，不但没有收复寸土，反而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在以后十余年时间里，北魏太武帝纵横驰骋，统一了黄河流域。元嘉二十七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爆发了一决存亡的南北大战。

是年二月，魏太武帝自率步骑十余万攻宋悬瓠城，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接着，宋文帝发大军，分东、西以水陆数路北伐，魏也号称百万渡河前来应战。宋将王玄谟率主力军攻滑台，被魏军击败。而西路军的柳元景、薛安都却屡破魏军，收复陕城和潼关。文帝因王玄谟溃败，召还西路北伐军。次年，魏军乘胜攻彭城，为刘骏所拒，转攻盱眙，又不克，魏太武帝乃率军南行直到瓜步（今江苏六合），声言要渡长江。文帝急调建康附近各州郡丁壮守城，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沿江戒备，严阵以待。魏军见形势不利，又逢缺粮，只好北退。其间，魏太武帝攻宋盱眙城三十日，魏兵尸体积高竟与城平，但仍不能攻入，只得退走。

此战之后，宋国力大损，边防线随之南移，即由洛阳、滑台撤至淮北。魏在此战中死伤过半，也疲惫不堪。自此，双方除了小规模的战事以外，不敢再大规模地较量，南北矛盾暂趋平缓。

元嘉三十年（453），太子刘劭袭杀文帝和江湛、徐湛之等大臣后，自立为帝，改元太初。这时，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出为江州刺史，正带着四州的军队攻打大别山以南的少数民族五水蛮，听说京城有变，即带领这支武装声讨刘劭。在沈庆之、柳元景等的帮助下，刘骏继位于新亭，斩劭于台城，是为孝武帝。

孝武帝性多猜忌，是个暴君。为了增强皇帝的权威，他厉行宋朝原有的典签制。每一镇将，不论是王或功臣，皇帝都派遣自己的亲信去做典签官，代镇将掌实权或分掌实权，并监视镇将的行动。他控制镇将愈紧，猜忌心也愈重，诸王因遭疑忌，先后被迫起兵作乱，宋朝廷从此陷入骨肉相残、君臣相疑的混乱中。

孝建元年（454），孝武帝因荆州是上游重镇，不愿意让其叔父南郡王刘义宣久任刺史，于是内调刘义宣为丞相、扬州刺史。刘义宣反叛，举水军十万，沿流而下，江州刺史臧质、南豫州刺史鲁爽等起兵响应。孝武帝一面派沈庆之率军在小岘一带击杀了鲁爽，解除了北面的威胁；一面遣王玄谟、柳元景率领水陆大军在采石、梁山和刘义宣、臧质进行决战。结果叛军大败，义宣单舸逃到江陵，为孝武帝新任的荆州刺史朱修之所杀。臧质亦逃至武昌，为人所杀。

孝武帝在位短短的十余年，还先后杀了他的弟弟南平王刘铄、武昌王刘浑、海陵王刘休茂及竟陵王刘诞等。尤其是刘诞，大明三年（459）为南兖州刺史，孝武帝因疑忌他而派出大军攻广陵（今江苏扬州），及城破，孝武帝下令屠城，把城中五尺以上的男丁全部斩首，死者数千人；城中全部女口也作为“军赏”，分赐给屠城有功的将领充当奴婢。

孝武帝死（464），子刘子业继立，年仅十六岁，却继续上演骨肉相残的丑剧。他杀死叔祖刘义恭及其四子，又杀弟刘子鸾、刘子师。刘子业不仅残杀骨肉，也杀了许多大臣名将、密戚近臣，如沈庆之、柳元景、颜师伯、王藻等，搞得“举朝遑遑，人人危怖”。刘子业还计划把剩余的六个叔父杀掉，其中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更是成为刘子业猜忌的对象。在宋朝诸帝中，刘子业是个狂暴淫乱的典型，集中体现了宫廷内室残暴丑恶的本质。

景和元年（465）十一月，刘彧的心腹阮佃夫等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刘子业，拥立刘彧继位，是为明帝。

刘子业未死前，曾派人拿着毒药去毒杀弟弟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子勋年仅十岁，江州的军事政治权力实际掌握在长史邓琬手中，邓琬起兵反抗。明帝即位后，邓琬在寻阳（今江西九江）拥立子勋为帝。子勋的两个弟弟临海王刘子顼、寻阳王刘子房，都由其长史作主，起兵响应。这就爆发了以明帝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和以晋安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的大内战。结果，孝武帝系诸王惨遭败绩。明帝将孝武帝的十余个儿子杀得一个不剩。

在宋王室骨肉相残的过程中，参加内战的镇将如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纷纷投依北魏，把淮水以北的广大土地拱手送给敌国。明帝虽遣沈攸之等与之抗拒，但遭覆败。至此，宋丧失了青、冀、徐、兖四州和豫州淮河以西九郡，边境线退至淮水以南，疆域再一次缩小。

明帝自己受着前废帝的迫害，几乎被杀，但到了他大权在握的时候，不仅杀尽了孝武帝诸子，还把自己的五个弟弟杀了四个。明帝死（472），太子刘昱继位，明帝仅存的一个弟弟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于元徽二年（474）起兵，轻兵急下，直捣建康。右卫将军萧道成指挥城防军队，坚守台城，并派黄回等人诈降计杀了刘休范，才把危局挽救了过来。文帝孙建平王刘景素看到政局混乱，朝权旁落，于元徽四年也在京口起兵，但不久败死。

在宋室互残的浪潮中，萧道成逐渐握掌了朝纲。元徽五年，他废杀刘昱，立昱弟刘准为帝，是为顺帝。之后，萧道成逐次消灭了其政敌袁粲、沈攸之等，于昇明二年（478）废宋建齐。 mK8Fc1W5yKUsN3Ltzw+zj2aG4wJUs0hEHqbdFw8cN7DZGdzXgXq9m1nVqIOp12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