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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魏、蜀、吴三国分立后实现了全国一统的西晋王朝，是在泰始元年（265）由司马炎正式建立的。然而，司马氏的逐渐崛起并取代曹魏，却要追溯到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
司马懿出身世族大地主，世代为二千石高官。他先任曹操的掾属，待到曹操封魏王、曹丕为魏国王太子时，又转为王太子中庶子，极得曹丕信重。至曹丕受汉献帝禅让，成为魏文帝以后，司马懿的地位日渐升腾。曹丕死，曹叡继位为明帝，司马懿受遗诏，与曹真、曹休等共同辅政。此时他的威望尚不及曹真、曹休，在曹魏政权中还未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自太和五年（231）曹真死后，司马懿开始掌握军权，而战胜蜀汉诸葛亮、消灭辽东公孙渊的功勋，则使他的威信与日俱增，有了与曹氏抗衡的资本。特别是魏明帝死后，年仅八岁的齐王曹芳即位，司马懿再受遗诏，与曹爽共同辅政，他虽遭曹爽的排斥和压制，却不露声色，以装病深自韬晦，暗中加紧策划，终于在正始十年（249）正月，乘着曹爽与曹芳出城祭扫高平陵（魏明帝墓）之机，一举发动政变（史称“高平陵之变”），杀了曹爽及其追随者，把曹魏的军政大权全部抓到自己的手中，为司马氏取代曹魏奠定了基础。
司马懿病死以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擅国政，诛杀任意，废立由己，向着代魏的目标一步步逼进。到甘露五年（260）杀魏主曹髦、另立曹奂为元帝时，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了。景元四年（263），司马昭命邓艾、钟会率军攻灭蜀汉，随即又讨平谋反的钟会，代魏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司马昭在咸熙二年（265）病死。于是，继承父、祖未竟之志的重任，便落到了司马炎的身上。
司马炎在咸熙二年八月继为相国、晋王。仅隔数月，他便在当年十二月毫不费力地逼迫魏主曹奂禅位，在祖、父辈奠定的基础之上，顺理成章地成了晋王朝的开国皇帝——晋武帝。晋武帝定都洛阳，后来他的孙子司马邺（晋愍帝）在长安被刘曜所灭，而司马懿曾孙司马睿又在江东建康建立政权，以承接晋朝皇统。所以，史家根据都城所处方位，把司马炎到司马邺为止的晋王朝称为“西晋”，司马睿继建的晋王朝为“东晋”。
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吸取曹魏时诸侯王没有实权、朝政容易落入他人之手的教训，实行了分封制度。泰始元年，宗室二十七人被分封为王。以后又陆续增封，前后共有五十七王。晋武帝这一措施对晋朝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出来。
平定江南的吴国，实现天下统一，是武帝亟待解决的大事。他采纳名将羊祜的建议，称帝不久就开始了伐吴的各项准备。泰始五年，羊祜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出镇襄阳，主持与吴国相峙的前线战事；泰始八年，武帝又根据羊祜的推荐，以王濬为益州刺史，秘密督造战船；咸宁四年（278），羊祜病逝，杜预继任为镇南大将军。经过多年的准备，优柔寡断的晋武帝在王濬、杜预的一再请求和张华的坚决支持下，终于排除了贾充、荀勖等人的再三阻挠，于咸宁五年十一月下令大举伐吴。琅邪王司马伷、王浑、王戎、杜预、王濬等将领分路进兵，势如破竹，江南州郡闻风而降。咸宁六年三月，晋军兵临建业城下，吴主孙皓穷蹙无计，被迫率众出降。割据江东八十六年的孙吴政权至此灭亡，天下重归统一。
平吴的历史性胜利，顿使晋武帝志得意满，立即颁布了数项对晋王朝很有消极影响的政策。其一，平吴以后，武帝自以为全国统一，天下从此太平，可以偃武修文，于是在平吴的当年就下诏罢州郡之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只置五十人。尽管当时的尚书仆射山涛竭力劝谏，认为不宜除去州郡武备，武帝却听不进去。罢除州郡武备的危害，很快就在几年后的国家动乱中暴露无遗。其二，平吴的当年，武帝就颁布了占田、课田令和户调之式。这一经济制度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强制性“驱民归农”的用意，但更多的则是着眼于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和维护世族大姓的利益。西晋王朝的建立，本来就没有经过急风暴雨式的血与火的洗礼，没有经过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的较大调整，而仅仅是以禅让的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曹魏政权的积弊和陋习。占田、课田令及保护世族大姓利益的措施，无疑大大加速了晋朝君臣和门阀世族的奢侈、腐朽。
晋武帝本人，就是一个荒淫、奢侈的君主。早在平吴以前，他就曾两次下诏挑选天下美女以充后宫，平吴后又下令把吴国建业皇宫中的五千多宫女统统收入后宫，使后宫的姬妾美女达到近万人。皇帝如此，贵戚公卿们自然竞相效尤。太傅何曾日食万钱，还抱怨无处下筷，其子何劭更是食必尽四方珍异，日费二万；家财万贯的石崇则与晋帝的舅舅王恺斗富，王恺纵有武帝支持，也只能甘拜下风。君臣贵戚的放荡奢侈，使人发出了“奢侈之费，甚于天灾”的感叹。而世家大族们为了维持其荒淫奢侈的生活，竞相不择手段地搜括钱财，对金钱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当时人鲁褒为此而写了《钱神论》，入木三分地讥刺了嗜钱如命的门阀世族。
晋武帝沉湎于酒色，无心也无暇顾及政事。杨皇后的父亲杨骏及他的两个弟弟杨珧、杨济得以用事，渐渐势倾内外，时人谓之“三杨”。山涛屡次提出规劝，晋武帝却知而不能改。
恰在此时，晋朝廷围绕着皇位继承人问题又发生了冲突。当初，司马师没有儿子，便以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过继为子。司马师死后，司马昭继兄执政，虽然立长子司马炎为太子，却总认为这个天下是司马师让给他的，他还得将它交还给过继给司马师的司马攸，因此对司马攸特别宠爱，直至临死时，还拉着司马攸的手再三嘱咐司马炎，希望兄弟友爱。司马炎成为晋武帝以后，封司马攸为齐王，立儿子司马衷为皇太子。可是，这个司马衷却是个白痴。朝廷大臣都知道太子不堪继承皇位，武帝的其他儿子又都年幼，所以大多希望齐王攸能够继承皇位。然而，皇太子妃贾南风是贾充的女儿，武帝宠信的大臣荀勖、冯
等人又党附于贾充，他们担心司马攸继位对自己不利，竭力反对废立太子，并且在武帝面前进谗言，怂恿武帝让司马攸返回自己的封国。武帝听信他们的谗言，于太康四年（283）逼令司马攸离京。司马衷的太子地位保住了，但在实行人治的时代，皇帝个人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白痴当太子，埋下了晋王朝的后患。
位居权要的杨骏本来就嫌忌皇族，尤忌汝南王司马亮，便乘晋武帝患病把他排挤出京城。太康十年十一月，司马亮以都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武帝虽在病中，也已觉察到了杨骏的咄咄逼人之势，他接受臣下的建议，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把太子的同母弟司马柬、司马
、司马允分别任命为都督关中、荆州和扬、江二州诸军事，意在借此部署达到遏制杨氏、辅卫京师的目的。然而，这些布置，并没有对杨骏产生多少遏制作用，反倒开启了诸侯王专制方面重镇的先河，割据称雄或举兵向阙的事情，便由此而起了。
太熙元年（290），纵欲过度的晋武帝病死，临终前指定由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但杨骏却与女儿杨皇后合谋，假传武帝诏书，令司马亮出镇豫州，而把单独辅政的大权抓到了自己手里。
晋惠帝即位后，杨骏独揽朝纲，令贾后十分恼恨。贾后凶狠奸诈，决心借助皇族的力量除掉杨骏和杨太后，扫清自己专权的障碍。元康元年（291）三月，贾后与楚王司马玮合谋，由司马玮领兵进京，借口杨骏谋反，杀了杨骏和他的两个弟弟，杨氏亲属徒党被杀者数千人。接着，贾后又把杨太后废为庶人，逼迫她绝食而死。贾后策动的宫廷政变，拉开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序幕。所谓八王，是指先后参与了争夺政权的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第四子）、楚王司马玮（司马炎第五子）、赵王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齐王司马冏（司马攸子）、长沙王司马乂（司马炎第六子）、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第十六子）、河间王司马颙（司马懿弟司马孚孙）、东海王司马越（司马懿弟司马馗孙）。这八个皇族诸侯王之间的争斗和厮杀，把西晋朝廷和国家搅得元气丧尽。
杨骏死后，朝廷大权改由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重臣卫瓘共同执掌，一心想专揽朝政的贾后仍然未能如愿，自然心犹不甘，于是又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之间的矛盾，先以惠帝的名义下手诏给楚王玮，以司马亮要废黜惠帝为借口，命其领军诛杀司马亮、卫瓘。待楚王玮执行命令杀了司马亮之后，贾后又矢口否认惠帝曾经下过手诏，给楚王玮加上了假传圣旨、擅杀大臣的罪名，除掉了司马玮。
随着司马亮和司马玮的相继被杀，朝廷大权终于落入贾后之手。贾后虽然凶狠狡诈，但除了依靠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之外，她也借助名士来收揽人心、辅佐朝政，起用了名士张华、裴
、裴楷、王戎等人，命他们共同掌管机要。从元康元年至九年之间，总算维持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在此期间，虽然有秦、雍地区的氐帅齐万年于元康六年称帝，御史中丞周处力战而死，但晋军仍然在元康九年平定了齐万年领导的反晋起义，晋王朝的统治尚能继续维持。
自以为地位已经稳固的贾后私生活日益淫乱，以致弄到了连其族兄贾模都实在看不下去的地步。加上惠帝与嫔妃谢氏所生的儿子司马遹被立为太子以后，与贾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贾谧唯恐太子日后当政，也会像贾后当年处置杨骏、太后那样来对付贾氏，因而力劝贾后废黜太子，另立柔顺听话之人。于是，贾后便在永康元年（300）正月，不顾朝臣的反对，诬陷太子司马遹密谋造反，将他废为庶人。
贾后废黜太子之举，引发朝廷大臣议论纷纷，愤愤不平。掌握宿卫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见有机可乘，在亲信孙秀的建议下，先派人四出散布谣言，诱使贾后在这年三月毒杀了被废的太子，随即在四月利用朝臣和禁军对贾后冤杀太子的怨恨情绪，邀约齐王司马冏等一同起兵，杀了贾后和张华、裴
等人。次年正月，野心勃勃的司马伦干脆废黜了晋惠帝，自己当起了皇帝。
赵王伦一旦称帝，顿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诛杀贾后之后出镇许昌的齐王冏首先发难，得到了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和驻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等人的响应。三王联兵打败了司马伦的军队。同年四月，司马伦的亲信将领王舆也在京城倒戈，迎惠帝复位，司马伦和孙秀相继被杀。但诸侯王之间的混战并未止息，反而越演越烈，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宫廷逐渐扩展到了地方。
西晋宗室诸王连年不断的混战，不仅使数十万人死于战乱，而且大大加剧了各种灾害的破坏程度。元康五年，荆、扬等六州大水；元康六年，关中发生饥馑，并且伴随着疾疫流行；元康七年，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盛行，一斛米价万钱，朝廷竟然下诏对骨肉相卖者不予禁止；元康八年，荆、扬等五州再次发生大水。频繁出现的各种灾害，把各地百姓逼上了背井离乡的流亡之路。西晋时期大规模迁徙的流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仅一个个宗族集体流动，而且不同的宗族也往往结伙同行，这就为流民起义的组织和发动提供了便利。总计三十万户左右的人口加入流亡迁徙的行列，使社会矛盾更为激化，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就在齐王冏等三王联兵击败赵王伦之后不久，益州地区发生李特、李流反晋起义，发展迅猛，接连取得不少胜利，给予西晋朝廷以极大的震动。虽然后来李特因决策失误而遭杀害，但起义军在李流、李雄的领导下，很快又军威复振，控制了整个蜀地，并且建立了与西晋分庭抗礼的大成国。几乎与此同时，安陆（今湖北云梦）的张昌、宛城（今河南南阳）的王如、湘州（今湖南长沙）的杜弢等人也相继率领流民起义。虽然先后都被镇压，但对西晋统治带来的冲击无疑加速了西晋的崩溃。
永宁元年（301）六月，赵王伦被杀以后，齐王司马冏入京辅政。司马冏是齐王司马攸的儿子，由于司马攸生前的威望，朝臣们对司马冏颇寄厚望。可是司马冏辅政以后，却大造宫第，沉湎于酒色。更严重的是他在皇太孙司马尚病死以后，为了自己长久专制朝政，选立了清河王司马遐（司马炎第十四子）年仅八岁的儿子司马覃为皇太子。这样一来，不仅导致了与成都王司马颖关系的破裂，而且也激起了长沙王司马乂的不满。因为此时惠帝的子孙都已死去，司马颖和司马乂作为惠帝的兄弟，本来都有可能被立为皇太弟，成为皇位继承人的。而司马冏的做法，无疑使他们的期望破灭。此时，西镇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也加入了反对司马冏的行列，并且在太安元年（302）十二月首先派兵进攻洛阳。已在洛阳的司马乂乘此良机，举兵讨伐司马冏，与司马冏的军队在京城展开了激战，结果，齐王冏兵败被杀，其党羽被杀者达二三千人。
成都、河间二王虽然支持诛杀司马冏，却都不肯离开他们各自的根据地邺城和长安，因而司马乂得以在洛阳执政，而司马颖则以大将军的名义在邺城遥加控制。司马颙原想废黜惠帝，拥立司马颖，而自己则当宰相专政；司马颖也嫌司马乂不肯完全听从自己的摆布。所以仅仅数月，原先的同盟者之间又发生了新的争斗。太安二年八月，司马颖与司马颙以司马乂“论功不平”、专擅朝权、滥杀忠良为借口，联合起兵发动了对洛阳的进攻。司马颙以部将张方为都督，带兵七万自函谷关（今河南新安东）东攻洛阳；司马颖则以陆机、石超等督兵二十余万南攻洛阳。此时司马乂所能指挥的洛阳军队也有数万人，交战双方集结的军队，人数达到了三十万以上，这是八王之乱以来军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激战。虽然司马乂的军队一度曾在洛阳建春门外击败司马颖南下的军队，陆机和陆云兄弟因战败遭诬陷被杀，但毕竟众寡悬殊而渐处劣势。洛阳城被围日久，内部便发生了变乱。东海王司马越暗中与殿中诸将相约，动用皇城禁卫军收捕了司马乂，交给了司马颙的部将张方。结果，司马乂被张方用火活活烧死。成都王司马颖进入洛阳，担任了丞相，司马越则一跃而为尚书令。
司马颖不愿脱离自己的根据地，不久又返回邺城，并且废黜了太子司马覃而自为皇太弟，邺城在实际上成了西晋朝廷的政治中心。司马颖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弟弟，由他来担任西晋的皇位继承人，本来是名正言顺的。可是司马颖的为人外强中干，而且恃功骄奢，政务废弛，又委任宦官孟玖等人，政治搞得比司马冏、司马乂执政时还要糟，因此而大失人心。
东海王司马越也野心勃勃，乘机统率洛阳禁军，于永兴元年（304）七月拥持着惠帝讨伐司马颖。然而在荡阴（今河南汤阴西南）一役中，讨伐军遭到了惨败，惠帝被作为俘虏落到了司马颖军队之手，司马越不得不逃回自己的封国。在一边观望的河间王司马颙乘机下手，命部将张方率军占领了洛阳。
司马颖虽然取得了击败司马越的胜利，并把惠帝控制在自己手里，但与司马颖本来就有嫌隙的幽州刺史王浚，在司马越讨伐失败后，即联合鲜卑、乌桓的军队以及东瀛公司马腾一同起兵攻讨司马颖，迅速攻破了邺城，司马颖仅带领数十骑挟持着惠帝投奔洛阳。此时的洛阳已经由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控制，所以司马颖到了洛阳，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再也无法干预政事了。
随着宗室诸王混战的持续，西晋的政局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来，诸王在争战中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纷纷联络和利用少数民族的首领参战，由此造成了周边各少数民族向中原迁徙进程的加速进行，也使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越来越深地卷入了西晋政治斗争的漩涡。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于是匈奴贵族借赴国难之名，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招引乌桓攻袭司马颖，于是乌桓也大举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贵族乘机在中原大掠。由八王内乱引起了中原地区更大的各族移民狂潮，而一些实力渐强的少数民族首领则公开打出了与西晋对抗的旗号，其中力量最强、起兵最早的一支，便是匈奴族的刘渊。
永兴元年（304）八月，刘渊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反晋，自号大单于。两个月后，刘渊迁至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即汉王位，建国号为“汉”，开始了与西晋朝廷间的攻战。这一新的变化，使西晋后期的政治形势更趋复杂化。
刘渊起兵，使控制洛阳的张方感到了威胁。加上其手下士卒在洛阳日久，劫掠逞暴，群情激忿，部队不愿再留在洛阳。于是，张方就在这年十一月挟持着惠帝和成都王司马颖、豫章王司马炽（司马炎第二十五子）迁往长安。一到长安，司马颙就废黜了司马颖，另立司马炽为皇太弟。
兵败后逃回封国的司马越也不甘心失败，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他又在永兴二年七月传檄各州郡，号召各地起兵征伐长安，把惠帝迎回旧都，被王浚等人推举为盟主。豫州刺史刘乔不肯听命，发兵拒击司马越。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督兵据守河桥（今河南洛阳北），声援刘乔。但是，在王浚的援助下，司马越击败了刘乔，随即开始进攻司马颙。
刘乔兵败，司马颙颇为忧惧，想跟司马越讲和，又恐张方不从，便派人杀了张方，送首级给司马越求和，却遭到了拒绝。数月后，司马越的军队攻入长安，把惠帝迎回洛阳，司马颙、司马颖则如丧家之犬，分头逃窜，不久就相继被司马越的部属所杀。
被诸王玩弄于股掌的傀儡惠帝，好不容易回到洛阳，不到半年，就吃饼中毒而死。皇太弟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
从惠帝永平元年（291）贾后杀杨骏开始的八王之乱，经过前后十六年的大混战，到光熙元年（306）十二月的司马颙被杀，总算画上了句号。然而西晋王朝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混战中耗尽了元气，无可奈何地走向衰亡。
与西晋的日趋衰落截然相反，汉王刘渊的力量却越战越强。特别是石勒在永嘉元年（307）十月归附刘渊以后，如虎添翼，加紧了对西晋的进攻。从永嘉二年起，刘渊派遣刘聪、石勒等分道出击，攻城掠地；并在永嘉三年三月和十月两次遣将攻打洛阳，虽然未能得手，却使西晋朝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独揽朝政的司马越由于滥杀大臣，大失人心，并且激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其执政的地位动摇，西晋朝廷内部已分崩离析，不可收拾。
永嘉四年七月，刘渊病死，刘聪起兵夺取了帝位，继续实施灭亡西晋的计划。次年三月，东海王司马越病死，太尉王衍扶丧东奔。石勒乘机率轻骑追击，至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纵骑围射晋军，杀死十余万人；又杀死王衍及晋室王公多人。西晋的军事实力在这一次失败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同年六月，刘曜攻陷洛阳，晋怀帝成了俘虏，被送往汉国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怀帝受尽凌辱之后，于永嘉七年二月被刘聪所杀。
怀帝死后，虽然又有秦王司马邺（司马炎之孙）在一些大臣的拥戴下即帝位于长安，是为晋愍帝，但这时的西晋王朝所控制的地盘只剩下了关中，而且在汉国军队的进逼下，处境十分艰难。勉强支撑了四年之后，刘曜在建兴四年（316）再度攻入关中，进围长安。长安城中粮尽，以至人相食，死者大半。当年十一月，长安城被攻破，晋愍帝被刘曜俘获，送往平阳。西晋王朝从晋武帝司马炎于泰始元年（265）正式创立始，经历了四帝五十二年，至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