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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谊 （前210—前168） 洛阳人，文帝时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他曾多次上书朝廷，建议内削诸侯，外御匈奴，制礼作乐，革新政治，巩固西汉王朝。他的文章感情强烈，锋芒锐利，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深广的忧患意识。
贾谊十八岁时以能诵诗书和写文章而闻名于乡里，后被河南郡守吴公召置门下。文帝即位之初，听说吴公治政第一，又曾师事李斯，任命他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年轻有为的贾谊，被任为博士。当时贾谊年仅二十，是博士中最年轻的一员。每次参议朝政，诸博士尚未开口，他就能滔滔不绝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能切中要害，受到众人的称赞。文帝很赞赏他，不到一年就升迁他为太中大夫。贾谊以为汉朝已立国二十余年，天下安定，应该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和更定法令。文帝对他的才能和建议颇为赏识，准备提升他为公卿。大臣周勃、灌婴等以“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借口对他进行诋毁和排挤，遂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他去长沙途中，经湘水，有感于屈原投江，写了《吊屈原赋》，至长沙后又写了
鸟赋》，他借屈原和
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怨愤和悲伤。
后文帝思念贾谊，又把他召来京城，在宣室与他谈神鬼之事至深夜。文帝听得入神，在坐席上不由自主地向贾谊靠拢。听罢谈话，文帝说：“我久未见贾谊了，原以为自己的学识超过了他，现才知比不上他。”于是命贾谊做梁怀王刘揖（一名为胜）的太傅。刘揖经常向贾谊请教治国安邦的利弊得失。
文帝统治时期，西汉经高祖、惠帝、吕后的统治，社会安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一般官员“皆曰天下已安已治”，但贾谊“独以为未也”。在歌舞升平繁荣的背后，他看到了西汉王朝潜伏着的严重社会危机，封建统治者犹如处在“抱火厝之积薪之下”，为此他向文帝多次上疏“陈治安之策”，提出了一套巩固和加强中央王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他的主要政论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集中反映在《过秦论》和《新书》、《陈政事疏》（即《治安策》）中。
在《过秦论》中，贾谊探讨了秦朝为何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他从秦孝公写起，极力渲染秦国一代比一代强盛的过程，一直到秦始皇时达到顶峰；而后笔锋急转，铺叙秦始皇时的暴政和他死后农民起义的巨大声势及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最后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秦亡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西汉统治者要深刻吸取的历史教训。他认为，君主取天下和守天下的做法应不同。取天下要“高诈力”，守天下则应“贵顺权”。秦王朝在统一前，用武力征讨六国，这种政策在当时是对的，但取得政权后，却不知“变化因时”，“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仍然以取天下之策治守天下之世，不尚“仁义”，“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罚，先诈力而后仁义”，“繁刑严律，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因此，结出“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的恶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汉皇朝必须以此为戒。同时，他倡导以仁义之道治国，提倡实行重赏轻罚的政策，提出刑越轻越好，德越重越好；罚越薄越好，赏越厚越好；可判可不判的罪就不判，可赏可不赏的人则赏，总之统治者要宽大为怀。
针对当时一些大臣认为“天下安且治”的太平思想，他在《治安策》中对汉初的社会弊病作了深刻揭露，并认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以遍举”。表示为国家前途而忧，竟至痛哭流涕。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如强本节侈、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礼抑法等。他认为，要巩固封建统治，必须“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发展农业生产。又主张确立封建等级制度，使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同时认为礼与法不可偏废，强调倡导礼乐，实行道德教化。对于当时诸侯王势力膨胀与中央分庭抗礼，更提出了卓有远见的具体解决办法。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刘邦大封同姓诸侯王，各诸侯王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在当时全国五十四个郡中，各诸侯国就占了三十九个郡，他们“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制百官同制京师”，有的还“自为法令，拟于天子”。贾谊把诸侯势力的膨胀视为“可为痛哭者一”，并形象地比喻：“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为此，他提出必须立即削弱诸侯势力，其办法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令诸侯王之子孙，依次分割其父辈封地，“地尽而止”。这样，诸侯王愈分愈多，而各诸侯国封地则愈来愈少。“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死邪心”，这就使诸侯国无力与中央政府对抗，不致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而接受朝廷的统辖，“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文帝重视贾谊的意见，不久就把齐国分为六，把淮南分为三，这是采纳贾谊的思想而做出的决定。
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刘揖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岁余也悲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著作有《贾子》五十八篇，赋七篇。他的著作今留下的有《新书》、《过秦论》、《治安策》等，今人辑为《贾谊集》。他的政论文，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而他的散文文辞生动、节奏铿锵，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留下的脍炙人口的辞赋和卓有远见的政论文，被誉为西汉鸿文，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晁 错 （前200—前154） 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文景时代政论家。他曾多次上疏朝廷，对抗击匈奴、重农抑商及力主削藩等方面提出不少精辟论点。他的政论文，与贾谊齐名。
晁错早年随张恢学申商刑名之学，以文学任太常掌故，受太常派遣，至老儒伏生处学习今文《尚书》。旋被任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太子家令等职，得幸于太子刘启（后为汉景帝），号称“智囊”。
他针对当时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匈奴侵扰，商人兼并土地及诸侯王势力膨胀等问题，先后上书言兵事、募民守备边塞、劝农力本及削藩等政务。在《言兵事疏》中，他分析了西汉与匈奴作战的特点及各自的长短处，认为匈奴在骑射、山地作战和吃苦耐劳方面占优势，而汉兵利于平地短兵相交、剑戟相接的阵地战。他建议要利用与匈奴族风俗相同的少数民族，给他们“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来与匈奴骑兵对抗；而在平地则要充分发挥轻车材官的作用，并提出徙民实边和入粟拜爵、免罪的建议。在《募民徙塞下》中，他认为“募民徙塞下”是“御胡”的重要策略之一。建议改革戍边制度，把迁徙到边塞屯戍的奴婢、罪人和平民，以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死不还踵矣”。这些建议得到文帝的采纳。他又针对汉初农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向朝廷上《论贵粟疏》，说明农业生产的重要，然后又列举事实分析了当时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现状及其危害，接着并提出了具体建议。文章这样分析农业的重要：“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话讲得相当实在。之后，晁错由平阳侯曹窋等联名荐举为贤良，因对策高第，迁中大夫。
当时西汉王朝面临的另一问题是诸侯王势力的急剧膨胀。其中尤以齐、吴、楚三国势力最大，占诸侯王国土地之半，俨然成为一个个独立于西汉王朝以外的小朝廷。刚封之初，由于这些诸侯王年龄尚幼，与高祖血缘较亲，加之国力还不雄厚，因此比较安稳，对汉室效忠，还起着拱卫中央王朝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国经济得到发展，政治上与中央王朝的离心力越益严重，至文帝时已成为“尾大不掉”之势。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首举反叛中央的旗帜。当时一些朝野有识之士看到诸侯王问题的严重，纷纷提出对策，要求中央对诸侯王国采取措施。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办法来削弱诸侯王力量，晁错此时也向文帝建议削夺诸侯王权力及更定法令等措施，所言多能切中时弊，得到文帝重视。
景帝即位后，擢晁错为内史，不久，迁为御史大夫。他受到景帝的信任，更令三十章，力主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以巩固中央政权。他在《削藩策》中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听从他的建议，先后削赵王刘遂常山郡、楚王刘戊东海郡和胶西王刘卬的六个县，并决定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郡和豫章郡。晁错的父亲从颍川来见他，劝他不要“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以免树怨。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他父亲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后服毒自杀，说：“我不忍心看到祸及吾身。”
前154年（景帝前三年），吴王刘濞串通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等六国同时起兵，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正式发动叛乱，联军五十万急速西向，气势一时颇为嚣张。
这时，朝廷乱作一团，为究竟如何处置此事争论不休。晁错认为唯有镇压叛军，别无他途，建议景帝亲征；但曾受吴王贿赂，而受到晁错责难的爰盎竭力反对，他劝景帝杀晁错以谢七国。景帝竟被他说动，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准备牺牲晁错。遂拜爰盎为太常，与宗正刘通使吴，欲说服吴王退兵。接着，丞相青翟、中尉嘉及廷尉张欧上书参奏晁错“无臣子礼，大逆不道”，当腰斩。景帝马上批准，晁错被斩于东市。
景帝原以为晁错一死，吴、楚即可退兵。但当谒者仆射、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景帝问他杀晁错后前线形势如何，邓公向他指出：吴、楚之乱“其意不在错”，叛军仍大举西进。景帝才知诛晁错乃是极大错误，不禁恍然幡悟，但只有“喟然长息”而已。
景帝后派周亚夫、郦寄、栾布、窦婴等打击叛军，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吴王兵败东越，被东越人杀死，身首异处；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或伏法，一场诸侯王发动的旨在反对中央王朝的战争就此结束。
评： 晁错是继贾谊后汉初重要的政论家和思想家。文帝时贾谊在《治安策》等奏议中提出了不少为巩固西汉王朝的主张，可惜功未竟而身先亡。晁错步其后尘，先后向文、景两帝提出奏议，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势力、发展封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他的削藩建议引起诸侯王的恐惧和仇恨，吴、楚在“请诛晁错”的借口下反叛中央，而晁错最后成了这场叛乱的牺牲品——成了景帝欲与叛军妥协的一个筹码。处于激烈矛盾中而无力自保的政治人物往往成为悲剧人物，历来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