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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夷 名允，字公信。
叔 齐 名智，字公达。
他们是商、周之际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南）国君的两个儿子。
原来，大禹登上帝位，分封炎帝的后代于绍列山，称为墨胎氏。成汤建商元年三月丙寅日，将墨胎的一支后裔析封于孤竹，成为一个小诸侯国。商朝后期，孤竹国君名初，字子朝，有三个儿子，伯夷为长，凭为次，叔齐最小。初临死前，叮嘱以他最喜爱的小儿子叔齐继任国君。父亲逝世后，叔齐却要将国君的位置让给大哥。伯夷说：“父亲的话不能违背。”于是逃走了。叔齐坚决不肯当国君，随后也逃走了。国人没有办法，只好将国君的二儿子凭立为新国君。
当时，殷纣王残暴无道，而西伯昌有尊老爱幼、仁德慈爱的美名，伯夷、叔齐想自己年纪大了，总要有个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互相搀扶着向西跋涉，去投靠西伯昌。可惜，当他俩赶到周人聚居的岐山之南时，周文王已经逝世。儿子武王发正集结了部队，队前用专车放着木头牌位，写着“先考文王之位”，准备向东开拔，去消灭殷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战车驷马的缰绳，磕头劝阻道：“父亲逝世了不好好安葬，却拿了兵器去打仗，这难道叫做孝顺吗？作为一个臣子，却去攻杀自己的君王，这难道叫做仁义吗？”武王的手下人想要杀掉他俩，被吕尚拦住了，说：“这是仁人啊！”扶着他俩让开了路。
武王灭了殷商，天下诸侯都拥戴周武王为天子。伯夷、叔齐说：“我们听说古代的士人，在社会安定时不逃避自己的责任，在社会混乱时不苟且偷生。如今天下大乱，周人用暴力夺得天子之位，我们不能迎合他，玷污了我们的清白。”感到当周的臣民是莫大的耻辱，决心不吃周人的粮食，就隐居到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境），每天采集一种叫做薇的野豌豆充饥。俩人饿得快死的时候，作了一首诗，诗里写道：“登上那个西山（即首阳山）呀，采集一些薇菜。用暴力去替代暴力，竟然不以为非！神农、虞、夏的时代一下子都没有了，可叫我俩到哪里去呢？唉，就要死了，命运怎么这样衰薄呀！”伯夷、叔齐弟兄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上。
评： 历史上很多名人对伯夷、叔齐发表过议论。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念过去的仇恨，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少了。”还说：“他俩要求仁爱并且得到了仁爱，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司马迁写《史记》，将《伯夷传》作为《列传》的首篇，并发表了大段的评论，指出：“人们常说，老天最公平，善人有好报。可是，伯夷、叔齐难道不是善人吗？他俩的命运为什么这样悲惨！人世间有多少善人不得善终、恶人却终身富贵安乐的事呀！我真弄不清楚，如果天道就是这样，那么，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唐人韩愈写文章，赞扬伯夷在天下人都认为不对的时候，还坚持自己的主见，特立独行，是千百年中唯一的圣人。毛泽东批评道：“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伯夷、叔齐的事迹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议论，最根本的在于他们的处世原则很特别，蕴藏有一种精神，就是坚持主见，不为世俗所左右。这种精神很不合时宜，在不同的时候可以产生根本不同的效果。比如他俩“耻食周粟”，说白了就是不与新政权合作，这就要看新政权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不与非正义的政权合作，当然是应该颂扬的。反之，不与正义的政权合作，则是应该批评的。古人是把伯夷、叔齐作为一种抽象精神的代表，因而不考虑武王伐纣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