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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辽代创置。辽在五京置警巡院，其职责在于审理案件，维持治安，检括户口，清查资产。《辽史·马人望传》载，人望，“迁警巡使。京城狱讼填委，人望处决，无一冤者。会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可证。辽又在诸府州置录事司、司候司。据宋人余靖的记载，辽置左右司候司，“掌刑狱”。又置录事司，并说录事司“如中国之府司”
。所谓“府司”，即开封府司录司，它与左右军巡院合称三院，是负责京师刑狱公事的衙门
。总之，辽代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是三个以司法为主要职责的管理机构。金承辽制，在诸京置警巡院，在诸府、节镇置录事司，在防、刺州置司候司，以治理城区狱讼、治安为务
。从传世文献来看，以上三种机构金初就已设置。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废伪齐后，差除“契丹韩睿为都城警巡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有相关记载，只不过是以“知代州刘陶为都城警廵使”
，或许是金同时任命了正副两名。既然汴京有警巡使，那么，原辽朝的五京当然也会早于此设置此职，因此金的京城警巡院当设于建国之初。录事司、司候司的设置，至晚也在天会时。《金石萃编》卷一五八有《进士题名记》，该碑载阜昌六年（天会十三年，1135）至兴定时的京兆府进士，其中有籍贯属录事司的刘晋□、郑之纯、程少连、崔元亮、吴□，其中，刘晋□最早，中阜昌六年第四甲。另外，《滨州司候飞骑尉墓柱记》立于天会十五年，由此可知，录事司和司候司均创立于金初。关于司候司还有《□□寿建陁罗尼经幢》
，该幢立于天眷二年（1139），是“大金国燕京涿州司候司市内坊使人□□寿奉为亡过父母”所建，时间晚二年，但也可作为佐证。总之，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均设立于金初，这是毫无疑义的。
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的管辖区域是各京府州的城区，在上引的《进士题名记》中，载籍贯为京兆府咸宁、临潼、栎阳、高陵四县的及第进士，与占籍录事司相提并举。这表明录事司已成为京兆府诸县之外的独立的行政区。据《金史·百官志三》记载，录事、司候与府镇都军司的都指挥使、防刺州的军辖“同管城隍”、“同管城壁”，其下仍旧是北宋时出现的厢及坊、巷、街
，这表明三院司所管为各京府州的城区部分。
金朝在诸府节镇设录事、判官各一员，司吏的配置则按城区户口的多少。《金史·百官志三》言，“司吏，户万以上设六人，以下为率减之。凡府镇二千户以上则依此置，以下则止设录事一员，不及百户者并省”。则除京府以外的诸府节镇的城区人户，一般而言，大约在万户至二千户之间。《元史·百官志七》言，“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1261），诏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元代设置录事司及配备官员的标准与金代大致相同，这说明金代诸府节镇和元代路府的城区规模，应在此范围之内。金代诸京警巡院设警巡使副各一员，判官二员，司吏的设置，各京府多少不一。中都十八人，南京十人，上京六人，东京八人，北京六人，西京十人。若以“户万以上设六人”的标准计算，则中都警巡院辖区应有三万户，南京警巡院辖区应有一万七千万户，上京警巡院辖区应有一万户，东京警巡院辖区应有一万三千万户，北京警巡院辖区应有一万户，西京警巡院辖区应有一万三千万户
。金代防刺州司候司置司候、判官各一员，“司吏、公使七人，然亦验户口置”，则其城区人户的规模当相应地低于诸府节镇录事司所辖。
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设置之初的职能，据《金史·百官志三》记载，警巡使“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别（所）部”。录事，正八品，“掌同警巡使”。司候，正九品。因此，三职之间，职能在于巡捕盗贼，审理案件，维持城市社会治安，职能单一，这与宋朝厢巡是一样的。如姬平叔，“中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唐州司候。太守子不法，摄寘于狱，守怒，不为屈，改巩州通西令”
。完颜伯嘉“调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晋国夫人家奴买漆不酬值，伯嘉钩致晋国用事奴数人系狱。晋国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价，则奴释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宝坻丞”
。故皇统五年规定，“警巡、市令、录事、司候、诸参军、知律、勘事、勘判为‘厘务官’”，而“京府尹牧、留守、知州、县令、详稳、群牧为‘长官’，同知、签院、副使、少尹、通判、丞曰‘佐贰官’”
，不为同一类别。一般而言，金代的长官、佐贰官，方称为亲民官。《金史》卷五四《选举志四》言，“刺史、县令，亲民之职”。卷九七《移剌益传》言，“亲民之职，惟在守令”。卷一〇七《张行信传》言，“丞、簿、尉亦皆亲民”
。可证。厘务官与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且，司候、录事的品秩低于从七品的下县县令。故为入仕的初官和除令前之职务。金制：“律科、经童，正隆元年格，初授将仕郎，皆任司候”。“凡进士所历之阶，及所循注之职，贞元元年，制南选，初除军判、丞、簿，次除防判、录事，三除下令，四中令、推官、节察判，五六皆上令”
。或许由于皇统时对于警巡、录事、司候的定位是负责城市治安的厘务官，故所辖区域亦未被视为正式的行政区，而载入《金史·地理志》之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三院司的职能由单一向多元方向扩展。如承裕，世宗时，“除中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户籍，百姓称其平”
。百姓既“称其平”，则此事当与治安无涉，而与赋役有关。上引辽警巡使马人望“括民产”之语，可为旁证。并且三院司逐渐地形成了与县地位相当的一级政区。如大定六年五月壬子，“诏云中大同县及警巡院给复一年”。泰和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贞元之初，就出现了“司县”这一提法。《金史·食货志四》载，“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这是《金史》中最早出现的“司县”一词。大定二十一年六月，“命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为定制”
。贞祐四年，为养活南迁诸路军户，金朝讨论开垦河南牧马地的方案，枢密院官提出，“乞令司县官劝率民户，借牛破荒，至来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量加官赏”
的办法。承安四年，推行茶的专卖，命山东、河北四路“各司县鬻之”
。章宗即位之初，诏令司县举荐草泽隐逸及“齐民之中有德行才能者”
。承安三年，为解决军储，定制“司县官有能劝二千石迁一阶，三千石两阶”
。张景贤，“壬辰（1232）二月，迁南京左警廵院副使，属岁饥，县官作糜粥以食饿者，日费菽米数十斛，景贤区处有法，鼠雀无敢耗，人受实惠，多所全活”
。南迁后，南京不置市司令，“以左右警巡使兼”
。综上所述，三院司的职权范围已扩及赋役、盐钞、劝农垦田、榷茶、举荐人才、入粟、救灾、市易等方面。因此，在金朝后期，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与县一样，成为国家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点在泰和八年十一月癸卯的诏令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该诏曰：“国家之治，在于纪纲，纪纲所先，赏罚必信。今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县之间，律度弗循，私怀自便。迁延旷岁，苟且成风，习此为恒，从何致理”
。“泰和四年，定考课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之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之一曰礼乐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二曰赋役均平，田野加辟，为牧民之最。三曰决断不滞，与夺当理，为判事之最。四曰钤束吏卒，奸盗不滋，为严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评拟均当，为检校之最。以上皆谓县令、丞簿、警巡使副、录事、司候、判官也”
。司县官员的考核标准是一致的，这说明两者的权限相同，所不同者仅在于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的行政管辖范围是管理城市，而县令、丞簿的行政管辖范围是管理乡村而已。诚然，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三者的品级不同，分别为六品、八品、九品，但这并不能由此认为它们不具有相同的职能与性质。金代的县有赤县、剧县、诸县之别，品级则分别为从六品、正七品、从七品，但作为低级政区的性质无人认为是有区别的。因此，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作为隶属于府州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政区，在金代后期职能广泛地扩大后，均应视为准县政区。元承金制，初年也设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元代警巡院，“领京师坊事”，或“领京师城市民事”。“录事司，领在城民事”。“司候司领在城事”
。对三院司职能的表述与《金史·百官志》就截然不同，这是有金一代城市行政管理职能由单一向多元演变的结果。但是由于人的观念和制度修定的滞后性，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官员，在有金一代的定位仍然是“厘务官”。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所辖区域，未能获得与县同样的正式的行政建制地位，未能载入《金史·地理志》中。
金朝州府的地望，是依据政治、军事、经济、户口等多方面的因素确定的。因此，各地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的设置，当然也是依据上述多方面的因素确定的。从传世文献来看，金朝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置了上述机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滥设。金朝初年，大规模、持久的战争严重地摧毁了淮河、秦岭以北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史言，“遭宋靖康兵革之难，海内俶扰，饥馑荐臻，郡邑凋残，□盗充斥。齐国建立，创痍未瘳，用兵不休，赋役烦重，故伊□（洛）、淮甸之间，户□萧条为甚”
。这条史料未讲到陕西，但陕西也不例外，皇统元年（1141）金宋和议前，陕西正是双方激战的主战场。但金朝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恰恰就设立于此时。因此，京兆府此时设录事司，绝不是因为京兆府的城市经济繁荣、人口稠密，而是城市治安管理的需要。实际上，河南、陕西至大定（1161-1189）初年仍旧经济残破、社会萧条。史言，“是时河南、陕西、徐海以南，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莱满野”。“陈、蔡、汝、颍之间，土广人稀”
。因此，这一地区的城市人口不会过于稠密，以致要设立专司进行管理。据《金史·地理志》统计，泰和八年，金有京、府、州一百八十三座，因此，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也应近于此数
。而据《元史·地理志》统计，元代在原金的版图内仅设了二十四个录事司。金代的大定府、大同府、开封府三警巡院，元代降为录事司。元代保留了金代的十七个录事司，即金中都路的平州、保州，河北路的河间府、真定府、邢州、彰德府、卫州，大名府路的大名府，河南路的河南府，山东路的益都府、济南府、东平府，河东路的太原府、平阳府、怀州，京兆府路的京兆府，临洮路的巩州。元废除司候司，仅升金代洺州、博州、济州、淄州四司候司为录事司。又于大都、上都设警巡院。故院、司总数为二十六个。两相比较，金朝的城市管理机构是元朝的七倍。可见金朝录事司、司候司的设置，过多过滥，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元代对州府司县设置的户口标准较重视，至元二年闰五月丁卯，颁诏：“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各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城。其散府州郡户少者，不须更设录事司及司候司，附郭县止令州府官兼领”
。元在原金的版图内所设二十四个录事司，十三个城市是金的京府和总管府、转运司、提刑司治所所在，可见多是当时的通邑大都。元代录事司成为正式的城市行政建制，与路府辖县并列于《地理志》中，录事也与县尹一样获得了亲民官的地位
。
[1]
《金史》卷八〇《大
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