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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金之府分为三等，即京府、总管府、散府，各等之中又有上、中、下之别
，但府尹均为正三品。关于京府，《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言，金“袭辽制，建五京”，这其实并非金源一朝通制。金初所谓“五京”，即辽之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这实际仅为天会（1123-1137）之制。天眷元年（1138）开始，京制发生变化。金在其内地建都，号上京会宁府，同时改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天德二年（1150），改北京为临潢府。此后实行的是六京制。
但是需要探讨的是天眷至天德初汴京的地位。刘豫在伪齐阜昌元年，即天会八年（1130）尝建四京，即北京大名府、东京东平府、汴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二年，废北京，后一直行三京之制。然而伪齐为附庸国，故其京城不可与金京城比肩。但是，在天会十五年，金废伪齐国后，汴京地位上升，与金诸京等。这一点可从两个方面获得证明：一，从是年开始，汴京设置了留守司及留守。据文献记载，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丁未，金以“完颜呼沙呼为汴京留守、伪齐河南监酒李俦同知副留守”。又有完颜充“天眷间，为汴京留守。皇统间，封淄国公，为吏部尚书”。胡石改“天眷二年，迁永定军节度使，改武定军，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袭猛安，卒”
。二，从是年开始，设置了都城警巡院及使。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主废齐后，差除“契丹韩睿为都城警巡使”。绍兴七年十一月丁未，金以“知代州刘陶为都城警廵使”
。
呼沙呼、李俦、完颜充、胡石改等人的履历，雄辩地证明了汴京在天会末伪齐废除后，在设置行台的同时又设置了留守司。行台治理河南、陕西等地，而留守司则治理汴京开封府辖境。当然，天眷中曾一度将河南地割予宋，因此，留守司仅存在于下列时间之内，即天眷二年三月交割地界前，及三年五、六月相继收复河南、陕西后
。都城警巡院存在的时间，应与留守司同。出任留守与警巡使者即为上述诸人。因此，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后，除天眷二、三年一年多的时间外，汴京应为金之京城，实行的是七京制。七京制至天德二年北京废为临潢府，始改为六京制。
贞元元年（1153），南京改为中都，中京因之改为北京，汴京因之改为南京。正隆二年（1157），“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
。此后实行的是五京制，《金志》所言，应指此
。大定十三年（1173），会宁府复为上京，此后又行六京制。贞祐二年（1214），宣宗南渡，以南京开封府为首都，黄河以北的国土尽失，除南京而外，其他五京名存实亡。兴定元年（1217），又升河南府为中京金昌府。正大五年（1228）有撒合辇任中京留守
。故金之末年，实有两京。诸京府并依唐、辽、宋各朝之例，均不带军额
。
诸京府的职能和官员配置，据《金史·百官志》记载，大兴府，尹一员，“掌宣风导俗、肃清所部，总判府事，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大兴府以外诸京，则置留守司。留守一员，“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即以留守兼府尹与都总管，总治本路、本府军民之务。诸京府并置同知、少尹、总管判官、府判、推官等佐贰、幕职官，分治庶务
。天眷至正隆二年间，制度稍异于常制，天眷初，会宁府加上京之号，作为首都，置会宁牧，以示与诸京府置尹相区别
。唐朝牧、尹有品级高下之别
，金制则不得而知。大定时，作为旧都，上京的地位仍较其他京城为高，而与中都相若，设有皇城提举司、守卫军
。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载，天眷元年在首都上京“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又《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载，大兴府尹“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车驾巡幸，则置留守”。那么，作为京府制度，金朝新旧两个首都的府尹都“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这应是与宋制最大的不同之处。至于所言天眷元年在首都上京“置上京留守司”，揆诸中都大兴府，则疑非是。上京置留守司，应是贞元迁都中都大兴府后事，《金史》系年或有误。
金朝在各路首府设总管府，都总管以府尹兼，府尹治一府之事，都总管掌一路兵权。即《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所言，都总管“掌统诸城隍兵马甲仗，总判府事”。都总管下配置同知都总管、副都总管、总管判官、府判、推官等佐贰、幕职官，分治吏、户、礼、兵、刑、工诸案及通检推排之务。
散府即“非兼总管府事者”，府尹掌本府兵民之事。府尹下配置同知、少尹、府判、推官等佐贰、幕职官分治吏、户、礼、兵、刑、工诸案及通检推排之务。总管府与散府均带军额
，诸府军额多从辽、宋之旧，仅有少数府的军额有变动。如庆阳府本庆阳军节度，金初改为安国军，或因与邢州安国军节度重，又改为定安军。临洮府，本镇洮军节度，金改为德顺军。
总管府、散府，以府尹兼都总管、节度使的制度，大约始于熙宗朝。《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载，东平府，“后以府尹兼总管”。济南府，“初置兴德军节度使，后置尹”。又，《金史》卷八四《昂传》言，昂，“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金史》卷四《熙宗纪》言，皇统元年“四月丙子，以济南尹韩昉参知政事”。可知天眷时已行此制，或许这就是“天眷新制”的一部分。当然，这项以府尹兼总一路兵权的措施，早在天会时就施行过。如挞不野，天会八年，“再为河间尹，兼总河北东路兵马”
[1]
。这项制度后来推广到边疆地区。如丰州，皇统九年，升为天德府，以天德尹兼西南路招讨使，以讹古乃为之。贞元元年，婆速府路“与曷懒路总管并为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
。宋制以一路首州、首府的知州、知府兼一路兵马都总管，此制当是对宋制的效仿。宋以文臣知州府，体现以文制武的治国理念。金一路首府的长官多以宗室、国戚、勋贵、武臣、护卫、吏出身者充任，进士出身者极少，因此只能是貌似。但从制度层面来看，此举有“正规化”的意义，因为都总管、节度使治军政，府尹治民事，虽说二职以一人兼总，但以都总管或节度使之衔行府事，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稍欠妥当，只能是权宜之计。
在两河地区，金朝在国初曾仿宋制施行过次府。如太原府，“国初依旧为次府”，平阳府，“本晋州，（国）初为次府”，真定府，“正隆间依旧次府”，河间府，“天会中升次府”
。天会六、七年，金在四地设立总管府，再提升为次府，推原其动机，当是因两河属金直接统治的腹里地区。伪齐废除后，山东、河南、陕西、西京、北京等路为边面，置3统军司与3招讨司，两河腹里的地位不变。金代著名文人赵秉文说，“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
，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而位于河南、陕西的宋次府，如颍昌、京兆、河中、凤翔，则丧失了次府的地位。元朝的腹里制度似昉于此。严格地说，按唐、宋制度，次府次于京府，与京府为一个系列。而包括位于诸京在内的总管府与散府另成一个系列。现在的问题是，次府是否仅存在于金初。上引言，真定府，“正隆间依旧次府”。正隆时金立国已四五十年，能否视为金初，值得商榷。正隆之制，对金代影响至巨至远。又，此条史料见于《金史·地理志》，一般以为《金志》反映的是章宗泰和之制，那么再认为次府之制仅行于金初，似值得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