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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代前期在汉地的元帅府
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决策对宋开战。设置元帅府，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居京师。以移赉勃极烈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率西路军自西京入太原。以挞懒为六部路都统，宗望为南京路都统，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率东路军，自燕山入河北，两路侵宋。此时，元帅府的设置并不完备。东路军统帅并未纳入元帅府的体制之内。四年，金再次对宋开战，遂以东路军统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在攻克东京开封后，又于五年，以东路军将领六部路都统挞懒为元帅左监军，南京路都统阇母为元帅左都监。始完备了元帅府主要成员的配置，即元帅及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共七员
。
北宋灭亡后，左右副元帅府成为包括燕京、西京两路在内的汉地的最高军政机构。它通过设在燕京、西京的两枢密院，来实现其对汉地的治理。天会八年扶植伪齐傀儡政权后，山东、河南、陕西、大名府等路，通过节制伪政权，实行间接治理，而对燕京、西京、河东、河北则由枢密院实行直接治理。天会六年，知燕京枢密院事刘彦宗去世。西路军统帅、左副元帅宗翰乘机并枢密院于云中，独揽治理全部汉地之权。十年，宗翰升任都元帅
，权势达于顶峰。十三年，熙宗即位，任命宗翰为尚书令、领三省事。并以其心腹元帅左监军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西京留守高庆裔为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右丞，“以相位易兵柄”。数年后，数人并被剪除，宗翰亦愤闷而死，有力地打击了军功贵族集团
。十五年，废伪齐国。伪齐废后，金所设置的行台，管辖范围逐渐缩小。皇统元年（1141），以燕京路隶尚书省。汴京行台长期以来，仅管辖自宋收复的河南、陕西两地。熙宗逐步收回汉地的治理权，以巩固中央集权。元帅府的事权也逐渐缩小。天眷二年（1139），“诏诸州郡，不得从元帅府擅便签军，俟见里面走马使臣验认御书牌札，方许签发”。但此后宗弼长期以都元帅领行台事，并领西京及山后诸部族事
。应当说，彻底改变金初分地而治的状态，是在海陵天德二年（1150）。此时，“庶政为和，四方无侮”，天下承平，变战时体制为平时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另外，此时海陵已决策迁都位于天下之中的燕京。定都燕京，则中央直接统治中原地区的条件已经具备
。是年，金“置统军司于山西、河南、陕西三路，以元帅府都监、监军为使，分统天下之兵”。并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以都元帅兖为枢密使，左监军昂为枢密副使。并定制“枢密院听尚书省节制”。此后，“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
。统一政令于中央，全面地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
二、 金初在汉地的枢密院
天辅六年（1122）底，金得燕京。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以总汉军
。但实际上，枢密院从设置之初，它的军事指挥权就受到了限制。七年四月癸巳，太祖在对追剿辽残余势力的都统斡鲁的诏书中就说得很清楚，“自今军事若皆中覆，不无留滞，应此路事务申都统司，余皆取决枢密院”
。知枢密院事的官员中，只有刘彦宗较多地参与了军事行动，但也侧重于民政。其本传言，知枢密院，“佐宗望军。宗望奏，方图攻取，凡州县之事委彦宗裁决之”
。因此，枢密院从设置之始，主要是治理汉地的民政
。天会二年（1124）五月，平定南京（平州）都统张敦固的叛乱后，枢密院移至平州。三年十月，金发动侵宋战争，宋知燕山府蔡靖降，枢密院又移至燕京。枢密院的权限依然是“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
。
金对宋的入侵，分为东、西两路军。东路军由挞懒、宗望率领，自燕京进攻宋河北路，西路军由宗翰率领，自云中进攻宋河东路。为支持这场战争，金于燕京、西京两地建立两枢密院，金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分别以刘彦宗、时立爱主院事。两枢密院的辖区，燕京枢密院应管辖东路军所攻克的平州路、燕京路以及河北西路。西京枢密院应管辖西路军所攻克的西京路、河东路。这从天会五年金《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
可得到印证，伪楚管辖原北宋的京畿路、京西路、京东路、陕西路
、河北东路、淮南路。伪楚辖区不含河东路、河北西路。因此，两枢密院所辖应是上述地区。
天会六年，刘彦宗病卒。七年，宗翰并枢密院于西京，以西京留守韩企先与时立爱同主院事
。十三年，太宗病卒，熙宗即位。熙宗即位后，立即着手打击以宗翰为首的军功贵族势力。他召都元帅宗翰及其心腹希尹、高庆裔等回朝，出任相职，以夺其兵权。因此，可能以此为契机，金将枢密院自宗翰的巢穴西京迁至燕京
，是为燕京枢密院。当然，从治理合并后的华北汉地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政治、军事、经济，还是地理位置来衡量，燕京也都要优于西京。
天眷元年（1138）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三年收复河南、陕西，复置行台于汴京
。天德二年（1150）十二月，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以都元帅兖为枢密使，左监军昂为枢密副使。并定制“枢密院听尚书省节制”。此后，“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
。但天德以后的枢密院是中央最高本兵机构，与天眷以前的枢密院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三、 金代前期在汉地的行台
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废伪齐国，置行台尚书省于汴，是为汴京行台
。天眷元年（1138）八月，金廷决议以河南地与宋，次年三月正式移交，遂将行台迁至大名府、祁州。史言如此，但在移交河南后，行台已无辖区，实已结局。而祁州自绍兴元年（1131）秋以来实为金之元帅府所在地。
因此，天眷二年在祁州者，应为元帅府，而非行台。天眷元年九月，金改燕京枢密院为燕京行台，三年正月，以宗弼领行台尚书省事，五月复取河南、陕西地，行台复置于汴。天德二年（1150）末，罢行台尚书省
。
燕京行台时期，金以都元帅宗弼领行台尚书省，并明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赋予其在汉地的行政事务全权
。河南、陕西收复后，行台迁至汴京，金以大挞不野为元帅右监军，守汴京，行元帅府事
[2]
。可能是行台设于汴京的缘故，河南路都统司置于归德府、许州，以阿鲁补、韩常为都统
。统军都监司则置于邓州，以独吉义为武胜军节度使、河南路统军都监
。时复设统军司，当是因河南为新复之地。天德二年，汴京行台罢。统军司自归德府移至汴京，又置转运司
。
天会十五年，汴京行台设置之初，时金管辖汉地的机构为汴京行台与燕京枢密院，因此，汴京行台的辖区应同于伪齐国。天眷三年，收复河南、陕西，复设汴京行台。此后，汴京行台应管辖河南、陕西、山东等路。史言，“移剌道本名按，宗室移剌古为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辟掌军府簿书，往来元帅府计议边事，右副元帅宗弼爱其才，召为元帅府令史”。检《金史·宗弼传》，宗弼为右副元帅在天会十五年，天眷元年已任都元帅，故废齐后元帅府仍管山东。而负责民政的汴京行台是受元帅府节制的，因此，山东路在民政方面实际上也是受行台管辖的。《金史·赵鉴传》载，鉴，“齐废，除知城阳军，改山东东路转运副使，摄行台左司郎中”，也可证明。但汴京行台的管辖地区当不包括河北西路。皇统初（1141），胡砺“为河北西路转运都勾判官，砺性刚直无所屈。行台平章政事高桢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砺欲就座，桢责之，砺曰：‘公在政府则礼绝百僚，今日之会自有宾主礼。’桢曰：‘汝他日为省吏当何如？’砺曰：‘当官而行，亦何所避。’桢壮其言，改谢之”。河北西路运判胡砺与汴京行台平章政事高桢抗礼之事，表明河北西路不属汴京行台的管辖范围，因此，胡砺敢于对高桢行客礼，而高桢也无如之何
。以上两例表明复置后的汴京行台，仍然是贯彻“以河为界”的治国理念，因此，其辖区应同于伪齐国。汴京行台的辖区，后期较明确，应为河南路与陕西路。天德初（1149），金废汴京行台前夕，河中尹、左副元帅撒离喝自陕西入朝，海陵以撒离喝为行台左丞相兼左副元帅。“撒离喝至汴，诏谕行台右丞相、右副元帅挞不野无使撒离喝预军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辄争之。挞不野诡曰：‘太师梁王以陕西事属公，以河南事属挞不野，今未尝别奉诏命。陕西之事，挞不野固不敢干涉。’”
挞不野之语，表明汴京行台仅管辖陕西、河南。这是熙宗一朝推行汉制、厉行中央集权政策、压制地方分权势力的结果。皇统元年，金“以燕京路隶尚书省”，应是这一政策的先声。河东、河北、山东、大名府路可能随后相继纳入中央直接管辖的范围。皇统元年仍然隶属于元帅府的“西京及山后诸部族”
，在天德二年废除元帅府后，应改隶枢密院。至此，金终于全面、彻底地结束了金初地方分治的局面。
河南路前身，当为汴京开封府（汴京路）、河南府路、归德府路，此为伪齐阜昌之制
。天会十五年，伪齐废，一府、二路（或三路）之置就无存在之必要，因此，并为河南路当在是年。伪齐时，陕西仍行用北宋六安抚司路之旧制。但皇统初“绍兴和议”成，金、宋两国疆界划定。皇统二年，金分陕西为京兆府、庆原、熙秦、鄜延四路
。
燕京行台仅存在于天眷时期，历时不过一、二年，非常短暂。它的前身为燕京枢密院，时值河南、陕西归属南宋，因此，其辖区应为除却河南、陕西两路的原燕京枢密院与汴京行台所管之汉地。《赵城洪洞水利碑》
中，言天眷元年至二年河东南路之水利纠纷，多次经由（燕京）枢密院和行台尚书省的事实，和上引皇统初胡励之事均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燕京行台的管辖范围应是燕京、西京、河东、河北、山东、大名府诸路。
[1]
《会编》卷八六《开封府募人
伪诏》。
[2]
《金史》卷七七《完颜宗弼传》、卷八〇《大
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