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知自我存在的基础。在解释自己为何具有统治人民的资格时，时间和空间都非常重要。空间容易理解，本书中笔者通过天文测量与天地之中、云气占与反政治中心主义两章进行论述。但时间看不见、摸不着，容易让人困惑，这里再专门交代一下笔者的思路和想法。

1962年2月竺可桢赴广州参加科学技术十年（1963—1972）规划会议。会议开幕之前，竺可桢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一起去看望陈寅恪。事后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又谈及今年壬寅，据印度历乃是大灾年。中国相传“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今年阴历年初是立春（晦日），而岁逢摄提格，是宋以来第一次（据我估计大约450年一次）。日月合璧无疑是有的，但五星连珠则未必，盖金木水火土聚于一宿（中国宿又大小不同）乃要数万年才有一次。

陈寅恪对年历之学向来重视，他早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时列出他本人指导的学科范围，排在第一的就是“年历学（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其次才是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以及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虽然陈先生并未撰述太多年历之学的研究文字，但是从竺可桢日记可以看出，他对年历之学始终抱持着浓厚的兴趣。而竺可桢虽然后来主要精力集中于物候学及气候变迁，但是其青年时代，实际上对天文学史有精湛的研究。此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陈寅恪虽然失明已久，但是依然关注时局的发展，希望从天文异象中追寻历史运行的轨迹。

一切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时间里，所有的文明、政权、信仰的兴衰更替，也都在时间里发生。对一个政权或一个信仰体系而言，其神圣性成立的一个基础，也是时间——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它的出现和兴起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它们必须阐述自己在时间长河中的位置，必须说明自己在时间（历史、现实、未来）里的角色（必然性、神性、异相、自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处在什么样子的发展阶段，代表着什么样的必然前景。

虽然植根的知识和信仰基础不同，古今中外的政权和类政权体制，在维护专制统治合法性的做法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区别。我们现在把基督教主导的欧洲历史称为“中世纪”，但是当时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世界历史和基督教的历史是同一的，始自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终结于“末日审判” 。在这种观念下，他们的时代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之后的时代，而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分期是建立在人类世界会走到尽头的认知基础上的。当基督教观念已经牢固地支配着意识领域时，中世纪的史书作者们记载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制度时，不再将它们追溯到罗马世界，而是归于他们自己 ^[13]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所谓的“中世纪”。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现代——他们代表的才是真理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工业革命之后各种政治思潮的兴起，虽然理论千变万化，打出的旗号五花八门，但是无不需要极力论证自己代表的才是真正的历史发展趋势。近代历史发展观虽然逐渐排除了“神学”的影响，但是取而代之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也只不过是披上了科学外衣的“神学”历史观，唯一的不同，是把人格化“神”去人格化而已。

在论述统治正当性或者合法性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将自己与过去的时代区隔开来，自己代表的是“新”的方向，而过去是“旧”社会。所以“革故鼎新”是统治者常用的宣传口号，从实质上讲，这不过是对时间的一种操弄。不论是现代，还是在中古时代，概莫能外。在中古时代，到底采取年号纪年或者王号纪年，或者究竟采用子月、丑月，还是寅月为岁首，以现在科学主义的看法，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自然问题， 不应有更多的歧义。但是对于中古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乃至被统治的普罗大众而言， 这却是一个有关权力合法性的重大政治问题， 事关政权之生死存亡， 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纪年方法与上古的政治传统和遗产相联，与上天赋予的政治合法性（天命）相关，不论是强调自己取代前朝的合法性，还是强化自己对同时期其他政权的正统性，还是凸显君主本人肩负革故鼎新的开创（或中兴）使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用各种理论来解释自己在时间长河中的角色和地位。

所谓的时间，在大多数语境中并非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人们出于社会、宗教、政治、商业等目的构造出来的社会概念 ^[14] 。宇宙和地球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时间的流逝并不受人类的影响。但是人类对时间的定义和理解，却赋予了它各种复杂的社会意义。人类文明因此不但存在于单纯的时间里，而且还受到自己创造的时间意义的影响和塑造。比如说，公元元年本身与其他年份并无不同，但是后来因为被基督教赋予了神圣意涵而变得重要起来。又比如一周七天的划分，是人类自己的划分，这种划分也对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5] 。历法本身改变不了时间，但它可以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出于主观目的的社会架构 ^[16] 。千年（millennium）、世纪、甲子等时间观念，都无一不反映这一点。中国古人不会庆祝百年诞辰，但是对六十年一轮回的甲子却非常重视。特殊的时间点，往往被赋予格外的政治和思想意义。比如隋朝的仁寿四年（604），是甲子年，而且是历法上极为凑巧的上元甲子 ，这一年正好又赶上隋炀帝登基为帝，于是，这一年就被赋予了很强烈的政治意义，被宫廷学者大加宣扬，以巩固隋炀帝的帝位。

《隋书》卷三八《刘昉传》载隋文帝诛刘昉诏云：“天之历数，定于杳冥，岂虑苞藏之心，能为国家之害？” 所谓“历数”，即王朝之符命。在现代知识中，人们热衷于探讨历史发展规律，而古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所依赖的知识不同，这些知识往往被我们视为迷信和荒诞。比如革命之征兆，既有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的解释，又有时间自身的规律，后者比如中古时代曾经流行一时的干支革命思想。纬书中说“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令）”，每逢这些年份，君主都会修德禳灾。而这种学说传到日本，对日本的历史和传统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法在中古时期更多的并不是一项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的科学活动 ，而是一项基于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与谶纬祥瑞、星占术数紧密相关的一项政治和文化活动。从根本意义上说，历法之所以成为中古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乃是其与时间的密切关系。一个政权需要阐明人民和自己政权所处何种时代，才能阐明自己所负何种神圣责任，这在任何一个时代均是如此，因此确定自己所处时代的伟大意义，在中古时代也是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 。古代历法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主要是论述王朝历数，并预测家国命运。什么是历法之本，或者说制定历法的基本准则是什么，是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有的人以合天为历本，有的以律吕、大衍之数为历本，有的则以谶纬为历本。历法应该合阴阳之数、谶纬之言、经典之说 。 8EAT1QgogzgP2prHtEyEELWbeDMyXi4dyWrIUeF/Y7IuAHpACfLPku5VedVfpo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