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西方概念的天命（mandate）——姑且称其为“天命”——是由一个选区赋予其代表代表自己的权力。一个政府通过赢得民主选举而获得统治的正当性（legitimate mandate）是现代民主的核心概念。在政治哲学的理论里，“mandate”可视为一种人群与其代表达成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或者政治契约（political contract），是构成机构权威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理论基础。简单地说，西方概念里的“mandate”是赋予统治者统治权的合法性源泉。这与神文时代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机理是一样的，但是其合法性源泉与前者不同——现代政治需要人民的认可，神文时代需要上天或上帝的认可。在基督教神学中，“mandate”是上帝的命令，是不容置疑的神谕。这比中国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天命”概念更加具有广泛的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有关王权的论述。在中国中古及其以前，君主统治合法性的源泉则可称为“mandate of Heaven”——货真价实的“天命”。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统治人民的资格。相反地，如果统治得很糟糕，遭到上天的唾弃，则其天命会转移到其他家族。这正是五德终始、天人感应政治学说的精髓所在。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君主是一种自身带有神圣性的统治者，可视为“Divine King”（神王）或者“Sacred King”（圣王） ^[4] 。这种君主的神权，与其他权力的最大区别是它不屈从于任何世俗的权力，而仅仅受命于神或者天 ^[5] 。这样的君主是人民和神圣界（上天、上帝、神）之间的中介，往往被认为拥有特殊的资质，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君主被称为“圣”或者“圣人”。比如南朝的沈约就对作为圣人的君主有一段论述：

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欢若亲戚，芬若椒兰，故为旗章舆服以崇之，玉玺黄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于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则万物之为役者也。

中国传统君主不但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还是最高的祭司、上天的儿子，担负着沟通天地的责任。在天人感应的语境中，一个理想的君主，不但能够恩加四海，甚至使动植物都各得其所，出现种种祥瑞 。

基于上述的讨论，也就不难理解，早期中国帝王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能够理解天道的节律并保持人间事物与天道变化相一致。中国古代天文学实质上始终就是占星学，并且主要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天文”类下总结道：“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本内容是凭着那时看来是反常或变异的天象，预言帝王或整个国家的休咎以及地面上灾祸的出现，从而尽了提出警告的责任，使之预先有所警戒或准备。《史记》中名为《天官书》，天官者，天上星官所呈之象，即天象，尤见“天文”一词之原初遗意。历代官史中的《天文志》，皆为典型的占星学文献 。

“观象于天，法类于地” 的占星学思想成了《易传》的核心观念，后来又经汉代儒生尤其是公羊学派董仲舒等人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进一步成为神文主义的政治哲学的思想基础。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 已经点出天象对君主的意义。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依据就在于木星、土星、火星每516.33年会聚一次 ^[6] 。五星、四星、三星汇聚，被视为强烈的革命征兆，直到唐代依然对政治宣传和实践产生影响。

“象”、“数”都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和哲学概念，也是神文时代政治思想的根基。《周易》把数分为地数、天数，以象征阴、阳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数，理也，也即天道变化的规律。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把人视为“天”的缩影、副本，叫做“人副天数”。人间社会的状况，反映的是天道变化。这也正是汉代儒学宗教化的重要层面。儒家学说经过西汉诸儒的改造，吸收阴阳五行等带有巫术、宗教性质的内容，形成了一整套基于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为基础的神文主义政治学说。这也正是汉武帝能够接受其为主导思想的原因所在。从西汉一直到唐代，儒学宗教化是儒家思想的一条主线，纬学的兴衰也需要在这样的逻辑中得到解释。从唐中期到宋代出现的儒家思想的自我革命——回到原典的“古文运动”及清理门户的道学运动，其主要目标除了佛家道教之外，也包括儒家典籍和思想体系中的神秘主义元素——谶纬也包括在内。去宗教化，可以说是道学或者理学兴起的一大面相。

人间的帝王要证明他是真命天子，就要“取象于天”，把国都建在与天上“中宫”相对应的“天下之中”，以此证明自己的神圣性。在不同的宇宙结构中，天下之中的位置不同，天文测量对于验证天下之中意义重大，也就不再是简单的“科技”活动，而是与政权合法性紧密相关的政治活动。这正是本书第一章讨论天文测量与政治中心主义关联性的思想基础。在都城设计中，能够影响城市布局的知识，也无外乎如此。从汉代长安城、南朝的建康城，到隋唐的长安、洛阳，都无不取象于天。比如唐代洛阳，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洛水所“副”，正是天上的银河 。除了天文学的直接影响外，堪舆、厌胜等术数思想，也对这些城市的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任何专制政权，除了使用刀剑、依靠暴力维持统治之外，还必须一手持剑、一手布道，劝服被统治者相信它们代表的是神圣的力量、历史的趋势、正义的方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古时代，天命说在塑造统治合法性当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对其构成挑战的，主要就是实力说——“逐鹿”说。不过“逐鹿”说基本上是被统治阶级所排斥和打压的，被视为是乱臣贼子频出的根源。西汉灭亡，东汉尚未建立，割据一方的隗嚣与班彪有一段对话。隗嚣极力否定刘氏的天命，认为“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并且把刘邦取得天下总结为“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有感于隗嚣的言论，又见此类观点“狂狡之不息”，班彪写下了《王命论》，极力为刘氏的天命辩护，而否认“逐鹿”说：

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絫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 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

在班彪看来，刘邦虽然起自布衣，但是天命早著，他能当上皇帝，并非是因为天下逐鹿，“幸捷而得之”。“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乱臣贼子昧于天道，又不察于人事，才会认为通过成王败寇的暴力斗争就可以夺取天下。推崇天命说，贬斥逐鹿说，在南朝沈约看来，对维持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

盖有愚暴之理存焉。见圣人利天下，谓天下可以为利，见万物之归圣人，谓之利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则之。”符瑞之义大矣。

沈约跟班彪一样，认为逐鹿之说是“力争之徒”所秉持的理论，也是乱臣贼子屡屡出现的根源所在。所以沈约专门撰《符瑞志》，说明圣人“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并非凭强力可以夺取。这一观点在《宋书》中屡屡可见，比如沈约在《宋书》卷一一《律历志·志序》中说：“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握河括地，绿文赤字之书，言之详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乌之瑞，斯固不可诬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应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蚀之灾不弭；百灵咸顺，而悬象之应独违。今立符瑞志，以补前史之阙。” 显然在沈约看来，逐鹿说是天命论的大敌，也是乱臣贼子前仆后继的根源。沈约之所以立符瑞志，目的就是为了“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

隋代李德林因为梁士彦及元谐等人频有逆意，抗衡隋朝，仿照班彪作《天命论》，其中论道：“贼子逆臣，所以为乱，皆由不识天道，不悟人谋，牵逐鹿之邪说，谓飞凫而为鼎。” 李德林将逐鹿说斥为“邪说”，认为此说违背“天道”、“人谋”。这跟《旧唐书》描述隋末群雄的态度是一样的，《旧唐书》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 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 南朝陈文帝诏书中也有类似观念：“故知神器之重，必在符命。是以逐鹿贻讥，断虵定业，乱臣贼子，异世同尤。” 北魏道武帝诏书中也云：“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而迷于天命也。”

笔者不厌其烦地论证中古时代逐鹿说或者凭借实力争夺统治权，实际并不居于政治宣传的主流，更在思想论争中遭到贬斥，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一个政权来说，以武力维持统治不能持久，任何政权都有建立统治合法性，或者正当性的必要。这不但是中古中国政治的现实，也是任何时代的写照。除了探讨军事实力和政治阴谋之外 ，还必须关注这些专制政权存在的思想、知识和舆论基础。这不但是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古知识史、思想史、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笔者而言，剖析后者更有意义。统治者往往把其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当时处于主流的知识之上，让治下的子民相信，之所以要接受被其统治，不仅仅在于其手握刀枪，而在于他们是上天所指派、鬼神所护佑、历史趋势所保证的“神圣”力量。其构建起来的一整套说辞、话语、概念，让被统治者沉浸其中而不自知。他们会重新解释宇宙、时间、社会，阐述自己代表的是宇宙的力量、开启的是革故鼎新的时代。中世纪欧洲君主寻求自己与上帝之间的连接，中国中古时代的君主寻求自己与天命的连接，其目的都是塑造一种必然性，让被统治者相信，除他之外，别无选择。 +4Cn6msxBZ/7B+ouTtnQ4PSK7wndRPTTQzfp6YRsbtyYL7foV3XLDRsL/CBcUK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