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世纪初，由于弥勒信仰的广泛传播，出现了一波以弥勒下生为口号的起义起事高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佛教救世主为名的起义起事，多数领袖都是刘姓：

北魏永平二年（509），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

北魏永平三年（510），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

北魏延昌三年（514），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

北魏延昌四年（515），冀州沙门法庆聚众反；

北魏熙平元年（516），月光童子刘景晖谋反事件；

北魏孝昌元年（525），稽胡领袖刘蠡升在云阳谷称天子，改元神嘉，一直坚持到535年。

根据欧大年（D.L.Overmyer）的研究，在北魏时代从402年到517年间，有十个以佛教救世主为名的叛乱，而月光菩萨与弥勒菩萨已是百姓期待的主要救星 ^[2] 。而之前学者忽略的是，这十次或十余次的以弥勒信仰相关的教乱中，领袖明确为刘氏者占到了一半，而且尚以法号行的弥勒教首领，其中部分也可能姓刘，比如法庆。《魏书》卷一九《元遥传》记法庆聚众造反事云：

时冀州沙门法庆既为祅幻，遂说勃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唯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勃海郡，杀害吏人。刺史萧宝夤遣兼长史崔伯 讨之，败于煮枣城，伯 战没。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诏以遥为使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帅步骑十万以讨之。法庆相率攻遥，遥并击破之。遥遣辅国将军张虬等率骑追掩，讨破，擒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之，传首京师。后擒归伯，戮于都市。

法庆起事发生在公元515年，在此前有509年刘慧汪起义、510年刘光秀起义、514年刘僧绍起义，之后有516年月光童子刘景晖谋反事件，525年稽胡领袖刘蠡升称天子事件。皆以佛教救世主下凡为号召，而领袖俱刘姓。幽州刘僧绍起义与法庆不但仅仅相隔一年，而且都在幽冀一带。刘慧汪、刘光秀、刘僧绍等人尽管是沙门身份，但仍冠以俗姓，可见“刘姓”对他们相当重要，其中“刘光秀”相当可疑，或为应“刘秀”之谶而取。以上述逻辑推断，法庆或许也俗姓刘。法庆请李归伯辅佐自己，并给予其“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的头衔。或与《太上洞渊神咒经》等宣扬的刘氏复兴之后李氏继之，或自东汉以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言有一定关系。“定汉王”的封号可证明法庆或认为李归伯就是辅（刘）汉的“李氏”。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说明在“金刀”谶与弥勒信仰结合之初，依然与道教谶记中的“李弘”关系密切。“刘氏当王”与“李氏将兴”真正对立起来可能要到唐朝建立前后。从逻辑上推断，只有待“刘氏”和“李氏”有一方取得了天下，另外一方才会从盟友变为敌人。

这些以弥勒下生（或者月光菩萨或者转轮王下生）为号召掀起的叛乱，在政治宣传上带有明确的弥勒信仰成分。法庆宣扬的“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与本文开头引用的王怀古鼓吹的“释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刘家欲兴”几无差别。又比如514年刘僧绍造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 。“净居国”即“净居天”，西晋竺法护译《菩萨说梦经》即《大宝积经中净居天子会》中讲到，净居天众与兜率天众问佛有关菩萨的行径，佛陀教示如何趣向十地菩萨。“明法王”应该有转轮王的含义。弥勒从居于兜率天到下生人间，是为了说法传道，点化众生，作的是“法身供养”的护法。而转轮王则是供应弥勒适当的说法环境，作的是“生身供养”的护法。二者的结合，才能达成护法的工作。刘僧绍的头衔正是对上述佛经内容的借用。

至于为何以弥勒为号召的刘姓起义在6世纪初出现一个高潮，很可能与弥勒诸经的传播和相关伪经的出现有关。这些伪经应现实政治和社会目的而伪造，利用既有的信仰体系和理论体系推销自己的政治观点，很容易掀起政治波涛。而此时北魏政治动荡，政权有覆灭的征兆，也为各种起义起事创造了很好的现实环境。

为什么早期以弥勒下生为号召的起义起事较少，或许还跟弥勒信仰的本土化有关。佛为戎神，或许是早期刘氏当王谶语没有与之结合的主要原因。随着弥勒信仰的本土化，刘氏复兴事业不再顾忌华夷之防，开始引入弥勒信仰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北朝时期广造石佛像，弥勒信仰流行。就山东而言，北朝弥勒造像数量最多，其主要出发点是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同弥勒所在的佛国乐园联系起来 。弥勒信仰的广为流传，为“卯金刀”谶发动起事提供了极好的舆论环境，这当是前者结合后者的主要考量。

几乎每个宗教都包括了所谓的“弥赛亚信仰”（Messianism），即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会有受神派遣的救世主降临凡世，拯救一切人类和生灵。佛教的未来救世主往往指弥勒佛，而非教主释迦牟尼本身。“弥勒”，乃梵文Maitreya、巴利文Metteya 的音译名；其他异译名尚有梅呾利耶、末怛唎耶、迷底屦、弥帝礼等。意译则称“慈氏”，盖其义为慈悲。弥勒信仰在中国的兴起，大致在南北朝时期，典型的标志是弥勒诸经的出现。竺法护在大安二年（303）译成《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此后，鸠摩罗什在姚秦弘始四年（402）译成《弥勒大成佛经》、《弥勒下生成佛经》；南朝刘宋时，沮渠京声译《弥勒上生经》；东晋时，有译者不详的《弥勒来时经》；北魏时则有菩提流支所译《弥勒菩萨所问经》；唐代大足元年（701），义净译成《弥勒下生成佛经》。根据这些经典，弥勒菩萨将在五十六亿万年后，继释迦而在此土成佛，仍然号“弥勒”，这即是所谓的“未来佛”或者“新佛”。弥勒信仰又分为上生和下生两种。前者相信信徒一旦修道得成，便能往生兜率天净土，永享安乐；后者则相信弥勒会在未来下生现实世界，建立人间净土。下生信仰，就为现实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弥勒诸经被翻译以后，经中的“净居天”、“月光童子”、“新佛出世”、“十住菩萨”等术语开始被用作政治宣传的口号。

北魏熙平（516—517）年间九岁儿童刘景晖假托“月光童子”而起事。塚本善隆认为，“月光童子”当来源于佛经“月光菩萨” 。月光菩萨与弥勒信仰结合，成为民众追求救世主的新希望 ^[3] 。“月光菩萨”、“月光王”或者“月光童子”，都是弥勒派遣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 。佛教中和月光童子相关的经典，最早者为三国吴支谦译《佛说月明菩萨经》、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申日经》和《佛说月光童子经》。之后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申日儿本经》、隋那连提黎耶舍（Narendravsas）译《佛说德护长者经》。竺法护两经、求那跋陀罗和那连提黎耶舍的译经，乃为同经之异译本，皆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一二载《申日经》为吴支谦译，《大正藏》所记疑为吴支谦译。考虑到一个人不太可能给同一部经翻译两个版本。《佛说申日经》当为支谦所译。支谦译《佛说申日经》在文末预言：

我般涅槃千岁已后，经法且欲断绝，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作圣君，受我经法，兴隆道化。秦土及诸边国，鄯善、乌长、归兹、疏勒、大宛、于填，及诸羌虏夷狄，皆当奉佛法，普作比丘。

秦国即中国，佛经中预言月光未来将出世在中国为君王，统领夷夏崇信佛法。支谦译这段月光为秦主的预言，颇类似中土的图录谶记说。同样一段译文，不见于竺法护和求那跋陀罗的译本，到隋代，那连提黎耶舍重译该经，将月光“出于秦国作圣君”重新改译为“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

（佛说）此童子（月光），我涅槃后，于未来世，护持我法，供养如来，受持佛法，安置佛法，赞叹佛法；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名曰大行；能令大隋国内一切众生信于佛法，种诸善根。

到了唐代，薛怀义、法明造《大云经疏》，说武则天是净光天女，为转轮王，并说武则天是弥勒化生。唐天竺三藏达摩流支（菩提流志）译《佛说宝雨经》，承怀义之说，说月光菩萨以女身为摩诃支那（大秦国）君王，将武则天说成是月光转世，称为月净光。

其他相关的经典有刘宋佚名译《佛说法灭尽经》、敦煌出土北8275和S．2676的《首罗比丘经》等。《首罗比丘经》可以视为在弥勒诸经基础上，为适应现实政治社会需要而伪造的经典。该经经文预言月光明王，将于胡人政权衰败之际，出世于黄河以北的地方，来推翻胡人，拯救人民。“当出世苌河以北，弱水以南，于其中间王于汉境。” 砂山稔首先将“月光童子”与《首罗比丘经》联系在一起。温玉成认为该经为北齐僧庆所造，大约在570年左右 。但是萧登福认为是515年法庆所伪造，目的是以月光明王出世为号召，聚众造反 。考虑到公元6世纪初出现的弥勒教徒叛乱高潮的事实，萧登福所论更加接近事实。但是在6世纪初一系列刘姓弥勒教首起义中，都可能与此经有关系，从其宣扬的口号来看，与《首罗比丘经》呼吁百姓借月光明王出世，聚众推翻胡人政权，从此解脱灾劫关系密切。

《首罗比丘经》虽然是佛教经典，但是明显杂糅了道教和谶纬学说的成分。在唐朝建立之前，不论“李氏将兴”还是“刘氏当王”，都是统治者打击的对象。两者同时并存于社会思潮之中，并无替代关系。萧登福认为：“以历史载记所见，历代教众借由神祇世出以举兵反抗政府者，东汉至六朝道教教众的举兵以李弘为名号；而梁时佛教则有北魏《首罗比丘经》首见以月光为名来举事；自隋唐以下，教众举事者，逐渐转以弥勒当来下生为名聚众滋事。” 其实在弥勒信仰兴盛之后，道教“李弘”出世说也并没有销声匿迹，李唐的建立就比附了“李弘”出世说，甚至在唐朝建立以后，道教弥赛亚信仰依然在巩固和加强唐朝统治合法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而在李唐建立之前，道教并没有为皇室垄断，道教与李唐的神圣联盟也没有出现，所以道教的教义和知识，依然为“李氏”和“刘氏”同时借用。在6世纪初掀起的以救世主下凡为名的起义高潮中，也有借助道教教义的刘氏，这就是刘灵助。刘灵助是燕郡人，以善占卜知名，尔朱荣死后，北魏再次陷入战乱，此时刘灵助为幽州刺史，于是于530年自立为燕王，扯旗造反：

驯养大鸟，称为己瑞，妄说图谶，言刘氏当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鸟村。”遂刻毡为人象，书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法，人多信之。

方诗铭认为刘灵助“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法”，应该是道教领袖 。刘灵助所驯养的“大鸟”，若依道教理论，当伪作凤凰 。刘灵助之前，晋大安中，张昌起兵，“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额，以彰火德之神，百姓波荡，从乱如归”。并有山丘县吏丘沈改名“‘刘尼’，称汉后，以昌为相国”，“建元神凤”。在此之前，张昌就已改名“李辰”，显然是为了应“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言 。“凤凰”出，是“圣人当世”的祥瑞。刘灵助驯养大鸟，也是要彰显自己就是“刘氏当王”的应谶者。这与沈丘改名“刘尼”，并建元“神凤”的做法是一致的。《首罗比丘经》中也记载有大鸟情节，“维摩诸道义区，此鸟傍海下此经，即见王僧庆行徒七人，见此鸟即焚香”。这显然也是道教、谶记和佛教杂糅的结果。

在李唐建立之前，“弥勒下生”和“道君出世”可能有争夺信徒的竞争，但是“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并无太大的利益冲突 。毕竟两者都处于被统治地位，为统治者所忌恨和压制。但是随着各种李氏集团势力膨胀，特别是最后李唐王朝建立之后，“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命运道路。由于李唐视道教为国教，故不断宣扬和鼓吹李唐皇室与道教的神圣联盟，“李氏当兴”自然成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而“刘氏当王”，从刘黑闼开始，就被视为潜在的政治敌人，所以整个唐代前半期，统治者对传播“刘氏当王”谶语者残酷镇压。在失去了道教意识形态支持之后（因李弘出世已经得到验证），“卯金刀”谶转向下层，与弥勒信仰相结合，成为反对官府的一种政治势力。 LnTkUoUNhBy/aJadbXiT6Jn1hUhu2hruqw7b2UH/z+HmSiSBj3wUY9xxje/1sU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