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金刀”、“刘举”、“刘氏当王”、“刘氏主吉”、“伐武者刘”等一系列谶言，其实是一类政治预言，都宣扬刘氏复兴的天命，可总称为“卯金刀”谶或金刀之谶。这一谶言在唐代政治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力，为统治者所忌讳。最重要的体现有两点：第一，唐前期造反者中刘氏居多；第二，李唐大臣中刘姓者多被猜忌。这一点很多学者多有论证 ，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仅取几例说明。比如唐前期重要将领刘师立，“有告师立姓在符谶欲反者” 。又比如刘兰成：

初，长社许绚解谶记，谓兰曰：“天下有长年者，咸言刘将军当为天下主。”兰子昭又曰：“谶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会云县尉游文芝以罪系狱当死，因发其谋，兰及党与皆伏诛。

刘兰成出身北海刘氏望族，曾考中明经，在隋末战争中本是诸雄之一，后投唐朝，在唐朝统一和对突厥作战中都立下汗马功劳，最后以谋反被腰斩。所谓“海北出天子”，显然是模仿李渊太原起兵时慧化尼歌辞中的“东海十八子”。

贞观年间，“卯金刀”依然是政治禁忌。贞观三年三月，还有人因为“刘氏”谶记被逮捕入狱：

三月，己酉，上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

贞观十九年，又有刘道安蛊惑人心，煽动造反：

卫州人刘道安头生肉角，隐见不常。因以惑众，伏诛。角，兵象。肉不可以触者。

贞观二十年，太宗禁毁《三皇经》之源头，也在于“吉州囚徒刘绍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图》及《三皇经》”。此经称“妇人有此文者必为皇后” 。

“卯金刀”类谶语的广泛流行，对唐代政治影响巨大，几为学者共识。但是此类谶语的文化根源为何，认识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观点强调种族文化的影响，认为此类谶语是胡汉杂糅的政治传统；另一类观点认为，此类谶语发端于道教，一直与道教宣扬的圣王将下生人间建立太平盛世紧密相关。

第一类研究以李锦绣为代表，她在《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一文中看到了隋末战争，群雄逐鹿，但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只有李、刘二氏的情况。通过研究，她认为，刘氏之谶，是武德四年（621）由窦建德部将提出来的，代表的是一种与“李氏将兴”相对的政治传统。她反复论证了窦建德集团的胡化特征，强调此集团与关陇集团不同。瓦岗寨（黎阳）系统的山东豪杰信奉“李氏将兴”，接纳关陇贵族为其领导。李世民建立了关陇为主，山东豪杰为用的新联盟，以之统一中原，夺取帝位，并建立了贞观武功。同是山东集团，窦建德系统的豪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图谶——“刘氏主吉”。“李氏将兴”与“刘氏主吉”，不仅代表了关陇与山东两种势力，而且也反映了两种种族文化 。对于为什么窦建德集团胡化性更强，就要发展出“刘氏”当王的图谶，李锦绣认为，主要是刘姓者善战，故推刘氏为王，刘氏指的是勇猛善战的改汉姓的胡人或胡化汉人。

正如毛汉光将“李氏将兴”谶言的产生归结于关陇集团内部人物盛衰演变一样 ，李锦绣也是强调现实政治和种族文化在谶记产生中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了陈寅恪的影响。陈寅洛《读书札记》一集《旧唐书之部》“本纪第一武德八年”条云：“大约周、隋李贤、李穆族最盛，所以当时有‘李氏将兴’之说。” 毛汉光也认为，“李氏将兴”谶言及类似歌谣、预言是由于当时三李：李弼、李虎、李远家族后裔强盛而产生并流传的。这样的观点割裂“李弘”出世观念在中古时期持续传播的脉络。其实如许多学者已经论证的那样，“李弘”或者老君出世，是道教终末论和类弥赛亚信仰不断发展的产物，在中古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李唐的建立也与其有重要的关系 ^[1] 。

李锦绣认为，“刘氏”图谶，是由窦建德部将提出来的。不可否认，任何政治宣传，都无法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 。但是，政治宣传口号，要影响政治大势，往往需植根于已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思想或信仰系统上。就“刘氏当王”一类谶语而言，它并非是窦建德集团的发明，也与种族文化无关，相反的，它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紧密相连。窦建德集团不过是再次利用了本就存在于大众脑海中的，绵延数百年的政治符号和术语 。早在隋唐之前，以“刘氏当王”为号召政治事件就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而“卯金刀”早已成为非刘姓统治者的禁忌。

隋朝建立，隋文帝面临的第一场严重的谋叛即与“金刀”有关。隋文帝能够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关键人物是刘昉与郑译。但是刘昉也颇有野心，最后因为谋反被杀，隋文帝在诛刘昉诏中说：

昉入佐相府，便为非法，三度事发，二度其妇自论。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朕训之导之，示其利害，每加宽宥，望其修改。口请自新，志存如旧，亦与士彦情好深重，逆节奸心，尽探肝鬲。尝共士彦论太白所犯，问东井之间，思秦地之乱，访轩辕之里，愿宫掖之灾。唯待蒲坂事兴，欲在关内应接。

刘昉以自己姓是“卯金刀”，名为“一万日”，宣扬自己当有天命，终被诛杀。《隋书》卷二一《天文下》记：

开皇元年三月甲申，太白昼见。占曰：“太白经天昼见，为臣强，为革政。”四月壬午，岁星昼见。占曰：“大臣强，有逆谋，王者不安。”其后，刘昉等谋反，伏诛。

更早在东晋司马元显时，民谣就有“金刀既以刻，娓娓金城中”的说法，孟 释之曰：“‘金刀’，刘也。倡义诸公，皆多姓刘。” 南齐取代刘宋而立，对“金刀”非常敏感，《南齐书》卷四八《袁彖传》记：

彖性刚，尝以微言忤世祖，又与王晏不协。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侧曰：“外间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穷问所以。晏曰：“袁彖为臣说之。”上衔怒良久。

由于萧齐是取代刘宋建立的，所以连君主使用金柄刀子都成了忌讳，“外间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足以描述“卯金刀”对中古统治者是极端敏感的词汇。

有太多证据表明，“刘氏当王”一类的谶言，早在武德四年以前就存在于中古的政治传统之中，并深刻影响了政治进程。所以，将此类谶言的出现，归结为隋末战争中的不同集团的种族文化之争并不恰当，“刘氏当王”并非异族传统，应该从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寻找它的理论根源。

李锦绣文章发表后稍晚，杨梅撰文试图阐述此类谶语的早期历史背景。她基本上接受了李锦绣关于“李氏将兴”与“刘氏当王”分别为关陇与山东两大政治集团图谶的说法。在此基础上，她认为这类谶言是从道教中产生，最后脱离道教成为单纯的政治谶言 。杨梅的这一观点，显然来自方诗铭的研究。早在1996年，方诗铭就在《“汉祚复兴”的谶记与原始道教——晋南北朝刘根、刘渊的起义起兵及其他》一文中论证，从王莽末年开始流传的“刘氏复起”的谶记，到东汉王朝覆灭之后，再度出现，成为“汉祚复兴”、刘氏“系（继）统先基”，爆发了张昌、刘尼、刘根、王弥，以及刘茫荡、刘黎、刘灵助的起义或起兵，甚至匈奴没落贵族刘渊的反晋战争同样是在原始道教“汉祚复兴”这个谶记之下发动的 。大体说来，方诗铭认为，晋南北朝原始道教的刘氏“系（继）统先基”的谶言与王莽末年“刘氏当复兴”的谶言是一脉相承的。

最能证明“刘氏当王”谶语与道教相关的证据，当属《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誓魔品》，云：

及汉魏末时，人民流移，其死亦半。至刘氏五世，子孙系（继）统先基。当时四方嗷嗷，危殆天下，中国人民，悉不安居，为六夷驭迫，逃窜江左。刘氏隐迹，避地淮海。至甲午之年，刘氏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大乐。六夷宾服，悉居山薮，不在中川。道法盛矣。“木子”、“弓口”，当复起焉。

此经提到“刘氏五世，子孙（继）统先基”，在另一处它还提到“五世之孙刘子佐治天下”，唐长孺认为“刘子”与《老君音诵诫经》中提到的“刘举”有关 。其实早在东汉之际就有“刘季握卯金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言。值得指出的是，“刘举”、“刘子”、“刘季”和“刘秀”，都不是普通的人名，本身就暗含强烈的政治合法性意味。或许“季”、“秀”、“子”、“举”四字之间存在一些内在的逻辑关系，甚至通假或因书写舛误而导致异体。待考。

《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誓魔品》中复兴汉朝的预言与“李弘”具有密切联系。它预言李弘会在刘氏“继统先基”之后“复起”。北魏寇谦之曾借老君之口，批评借助李弘、刘举起事的行为：

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吾大恚怒。

“刘举”并非一个普通人名，或为“刘氏再举”之意，也或许就是“子”、“季”、“秀”之讹。以寇谦之所说“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推断，北魏时期以“刘举”为号召的起义起事，不少“李弘”类叛乱 。比如《魏书》卷七《高祖本纪》记：“妖人刘举自称天子，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捕斩之。” “光州人刘举聚众数千反于濮阳，自称皇武大将军。” 《魏书》卷五六《郑羲附先郑先护传》称光州刘举为“妖贼” ，当与高祖时代的“妖人刘举”为同一性质 。

“李弘”和“刘举”纠缠在一起，从《誓魔品》和《老君音诵诫经》同时得到印证。这或许是对东汉时期“刘氏复起，李氏为辅”谶语的复制，或至少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影响。刘秀起兵时，“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 。李通所谓的“李氏”指的是他本人。《太上洞渊神咒经》虽然同时提到了刘氏和李氏，但是它的意思是在刘氏复兴之后，李氏继之而起，并无“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之意。在《太上洞渊神咒经》的描述里，李弘并不是刘氏复兴的辅佐，而是继承刘氏王业的后来者。杨梅认为“李氏”存在由“李通”变为“李弘”的转化过程，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一揣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太上洞渊神咒经》利用了当时流行的刘氏谶言，并将之与李弘信仰结合起来。

由于“刘举”和“李弘”纠缠在一起，导致学者们认为，“刘举”所反映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李弘”是一样的，都是借用了道教弥赛亚信仰的理论。比如方诗铭认为，“刘氏”复兴伟业，基本上是跟道教命运连在一起。杨梅也认为，在《太上洞渊神先经》之后，刘氏之谶就常和李弘信仰联系在一起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证据显示，南北朝后期开始，“刘氏当王”与“李氏将兴”逐渐走向对立，其所根据的理论基础也开始分化。由于道教未来圣君逐渐确立为“李弘”，刘氏复兴伟业的倡导者，只好逐渐从道教理论体系中退出，转向寻找新的理论体系。 FFU4TuVRDeEBB/5Fjoqq4Q5/3qKvOAXAEP8qye07xrF6NbNtlxbaKD5BkobCye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