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中古政治史的研究，多少年来一直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种族与文化”、“内政与外族的关联性”等几个命题内兜圈子。赞同者有之，使得同一命题越做越深、越做越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但破多于立，虽然指陈这些学说的种种不是，但却未能建立新的学说。

中古政治史研究，亟待转换视角，开拓视野，寻找突破点。记得多年前谷川道雄教授来北大历史系访问，他晚年一直在“兜售”内藤湖南的理论，当时我被历史系指派去与他对谈，我以唐代宗教史的变迁为例，力陈变革的分水岭在安史之乱，其时我正在通过四川禅僧的《历代法宝记》所编师子比丘击败外道末曼尼和弥师诃的故事，来考察安史之乱前后佛教、摩尼教、景教内部不同社会力量的变动情形。谷川教授肯定地说，内藤的理论的确忽视了宗教方面。

其实，不论是内藤湖南，还是陈寅恪，他们的观点自然受到自身家族和所处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关注点多在皇帝贵戚，在世家大族，在社会精英，而很少关注社会下层、边缘、左道旁门。然而，一个社会的变迁，并不仅仅在于上层社会，社会下层的各种势力的升迁变化，越到后来，越形重要，这是当今治史者普遍的看法。

孙英刚即将出版的这部专著，正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中古时期社会上非常流行的各种谶纬、术数学说与政治史的关系。他用“神文与人文”、“天命与天道”、“预言与灾祥”、“历术与历数”、“乌托邦与救世主”等几个相互对应的概念，选择魏晋到隋唐时期一些典型的事例，做深入剖析，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对中古政治史的研究，大力推进了一步。

英刚早年负笈北大历史系，喜欢史学，基础扎实，读书多，善思考。他大三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有关唐代宫廷政治斗争的文章，提出与陈寅恪不同的观点，我当时就觉得他勇气可嘉。后来他跟随我做硕士论文，因为那时我开始和学生们一起读长安史料，因为他有做宫廷政治的背景，就让他做长安的王府与政治的关系，颇多收获。以后他又远渡重洋，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艾尔曼、太史文、陆扬等先生学习，于政治史之外，受到思想史、宗教史研究的熏陶。回国后，他有幸加盟新成立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选择宗教信仰与中古政治史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之一，所学得以发挥，学问的规模得以扩大。本书所集论文，均为他回国后的新思考，新研究，新收获。

英刚研究生毕业前，一次聊天时对我说，现在学生为找工作都学开车，他能开大卡车。我祝愿他开着学问的“大卡车”，沿着康庄大道，继续前进，开拓出更多新的学问之路。

荣新江
2013年12月2日
写于杭州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