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之兴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前辈学者充分讨论的老话题。本文只对尚有讨论价值的地方进行些许补充。魏侯玮（Howard Wechsler）认为，石秀娜所论唐朝建立与道教建立人间天国政治理想之关系，实际上不过是统治者经常用来愚弄普通民众的谶纬伎俩，文人士大夫不会参与其间 ^[15] 。但石秀娜强调对同一信仰的不同表述方式。笔者也倾向于认为民间信仰其实和精英意识形态是彼此的倒影，文化具有穿透性。李渊到底相信不相信这些符瑞或者谶语并不重要，因为道教“致太平”的宗教和政治学说并不会因为具体的符瑞或者谶语而受到损害。李渊登上皇位的历史背景之一，正是道教对皇权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道教深刻地改变了皇权的内涵 ^[16] （第61页）。

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注意到在隋末农民起义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主要的二十九个叛乱或者起义领袖当中，有九个姓李 ^[17] 。石秀娜将这一现象跟道教的李弘联系在一起，但是石秀娜认为一旦李弘经典化，就失去了其政治意涵。所以她的讨论到李唐建立为止，并没有继续探讨唐朝建立之后的情形。高宗和武则天之子李弘（652—675）与道教之密切关系，前辈学者已多有揭示 。P.3233、P.2444两件《洞渊神咒经》抄本，末题：“麟德元年（664）七月廿一日奉敕为太子于灵应观写。”按唐史书记载，高宗永徽六年（655），废太子李忠，改立李弘。麟德元年废太子死于黔州。《洞渊神咒经》有宣扬李弘真君降世的谶语，敕写此经“可能正为了表示李弘是应谶当王，废忠立弘合乎天意” 。敦煌S.1513《老子像名经》抄本前，有题为“御制”的《一切道经序》。其文哀悼“孝敬皇帝”病逝，并敕令书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 。

但是仅仅有高祖和李弘在“致太平”神学思想中的地位，就政治理论体系本身而言，还是一个断裂的结构。也就是说，既然高祖是顺应尧德，应谶而起，李弘是道教的救世主之名，那么作为高祖之子、之孙，李弘之祖、之父，如何嵌入这个神权谱系，一定是统治者考虑的问题。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基本可以肯定，不论李世民的“太平天子”，还是李治的“千年太子”之名，都不是泛泛而指，都是在当世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和神学思想体系能够完美地得到解释的。

依据上述分析，李唐皇室在“致太平”的政治理论体系中的角色为：

高祖（神尧）→太宗（太平天子）→高宗（千年太子）→孝敬皇帝（李弘）、睿宗（景云见）→唐玄宗（太平天子）

李唐皇室追认道教教主为祖先，从而“拥真人之阀阅” ，建立与道教的神圣纽带。比如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禁毁《三皇经》。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前的田令为“道士通《三皇经》者给地三十亩”。“依识《三皇经》，今与老子《道德经》义类不同，并不可留”，“其《三皇经》并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德经》者给地三十亩，仍着令”。通常认为，唐太宗禁废《三皇经》。原因是经中的图谶宣扬诸侯可以成皇帝、妇女可以成皇后。唐太宗担心这种图谶会诱导、鼓励王侯将帅重臣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威胁李家统治。但是实际上原因并不在此。根本的原因在于《三皇经》与老子《道德经》 “义类不同” 。南北朝（420—589）时，南方道教崇三洞教主三清天尊，北方道教则崇老子神化之太上老君，在南朝道教所传七部经教体系中，道德天尊所说洞神部经是《三皇经》，老君所说《道德经》是太玄部首经。唐太宗时焚禁《三皇经》，以《道德经》代之。太上老君遂最终确定为太清境洞神教主，即道德天尊。禁毁《三皇经》，其中一个目的在于树立老子在道教体系中的最高地位，进而树立号称老子血脉的李唐皇室的神圣王统。

另一方面，又致力于树立自己在儒家、道教、谶纬都能接受的“致太平”的形象，在这套系统里面也能够构造完整的王权和神权的对应关系，不但在建立王朝，而且在巩固统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天宝元年正月癸丑，陈王府参军田同秀称于京永昌街空中见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圣寿无疆”之言传于玄宗 ，既强调了李唐皇室与道教的神圣同盟，有借助道教至尊之口，验证了玄宗已经完成“太平”伟业，完成了那个时代最高的政治成就，也进而加强了李唐皇室统治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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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na K. Seidel, “The Image of the Perfect Ruler in Early Taoist Messianism： Lao-tzu and Li Hung”, History of Religions , Vol.9, No.2/3. （Nov., 1969-Feb., 1970）, pp.216-247.

[2] 相关研究参见吉冈义丰《六朝道教の种民思想》，载《道教と佛教》3，东京，1976年，第221—284页。又见Erik Zürcher, “‘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P 68.1-3（1982）, p.5, n.10.

[3] Michel 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Welch and Seidel, eds., Facets of Taoism , pp.151-155.

[4] 关于世界末日的计算，参考席文（Nathan Sivin）, “Chinese Conceptions of Time”, Earlham Review 1 （1966）： pp.82-92.

[5] 参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0页。相关研究参阅Stephen R. Bokenkamp （with a contribution by Peter Nickerson）,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295-299. 砂山稔《道教と老子》，收入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东京：平河出版社，1983），第2卷，第3—47页。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90），第403—481页。李丰楙《六朝道教的终末论——末世、阳九百六与劫运说》，载《道家文化研究》第9辑，1996。

[6]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权传》，第1142页。有学者认为麒麟的原型为印度犀牛。麒麟古代被视为四灵兽之一，其特点与印度犀牛的生活习性有关。麒麟虽为庞然大物，但不好斗，故被视为“仁兽”。在古代，印度犀牛因气候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南移，中原已很少见到，偶尔来到中原，便被认为是因圣王“仁德”而来，这便是麒麟被圣化为灵兽的重要缘由。参看王晖《古文字中“ ”字与麒麟原型考——兼论麒麟圣化为灵兽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4—75页。

[7] 关于地方记忆，参阅田海（Barend J. Ter Haar）, Telling Stories：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 , Leiden, Netherlands, and Boston： Brill, 2006.

[8] Woodbridge Bingham, “The Rise of Li in a Ballad Prophec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Vol.61, No.4. （1941）, pp.272-280.李丰楙《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第六章《唐人创业小说与道教图谶传说》，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第281—354页。高明士《刘邦的斩蛇起义与李渊的绛白旗——阴阳五行说与汉唐建国的关系》，《庆北史学》第21辑；《金烨博士停年纪念·史学论丛》，韩国庆北史学会，1988年，第695—707页。牛来颖《唐代祥瑞与王朝政治》，收入郑学檬、冷敏述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5—545页。李刚《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载《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3期，第15—21页，等等。

[9] David Ownby, “Chinese Millenarian Traditions： The Formative Ag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104, No.5 （Dec., 1999）, pp.1513-1530.

[10] 关于红巾军起义与千年王国思想，参阅John W. Dardes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29, No.3 （May, 1970）, pp.539-558.

[11] 关于白莲教的千年王国运动，参阅韩书瑞（Susan Naquin）的相关研究,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microform]：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UMI, 1975）和 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Yale, 1981），韩氏运用从南欧农村运动中抽象出来的千年王国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农民起义。

[12] 关于道教与千年王国运动的研究，参阅Livia Kohn, “The Beginning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ast Asian Millenarianism,” Japanese Religions 23 （1998）： 29-51. Richard Shek, “Millenarianism： Chinese Millenarian Movements,” in Mircea Eliad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87） 9, pp.532-535.

[13] Richard Mather, “K'ou Ch'ien-chih and the Taoist Theocracy at the Northern Wei Court”, in Welch and Seidel, Facets of Taoism , pp.103-122.

[14] Anna K. Seidel, “The Image of the Perfect Ruler in Early Taoist Messianism： Lao-tzu and Li Hong”, History of Religions 9, nos.2-3 （1969-1970）： 216-247; and Seidel, “Taoist Messianism”, Numen 31, no. 2 （1984）： 161-174. Werner Eichhorn, “Description of the Rebellion of Sun En and Earlier Taoist Rebellions”, Mitteilungend es Institutsf ar Orientforschung 2, nos.2 and 3 （1954）： 25-53 and 463-476.

[15] 参见Howard J.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第三章“The Management and Manipulation of Portents”, pp.55-77.

[16] Stephen R. Bokenkamp（柏夷）,“Time after Time： Taoist Apocalyptic Histor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Asia Major , 3rd s., 7.1（1994）： 59-88.

[17]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all of the the Sui and the Rise of the T'ang, A Preliminary Survey ,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41, pp.52-56, 130-139. 1f+erFCB3xSf+xD5oVQvTuH59eA/Eo9HkEThz69JNbbXM4fBbnhnpEDTCapmlH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