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是贞观朝政治的转折点。十七年之前，唐朝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立储，李承乾和李泰的党争，深刻影响着贞观政局的走向。功臣贵戚各自选边，太宗则努力保持平衡。唐朝继承政治从开始就没有遵循立长立嫡的原则，而在实践中归结为有实力者居之。在长达一百年的历史中，没有一个预立的太子得以登上皇位，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包括武则天，都是通过政变上台。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廷正面对着这样一场政治动荡。

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斗争最后归结为暴力。李承乾“召壮士左　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等谋杀魏王泰，不克，遂与元昌、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镵臂血喢之，谋以兵入西宫”。贞观十七年，齐王佑先反于齐州，纥干承基卷入其中，系狱当死。为了保命，他供出了李承乾的政变计划。李承乾集团迅速瓦解 。李承乾倒台后将自己所作所为归结为李泰的步步紧逼，结果太宗两废之。李承乾废为庶人，徙黔州，贞观十九年死去。李泰改封顺阳王，徙居均州郧乡县。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高宗即位，为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羞膳，特加优异。永徽三年，薨于郧乡。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宗与群臣折冲的结果，立李治为太子。此时旧太子遭废，但仍在世，虽然在政变计划暴露后承乾的很多追随者被处决，但毕竟做了十余年太子，关系盘根错节。最值得注意的是李泰，他突然遭到废黜，以前的追随者都在，整体实力仍存 。同时李治太过仁弱，太宗对他的治国手段深怀疑虑。这种状况若为他人所利用，就会导致政局不稳。所以当务之急乃是稳固李治的太子地位。在神学思想泛滥的时代，利用超自然力量，是最有效的宣传手段。

实际上，从立李治为太子开始，事情就不顺利。“贞观十七年四月，立晋王为太子，有青气绕东宫殿。始册命而有祲，不祥。” “丙戌，立晋王为太子，雌雉集太极殿前，雄雉集东宫显德殿前。太极，三朝所会也。” 到了七月，“民讹言官遣枨枨杀人，以祭天狗，云：其来也，身衣狗皮，铁爪，每于暗中取人心肝而去。于是更相震怖，每夜惊扰，皆引弓剑自防，无兵器者剡竹为之，郊外不敢独行。太宗恶之，令通夜开诸坊门，宣旨慰谕，月余乃止” 。古人的理解，日食之所以发生，乃上天意志干预人间、警示君王，而“日不食、星不悖”才是“太平世” 。可以想见，贞观十七年，行废立之后，社会及政治局势比较紧张。一个天狗的传言，竟然导致老百姓“每夜惊扰，皆引弓剑自防”。

到了八月，凉州昌松鸿池谷发现瑞石的消息终于到来了，这显然是对前述紧张情势的舒解，并且意图加强李治皇位继承人的地位。通过上天的符命，告知天下，天命在李治，只有“千年太子”，方可做“太平天子”的继承人。接下来，祥瑞就接踵而来了。九月，魏州庆云见；同月，皇太子寝室产紫芝二十四茎，并为龙兴凤翥之形；十一月，并、永、滁州景云见；郑州河水清，怀州河水清，廓州献白狐 。如我们下节即将讨论的那样，景云或者庆云、河清，都是“臻于太平”的大瑞。这预示着由于新的储君确立，将继续将“致太平”的伟业继续下去。所以凉州瑞石对于太宗来说非常重要，太宗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大力宣扬。他不但派人专门祭祀，而且亲自有事于南郊，赐天下酺三日，曲赦凉州，并录京城及诸州系囚，多所原宥 。

除了凉州瑞石，之前在李渊起兵之时出现的太原瑞石也被用来重新解释李治的受命于天。“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三》河东道北都条云：“宫城东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坛。唐初高祖使子元吉留守，获瑞石，有文曰‘李渊万吉’，筑坛，祠以少牢。” 《太平广记》卷一三五《征应一》引《广德神异记》也云：“唐齐王元吉于晋阳宫获青石，若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元吉遣使献之，文字暎澈，宛若龟形，见者咸异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浸而经宿磨之，其字愈明。于是内外毕贺。高祖曰：‘上天明命，贶以万吉，孤陋寡薄，宁堪预此。宜以少牢祀石龟而酹送之。’” 然而《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记则完全不同：“辛丑，太原获青石，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治万世’，齐王遣使献之。”

同一块瑞石，铭文出现了“李渊万吉”、“〔李〕治万吉”，还是“李治万世”三种版本。以逻辑推之，高宗生于贞观二年，齐王李元吉献瑞石在太原起兵之初，相去十年。若太原瑞石文是“李治万世”，那么十年后太宗给高宗取名时即应此谶，而当时太子是李承乾，名分已定，似乎不应应谶取名。再者，李元吉献此瑞石本就是为了襄助其父，而当时李治还没出生，故原铭文当为“李渊万吉”，而到了贞观十七年又重新解释为“李治万吉” 。无论如何，在李治被立为储君过程中，太原瑞石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可以说，高宗地位的确立，乃为太原和凉州两块瑞石所保证。

值得指出的是，李世民利用凉州瑞石来加强李唐王朝和新太子李治政治合法性的做法，完全是对北魏拓跋焘的模仿。《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下》云：

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丘池县大柳谷山石表龙马之形，石马脊文曰‘大讨曹’，而晋氏代魏。今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图写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质白章，间成文字。其二石记张、吕之前，已然之效。其三石记国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录又授“太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人像，携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象灵契，真天授也。”于是大将军、乐安王范，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征南大将军、恒农王奚斤上奏曰：“臣闻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故能经纬三才，维建皇极，三五之盛，莫不同之。伏羲有河图、八卦，夏禹有洛书、九畴，至乃神功播于往古，圣迹显于来世。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并日月，固天纵圣，应运挺生，上灵垂顾，征善备集。是以始光元年经天师奉天文图录，授‘太平真君’之号。陛下深执虚冲，历年乃受。精诚感于灵物，信惠协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泽流宇内，溥天率土，无思不服。今张掖郡列言：丘池县大柳谷山大石有青质白章，间成文字，记国家祖宗之讳，著受命历数之符。王公已下，群司百辟，此图文，莫不感动，佥曰：自古以来，祯祥之验，未有今日之焕炳也。斯乃上灵降命，国家无穷之征也。臣等幸遭盛化，沐浴光宠，无以对扬天休，增广天地，谨与群臣参议，宜以石文之征，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窃知天命有归。”制曰：“此天地况施，乃先祖父之遗征，岂朕一人所能独致。可如所奏。”

关于这段瑞石铭文出现的背景，何德章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这段铭文是应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而出现的。太平真君四年底，发生了尚书令刘洁与诸王合谋推翻拓跋焘的事件。刘洁让尚书左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姓名否？”以长期以来流传的“刘氏应王”的谶语来为自己篡位寻找理论支持。同年十一月甲子日，拓跋焘下诏以太子拓跋晃监国。“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万一拓跋焘有所不测，“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时，证明拓跋氏父子相继的皇统的合法性也成了最紧迫的问题。这块瑞石“旨在以当时人心理上认同的图谶形式，证明拓跋氏皇权上符天意，‘太平真君’拓跋焘为天命所授，不容僭夺，刚刚总统百揆的拓跋晃亦是天意所定将封禅泰山的真主，其作为皇位继承者的地位亦不容怀疑。刘洁凭信的‘刘氏应王’的谶语及董道秀对拓跋丕白台之梦的解析等，均属虚妄” 。

太平真君四年冬发生的针对拓跋焘的政治密谋，可以说是贵族功臣们的集体行动，主要是因为在此以前拓跋焘、崔浩等人进行的“太平之治”活动业已危及他们的政治利益。拓跋焘即位之始，崔浩即通过道教给他披上了“北方泰平真君”的光环，赋予他“先武后文”，“兴复儒教，继千年之绝统”的历史重任。拓跋焘在征服黄河流域、击败柔然昭示武功的同时，确也在崔浩的推动下，进行了阐扬文治的活动。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次年即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表明拓跋焘在心理上亦自视为崔浩所界定的“北方泰平真君”。太平真君四年以前所进行的各项文治或者说“定制度”的活动，主要表现有按魏晋制度建立北魏的政权机构、礼聘汉族士人、加强儒学教育、整肃吏治等方面。这是一场以太平为号召，以儒家为指导，以道教为辅助，朝汉化和文治的方向发展，使北魏政权对中原及整个北方的征服、掠夺行为变为一种有秩序的统治而进行的一场改革运动。新的政策和法令在各个方面又都损害了旧的特权阶层即鲜卑贵族勋臣的利益，于是“国戚旧人遂谓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在这样的政治动荡之中，拓跋焘制造了贞石出现的祥瑞，指出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太平天王”，自己的继承者将封禅泰山。

不论是瑞石的形状、颜色，铭文的内容、形式，还是接获瑞石之后举行的朝廷礼仪，北魏的柳谷瑞石和唐代的凉州瑞石都极其相似。唯一的不同是，在北魏瑞石中，拓跋焘以“太平天王”自况，百有余年后的唐代凉州瑞石上，李世民给自己加上了“太平天子”的头衔。“太平天王”与“太平天子”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其反映的政治文化背景截然不同。拓跋焘时代，北族政治影响相当强大，统治者不称“天子”而称“天王”已经成为北方的一种政治传统，比如前秦的苻坚，就只称“天王”而非“天子”。冉闵死后也谥“武悼天王”。从某种意义上说，拓跋焘“太平天王”号，是一种混合了不同种族和政治传统的产物，是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李世民的“太平天子”，则显示了从北魏到李唐，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政治传统的影响力更加处于主导地位。虽然李世民有“天可汗”（与“天王”的政治内涵一样）的头衔，但是面对国内臣民的时候，他已经主要以“天子”面目出现了。 M9CvIosGalmusr9croYDZql95GuCB/6uvt4r2dbBtJtWmfyPdsPZGfFgOKGaaL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