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为测影之地和天下之中，在中古时代是大家普遍认知的一种常识。在南北对峙时期，也是北朝政权赖以宣扬自己为正朔所在、对冲南朝金陵王气的重要理论依据。北魏分裂以后，东魏天平元年（534），高欢挟持孝静帝将都城从洛阳迁到邺城，之后不久，东魏的李谐出使南朝萧梁，梁武帝萧衍派主客郎范胥接待，李谐与范胥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胥问曰：“今犹尚暖，北间当小寒于此？”谐答曰：“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邺下，岂是测影之地？”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洛阳既称盛美，何事迁邺？”谐答曰：“不常厥邑，于兹五邦，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迁相耿，贵朝何为而迁？”谐答：“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俟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气兆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答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无乃自害也？有口之说，乃是俳谐，亦何足道！”

范胥诘问李谐，邺非“测影之地”，何故东魏将都城从洛阳迁到邺城。李谐回答，邺城与洛阳相去不远，可以“统而言之”，何况王者无外，没什么奇怪的。然而，当范胥举起金陵王气的大旗，宣称“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的时候，李谐却不得不再次抬出洛阳，指出“紫盖黄旗，终于入洛”。

所谓“黄旗紫盖”，是云气占术的表达，沈约《宋书·符瑞志》记载，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 斗、牛，分野主吴越，属扬州，因此斗、牛间出现黄旗紫盖的云气，象征着东南将有天子出。晋元帝司马睿兴起前，永嘉中，岁、镇、荧惑、太白四星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将四星交会视作王者兴的吉兆 。陈朝讨伐福建陈宝应，尚书下符也说“东南王气，实表圣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 。三星、四星或五星会聚于某处，其对应的分野所在当有革命之事，这是传统星占的一个重要观点，这其中还有历法的缘故。最有名的五星会聚发生在公元前1059年，五行星会聚于天蝎座（房宿）。皇甫谧（215—282年）在其《帝王世纪》中说：“文王在丰，九州之诸侯咸至，五星聚于房。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在这里，文王被描述成利用一次罕见天象的吉兆，通过明确称自己为“王”和颁布新历法建立新历元来宣布他取得王位的意图。此外，还将木星在鹑火之次——古代占星术中与周人对应的天区——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加以强调 。这或许为后世统治者利用五星会聚提供了可模仿的案例。

从汉代绵延到唐代，“黄旗紫盖”之说经过南朝政权的不断宣扬，成为南朝符命的重要依据。此时南北对峙之形势，于东魏北齐相当不利，高欢自己有一番议论：“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但这种思想，前代早已有之。《三国志·吴书》记载，建衡三年（271）春正月晦，东吴皇帝孙皓帅大军北伐前往洛阳。“皓举大众出华里，皓母及妃妾皆行，东观令华谮等固争，乃还。”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

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中国降人，言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皓闻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行遇大雪，道涂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寒冻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耳。”皓闻之，乃还。

《资治通鉴》记载略异，云“东观令华谮等固谏，不听”。并且提到晋朝的反应：“帝遣义阳王望统中军二万、骑三千屯寿春以备之。闻吴师退，乃罢。”

这段记载依现在的逻辑看似非常荒诞，当时西晋已经建立，东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但是此时孙皓要北伐，甚至因紫盖黄旗见于东南，认为自己将最终夺取天下，宣扬自己将“青盖入洛阳”。黄旗是天子旌旗，青盖也是天子的重要仪仗。十六国时期，氐人苻登在前秦苻坚死后，称尊号、建百官，“立坚神主于军中，载以辎 ，羽葆青盖，建黄旗，虎贲之士三百人以卫之，每战必告” 。苻登为苻坚的神主建黄旗，覆以青盖，也正是为了凸显苻坚代表的天命才是正统，因为苻登是延续苻坚政权，也就等于宣告自己的统治权威。在北边，与孙氏吴国鼎立的魏国，也有魏天子“青盖巡九州”的说法。《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文士传》云：

〔阮〕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

魏天子应期运，“青盖巡九州”这种表达，和孙皓所谓“青盖入洛阳”的说法，其思想背景是一致的。

孙皓以青盖入洛阳的举动，是基于术数思想的影响。以现在知识的逻辑看似荒诞，但是在当时却是普遍流行的一种观念。孙皓自己对王气之说是非常相信的。在号称青盖入洛之前，还曾因为荆州有王气，徙都武昌。《三国志·吴书》记其事云：

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万余人。丁固、诸葛靓逆之于牛屯，大战，但等败走。获谦，谦自杀。

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

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

孙皓青盖入洛阳的举动，也是出于同样的知识逻辑和思想背景。《晋书》卷九五《陈训传》记载：

陈训字道元，历阳人。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孙皓以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严酷，训知其必败而不敢言。时钱唐湖开，或言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阳。皓以问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告其友曰：“青盖入洛，将有舆榇衔璧之事，非吉祥也。”寻而吴亡。

孙皓准备青盖入洛阳，统一天下的运动，背景复杂，政治和军事上的背景是魏、蜀已灭，只剩下东吴一国与西晋对峙。恰好此时吴国在军事斗争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司马氏灭蜀汉之后十七八年才最终灭吴，其中颇多曲折。由于后世史官撰写史书是倒放电影，又要保证叙述逻辑和政治正确，严重扭曲了当时的历史画面。其实，在吴晋战争中，吴并非处于守势，而是积极进取，甚至给西晋带来巨大的压力。用裴秀的话说，孙皓“足以惊动诸夏，每一小出……中国辄怀惶怖” 。建衡三年孙皓的青盖入洛之举，实际就是孙皓在“黄旗紫盖”、天命所归的号召下鼓动的一次亲征和北伐。就在同一年，吴军攻克交趾，擒杀晋所置守将，将九真、日南也一举收服 。次年，也就是凤凰元年，陆抗在西陵大败晋军。这些都使得孙皓对孙吴的军事实力和天命之说充满自信。《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干宝《晋纪》云：

王浚治船于蜀，吾彦取其流柹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皓弗从。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是岁也实在庚子。

孙皓有“窥上国之志”，不但是基于军事实力的自信，还有天命所归的假象带来的自我膨胀。而这种“天命”之说，其来有自。吴黄武四年（225），孙权派郎中令陈化出使魏国，陈化和魏文帝有一段关于谁将统一天下的争辩：

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曰：“《易》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于西。”帝笑，无以难，心奇其辞。

陈化论证孙权之符命，就抬出了《周易》的“帝出乎震”的理论和广为流传的“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曹丕反驳他，说周文王是以西伯侯得到天下。陈化却反驳说，虽然文王兴起于西方，但他的祖先太伯是出自东方。所以孙权在即皇帝位的诏书中强调：“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历数在躬，不得不受。” 将《易》卦“帝出乎震”和东南符命联系在一起，在这段论述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所谓“紫盖黄旗，运在东南”，是早就存在的谶语，而非《江表传》所说，为刁玄窜加。葛洪转述左慈之语也说：“汉必寝耀，黄精载起，缵枢纽于太微，回紫盖于鹑首。联天理物，光宅东夏。惠风被于区外，玄泽洽乎宇内。” 而且这一谶语为南北所广泛认知。比如《晋书·张华传》称：“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

关于孙皓宣扬符命的历史和思想背景，魏斌有极为精彩的阐发，可以参看 。此处不再赘述。孙皓宣扬自己是太平天子的运动，在天玺元年（276）国山封禅的仪式中达到顶点——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南方进行的封禅，此时泰山还在晋朝统治之下。《禅国山碑》开列了一份多达千项的祥瑞清单，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记录了碑文 ，此碑现在仍在江苏宜兴西南二十五公里处善卷洞风景区内，碑文以吴骞校释为佳。其文提到的祥瑞包括：“神人指授金册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见者弌十有弌；五帝瑞气，黄旗紫盖，覆被宫阙，显著牛斗者一十有九；麟凤龟龙，衔图负书三十有九；青蛇白虎，丹鸾凤鱼鸟，二十有二；白虎、白獐、白麂、白兔三十有七；白雉、白乌、白鹊、白鸠一十有九；赤乌、赤雀二十有四，白雀、白鸾二十有七；神鱼吐书，白鲤腾船者二；灵絮神蚕，弥被原野者三；嘉禾秀颖，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干连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大珠，璧流离三十有六……”而且碑文中提到：

大贤司马微、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发事与运会者二。

碑文中提到的“五帝瑞气，黄旗紫盖，覆被宫阙，显著牛斗者一十有九”，和“大贤司马微、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发事兴运会者二”，都可与《三国志》记载印证，说明孙吴政权并非儿戏，其青盖入洛阳的举动，是有坚实的思想和知识背景，有其内在逻辑。碑文也提到：

帝出乎震，《周易》实著。遂受上天玉玺，文曰：“吴真皇帝。”

这也和孙权将此卦辞和自己应运兴与东南联系在一起的精神是一致的。也与陈化对魏文帝所说的意思一样，总结起来就是，《周易》说帝出乎震（东方），而且有黄旗紫盖的云气做证据，说明太平天子出自东南。在这个语境里，“帝出乎震”的“震”，是“东方”的意思。

东南有天子气之说，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班固也认为秦始皇东游是为了厌胜其气 。当时所谓东南王气，是指刘邦。因为他出生在东南的沛县。此说经过谶纬之书、术士之言，更加上朝廷的鼓吹，变得广为人知。三国时代，其实不光孙权凭此进行政治宣传 ，曹魏禅代也用此大做文章，太史丞许芝上天文祥瑞就说：“自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有新天子气见于东南，到今积二十三年。”进而劝曹丕称帝 。此所谓新天子气，成了改朝换代的征兆。东晋和刘宋禅代之际，刘裕宣扬“新天子气见东南” ，也此类也。

孙皓青盖入洛阳的举动，往往被后世被视为闹剧，扭曲了真实的历史图片，不过也同时给政治修辞增加了新的表达方式。比如唐代诗人温庭筠《过吴景帝陵》云：“王气销来水淼茫，岂能才与命相妨。虚开直渎三千里，青盖何曾到洛阳？” 宋王安石有名的《金陵怀古》诗之四云：“黄旗已尽年三百，紫气空收剑一双。”《旧唐书》史臣谈方伎时也举此为例说明术数占相之术的危险：

夫术数占相之法，出于阴阳家流。自刘向演鸿范之言，京房传焦赣之法，莫不望气视祲，悬知灾异之来；运策揲蓍，预定吉凶之会。固已详于鲁史，载彼《周官》。其弊者肄业非精，顺非行伪，而庸人不修德义，妄冀遭逢。如魏豹之纳薄姬，孙皓之邀青盖，王莽随式而移座，刘歆闻谶而改名；近者綦连耀之构异端，苏玄明之犯宫禁，皆因占候，辅此奸凶。圣王禁星纬之书，良有以也。

魏徵《隋书》则用“青盖入洛”指代南北统一，他说：“爰自东帝归秦，逮乎青盖入洛，四隩咸暨，九州岛攸同，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 这里的“东帝归秦”，指的是北齐被北周灭亡；“青盖入洛”，则指的是隋灭南方的陈朝。与魏徵同时代的李延寿在撰写《北史》时，用“紫气南浮，黄旗东徙”形容南北分裂局面形成 ，可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唐初士人是相当清楚的。

正如本节开首部分显示的那样，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黄旗紫盖”是南北政权对峙时南方政权极力宣扬符命的重要理论依据。孙吴灭亡后，此说并未消失，反而随着东晋在南方的复建及南北三百余年的分裂变得更加广为人知。南北双方对此说的态度则完全相反，呈现出壁垒森严的特色。南朝政权及其士人多以宣扬紫盖黄旗，而北朝则视之为虚妄。萧梁张缵于大通九年（537）作《南征赋》，词曰：“黄旗紫盖，运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归命之衔璧，爰献玺于武王；启中兴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观其内招人望，外攘干纪；草创江南，缔构基址。” 张缵所说的“黄旗紫盖，运在震方”，依据的依然是易经卦辞“帝出乎震”，震为东，黄旗紫盖者，其实就是天子之气，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天子出于东南，有卦辞和云气为证。

然而，公元554年撰成的《魏书》却极力攻击此“人君之气（天子气）”说，代表北朝立场的魏收在《匈奴刘聪等传》中抨击道：“夫帝皇者，配德两仪，家有四海，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国，汉并天下。……戎方椎髻之帅，夷俗断发之魁，世崇凶德，罕闻王道，扇以跋扈，忻从放命。……假上帝之祉；妄说黄旗，云人君之气。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而谓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踪王者。溺人必笑，其在兹乎？” 此时南北形势发生巨变，本来处于优势的萧梁衰落。公元549年，侯景叛军攻破建康，梁武帝萧衍被饿而死。南朝分崩离析，陷入一片混乱。之前萧衍本来踌躇满志，认为自己是正朔所在，此时形势已经彻底逆转。跟魏收持相似意见的还有北齐士人樊逊，北齐天保五年（555），樊逊被梁州推举为秀才，跟齐主对策时说：“伏惟陛下昧旦坐朝，留心政术，明罚以纠诸侯，申恩以孩百姓。黄旗紫盖，已绝东南；白马素车，将降轵道。” 此时，在北朝君臣看来，作为天子之气的“黄旗紫盖”，已经从东南消失，北方才是正朔所在。 HzB9cxNolaxQHbDh8eg23BSOekbbuv0KJaT25Z9adWNtMonKdLcjeUu9NkvQnx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