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在武周政权宣扬符命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并极力宣扬自己佛教转轮王的神圣地位时，义净请在佛逝结识的来自沣州的大律法师携带他的著作（包括《南海寄归内法传》）和所译经文十卷到洛阳呈给武则天。也就是在这一年，沙门怀义、法明进《大云经疏》言武则天为弥勒下生，当作阎浮提主。 ^[6] 把这一举动视为当时武则天佛教政治运动中的一部分，相信并不过分。也正是在这次呈奏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义净提到了“洛州无影，与余不同”。武则天对义净此举相当嘉许，证圣元年（695），已经60岁的义净启程北上，并于次年五月抵达洛阳。

武则天对义净的到来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可谓前所未有之礼遇。义净带回的是“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 前所未有之礼遇背后的逻辑，除了君主佞佛之外，政治意图也清晰可见。就在义净到了洛阳的不久，“秋九月，〔武则天〕亲祀南郊，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天册万岁，大辟罪已下及犯十恶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大酺九日。” 这是非常重大的政治和礼仪举动，然而关于这次南郊祭天、加尊号、改元、大赦天下的原因，多数文献都语焉不详。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给我们留下了一丝线索。

《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是中宗皇帝为褒奖义净译经所撰。《宋高僧传》记载：“暨和帝神龙元年乙巳，于东洛内道场，译《孔雀王经》。又于大福先寺出《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一切庄严王经》四部。沙门盘度读梵文、沙门玄伞笔受、沙门大仪证文、沙门胜庄利贞证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庐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帝深崇释典，特抽叡思，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又御洛阳西门宣示群官新翻之经。” 宋代赵明诚在长清县见过这块唐碑，并且记录了这块碑碑侧的内容：

右《圣教序》碑侧云：则天尝得玉册，上有铭十二字，朝野不能识，义净能读。其文曰“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证圣元年五月上之，诏书褒答。

赵明诚感慨道：“余尝谓义净方外之人，而区区为武后称述符命，可笑也。”

这段铭文明确无误地记载了义净在武则天政治宣传中的重要角色——正是由他“释读”出别人无法辨认的铭文，为武则天上“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奠定了舆论基础。这十二个文字绝非梵文等普通字母，当时在唐代的西域及印度高僧极多，绝不会不能辨识。然而具体是何种文字，又如何精确对应“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十二个汉字，已经无从得知了。依据赵明诚抄录的这段铭文，义净辨认这段文字是在证圣元年五月——也就是他刚刚抵达洛阳，武则天亲自到城外迎接的那个月。武则天给予义净如此异于常规的礼遇，很难仅仅用宠信佛教来解释。实际上，义净到洛阳之后，并没有立刻拥有自己独立的译场，而是在实叉难陀的译场帮忙。对武则天而言，义净在政治宣传中的意义更大。

义净到洛阳之后，一直到圣历二年（699），都在实叉难陀（Shishananda）译场协助翻译八十卷《华严经》，据《开元释教录》记载：

〔武则天〕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实叉与经同臻帝阙。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译《华严经》。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本。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译，至圣历二年己亥功毕。

《华严经》与《宝雨经》、《大云经疏》共同构成了武则天佛教意识形态的主要文本基础。在《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武则天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并指出武周国家秉承佛的旨意，得以地平天成、河清海晏 。《华严经》对武周政权极为重要，义净回国之后并没有开始自己的翻译，而且在实叉难陀的《华严经》译场“宣梵本”，跟他一起“宣梵本”的，是菩提流志。义净与武周政权之关系，可见一斑。

长安光宅寺的七宝台，是武周政权晚期代表性的政治纪念性建筑。公元701—703年，武则天回到长安，在大明宫处理朝政，七宝台就在此时修建。七宝台的政治意涵已经多位学者揭示 ，义净也极可能在这一纪念碑性的建筑修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义净带了一尊金刚座真容像回到洛阳，水野清一认为，七宝台石刻佛像中的宝冠佛与义净请来的金刚座真容像有直接的关系 。考虑到义净与武周政权的关系，以及公元701—703年他跟随武则天从洛阳到长安的情形，这一推测并非没有道理，何况从艺术风格及分析方法来看，水野清一已经论证了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综上所论，义净与从回国之前到武周政权垮台，从始至终，都在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或释读铭文充当政治预言家的角色，或翻译理论著作为武周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或参与修建武周的纪念碑性的建筑，可谓从始至终，一以贯之。若这些情节可信的话，则在回国之前，他万里迢迢送到洛阳投效武则天的著作和经文，带有鼓吹武周政权合法性的语句，就不难解释了。这其中，四卷《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出现的“洛州无影”说，既是当时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也很有可能是义净刻意讨好武则天的操作，而绝非义净为论证唐朝与天竺哪个处于天下之中而写下的。义净此时的重点并非在此，不但文献记载可以证明，逻辑推理也是甚为明了。

中古时期的佛教界可谓知识渊薮，高僧对中国传统知识修养极高，洛阳在宇宙观中的特殊地位，也为佛教僧侣所熟知。比如齐建元元年（479），高僧玄畅给益州刺史傅琰的信中，就提到：“河洛昞有周之兆，灵石表大晋之征。” 显庆二年（657）高宗改洛阳宫为东都，嫌封畿褊隘，乃东分郑州之泛水、怀州之河阳，西废谷州，取宜阳、永宁、新安、渑池等县皆隶属之。玄奘法师的家乡也包括在内，所以玄奘上表表示感谢，其贺表云：“伏惟皇帝、皇后揆物裁务，悬衡抚俗，即土中之重隩，匝虞巡而驻跸……自非折中华夷，均一徭输，岂能留连圣眷，焕汗纶言。” 玄奘上表中提到的洛阳为“土中”（天下之中），其折中华夷，均一徭输，都是《周礼》中的思想，也是中古时代的普遍常识。

义净早年拜土窟寺善遇法师为师，其在《南海寄归内法传》的书末赞扬善遇“正窥三藏，傍睇百家。两学俱兼，六艺通备。天文地理之术，阴阳历算之奇，但有经心，则妙贯神府” 。义净的老师既然精通天文地理、阴阳历算，则义净对洛阳测影的知识和意涵了然于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2yBgGFyLkeU3Sqv970TQE4FiZArOp1sO7jZ68/bGZi/vbpQeDsfSjLiQDeXbbtC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