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追宗周代，因此在国家礼仪和装饰之具方面，多利用跟周代有关的符号和思想元素。比如武则天于垂拱四年修建的明堂：

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樘、棍，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 ，黄金饰之，势若飞翥。

这一明堂中的“ ”置于九龙之上，往往被解释为代表女性权力凌驾于男权之上 。这种解释绝不可信。实际上“ ”只象征大周兴起的祥瑞，《国语·周语上》云：“周之兴也， 鸣于岐山。” 纬书《河图括地象》也记云：“岐山，在昆仑山南，东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兴也，鸣于岐山。时人亦谓岐山为凤凰堆。” 武则天御制御书《升仙太子碑》说得更为明白：“我国家先天纂业，辟地裁基，正八柱于乾纲，纽四维于坤载。山鸣 ，爰彰受命之祥；洛出图书，式兆兴王之运。廓提封于百亿，声教洽于无垠；被正朔于三千，文轨同于有截。”

武则天迁都洛阳，也具有同样的思想背景。洛阳与周代的神圣性紧密相联，武则天迁都洛阳本身，就是以洛阳“土中”或者天下之中的地位否定长安政权的合法性 。西周初期，周公为了营建东都洛邑，曾亲赴登封嵩山立圭测影，以求地中。洛阳为天下之中因周公的实践和提倡而具有更高的神圣性。在周公的宇宙观念中，“中”是天下一个十分特殊的空间点 。《周礼·地官司徒》说：“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 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 四时之所交也， 风雨之所会也， 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 乃建王国焉。” 测影是确定洛阳为天下之中的重要证据，其依据就是夏至立八尺之表，影子长一尺五寸。这其中的知识和逻辑背景，笔者已在前文做了详细阐释，此处不再赘论。

长安与洛阳之争，几乎贯穿了唐代以前所有的时代。以洛阳否定长安，也是常用的政治手段。从西汉末期开始，洛阳被明显地赋予了儒家神圣性，定都长安被描述为仅仅出于维护统治安全的权宜之计。比如西汉末年汉元帝改制，博士翼奉倡言迁都洛阳以“正本”。王莽夺取汉朝天下，也计划迁都“土中居雒阳之都”。始建国五年（13），长安民闻王莽欲迁都洛阳，不肯缮治室宅。王莽又制造瑞石谶言云：“‘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 不过王莽的迁都计划，最终因为新朝迅速崩溃而未能实现。刘秀以儒术治国，定都洛阳，带有强烈的拨乱反正，继承“周制”的色彩 。围绕着长安与洛阳的优劣争论，辞赋家们创作了不少相关作品。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都强调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及其与儒家礼法的关系，认为洛阳才是理想的首都。西晋左思《三都赋》借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和魏国先生的辩论，贬抑建业和成都，而推崇洛阳。张衡《东京赋》云洛阳“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和《周礼》的思想是一致的 。

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中，突出洛阳，贬抑长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比如她铸造九鼎，就体现了这一精神。689年，武则天第一次建成明堂。695年正月，建造天堂过程中发生大火，将明堂、天堂焚毁；次年二月，主持重建明堂、天堂的薛怀义被杀，工程停止；三月份，工程做了改造，更名通天宫，696年完成。新的建筑最显著的不同，是在庭中安置九鼎。九鼎是在薛怀义被杀之后增加的，之前并无此类设置。九鼎是带有强烈政治纪念碑性的礼器。正如Riccardo Fracasso所论，695年的大火后，武则天急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因此采用了铸九鼎的方法。之前是佛教的意识形态，武则天希望通过回归到夏商周三代，迎合民族主义者和反佛者的口味 ^[5] 。

《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记载：

其年，铸铜为九州岛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岛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 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

除了九鼎，武则天还同时铸造了十二神（生肖），“置于本辰位，皆高一丈” 。九鼎象征天下九州，是空间；十二神是从年首到年终，周而复始，是时间。在明堂这座带有强烈政治宣示意义的建筑中，安置九鼎和十二神，其思想意义无外乎宣示武周政权对空间和时间的统治，既全面又恒久，无可摧毁。

九鼎按方位安放，所谓“各依方位列焉”。也就是说，代表豫州的永昌鼎位于中央，其他八鼎（包括代表雍州的长安鼎）则依照各自的方位，环绕着永昌鼎。这从视觉结构上，就无可置疑地宣示了洛阳的伟大地位——其位于天下之中，就连李唐的旧都长安，也只能围绕着洛阳作为陪衬。按照有关记载，九鼎的情形如下：

永昌鼎高一丈八尺，容量一千八百石，从视觉上看，就比其他八鼎（一丈四尺、一千两百石）高大得多，彰显着神都的伟大地位。这种印象相信给帝国的臣民们，尤其是直接参加礼仪朝会的大臣们带来的视觉冲击，是相当深刻的。

根据玄宗时代的宰相姚崇的记载，其永昌鼎铭也是唯一由武则天亲自书写的，其铭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玄降鉴，方建隆基。” 因为武则天铭文中提到玄宗的名字“隆基”，到了玄宗朝，被姚崇等人认为是玄宗能够当上皇帝的重要符瑞。

武则天贬抑长安而崇尚洛阳，所能依据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洛阳为天下之中的传统理念。684年，武则天就将东都改为神都，凌驾于长安之上，宫名则为“太初” 。此后20余年中，神都洛阳不但在名义上，也在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帝国首都，长安则沦为前朝旧都和陪都。691年，武则天徙关内数十万户充实洛阳。由于武则天对长安的贬抑，乃至其下台之后，甚至在官方记载中，长安和洛阳的关系依然混乱。701年，武则天从神都去长安，《旧唐书》记为“天后幸长安”，这无可厚非，毕竟当时的首都是洛阳 。但是武则天下台后，首都迁回长安，《旧唐书·宋璟传》依然记“中宗幸西京”，《旧唐书·卢奂传》云“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师”，这些则属典型的技术性错误了 。这些都是洛阳长期作为首都而长安备受冷落造成的后遗症。武则天晚期，701—705年，频繁回长安或者计划回长安，似乎都有想向李唐复归的迹象。毕竟此时，皇位继承人已经确定为中宗，天下还是李家的天下，武则天能做的只有“复子明辟”了。701—703年她待在长安，到了704年，又计划去长安，但是被杨齐哲上《谏幸西京疏》阻止 。武则天死后，中宗计划把都城迁回长安，受到了东都民众的挽留，这其中，佛教僧侣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武则天的经营之下，洛阳已经成为帝国的佛教中心，而且佛教社区和洛阳政权形成了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希望中宗能够像武则天一样留在洛阳，依然把洛阳作为帝国的首都。高僧们委托当时的著名文士上表请求留驾，宋之问就在其中。他的《为东都僧等请留驾表》云：“臣僧某等言：臣伏见某月日敕，以今月九日，将幸长安，东都道俗，不胜攀恋。” 这些挽留中宗的僧人中间，或许就有当时身在洛阳的高僧义净。 E4jFHoatLhA1kWvriw3cEaWAIF8nxjQwvvT57UiWbFWgAP8aChAKL/fp5HANfp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