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郭紹虞

詩話之體，顧名思義，應當是一種有關詩的理論的著作。溯其淵源所自，可以遠推到鍾嶸的詩品，甚至推到詩三百篇或孔、孟論詩的片言隻語。但是嚴格地講，又只能以歐陽修的六一詩話爲最早的著作。

歐陽修的著作，由於是創體，所以只題詩話，其稱六一詩話或歐陽文忠公詩話者，乃是後人爲了詩話日多，恐怕混淆，才加上專名以資區别的。稍後，司馬光仿其體，續有所作，即稱爲續詩話，其稱温公續詩話者，也是後人加上去的。從這樣講，詩話體制的定型，不妨説是從歐陽修開始。

歐陽修自題其詩話云：「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可見他的寫作態度是並不嚴肅的。假使説鍾嶸詩品是文學批評中嚴肅的著作，那麽歐陽修的詩話，只是一種輕鬆的隨筆罷了。輕鬆隨便也不一定是壞事，但態度不嚴肅，却容易滋生很多流弊。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就對這一流的詩話，加以極嚴厲的批評。他説：

論文考藝，淵源流别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黨同伐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

他的話，在當時是有所指的，但詩話本身，確也有如章氏所説這些根本性的缺點。那麽歐陽修爲什麽要創這種體裁呢？爲什麽這種體裁一行，又能吸引很多人踵而效之呢？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後人每説唐人不言詩而詩盛，宋人言詩而詩衰。其實不然。唐人不是不言詩，而歐陽修的詩話，正是在唐人論詩著作上提高一步的。唐人論詩之著，其單篇零札，收入集中的，不論是總集或别集都是比較高明的。即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也不是單行别出的著作。其單行别出者不外二種：一是受當時隨筆式的小説之影響，如孟棨本事詩等，雖可説源本小序，但畢竟只供茶餘酒後的談資。另一種則是詩格詩例一類論作詩法的初學入門書。其中固然也有一些精義，但大都是繼承齊、梁以來的論詩風氣，或迎合當時科場的實際應用，所以只重在藝術技巧上的考究，並不能看出當時詩論的主要傾向。

歐陽修的詩話，雖同樣也取隨筆形式，但不限於論詩及事，那就比本事詩等提高了一步。即論詩及辭，也比詩格詩例一類之著爲高。由形式言，則「惟意所欲」，「人盡可能」，似爲論詩開了個方便法門；而由内容言，則在輕鬆平凡的形式中正可看出作者的學殖與見解，那麽可淺可深，又何嘗不可以名家呢？（我們看到説詩牙慧是潘德輿養一齋詩話的前身，那就可知他的著作態度也是十分嚴肅的。不僅如此，即歐陽修的詩話，好似信筆雜書，但也不是輕易隨便的。據張邦基墨莊漫録卷八稱「歐陽文忠公有雜書一卷，不載於集中，凡九事」，其實這正是六一詩話的前身。其中有好幾條都見今本六一詩話中。可知即是隨筆式的著作，也不是率爾操觚的。）這是詩話之體所以流行不廢的原因。

然而，作者既多，總不免於濫，於是詩話叢書就在這方面起了一些去蕪存菁的作用。不過，這作用還是很微弱的。其原因：一由於選輯的宗旨不盡相同，有的爲了保存罕見之本，有的爲了流傳名家之作，那就不一定與詩學理論有關係。二由於時代的風氣和個人的興趣不能相同，於是即使重在詩學理論，而取舍標準也可能不一致。因此，所謂去蕪存菁，也只能就其大概而言，不可能完全符合現時代的要求。

丁福保所彙輯的幾種詩話，從現代標準看，不能説一無缺點，但作爲參考資料，還是有一定價值的。他彙輯的詩話叢書有三種：一是翻印何文焕彙刻的歷代詩話，此書在以前的詩話叢書中也是比較好的。其餘他自編的有歷代詩話續編及清詩話二種。這三部書可説是規模較大的詩話叢書。因此，在學術界也起過一定的影響。但由於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牟利性質而急於成書，故其自編二種詩話所據版本往往不加選擇，校勘亦多疏漏，在清詩話中尤爲明顯，這些我們在下面將分别論述。

尤其重要的，他既以「清詩話」爲名，至少應注意兩點：一、能在所選的詩話中反映清代的學術風氣；二、所選的是清人詩話中的代表作品。這兩方面，丁氏也未嘗不注意到，但總覺不够。這原因，可能由於他急於成書，未及多方蒐羅；也可能由於他只求品種之多，於是有些繁重的著作也就只能放棄了。他收翁方綱的小石帆亭著録而不收石洲詩話，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北宋詩話，還可説是「以資閑談」爲主，但至末期，如葉夢得的石林詩話已有偏重理論的傾向。到了南宋，這種傾向尤爲明顯，如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説和嚴羽的滄浪詩話等，都是論述他個人的詩學見解，以論辭爲主而不是以論事爲主。從這一方向發展，所以到了明代，如徐禎卿的談藝録、王世貞的藝苑巵言、胡應麟的詩藪等，就不是「以資閑談」的小品，而成爲論文談藝的嚴肅著作了。一到清代，由於受當時學風的影響，遂使清詩話的特點，更重在系統性、專門性和正確性，比以前各時代的詩話，可説更廣更深，而成就也更高。儘管清詩話中不免仍有一些濫的作品，只能看作「以資閑談」的作品，但就一般發展的總傾向而言，清詩話的成就可説是超越以前任何時代的。

可能有人認爲：清詩話中隨筆式的「以資閑談」的著作，其數量也並不太少。即就丁氏所輯而言，如梅村詩話、寒廳詩話、漁洋詩話、山静居詩話、消寒詩話，以及履園譚詩中「以詩存人」、「以人存詩」及「記存」各條都是這樣。此外，爲丁氏所未輯者，如毛奇齡西河詩話、袁枚隨園詩話、郭麐靈芬館詩話、袁潔蠡莊詩話、張曰斑尊西詩話、徐熊飛春雪亭詩話、陶元藻鳧亭詩話、沈濤匏廬詩話、俞儼生香詩話、馬星翼東泉詩話、徐經雅歌堂詩話、喻文鏊考田詩話、潘焕龍卧園詩話、姚椿樗寮詩話、嚴廷中藥欄詩話、張晉本達觀堂詩話、吕善報六紅詩話、姚錫範紅葉山房詩話、李家瑞停雲閣詩話、陳來泰壽松堂詩話等等，或則小部分濫，或則大部分濫，或多或少都屬於這一類型的著作。同光以後，這類著作似乎更盛一些，怎能説是超越以前任何時代呢？

其實不然，我們説的是總的傾向，當然不可能没有例外，不過這些例外，是不能代表當時的成就的。而且，論詩之著不外二種體制：一種本於鍾嶸詩品，一種本於歐陽修六一詩話，即溯其源，也不出此二種。其界於二者之間的，只能説是歐派的支流；至於專論詩格詩例或聲調等問題的，又可説是鍾派的支流。大抵這兩派，詩品偏於理論批評，比較嚴肅；六一詩話偏於論事，不成系統，比較輕鬆。二者區别，從表面看，只是寫作態度的不同而已。嚴肅的偏於理論，輕鬆的偏於批評或叙述。偏於理論的必須條理精密，系統分明，故能嚴肅。偏於批評或叙述的，不妨隨所觸發，信筆即書，故較輕鬆而易涉於濫。再有，嚴肅的重在論辭，輕鬆的則於論辭之外不妨再兼論事。重在論辭的往往偏於論古；論古則已有定評，不易信口雌黄，態度也較嚴肅。重在論事的往往偏於述今；述今則標準可以降低，不妨泛濫一些。詩品代表了前一種，六一詩話代表了後一種，所以在六一詩話以後，有偏於嚴肅的詩學理論的傾向，正是這種詩話體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一般停留於隨筆式的「以資閑談」的著作反成爲落後的了。論詩之著必須有輕鬆一體，才能成爲廣大教主，使論詩的方面廣，又能成爲方便法門，使論詩的著作多。但是，廣則易雜，多則易濫，假使停留在這個階段，又將使論詩之著泛濫無歸，蕪而不精了。所以詩話之從論事到論辭，從宗歐到宗鍾，從輕鬆到嚴肅，是詩話本身發展的主要傾向。

爲什麽可以這樣説呢？因爲（一）歐陽修的論詩，態度也是嚴肅的，並不是故意要使論詩之著只是「以資閑談」的。從唐代以來，嚴肅的詩論早已成爲單篇化了。歐陽修也不能例外，他的一些嚴肅的詩學理論，大都寫在文集或詩集之内，至於詩話一體，只是他論詩的緒餘而已。由於是緒餘，不妨成爲「以資閑談」的作品。後人則不然，專心盡力以爲詩話，就不能這樣，至少不能完全是這樣。於是必須要有些精湛的獨到的意見，必須要使蕪雜的成爲系統化，成爲專門化，所以這是詩話之體發展的必然規律。（二）在嚴肅的已有高度成就基礎上再行提高是比較困難的。所以詩品以後，一時不易有嗣響，而唐人的本事詩和詩格詩例一類著作，反顯得成爲倒退了。其實，在唐詩發展的基礎上，詩學理論必然相應發展，不會中斷的。只由於唐人把它單篇化了，再把批評意見散見在選集中了，從完整的理論一變而爲零星瑣屑的意見，於是一般人也就不易看出唐人詩論的重要性了。詩話之體正是在這種從完整到分散的趨勢中産生出來的，所以一般人總覺得六一詩話要比詩品遜色一些，而不知此後詩話之演變趨勢，正是要求再從分散到完整，從零亂到系統，從輕鬆到嚴肅，從「不能名家」到名家，從「人盡可能」到不是人盡可能的。在六一詩話的基礎上提高，比在詩品的基礎上提高要容易得多。因此，一般人也就只看到詩話體的進步發展，而看不到在詩品基礎上的進步發展。於是對於葉爕原詩這樣一種體系完整、總結以前詩學理論的著作，不看作是鍾嶸詩品的繼承發展，只看作是清詩話的特出成就了。把這類作品也算到詩話的賬上，當然清詩話的成就更要超過以前任何時代了。

從廣義説，葉爕原詩一類的著作是可以列入詩話範圍之内的。即從狹義講，清詩話中繼承六一詩話遺風的，也有特出的成就，即就上舉有部分較濫的作品而言，也有精義可採，突過前人之處。此外，如李調元的雨村詩話，有論古論今二種，康發祥的伯山詩話，以前集論古人，以後集論清代人，這樣區分已使詩話成爲專門化，不能説是「入趨風好名之習，著惟意所欲之言」了。不僅如此，其論古者或以代分，如王士禛的五代詩話以時爲限，翁方綱的石洲詩話以時爲序，而朱彝尊的静志居詩話則專論明詩，吴景旭的歷代詩話又總論前朝。或以人分，如趙翼的甌北詩話於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游、元好問、高啓、吴偉業、查慎行十家詩各爲一卷，而潘德輿也有李杜詩話，繆焕章雲樵外史詩話也有一卷專論查詩。或以體分，如方東樹昭昧詹言之分體論詩，而輔以以代分、以人分二種，使條理更清楚。這都是由於專門化後使詩論更精闢的例證。至趙翼甌北詩話中有陸放翁年譜一卷，則更是清代學風在詩話中的反映了。即使詩話中雜論古今之作，也有專門化的傾向。如鄭方坤的全閩詩話專論閩詩，陶元藻的全浙詩話專論浙詩，這是論地方詩的較大著作。他如南浦詩話、海虞詩話、菱溪詩話、雁蕩詩話、三山詩話、西江詩話、澉浦詩話，以及楚天樵語、昭陽述舊編、滇南草堂詩話等更是多得不可勝舉。那麽詩話而通於方志，更是專門的著作了。又如林昌彝之射鷹樓詩話專論鴉片戰役之作，沈善寶之名媛詩話、梁章鉅之閩川閨秀詩話，專論婦女之作，則詩話而通於史傳，也成爲專門著作了。這些雖與理論無關，然而態度嚴肅，決非只以「以資閑談」爲目的了。這是清詩話的特點之一。

何況，即使其它論古述今雜糅之作，有的旨在表微，如鍾駿聲的養自然齋詩話，有的意在評騭，如洪亮吉北江詩話、潘德輿養一齋詩話、黄培芳香石詩話等，也都比以前同一類型的詩話要高一些。此外，或學贍而考覈，如蔣超伯通齋詩話之偏於考據，或語鍊而意深，如劉熙載藝概中之詩概。或輯舊聞，如昭昧詹言之附録諸家詩話，而張爕承的小滄浪詩話與許印芳的詩法萃編則更是專輯昔人理論的著作。或研聲律，如許印芳詩譜詳説、吴紹燦聲調譜説、董文焕聲調四譜圖説等，又均在丁氏所收的趙執信諸家之上。至於述例法，摘句圖，作疏解，論源流等等，也各有成就，這都是清代學風在詩話方面的反映，成爲清詩話在各方面成就的不同特點。所以可説清詩話的成就是超越以前的任何時代的。可惜丁氏所收還不很突出這種特點，必須再輯補編或續編，然後才能使清詩話的全貌完全顯現出來。

再由於丁氏印書，志在流通，不重在學術的介紹，所以在各種詩話前後多無序跋，即有也寥寥數語，並不重要。現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整理重印清詩話，我爲了彌補丁氏這個缺點，因按照原來次序，每一種作些提要式的介紹，但對於批判方面還覺做得不够。至最後附輯的揮麈詩話，以非清人著述，此次重印亦已删去，故置不論。

薑齋詩話二卷。王夫之撰。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農，號薑齋，晚居湘西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其著作有後人編集的船山遺書。案船山遺書中無薑齋詩話之目。王氏論詩之著，有詩繹一卷、夕堂永日緒論内篇一卷及南窗漫録一卷。夕堂永日緒論分内外二篇，内篇論詩，外篇論時文。清光緒間，王啓原輯談藝珠叢，已把它割裂，只取内篇而去其外篇。所以談藝珠叢中，除詩繹一卷外，夕堂永日緒論只有一卷。丁氏所據，當即談藝珠叢本，不過他把這兩種合而爲一，又易稱爲薑齋詩話而已。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校印的也稱薑齋詩話，但不是丁氏之舊。此本從船山遺書中再補輯南窗瑣記一卷，合成三卷，且於夕堂永日緒論又全部録入，並不删除外編。假使要看王氏文藝思想的全貌，固以人民文學出版社本爲較完備。但王氏於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及明詩評選這些書中也有論詩之語，如果一併輯入，那就更完備了。王氏於明亡後遯迹深山，始終未薙髮，表現了堅卓的民族氣節。其學術思想又發展了我國傳統的接近唯物主義的理論，故論詩也以意爲主，重在興觀羣怨，反對雕琢擬古。

答萬季埜詩問一卷。吴喬撰。喬，又名殳，字修齡，江蘇崑山人。所著詩名舒拂集。萬季埜名斯同，號石園，浙江鄞縣人。考吴氏所著，有圍爐詩話六卷，其中亦多答問之語。此卷答萬季埜詩問中語，亦在其内，但不寫明答萬季埜問。疑圍爐詩話較後出，此卷則是最初部分寫定之稿。趙執信談龍録謂「崑山吴修齡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吴門，遍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友人書一篇」。他所説的與友人書，即指這一卷。談龍録中所稱引吴氏之語，都在此卷中。我想此篇在當時並未刊行，只是相互傳録。清嘉慶間，雪北山樵輯花薰閣詩述，以此篇附在卷三談龍録後，題與萬季埜書，亦未别成一卷。丁氏據此，改易今名，於是成爲一種單本書籍了。大抵丁氏當時尚未見到適園叢書本之圍爐詩話，故以此篇列爲清詩話中之一種，實則此只是散篇文章，不得以著述視之。吴氏論詩與馮班、賀裳最相合，嘗自謂賀黄公載酒園詩話、馮定遠鈍吟雜録及某圍爐詩話可稱談詩之三絶。其自負至此。此卷雖只是吴氏詩論的一鱗一爪，但窺豹一斑，也可知其大體，可與圍爐詩話同參閲之。

鈍吟雜録一卷。馮班著。班字定遠，號鈍吟，江蘇常熟人，與兄舒齊名，號二馮。所著有鈍吟文稿、鈍吟樂府及鈍吟雜録諸書。案鈍吟雜録凡十卷，其中如家誡二卷、遺言一卷、將死之鳴一卷，多涉歷世故之言；通鑑綱目糾謬一卷及日記、誡子帖各一卷，也不是論詩之語。其足當吴喬所謂談詩一絶者，當指書中嚴氏糾謬一卷，才與吴喬論詩宗旨相合。至丁氏清詩話所舉之鈍吟雜録則是根據雪北山樵所輯花薰閣詩述之本。雪北山樵既輯錢木菴唐音審體，於是再從馮氏鈍吟文稿及鈍吟雜録正俗篇中選其有關樂府之論，以備參考，故所選僅六則，但也稱爲鈍吟雜録。丁氏不察，一仍其舊，並據花薰閣詩述本題爲「馮定遠原本」，則似乎馮班之鈍吟雜録原來就是這樣的了。

江西詩社宗派圖録一卷。張泰來撰。泰來字扶長，江西新建籍，豐城人。康熙庚戌（一六七○）進士，官金鄉知縣，吏部主事，外轉廣東兵備道。此書據其自序，謂由宋犖撫吴時曾以江西詩派論命題課士，時張氏致政家居，有人以此往問，因據王應麟小學紺珠所定二十五人，各爲立一小傳，編次成帙。至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及豫章志所舉，有與小學紺珠不同者，如何顗、何顒諸人則均不爲立傳，所以這是史料性的著作。但就史料而言，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郭子章豫章詩話均爲研究江西詩派的重要資料，似乎張氏都未見此。所以劉克莊文中提到黄山谷，而張氏不爲山谷立傳；而比張氏稍後，查慎行的得樹樓雜鈔中就據豫章詩話考得江西詩人十七家集名，也爲張氏所未舉。此外如王直方詩話、艇齋詩話等書中也有一些材料可輯，張氏亦均未提及。所以張氏所録尚多可以補充之處。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十一，有跋江西詩社宗派圖録一文，多補正是録缺失之處，即對宋犖序文，亦有異議，可以參閲。王士禛蠶尾文卷八有跋江西宗派圖四則，亦可參閲。（宋顧樂夢曉樓隨筆所言多襲王氏説。）又案張氏此書有昭代叢書本及知不足齋叢書本二種。昭代本有附録，并有楊復吉跋，今清詩話本無之，知其所據，乃知不足齋所印厲鶚校本。

梅村詩話一卷。吴偉業撰。偉業（一六○九——一六七一）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明崇禎進士，官右庶子，弘光朝任少詹事，入清後，官國子祭酒。此卷有婁東雜著本及觀自得齋叢書本，亦見梅村家藏稿及吴梅村先生編年詩集中。各本相校，無大出入。清詩話本殆據婁東雜著本。吴氏長於詩，尤工七律和七言歌行，但詩話多記述故事，而於理論較少闡發，即其文集中亦少論詩之語，殆所謂「善易者不言易」。

寒廳詩話一卷。顧嗣立撰。嗣立（一六六五——一七二二）字俠君，號閭邱，江蘇長洲人。此書據昭代叢書壬集補編印行。昭代本作一卷，此本亦然。但嗣立曾孫達尊跋謂「今春偶理舊簏，得寒廳詩話二卷，首尾完全」云云，而此後張士元寒廳詩話序亦言：「書僅二卷，而辨義法，載文獻，備遺事，前輩之緒言頗有存者，可喜也。」則是原爲二卷，或昭代本合而爲一，丁氏不察，一仍其舊，亦未可知。

茗香詩論一卷。宋大樽撰。大樽字左彝，一字茗香，浙江仁和人。乾隆丁酉（一七七六）舉人，官國子助教。著有學古集，此卷即附刊集中。其别出單行者則有知不足齋本，丁氏所據即此。遜敏堂叢書本只作詩論一卷，疑原題如此。宋氏論詩，完全本於以前封建社會之傳統觀點，其立論或失之腐，或失之玄。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六、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雖大體推崇其説，然亦有不盡贊同之處。

律詩定體一卷。王士禛撰。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簡。其論詩雖主神韻，但很重視音節與格律。此卷雖僅數頁，但論近體律詩，能概括地説明唐人律格，以破除流俗「一三五不論」之説，甚有見地。然鐙記聞亦引王氏語，謂「律句只要辨一三五」，此卷可看作這句話的具體説明。此後，李郁文之律詩四辨與日人谷立惪之全唐聲律論，雖例證更多，要其大旨，未能外於王氏之説。王氏謂：「五律，凡雙句二四應平仄者，第一字必用平，斷不可雜以仄聲，以平平止有二字相連，不可令單也。其二四應仄平者，第一字平仄皆可用，以仄仄仄三字相連，换以平字無妨也。大抵仄可换平，平斷不可换仄。」此言甚有至理，頗合漢語詩律中二音步的規律。至丁氏跋記謂「覓得新城王氏家塾舊抄本」，則欺人之談。如丁氏所得真是舊抄本，則雖非欺人，實是丁氏受人之欺。此卷僅寥寥數頁，流俗傳抄，自屬可能。累經傳抄，此後再展轉翻刻，當然魯魚亥豕在所不免。大抵此卷刊本最早者爲清嘉慶間雪北山樵所輯花薰閣詩述。詩述中有漁洋答問一卷已收此書，亦言得自新城王氏家塾傳抄本。此後，同、光間王懿榮所刊天壤閣叢書，内有聲調譜彙刊一種（俗稱聲調三譜）亦收此書。光緒中，徐士愷所輯觀自得齋叢書，殆即據此。這兩種錯誤較多，所以丁氏稱之爲俗本。其出花薰閣詩述本者，疑只有光緒五年上海淞隱閣排印之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在當時，花薰閣詩述比較難得，丁氏得此，以與各本相校，當然可説「與俗本迥異」，但因此便説「覓得新城王氏家塾舊抄本」，則不符事實。清詩話中根據花薰閣詩述本者就有好幾種，如答萬季埜詩問、鈍吟雜録、然鐙記聞、師友詩傳録、唐音審體諸書皆是。丁氏於鈍吟雜録及唐音審體二書皆録雪樵題語，而此本删之不録，亦近掩耳盜鈴之迹。不僅如此，花薰閣本於五言仄起不入韻一首詩注，謂「注乃單拗雙拗之法」，此「注」字據天壤閣本似是「此」字，當以「此」字爲正。而丁氏亦仍花薰閣本之訛，未予校正。可知各本都自傳抄得來，互有優劣，不必定以某一本爲絶對的是。

然鐙記聞一卷。王士禛口授，何世璂述。世璂（一六六六——一七二九）字澹菴，一字坦園，號鐵山，山東新城人。康熙四十八年（一七○九）進士，官至吏部侍郎，署直隸總督，諡端簡。此書爲王氏談藝的一部分，與郎廷槐、劉大勤二人詩問相近，故花薰閣詩述本即以之與郎、劉二人所述合輯，列爲漁洋詩問之四。王氏論詩偏重神韻，此卷多論風致，可看出風致與神韻之關係，也可看出他選三味集的恉趣。不過由於他強調過甚，甚至謂七言律不可學歐、蘇、黄三家，則不免太過，所以許印芳詩法萃編本跋，謂此種意見，只能看作他一家之説。此卷有花薰閣詩述本、天壤閣叢書聲調譜彙刊本、談藝珠叢本、觀自得齋叢書本及詩法萃編本、古今説部叢書本。清詩話所據，當與律詩定體相同，並爲花薰閣詩述本。觀各本於此卷第一條均作：

學詩須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詞、漢、魏，細細熟玩，脱盡時人面孔，方可入古。

惟花薰閣本析爲兩條：於「細細熟玩」之後，逕接「方可入古」，爲第一條，而以「脱盡時人面孔，方可入古」，爲第二條。（詩法萃編本亦分兩條，惟第一條「入古」作「入門」，疑出許氏校改。）今清詩話本與花薰閣本完全相同，故知其所據爲花薰閣本。

師友詩傳録一卷。郎廷槐編。廷槐，字梅谿，盛京廣寧人。廷槐學詩於王士禛，述其師説，並兼採張篤慶、張實居二人之言，故每一問而三答。篤慶字歷友，平原人；實居字蕭亭，鄒平人。二人與士禛都有親戚關係。漁洋詩話曾稱歷友詩淹雅華瞻，蕭亭詩亦由士禛爲之選定。故三人之論旨也比較接近。案此書内容與名稱，各本不一。有稱爲漁洋定論者，則專録士禛之語，删去二張之説。有稱爲梅谿詩問者，則爲二卷本，上卷與各本相同，凡十九條，下卷爲諸本所無。此卷並非一問三答，大都爲士禛之語，惟二條有蕭亭答，故雪北山樵以之輯入花薰閣詩述中時，謂「口頰微别……未敢臆斷」，稍存懷疑之意。亦有稱師友詩傳録者，大都爲不足本。如學海類編本、談藝珠叢本、詩法萃編本、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皆衹十九條，與清詩話本不同。故知清詩話本即據花薰閣詩述之梅谿詩問，不過易其名稱，仍題師友詩傳録而已。

師友詩傳續録一卷。劉大勤編。大勤字仔臣，長山人。此爲劉氏記述王士禛答問之語，故亦稱古夫于亭詩問，古夫于亭即士禛所居之亭。又因郎廷槐先有師友詩傳録之輯，故此卷亦稱師友詩傳續録。但郎録一問三答，兼採二張之説，續録則僅述士禛一家之言。師友詩傳録之稱梅谿詩問者較少，而師友詩傳續録之稱古夫于亭詩問者則較多，如詩觸叢書本、詩法萃編本等皆然。此書内容亦有全有缺。談藝珠叢本、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皆僅四十問，與經香閣、連雲閣二本同，皆不全。丁氏所輯，於郎録則取花薰閣詩述本兼採次卷，於劉録則取六十二問之足本，亦是一個優點。

漁洋詩話三卷。王士禛撰。士禛論詩之語甚多，雜見於池北偶談、居易録等筆記中。其經後人纂輯成書者，有諧聲别部（同治間三餘書屋重刊本易稱分類詩話）、帶經堂詩話二種，可窺王氏詩論之全。其以漁洋詩話名者有二種：一爲檀几叢書本，僅一卷，仍摘取其五言詩七言詩凡例，題爲詩話，實非詩話性質。另一種即此書，爲其晚年所作。大都記述生平經歷與其兄弟友朋論詩諧談之語，所標舉者亦多流連山水點染風景之作，並不重在理論，但在具體事例中也可約略窺其論詩宗旨。此書有俞兆晟序及自序，惟乾隆戊寅竹西書屋重刊本有黄叔琳序。上海會文堂石印史夢溪評點漁洋詩話，亦有黄叔琳序，知史氏所據，即竹西書屋本。夢溪名承豫，字衎存，宜興人。評語雖不多，間有可取處。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十五於此書三卷，各有書後一篇論其疎失，可參閲。案四庫總目提要亦稱士禛疎於考證，或由於此爲士禛晚年之作，漫不經意，故多可議之處。此書有王漁洋遺書本、詩觸叢書本，皆三卷。惟掃葉山房石印本分爲二卷。此本錯誤最多，不足取。

王文簡古詩平仄論一卷。題王士禛定，翁方綱收入小石帆亭著録。方綱（一七三三——一八一八）字正三，號覃溪，一號蘇齋，直隸大興人。乾隆壬申（一七五二）進士，官至内閣學士。著有復初齋集等。小石帆亭著録爲翁氏編選校訂的論詩之著。小石帆亭著録有蘇齋叢書本、天壤閣叢書聲調譜彙刊本及學詩法程本。此卷古詩平仄論，爲小石帆亭著録卷一。寫古詩而講究聲調，自趙執信聲調譜始。但趙氏作譜之動機實受王士禛的啓發。執信嘗以是問士禛，士禛不肯言，執信乃鈎稽唐時名家之作，得其規律，創爲此譜。及趙氏譜出，才出現有所謂王文簡的古詩聲調譜。所以一般人不免對此書發生懷疑。翁氏得此書後，加以考訂，證明與趙譜不同，確爲士禛之言，遂爲刊行。大抵古詩重在自然之音節，原無所謂聲律，但自唐代律體盛行之後，則古詩音節，自不宜參用律調。因此，唐、宋名家可能有故意避忌律調之處，不過不曾定作規律，所以也不需要立譜。自從明人論詩，講究格調，於是注意到聲律問題，約略窺到這一點，但也不曾明確指出。明人論詩從李東陽懷麓堂詩話後，對於研究聲律方面，雖各人論點不同，確是注意及此。他們既感覺到律詩重在吟，古體適於誦，自會感到古詩中多用律調，反使音節不響。於是窺到唐、宋名家於有意無意間避免律調之祕。這樣，既解決了拗律之謎，同時也真從音節中體會到古詩之格。士禛早年可能聽到前輩緒論——尤其是吴偉業，此後再加鑽研，漸發其祕，自有可能。只因這種規律，時多例外，不易成爲定論，所以也不輕易示人。及執信聲調譜出，於是王門弟子平時既習聞師説，如師友詩傳録中論及古詩平仄者就有好幾條，那麽即使假托士禛之名，也不能不承認是士禛的意見。何況他們得到士禛的未定之稿，還是很有可能的呢。崔旭念堂詩話謂：「王阮亭之古詩平仄，律詩定體，趙秋谷之聲調譜不見以爲祕訣，見之則無用。」妙語解頤，一針見血。翁方綱於此書序跋中雖言其不可廢，謂「在秋谷本之上」，但亦屢言其中有先生未定之論，又示人不可泥。這個意見，不失爲通人之論。

趙秋谷所傳聲調譜一卷。見小石帆亭著録卷二。卷中多評趙譜之語，故改稱趙秋谷所傳聲調譜，以示與趙譜有所區别。大抵此卷與聲調譜不同之點有四：一，不録聲調譜論例；二，删去趙譜論律詩之處；三，不録續譜；四，後譜不録原詩，只標詩題，然亦必須有趙執信言論者始標明之，否則即詩題亦不録。故此卷可説是翁方綱對趙譜之評論。方綱學詩於黄叔琳，而叔琳爲士禛門人，所以翁氏推尊漁洋，糾趙譜之失，正以見古詩平仄論之正確。案王、趙二氏之講聲調，據惠棟刻聲調譜序所言，謂錢謙益之學傳馮班，而執信則服膺馮氏，得其論著。至士禛之學則得自吴偉業。此言如確，則王、趙二家之譜，固應不同。翁氏申王糾趙，原無不可。又案此著雖根據趙譜，但多删節與異議，只能看作翁氏一家之言，清詩話中再印趙氏之聲調譜，固不致重複，但就整部詩話叢書的體例而言，則以此本與翟翬聲調譜拾遺同作趙譜附録，似更合適一些。此卷有蘇齋叢書本、天壤閣叢書本，丁氏所據，似出天壤閣本。

五言詩平仄舉隅一卷。翁方綱撰。見小石帆亭著録卷三。方綱既讀王、趙二家之譜，於是更作進一步之研究，此卷與七言詩平仄舉隅即可看作是他在這方面研究的成果。此卷就阮籍、張協、左思、劉琨、陶潛、謝靈運諸家詩，論其平仄，於唐人僅舉魏徵、杜甫二家。與王、趙二譜顯然不同，然亦只能説明古詩爲自然之音節，並不是有一定的規律可以泥守的。在南朝劉宋以前，四聲之説未起，平仄之分更未固定，而現在以平仄論南朝以前古詩之音節，自多齟齬不合之處。當然，在古人所謂長言短言也與平仄之分有些相近，但畢竟不完全一樣。所以據此以論古詩，總覺隔靴搔癢，但因此破除王、趙二家三平之説，益足證明古詩聲譜之不可拘泥。竊以爲古詩聲譜並非不可研究，但首先應打破永明以來聲律説的束縛。蓋永明以來之聲律説，多於一句兩句中求，而古詩聲調必須統觀全篇氣局，才能找出自然的音節之規律。又唐以前古詩與唐以後古詩也應有所區分。假使有人在這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摸索出一些規律，那麽這成績一定可以超過王、趙、翁諸家；而古爲今用，即對新詩的音節，也可以起一些貢獻。

七言詩平仄舉隅一卷。翁方綱撰。見小石帆亭著録卷四。此卷所舉皆唐、宋人七言古詩，然亦不免求之過鑿，甚至論杜甫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中「將軍得名三十載」句，謂一定只能用「三」字，不能作四十載。固然，由聲調言，「三」字要比「四」字響亮，但假使曹霸當時得名已四十載，難道杜甫也將違反事實以遷就音節！總之，由於漢字單音的關係，增減一字或更换一字確能使音節頓異。但假使有意求之，轉非通論。

七言詩三昧舉隅一卷。翁方綱撰。見小石帆亭著録卷五。此卷本於王士禛撰三昧集之旨，復於士禛古詩選中七言部分，摘取之以證三昧之旨。方綱復初齋文集中有神韻論三篇，格調論三篇，皆欲溝通神韻與格調之關係。此卷亦然。故謂：「平實叙事者，三昧也；空際振奇者，亦三昧也；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亦三昧也。此乃謂之萬法歸源也。若必專舉寂寥沖淡者以爲三昧，則何萬法之有哉！漁洋之識力無所不包，漁洋之心力抑别有在。」其意在破除一般人所理解之神韻或三昧以見漁洋詩論之大。要之翁氏論詩與漁洋有合有離，他既不欲隨時人風氣，以攻漁洋爲能事，也不欲死守一家，僅奉漁洋爲圭臬，故其立論雖稍異於漁洋，實則正欲於不同之處，以申漁洋之説。考石帆亭本漁洋山人論詩處，方綱論詩之著亦以小石帆亭著録爲名，正可見其傾倒之忱。此卷似選集，但於具體作品中闡説理論，仍不失詩話的性質，可看作詩話之别體。此卷有蘇齋叢書本、天壤閣叢書本、學詩法程本。

談龍録一卷。趙執信撰。執信（一六六二——一七四四）字伸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山東益都人。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進士，官至左贊善。著有談龍録、聲調譜、飴山堂文集、因園詩集。其論詩反對神韻説。執信娶王士禛之甥女，初相契重，其後詬厲，即論詩宗旨亦不相同。當時士禛主神韻，執信獨取吴喬詩中有人之説以攻其短。此後學者，各本所見作左右祖，而争論亦永無已時。實則神韻性情，本只詩中一端，執一以求，自多窒礙，即使相互攻擊，也不易得出結論。談龍録有飴山全集本、貸園叢書本、藝海珠塵本、花薰閣詩述本、天壤閣叢書本、談藝珠叢本、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學詩法程本、詩法萃編本；至適園叢書本則以之附於圍爐詩話之後。又盧見曾所纂國朝山左詩鈔三十六卷趙執信條，録盧氏所爲飴山詩集序，多論及談龍録語，謂：「其援引各條，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如詩以言志，詩之中須有人在，詩之外尚有事在，三百篇復作，豈能易斯論哉！」因認爲詩壇廣大，不必黨枯護朽，入主出奴，爲門户之争。此文見盧氏雅雨堂文集卷一重刻趙秋谷先生談龍録並聲調譜序。

聲調譜一卷。趙執信撰。此書有前譜、後譜、續譜之分，亦稱聲調三譜，各本多分爲三卷。談藝珠叢本則以前、後譜爲一卷，續譜爲一卷。要之不論一卷二卷或三卷，於内容無大出入。各本中有於續譜後附通轉韻式者，當是附輯，非聲調譜原本如此。四庫總目提要謂「古韻一篇乃其門人所妄增」，近是。聲調之説，明人於此粗有所得，但並無成書。王士禛於此，當有所承受，故於師友詩傳録中答問各條亦粗發其凡，但未述及具體規律。執信由於士禛靳不肯言，乃於唐人詩集中反覆推究，始知古調律調之分，因著爲此書，成爲中國詩律史上一大發見。自此書出，於是王氏弟子亦多發其師遺稿，遂有古詩平仄論、律詩定體諸書，而聲調問題遂成爲論詩者的重要問題。不過士禛所以不言之故，我想未必真如談龍録所言。談龍録謂：「阮翁律調蓋有所受之，而終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又不肯盡也。……余既竊得之，阮翁曰：『子毋妄語人。』」則似乎士禛矜爲獨得之祕，好像蔡邕之於論衡，則不免言之過甚。姚範援鶉堂筆記謂：「阮亭屬勿語人，或懼示學人以陋，而趙譏其矜祕，未可信。」此説近是，但也不盡然。竊以爲聲律之論，古調律調確有分别。古調乃自然之音調，律調則人爲的聲律。所以古調以語言的氣勢爲主，而律調則以文字的平仄爲主。自律調既行，於是一般人專從平仄論聲律，而忽略了語言的音調，那就對於杜甫吸取民間文學長處以創成的拗律，也不易理解了。再加上流俗對於律體又有所謂「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説，於是對於律詩用字何以有響有啞的關係，也無法了解。明人注意格調，格調派的詩固然有較大的流弊，但由於重視格調之故而注意到聲調，那就是他們的貢獻。不過他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還多模糊影響之論。王士禛進一步摸索鈎稽，才粗具眉目，只因不敢看作定論，所以不以示人。有此關係，所以趙氏聲調譜雖約略看到一些規律，但篳路藍縷，畢竟不能算是最後的成功之作。所以翁方綱議之於前，許印芳又評之於後。直到此後對於聲律研究成爲風氣，於是不論對古調或律調都有比較更精密之作。所以聲調譜的貢獻，乃是開創之功，並非完善之作。此書翻印者較多，有的有仲是保序。清詩話本無之。仲序論聲調之説，謂發自馮班，而錢謙益、程嘉燧和之。程嘉燧以告吴偉業，吴偉業以告王士禛。而趙執信則宗馮班，能窺其微。此説恐不盡然。惠棟謂錢謙益傳同里馮班，趙執信又得班論著，似較近理。後人論到聲調譜的，除四庫總目提要之外，惠棟松崖文鈔卷一有刻聲調譜序，盧見曾雅雨堂文集卷一有趙飴山先生聲調譜序及重刻趙秋谷先生談龍録並聲調譜序，譚宗浚希古堂文甲集卷二有趙秋谷聲調譜跋，詩法萃編本有許印芳跋，均可參閲。

聲調譜拾遺一卷。翟翬撰。翬（一七五二——一七九二）字儀仲，安徽涇縣人。諸生。包世臣藝舟雙楫有翟秀才傳。此書於趙譜不僅補充與闡説，亦兼有糾正處，可説是比趙譜更推進一步的研究成績。此書有藝海珠塵本、談藝珠叢本，丁本據此。

蠖齋詩話一卷。施閏章撰。閏章（一六一八——一六八三）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順治進士，康熙時舉博學宏詞，官至侍讀。詩與宋琬齊名，有「南施北宋」之目。但其詩話較少理論，時多摘録舊書，近於考訂，故杭世駿訂譌類編每採其説，而四庫存目提要則又糾正其失考之處，謂爲偶然劄記，不甚經意之作。此書施愚山全集本作二卷，與矩齋雜記合刊，列入别集，有潘思榘序。昭代叢書本作一卷，内容全同，惟無潘序。今清詩話本亦一卷，知其所據乃昭代本。此書末句「竟厚恤其家」，昭代本「厚」字誤作「後」，而丁氏亦仍之不改，知其未曾細勘。圖書館報二卷四期謂蠖齋詩話四卷，誤。或由於根據與矩齋雜記二卷合刊之本，遂誤作四卷。

漫堂説詩一卷。宋犖撰。犖（一六三四——一七一三）字牧仲，號漫堂，又號西陂，河南商丘人。康熙間以任子入官，累擢江蘇巡撫，官至吏部尚書。詩與王士禛齊名，有緜津山人詩集。此書有緜津山人集本、昭代叢書本、學海類編本、國朝名臣著述叢編本。丁氏所據，乃昭代本。四庫存目有提要。其論詩亦崇尚唐音，但不限於唐。卷末自述學詩經歷，與卷首所論可相印證。

而庵詩話一卷。徐增撰。增字子能，號而菴，長洲人（一作吴縣人，同爲蘇州府治）。增有説唐詩二十二卷，其卷首爲與同學論詩之語。張潮以此卷輯入昭代叢書中，改稱而菴詩話，丁氏即據以編入清詩話中。日人近藤元粹所編螢雪軒叢書本，作徐而菴詩話，較清詩話本多數條。蓋丁氏輯清詩話時只據昭代本，而未校原書，故昭代本删除或遺漏的，清詩話本亦無之。而螢雪軒本反根據原書，此亦丁氏校讐疎忽之處。而菴論詩，好作大言欺人，有時強作解事，不免入於玄；又受金聖嘆影響，好以解數言詩，有時牽強附會，又不免落於陋。螢雪軒本所有評語，亦以指出此二點者爲多。

詩學纂聞一卷。汪師韓撰。師韓字杼懷，號韓門，又號上湖，浙江錢塘人。雍正癸丑（一七三三）進士，官編修，湖南學政。中年以後，一意窮經，多論學之著。汪氏論詩較切實，與一般詩話摘句述事者不同。此書有上湖遺集本、叢睦汪氏遺書本、昭代叢書本、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詩法萃編本。詩法萃編本有許印芳跋。

蓮坡詩話一卷。查爲仁撰。爲仁（一六九三——一七四九）字心穀，號蓮坡，宛平人。康熙舉人，所著有蔗塘未定稿等書。此書據其自序，原爲三卷，列入蔗塘未定稿外集，有杭世駿序。龍威祕書及屏廬叢刻本皆據此。龍威本有删節處，屏廬本有金鉞跋。自昭代叢書本删節查氏原序，改作一卷，始有一卷本。此本有沈懋惪跋，詞句與蔗塘外集本亦稍有出入，似非出沈氏校改，疑沈氏所據乃查氏原稿未分卷本，故作一卷。丁氏清詩話本即據此。案繆荃孫光緒順天府志藝文志録查爲仁蓮坡詩話二卷，而徐世昌清畿輔書徵引緘齋雜識亦謂查氏有蓮坡詩話二卷，則此書除三卷、一卷本外，似别有二卷本。今二卷本未見，然即就三卷、一卷本加以比勘，其内容並無分别，不過詞句偶有異同而已。爲仁中舉後，以被訐得罪，數年得釋，因發憤讀書。居天津水西莊，貯書萬卷，往來名士多主其家，故詩話所記，以詩人軼聞爲多。書中亦較多論及談龍録、説詩晬語及江西詩社宗派圖録等清人論詩之著。

説詩晬語二卷。沈德潛撰。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己未（一七三九）進士，曾任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諡文慤。德潛爲葉燮門人，習聞師説，其論述詩之源流正變，雖不如原詩之有系統，但剖析精審，亦能要言不煩。惟論詩偏重格調，主張温柔敦厚，發揮正統的詩歌觀點，又與葉氏稍有不同。此書一般皆作二卷，如沈歸愚詩文全集本、詩觸叢書本、玉雞苗館叢書本、嘯園叢書本、談藝珠叢本及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皆如此。但也有作一卷者，爲青照堂叢書本及三家詩話選本。此書在當時影響較大，故各家著述時多論及。其兼附評語者，青照堂叢書本有李元春評語，詩法萃編本有許印芳跋語，日人螢雪軒叢書本有近藤元粹評語，均可參閲。

原詩一卷。葉燮撰。燮（一六二七——一七○三）字星期，號已畦，時稱横山先生，江蘇吴江人。康熙進士，官寶應令，以忤長官被參落職。此書本有四卷，分内外二篇，每篇二卷，附刊已畦文集者即如此。昭代叢書本併作一卷，丁氏仍之，内容與四卷本同。（此次整理仍按已畦文集分爲四卷。）葉燮論詩之長，在用文學史流變的眼光與方法以批評文學，故對詩之正變與盛衰，能有極透澈的見解。他看到「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以糾正明七子以來的擬古風氣；同時又能於演變中看出有不變者存，故又與一般主張師心，標舉性靈者不同，而要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至於他論作詩之本，則又以理、事、情三者來概括被表現的客觀事物，以才、識、膽、力四者來説明詩人的主觀活動。於是詩人的藝術構思，必須結合理、事、情，而一切的理、事、情又必須通過詩人的才、識、膽、力來表現。他在内篇中就是這樣辯證地論詩，所以比較全面。外篇中再雜論詩歌創作各方面的問題，也都有精闢之見，所以是清詩話中較好的著作。

全唐詩話續編二卷。孫濤輯。濤字樂山，石門人。此書係續舊題尤袤所輯全唐詩話而作。案全唐詩話原非尤袤所輯，疎漏甚多。孫濤加以補輯，凡原集載其人而遺其事者續爲卷上，其人與事之俱未及載者，續爲卷下。下卷特以張巡列首，表示尊崇志節經濟之人，另寓微意。案續全唐詩話者尚有沈炳巽，卷帙比孫濤所輯爲多，係稿本，尚未刊印。

一瓢詩話一卷。薛雪撰。雪字生白，號一瓢，江蘇吴縣人（或題河津，著其原籍）。諸生，以醫名。乾隆丙辰（一七三六）舉博學鴻詞，有一瓢齋詩存。雪亦葉燮門人，書中多引横山先生説，即未標明者，亦多與原詩所言相合。此書有掃葉村莊刊本，爲薛氏自刊本，稱一瓢齋詩話。昭代叢書本只稱一瓢詩話。丁氏仍之，知清詩話本所據，多出昭代本。

拜經樓詩話四卷。吴騫撰。騫（一七三三——一八一三）字槎客，又字葵里，晚號兔床山人。浙江海寧人。諸生。騫築拜經樓，貯書甲於一邑，與同里陳鱣、周春等人，日事校讐，不預户外事。此書有拜經樓叢書及藝海珠塵二本。二本均有吴騫自序，但拜經樓本删去最後一段「至書中先後」云云，藝海本則全載之。又拜經樓本有秦瀛序，藝海本又無之。今清詩話本於吴氏自序則全載其文，並有秦瀛序，竊疑丁氏兼取二本相校，故較完備。考杭州府志藝文志録此書作五卷，海寧州志藝文志亦同。蓋此書已刊者僅四卷，尚有續詩話一卷未刻，故云五卷。吴氏以詩人兼學者，故論詩每多考證。其論敕勒歌非斛律金作，則前人所未及。

唐音審體一卷。錢良擇撰。良擇字木菴，常熟人。仕履不詳。惟吴德旋初月樓續聞見録述其生平，今録如下：「時有大吏出使海外，請木庵與偕往，又同朝貴使塞外絶域，足跡幾遍天下，然訖無所遇合。木庵無幾微不自得，讀書痛飲酒以昌其詩。……詩曰撫雲集，凡十卷。」蘇州府志藝文志録是書，作唐詩審體。此書本兼有總集性質，卷帙較多。自花薰閣詩述本專輯其對詩體論斷之語，遂成一卷，丁氏清詩話即據以重印。趙執信談龍録稱其書「原委頗具，可觀採」，足爲此書定評。大抵明人主張格調，只是朦朧地有所體會，但憑直覺，並無科學根據。自清代學風一變，於是詩人學者即同樣論格調，其方法又與明人不同。故清初格調之説，可看作詩人學者研究格調之成果。其重在調者，則聲調譜諸書可爲代表；其重在格者，當以唐音審體爲較早亦較好之書。常熟馮班受錢謙益的影響，反對明代前後七子之詩風，但其辨析詩體，却不能不説仍受格調派的影響。此中消息，自有辯證關係，不可不知。錢良擇此書可説是繼馮班之後，作了更進一步的研究。

遼詩話一卷。周春輯。春（一七二九——一八一五）字芚兮，號松靄，晚號黍谷居士，又號内樂村叟，浙江海寧人。乾隆甲戌（一七五四）進士，官廣西岑谿知縣，以憂去官。著松靄詩鈔等書。春著述甚多，遼詩話外，更有遼金元姓譜一卷。周氏輯遼詩話，用力至勤。此一卷本，乃初刻本。昭代叢書本據此，丁氏復仍之，輯入清詩話，皆不全。其後復增訂爲二卷，有述古叢鈔本、藏修堂叢書本、翠琅玕館叢書本及芋園叢書本。一卷本有春自序一篇，不題歲月。二卷本自序凡二篇：據其所題歲月考之，自序一在乾隆丁丑，爲二十二年（一七五七），自序二在乾隆壬午，爲二十七年（一七六二）。雖相距僅五年，而修訂較多，亦可知周春著述之不苟矣。兩本均有沈德潛序，惟二卷本更有秦瀛序及謝啓昆題詞。又案清畿輔書徵謂有史夢蘭遼詩話一卷，刊本，未見。

秋窗隨筆一卷。馬位撰。位字思山，號石亭，陝西武功人。官刑部員外郎。此書在清詩話前，有昭代叢書本，丁氏所據即此本。丁氏有短跋。在清詩話後，有關中叢書本，此本無丁跋，知其所據亦昭代本。此卷不盡論詩，每涉及文，真屬隨筆性質，但書中尚有精義可採。

野鴻詩的一卷。黄子雲撰。子雲（一六九一——一七五四）字士龍，號野鴻，江蘇崑山人，一作吴縣人。汪汪子文録卷九有傳。所著有野鴻詩稿、長吟閣詩集。其論詩宗主杜甫，與一般詩話無宗主者不同，稱爲詩的，或以此關係。履園譚詩中每舉黄野鴻作，其爲時流所重可知。此書有昭代叢書本，丁氏所據即此。

履園譚詩一卷。錢泳撰。泳（一七五九——一八四四）初名鶴，字立羣，號台仙，一號梅溪，江蘇金匱人。泳有履園叢話二十四卷，譚詩爲其中第八卷，丁氏輯出之，入清詩話中，爲此書别輯之始。泳在沈德潛、袁枚之後，欲調和格律、性靈之争，故其論詩對格律、性靈均予以新的解釋。

説詩菅蒯一卷。吴雷發撰。雷發字起蛟，江蘇震澤人。諸生。蘇州府志卷一百六稱其「爲詩文清矯拔俗，李重華謂如水鏡空明，不染纖滓」，知亦康、雍間人。菅、蒯皆草類：菅可製帚，蒯可織席，此用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語意，蓋自謙瑣語，或可作説詩採擷之用。此書有昭代叢書本，丁氏所據即此。

秋星閣詩話一卷。李沂撰。沂字艾山，號壺菴，營山人（一作興化人）。此書爲初學而發，共六條，等於六篇短文，在詩話中别成一體，其目爲八字訣、勸虚心、審趨向、指陋習、戒輕梓、勉讀書六項。有昭代叢書本，此後丁氏清詩話與日人近藤元粹之螢雪軒叢書皆據此。

貞一齋詩説一卷。李重華撰。重華（一六八二——一七五四）字實君，號玉洲，江蘇吴江人。雍正二年（一七二四）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有貞一齋集。蘇州府志藝文志作玉洲詩話。此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論詩答問三則，綜論詩理；後一部分詩談雜録則拾掇瑣語，似有仿葉燮原詩分内、外篇之意。清詩别裁集遂稱其有「詩語二卷」，實即此書。重華與沈德潛、袁枚同時，而其論詩既不如沈氏之拘，也不同袁氏之放，本之性靈，潤以格律，能於二家外别樹一幟，亦豪傑獨立之士。其論詩宗旨雖出於張匠門，而與葉燮同里，又深受葉氏影響。至所自得，又與趙執信相近，故能盡吸諸家之長而無其偏執。書中如最忌輕薄諸條，近於暗斥袁枚，而袁氏隨園詩話反多稱引其説，甚至有直襲其語，攘竊以爲己有者，可見對於袁枚詩論互有異同之處。又其論詩大旨雖略同葉燮，而時多新見，每爲葉氏所未及，也比説詩晬語之多用師説者爲勝。

漢詩總説一卷。費錫璜撰。錫璜字滋衡，江蘇吴江人。其自署每稱成都，蓋其父費密自成都避亂，家於江南，故錫璜猶署其故里。錫璜與沈用濟合撰漢詩説十卷。其性質在總集與詩文評之間，四庫總目提要以此書列入存目總集類，蓋漢詩説係因馮惟訥詩紀、梅鼎祚詩乘所録漢詩加以評釋，故近總集。至漢詩總説，則是漢詩説前面總論漢詩之語。楊復吉輯昭代叢書時割取漢詩説中前列的總説部分别成爲書，於是成爲詩話性質。丁氏所據即此本。但漢詩説既係二人合撰，書前總説似亦不能例外。總説末節雖有「余説漢詩要在示人以法門」及「至所不能解者，余不敢強解之」等語，似是一人所寫的口吻，不知楊復吉有無其他根據定爲費氏一人所撰。自昭代叢書本題費錫璜撰，於是杭州府志藝文志詩文評類所録漢詩説又題錢塘沈用濟撰。同一書而分題二人，幾令人不知此書原出二人同撰了。

山静居詩話一卷。方薰撰。薰（一七三六——一七九九）字蘭士，號蘭坻，浙江石門人。工畫善詩，有山静居論畫二卷、山静居詩話一卷。此書有别下齋叢書本與花近樓叢書本。别下齋叢書本少一則，見管庭芬跋。花近樓叢書本有附録一卷。

峴傭説詩一卷。有石印本，見八千卷樓書目。清詩話本所據當即此。考兩浙輶軒續録卷四十八施補華小傳謂：「補華原名份，字均父，烏程人。同治庚午（一八七○）舉人，山東補用道。著峴傭説詩二卷、澤雅堂古文八卷、古今體詩初集八卷二集八卷。」則此書作者乃施補華，丁氏作闕名，非也。今據補。

消寒詩話一卷。秦朝釪撰。朝釪字大樽，號岵齋，江蘇金匱人。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進士，由禮部郎中出爲楚雄知府。工詩，尤善治古文。此書有昭代叢書本，沈懋惪有跋。丁氏所據即此。此書不盡論詩，且多自述其詩，鮮可取。

續詩品一卷。袁枚撰。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字子才，號簡齋，人稱隨園先生，錢塘人。乾隆己未（一七三九）進士，曾任江寧等地知縣。有小倉山房集。此卷雖自謂續司空圖詩品而作，但與司空圖之詩品不同。司空氏詩品論風格意境，此則重在論作詩之甘苦，體貌雖似，内容不類。故自袁枚續詩品後，此類著述遂别爲二體。此後顧翰所補又與袁枚不同。論詞者也如此。郭麐詞品，規仿司空氏，江順詒續詞品則又仿袁氏。袁氏此著轉載者頗多，楊復吉首先以之輯入昭代叢書。今清詩話本有楊跋，知丁氏所據即昭代本。此外，别有四品彙鈔本、緑滿書窗本及文品彙鈔本等。

總之，丁氏此輯，對學術研究固然有一定的貢獻，但由於志在牟利，不免帶些市儈氣，所以選擇不精，對各書也未能細加校勘，那就對學術研究的作用也只能是有限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