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廣知識，開拓學術與藝術的視野，是饒宗頤先生所堅持的學習方式。先生“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足迹遍布世界各地，80年代初更曾以數月時間遊歷中國各地，參觀博物館及文化古迹；所至皆以寫生册相隨，並多有詩文録之，寓遊與學藝並駕，使學術、詩詞與書畫同途並進。先生學藝雙攜，雙峰並峙，在90多高齡仍繼續藝術創作，至今不輟，其堅毅的精神足爲後學的典範。

饒宗頤先生治學範疇廣博，並能融會東西與古今，在多個人文科學領域中，皆有卓越成就和突出的貢獻，是近代一位蜚聲國際的百科全書式大學者，一位極具開創性的華學家、國學家、漢學家。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曾以“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三個範疇高度評介饒先生的治學方法與成就，還引用了陳寅恪先生的“預流果”比喻加以解析，認爲饒先生是“能預流的”。

對於饒先生的治學風格之形成與特質，筆者認爲可以從其研究方法中的五項特點窺豹一斑，當中必須留意這些特點往往是互濟的。第一，先生經常利用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特别是新出土的文物或新發現的文獻資料，即使是國外的考古出土資料，只要是可資不同文明之間的同一範疇的對比或作比較研究的，或與課題有所關涉的，便會加以參考。第二，先生對中國文化內各個學術領域的古籍、古文獻和傳統資料驚人地熟識。第三，先生有着堅實的文字學、訓詁學等知識，能做到詮釋章句和義理時相對準確。第四，先生能利用域內外古代語言與文化的知識，擅於對比或比較研究各個學術領域在漢語/族以外的，又或是域外的古籍和古文獻資料，從而做到跨語言、跨民族和跨地域、跨國域的跨文化研究。第五，先生經常在某一個單一課題的研究中，出入文、史、哲、藝、宗教、禮俗、民族、文明的交流和發展等領域，作跨學科、跨文明的文化史探索。 此外，筆者亦曾從楚辭學、古文論研究、詞學，以及文學創作等方面，對饒宗頤先生的文學研究與創作的成就予以具體分析，指出其研究與創作並重的特質，以及其作品所表現出的一代大文學家之風。

饒宗頤先生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深湛研究，使他深刻地認識到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已經包含了極豐富的外來民族文化元素，因此，先生非常重視學術與文化方面的對外交流，並且身體力行。自上世紀50年代起，先後與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戴密微（Paul Demiville）、謝和耐（Jacques Gernet）、霍克思（David Hawkes）、汪德邁（Lon Vanderschmeer）、貝塚茂樹、水野清一和吉川幸次郎等荷蘭、法國、英國和日本等地學者締交，並曾先後在日本、印度、法國、英國、美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等地從事教學和研究，對多個國家所藏的珍貴典籍和文獻資料進行整理及研究，如日本和歐洲等地所藏的甲骨資料和敦煌文獻等等。

饒先生一方面努力鑽研從域外所得的資料，並廣交學海衆儒，另一方面則從各個途徑，積極於海內外推動漢學研究，乃中國與海外漢學研究重要的橋樑人物之一，其學術成就與貢獻得到國際漢學界的認同。季羨林教授曾指出：“從世界各國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故步自封，抱殘守缺，而是必須隨時接受新觀點，使用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摸索新方法……饒先生治學方面之廣，應用材料之博，提出問題之新穎，論證方法之細緻，這些都是我們應當從他的學術論著中學習的。”

饒宗頤先生在學術研究上擁有旺盛的開創能力，能匯通衆學，發掘和開拓新的研究視點和領域，是一位重要而有能力開創新風的研究者，對國際漢學界有着深巨的影響，季羨林、錢仲聯、楊聯陞、姜伯勤等中國著名學者，以及戴密微和吉川幸次郎等海外漢學家對饒先生的學術影響，均予以肯定。日本學者池田温先生曾經提出：“二十世紀前半之代表漢學者可屈指王觀堂先生（1877—1927），而後半者應當舉饒選堂先生。比觀堂先生活動限於東亞，選堂先生講學遠及印度、法京、美國等，壽又近倍，宜矣其業績豐富多彩，更爲學藝並茂。” 饒先生深邃的學問與超卓的學術成就，學藝雙攜與匯通開拓的研創精神，又能於海內外弘揚中華文化的貢獻，處處呈現出華學的（或國學的、漢學的）新視野，當然也包括化舊爲新的視野；凡此種種，均使之成爲當今國際漢學界的奇葩。

（原文最初以《饒宗頤先生的國學新視野》發表於《國學新視野》創刊號（2011年3月），後收入《饒宗頤研究》第1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

[1] 姜伯勤： 《論饒宗頤先生的藝術史理論——以〈畫 〉爲中心的引論》，載洪楚平、鄭煒明主編： 《造化心源： 饒宗頤學術與藝術》，香港：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廣州藝術博物院、潮州淡浮院、廣東萬品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2004年，第49至50頁。 uCqLukrDkHXO5BKUDvFD6XlvGt0ofSTdDuRMo7O/gbaWjJpBXYnCW2zTjOuM6W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