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括其學術歷程，饒先生早年以攻治地方文獻及中國上古史地爲主，中年以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地下出土文獻，壯年則由中國古代的研究擴展到人類文化史的研究，興趣逐漸移到印度至西亞，而新世紀時又回歸到上古史地。由於先生精通中國傳統文獻，史學根基深厚，又長期研治甲骨文、金文和戰國秦漢文字，並通曉英、日、德、法等國語言及印度與巴比倫古代文字，研究問題能旁徵博引，突破地域與學術門類的界限，並常能着人先鞭，發掘新問題，提出原創性的命題與立論，在多個學術領域皆有重要建樹。

但作爲一個劃時代的大學者，有没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研究方法論，也是能否獲得認同和肯定的關鍵要素之一。饒先生就是一位有自己的方法論的學者。

上世紀20年代，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總論》提出“二重證據法”：“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新材料，我輩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録，即百家不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 王氏主張運用“地下之新材料”，以印證古文獻記載的資料，着重以二重證據互證，爲考證學奠下新法，對傳統學術研究進行了改造與革新，爲上世紀史學的研究帶來巨大的影響。

過去數十年間，大量的文物與文獻相繼出土，面對這些豐富的史料，饒宗頤先生認爲研究者應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以縝密的方法與角度，對新出土文獻進行研究，結合傳統與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這些珍貴的資料。1982年，先生在“香港夏文化探討會”上，首次提出以“三重證據法”研究夏文化，認爲“探索夏文化，必須將田野考古、文獻記載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互相抉發和證明”。 中山大學曾憲通教授對“三重證據法”作了詳細的詮釋，指出饒先生創新之點，是把有文字的出土新材料與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區隔開來，並特别強調“有文字材料”的重要性。 此考證法廣爲古史研究學界的專家學者所認同。

數年前，饒宗頤先生在《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史溯”的開篇《論古史的重建》中，進一步闡述“三重證據法”的要旨：“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較王靜安增加一種者，因文物的器物本身，與文物之文字記録，宜分别處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記録，其爲直接史料，價值更高，尤應強調它的重要性。”此外，更提出史學研究必須採取的三種途徑： 一是儘量運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記録，作爲我們所説的三重證據的主要依據；二是充分利用各地區新出土的文物，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三是在可能範圍下，使用同時代的其他古國的同時期事物進行比較研究，經過互相比勘之後，取得同樣事物在不同空間的一種新的認識與理解。

對於楊向奎先生在《宗周社會與禮樂文字》中提出以民族學材料，以補文獻及考古之不足的“三重證據”説法，饒宗頤先生指出民族學材料只可作輔助資料，而非直接史料，繼而引申出“五重證據法”。 筆者曾對於饒先生研究上古史所提倡的“五重證據法”作有簡析：

饒師是先將有關史料證據分爲直接、間接兩種，再分成中國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國傳統的經典文獻與新出土的古籍（例如簡帛等）資料、中國域內外的民族學資料和異邦古史資料（包括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和傳世的經典文獻）等五大類；前三類爲直接證據，後二類爲間接證據。他最主要的方法是通過比較研究各種證據中各種資料的關係（特别是傳播關係）與異同，從而希望得出較爲客觀的論點。

從“三重證據法”至“五重證據法”的建立，可見饒宗頤先生提倡的考證法並不局限於直接證據，更廣及間接證據的層面，以上世紀的新資料和新方法爲向導，拓展出研究證據方法的多重性，爲前人學術論理的昇華，古史及古文獻研究方法上的創建，並突破了傳統文史研究學科的發展空間，引領研究者進入一個新的學術潮流。誠如曾憲通教授指出：“從中國學術發展史的角度考察，20世紀初至90年代，正是中國學術處於‘信古——疑古——證古’的轉型時間……饒先生學術活動七十年中，一直置身於每個時代潮流的最前列。” 其實，這種方法，又豈可僅僅局限於上古史研究呢？ F4hU23bXUtkmueLJ8l1hdRAKlnNGVBD4aRC0LD29FPpmDcWXqAt3aB8Xcl5hJb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