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先生在華學研究方面，以擅於發掘和開闢前人未加注意或重視的新課題見稱，但他對某些課題的堅持和持續探索，卻是更值得我們借鏡的。

饒宗頤先生是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第一人，其於1956年出版的《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倫敦所藏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全文録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並考定了《想爾注》成於張魯之手而托始於張陵，對道教史研究有重要意義。是書出版後引起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道教研究熱，陳世驤、楊聯陞、嚴靈峰、陳文華，還有日本大淵忍爾等諸位學者紛紛撰文討論。此書在國際學術界負有盛譽，法國漢學家康德謨先生（M.Kaltenmark）選此作爲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的道教史教材；饒先生的學生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荷蘭漢學家）曾撰文闡釋此著在世界道學發展史上的意義：

前此無人敢將早期的道書當成一項專門的研究主題。……饒先生是道教研究的開拓者。他不僅把蒙塵已久的重要文獻搶救出來，並加以各種嚴謹的註釋和考證。可以説，在他之前，從未有人如此科學地研究道教文獻。……饒宗頤先生的成就使法國學者（康德謨、戴明維、史泰安等）非常佩服。《老子想爾注》爲他們提供了一個了解漢代思想的全新角度。

在探討學術問題方面，饒先生有着一種求實求真和堅毅不撓的精神特質，能持續不斷地鑽研和發掘新問題。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老子想爾注校證》，便是在原著《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的基礎上，再增收了先生對此課題的新的研究成果。一個課題，研究、修正、增訂前後達三四十年，這種情況，在饒師來説，絕非孤例。

又如1992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詞集考》，實則是在1963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之《詞籍考》的基礎上修訂增補而成，爲學術史上第一部以目録學和版本學研究詞學的著作，其研究方法與角度，爲詞學研究提供了豐實的研究資料與基礎。饒師此書，也證明了許多時候，最舊、最傳統的研究方法，其實一樣可以開創學術史上的新課題。

1959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甲骨學著作《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全書1300多頁，共80多萬字，是饒先生以20年心力，利用當時所能見到所有的出土甲骨資料， 全面而系統地研究殷商時代貞卜人物的專著。先生開創了以貞人爲綱、排比卜辭的先河，在理論和方法上均超越前人，對了解各個貞人的占卜內容及其所屬的時代很有參考價值；更有學者認爲這是一部早期商代社會原始資料最基本的綜合研究著作。 此著出版後獲中外學術界高度重視，共有13國文字書評予以介紹；1962年，饒宗頤先生更因此書而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授的“漢學儒林特賞”，學術成就得到國際漢學界的認同。後來，韓國學者孫睿徹更以十年時間，將此著翻譯成韓文本於1996年出版。 但饒師並没有因此而自滿，他其後繼續研究甲骨學，主編有《甲骨文通檢》（共五册，1989—1999年）等作品。

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饒先生曾赴日本、韓國、英國、法國等地從事研究。1963年，先生應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之邀，赴天竺作學術研究，成爲該所永久會員，並跟隨白春暉先生（V.V.Paranjepe）父子 二人學習婆羅門經典，曾深入鑽研《梨俱吠陀》等圍陀經典，更兼遊天竺南北各古地。饒先生後來從事“東方學”研究，其梵學知識便植根於此，著作豐贍，而其中悉曇學更是獨繼絕學，成就過人；相關論文後結集爲《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語文篇——悉曇學緒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香港三聯書店，1990年）和《梵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前者更是旣補充了王力等先生們在漢語史和古漢語研究方面的缺漏，又揭示了中印兩個民族在語言文化方面的關係的一部極爲重要的學術著作，堪稱絕學，可惜至今尚未獲得足夠的重視。

1976年，饒先生第三次往法京巴黎，在遠東學院工作之餘，又追隨蒲德侯（Jean Bottero）學習巴比倫文，開始研究上古楔形文字和西亞上古文獻，後以多年時間將一部以楔形文字記述阿克得人開天闢地的世界現存最早的史詩，翻譯成中文，在1991年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近東開闢史詩》，成爲巴比倫史詩之第一部中譯本。

從1978年起，饒宗頤先生的研究可謂碩果纍纍，先後編著書刊數十部，舉其要者，如《雲夢秦簡日書研究》（1982年）、《楚帛書》（1985年）、《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與曾憲通合著，1993年）、《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等等皆屬新出土簡帛之學；主編《補資治通鑑史料長編稿系列》（1995—2004年）乃據新出土史料以補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1998年）是一部以全新角度審視漢字的族源，涉及中外多個古民族、多種古文字，實則上已是一部上古文化交流史和比較上古文字史學，其重要性已有多位著名學者撰文推介。

饒師早年曾追隨顧頡剛先生，治上古史地，並曾主編《古史辨》第八册，後因戰事而未刊。但他對考古、上古史地的研究其實是貫穿他一生的。一直到新世紀，他還出版了《古史之斷代與編年》（2003年）、《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金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後者更體現了饒先生對上古史地研究的一貫性，他以極爲深厚的古文獻功力，結合考古出土的新材料，再參考外國古文化中的相關資料，然後作文化史的關聯性研究，得出許多新知灼見，足堪垂範後學。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一位並不强調專門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他强調的是要打通；筆者記得饒師曾經教導説：“文科不同於理科，過分強調專家、專門，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無家可歸’。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個領域，要文史不分家，其實是要文史哲藝統統都不分家。” 他重視考古新發現、新出土的材料，他有著堅實的古文獻知識，他關注外國同時期、同範疇、同類型的資料，他相信文化間充滿著關聯性，所以在他的研究裏，觀點絕不守舊，處處閃爍出新的視角。 dGDxLJh9vmQOFP5f4XRbjpaJ9/vtHiCqxFijQPboO4/fQXMZaKHk2G3oDnOk97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