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先生，字伯濂，又字選堂，號固庵，1917年出生於廣東省潮安縣（今潮州市），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及教學工作，治學範圍廣博，蓋可歸納爲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包括潮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目録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13大門類，已出版專著70多種，發表學術論文500多篇，亦擅書法、繪事及舊體文學創作，並諳操縵，刊行的舊體文學作品集有10餘種，書畫集40餘種，可謂學藝雙攜。此外，先生亦精通中國古代文獻及多種外語，研究着重史料考證，且不斷創新，在多個學術領域皆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國際漢學界獲得高度評價，迴響極大，對於海內外推動漢學研究及弘揚中華文化貢獻至鉅。

對於國學一詞，饒先生並不常常提及。近年來，中外學術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都常常稱他爲一代國學大師，他也就祇好採取一種默認的態度了。據筆者粗淺的理解，所謂國學，有兩大點： 一是範疇的問題，二是方法的問題。以我所知，饒師他是主張用華學一詞的。1994年2月他爲自己創辦並主編的《華學》這份大型國際學術刊物寫發刊辭時，就曾這樣説過：

中華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一個從未間斷的文化綜合體……中國何以能夠維持七八千年的綿延不斷的歷史文化，光這一點，已是耐人尋味而不容易解答的課題。

從洋務運動以來，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已失去信心，外來的衝擊，使得許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馳騖，久已深深動摇了國本。“知彼”的工作還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卻甘自拋擲。現在是返求諸己、回頭是岸的時候了。

（略）

我們所欲揭櫫的華學趨向，有下列三個方面： 一是縱的時間方面，探討歷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尋求它的產生、銜接的先後層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橫的空間方面，注意不同地區的文化單元，考察其交流、傳播、互相挹注的歷史事實。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錯綜方面，找尋出它們的條理——因果關係。我一向所採用的史學方法，是重視“三點”，即掌握焦點、抓緊重點、發揮特點，尤其特别用力於關聯性一層。因爲唯有這樣做，纔能夠説明問題而取得較深入的理解。Assyrian文法上的關係名詞（Relative Pronoun）有一個（Sa）字，具有Whom、What等意義，我在史學是主張關聯主義的，我所採用的，可説是一種“Sa”字觀，有如佛家的阿字觀。我願意提出這一不成熟的方法論點，來向大家求教。

（下略）

從饒宗頤先生的夫子自道，筆者幾乎可以肯定一般人心目中所謂國學，即饒師心目中的知己功夫、返求諸己的傳統中國文化之學，但他認爲這是研究中華文明這個屹立於大地之上一個從未間斷的文化綜合體的學問，所以他會稱之爲華學。筆者相信，饒師不會反對華學即國學這一説法。饒師在講了華學的範疇之外，也談及了他所主張的方法論： 史學上的關聯主義。他一向認爲一切文化領域的研究，皆文化史範疇的研究，故必須具備史學的角度。他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上的史學的關聯主義（Sa字觀、阿字觀）等等，以及所謂在研究時所採的縱、橫和交叉錯綜等切入角度和坐標，其實最終皆可總結爲文化的關聯性研究。因此，筆者認爲大可以將之稱爲饒氏的關聯主義國學。至於文化的關聯性，指的是文化源流的複雜性和多元化，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內涵及其條理和因果等關係，正是饒師最有興趣、認爲最值得探索的。而這些特點，也許可以被視爲饒宗頤先生的國學新視野。

上述種種，乃饒師在華學方面所提倡的新視野，其實卻是他在經歷了60年以上研究中華文明的深刻體會和積累後的一個大綱。筆者認爲又可將饒師的治學特點再細分爲下列第二、三和四部分的三大項。 skqVH/EtkjA9K/pN6AWST0vkJvx8t5Z9hrhTfC4i3CBqOvpNBv639KPblwOJ8F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