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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饒鍔先生的潮州方志學有以下幾個特點：
饒鍔先生的潮州方志學著述，最爲人習知的，要算是由饒師宗頤先生補訂而成的《潮州藝文志》。除此之外，還有以下幾種撰述或研究計劃：
1. 《潮安饒氏家譜》，1921年刊行。
（按： 地方上的譜牒，是編修方志的重要史料之一；有學者甚至把譜學列爲方志學中重要的一環。）
2. 《潮州西湖山志》，1924年刊行。
3. 《潮州藝文志》，約於1925年著手編纂。
4. 《海陽縣志·藝文略》“補遺”，未屬稿。
（按： 在決定編纂《潮州藝文志》之前，先生只擬搜討鄉邦遺獻，以補《海陽縣志·藝文略》；後因蒐集所得已遍及潮州九邑，故而改變撰著計劃。）
5. 《潮雅》，未定稿。
（按： 先生自言“嘗以嶺東方言，間雜蠻語，與中原語音殊絕，然窮其聲變，察其本柢，舊音雅馴，往往而存，曾欲就所知者，徵之經傳，放揚雄氏爲《潮雅》一書”。
）
6. 《瀛故拾遺》，未定稿。
7. 《潮州詩徵》，未定稿。
（按： 以上兩種，共有數十卷；皆是先生留心鄉先賢遺著，長期蒐集所得。
前一種蓋屬潮州掌故史料。後一則爲潮州詩人的題詠，至1924年已獲二三千首。
）
此外，他又曾極力向潮州地方官員和士紳，建議啟動修志，以及搜羅、出版先哲遺著等等。
以上種種，都顯示出，先生對鄉邦文獻整理的關注和規劃，乃是全方位的，涉及譜牒學、方志學、目録學，以至語言學等等範疇。而他以個人之力，撰成了《家譜》、《西湖山志》和大部分《潮州藝文志》，更是由一家之史，到一山之志，再到一郡之史（藝文部分）等方志學文獻整理的系列性業績的具體表現。
饒鍔先生把搜集、整理和刊布鄉邦文獻，視爲在動盪社會之中，知識分子的一項責任。他曾説：
方今世變日亟，鄉獻剩篇，不絕如縷，發揮而表彰之，固後死者之責。
也是這種思想，使他竭力搜羅鄉邦舊籍，冀由此而重新發現先哲的文學和學術成就，從而得以“發揮而表彰之”。
饒鍔先生曾説過，“編書取重條理”。
因此，他的方志學著作，大多會參考甚至是依據前輩名著的編纂體例。
前文已經提到，饒鍔先生《潮州西湖山志》體例，是參酌變通顧湄《虎丘山志》而來的。先生編纂《潮州藝文志》，則受到孫詒讓《温州經籍志》很大的啟發，有關體例亦悉依孫書。其《潮雅》一書，則倣效《揚雄·方言》之體。至於《潮州饒氏家譜》，先生亦曾具體談到譜法體例：
余曩者嘗有志於譜牒之事。前年爲《潮州饒氏家譜》，略仿古世表之遺法，而述系則斷自始遷之祖，又分别其所宜載與否者，具爲條例，載諸譜首。
而此譜之編，崇尚“信今而傳後”，力求簡要明覈、勿誣勿濫等等，要皆效法姚鼐的譜學理論。
饒鍔先生之擬補録《海陽縣志·藝文略》、鈎稽排纂《潮州詩徵》，又於《潮州西湖山志》變“題詠”一門爲“藝文”，最後編纂《潮州藝文志》等等，皆能顯示出他重視鄉邦藝文的特色。他在《潮安饒氏家譜·例言》中，更強調地方邑乘固應以文爲重的原則：
國史邑乘，例有藝文一門。顧國史所載，以學爲主，故僅榜書目；邑乘所載，以文爲重，故兼及詞章。
本文認爲先生之所以惓惓於潮州藝文，蓋有他的深意。他曾説過：
吾邑自宋明以還，名卿碩儒，忠義直諒之彦，代有其人。獨文章之學，倡之者既寡，而爲之者又囿於見聞，相安孤陋，於古人義法，往往莫知其然，故歷時綿遠，而潮人無寸簡見稱於當世。
由此可知，先生時刻惦念潮州藝文，是希望能透過蒐羅、整理、著録和刊布先賢著述，使其得以彰顯而傳之久遠，而後世學子便能知所仿習，以期潮州文章之學的復興。
饒鍔先生的潮州方志學，方面廣闊，非常重視資料搜集和文獻目録之學，也因此成就了他作爲粵東一大藏書家和方志學家，上文已有論述，於茲不贅。此外，他的方志學還有重視考據之學的特點。他在《柯季鶚詩集序》中曾説：
辛亥之秋，清廷鼎革，余避亂家居，從事考據之學。
《墓誌銘》亦稱他：
性獨好古，於書無所不觀，尤致力考據之學。
而他的其中一位老師温廷敬也曾稱讚他：
吾潮向但有詩人、文人，而無學人；宋明義理之學，尚可得數人，若考證則純無矣。
可見饒鍔先生的考據之學，在當時已頗見重於世。
饒鍔先生認爲，地方文獻的徵集、整理，實爲“整理國故”的一個重要部分。
後於1997 年，饒師宗頤先生在《地方史料與國史可以互補》一文中，有著與饒鍔先生幾乎一致的觀點。
亦由此可見，饒宗頤先生地方史學思想的家學淵源。
（原文初次發表於2013年7月潮州“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