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鍔先生約近四十歲（1930年）時， 爲了編纂《潮州藝文志》，曾給鄉賢蔡紉初先生寫了一封信，此信的內容相當大程度上反映出饒鍔先生的潮州方志學思想。

饒鍔先生認爲，整理國故的工作，落實到一個郡邑而言，應該以徵考文獻爲當務之急；而在潮州來説，這項工作更加刻不容緩。其信有云：

竊嘗謂，居今之世而言整理國故，涂徑雖不一端，而一邑當務之急，則莫先於徵文與考獻。其在吾潮，尤不容或緩者也。

爲甚麼急不容緩呢？他認爲： 潮州雖然僻處一隅，山海阻隔，但歷代仍有不少傑出文人學者；可惜他們的文學、學術，由於有許多都不見於地方志乘的記載，因而未能得到世人的賞識和學習。其信説：

蓋潮之爲州，北阻山而南濱海，於禹域爲極南之地，當昌黎之未至，已有趙德之習儒、大顛之依佛。然稽之志乘，自宋迄清，吾潮人之以政事顯者，代不過三數十人，至於文苑儒林之流，其文其學之足爲世誦習者，更不數數。遘非昌黎之後，潮人尚不悅學也；又非作者之才有未至，業有未精，其書之果不足以自襮也。良由士之長於斯土者，既限於耳目之濡染，又無大人先生爲之推轂游揚，是以雖有班揚之才，許鄭之學，而老死蓬蒿，名字不出里衖。其力能著書，彈精竭慮以倖成者，亦深藏錮閉，有若玉之在璞；而後人或不能守，又無好事者爲之綴拾流傳，更以干戈水火之災；歷史攸遠，幾何不隨劫灰以俱燼哉！

信中慨嘆潮州的先賢良士，縱然有美玉之才、可傳之學，但如果“無好事之徒爲之綴拾流傳”，那麼他們的著述成果，最後只會隨歷史湮没。對此，饒鍔先生舉出清乾隆年間海陽人陳于爣的著述湮没不彰爲例：

敝邑乾隆間有陳于爣者，爲園公先生裔孫，著《枕餘偶摭》一書，小楷精鈔，積二十餘厚册。鍔近從其後人觀之，其考據之精審，有足以望領亭林而抗衡伯厚者，使其書出而傳佈於世，亦《日知録》、《困學紀聞》之亞也。顧世莫有知其書，邑志藝文亦未著録，由此推知，吾潮九邑前輩遺著之沉薶於荒丘萎巷而未發者，當不止於是也。

《枕餘偶摭》七十二卷，乃稿本，今或已佚。我們或已無從鑒定此書的學術質量，但饒鍔先生由此而興發的有關“前輩遺著之沉薶於荒丘萎巷”的感慨，確實令人動容。因此，他極力提倡進行修志和輯集先哲遺書工作，可惜未能獲得地方行政當局的有效回應：

故曰當今之務，莫先於徵文與考獻。鍔昔者頗嘗留意於此，如縣志之續修，先哲遺書之刊布，竊竊然爲鄉士大夫言者屢矣，而人微言輕，鄉士大夫竟無有以此爲念者。於是退而紬集見聞，鈎稽排纂，成《瀛故拾遺》、《潮州詩徵》數十卷；因未寫定，不敢出以示人也。前年購得孫詒讓《温州經籍志》，愛其詳博，於是復有編輯九邑藝文志之願。

續修縣志和輯集先哲遺書出版，都是浩繁的工程，如果没有官民合作是難以完成的。在這種情況之下，饒鍔只好退而求其次，獨力纂輯了《瀛故拾遺》和《潮州詩徵》兩種著述，冀可爲日後鄉邦修志作準備，最後更有編纂《潮州藝文志》的創舉。

總的來説，饒鍔先生在此信中反映出來的方志學思想，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鄉邦文獻的蒐集和考證，二是目録之學。我們從上述所提及過先生的方志學著述成果，即可見一斑。 kVqdGSb0nRP2/IsEwYwDCpkFKUW/AAEkqowXbqV8fgOWJsIaPg6pskX8ghQJ1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