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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西湖山志》（卷端題《西湖山志》），成於民國十三年（1924），由潮州瀛社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出版排印本初版。此書前有樊增祥、于右任等題簽；卷首有温廷敬、丘復、王弘願等序言，饒鍔自序及凡例；正文共十卷；後有蔡心覺跋。
饒鍔先生編撰《潮州西湖山志》，考其動機，據先生自己説，是因爲當時潮州西湖山經過重修，已煥然一新，因此他就興起了爲此山修志的念頭：
喜故迹之重新，又憾無好事者爲之徵文考獻，以誌其盛衰興廢，乃退而紬集見聞，參稽志乘，旁蒐遠討，訂僞補遺，而時輒附以己意，成《西湖山志》十卷。
他真正的修志動機，是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撰述，令潮州西湖山和它的歷史文化內涵，永垂不朽。他在自序中有一段話：
嗚呼！吾之爲是山志也，夫豈無意於其間哉？凡天下名山水，苟得有能爲其山水增重之人，至其地徜徉憑吊，乃或發爲文辭，形諸歌詠，則後之讀其文與詩者，益爲之慨慕不已；而其山水亦因之而爲世所重。
饒鍔認爲杭州和惠州的西湖之所以能名揚天下、永垂不朽，主要是因爲曾有白居易、蘇軾等歷史上著名的文豪，曾經登臨並寫成作品，纔能流傳久遠。因此他期待自己所修的志書，會吸引這類能爲潮州西湖山山水增重的文豪，接踵而至。
饒鍔先生在此志凡例中，第一條即開宗明義地説：
本志體裁，略倣顧湄《虎丘山志》而參酌變通之。
考顧湄重修的《虎丘山志》，現有故宮珍藏的清康熙刻本。
以下謹表列兩志的內容目録，以便比較二者體例上的異同：
從上表可見，二志在結構上十分相似，證明《西湖山志》的體例，確有本於顧湄《虎丘山志》的地方。例如，首先兩志的卷數相同，都是卷首加正文十卷；其次，兩志內容的範圍也極相近，其中顧志的卷一至五，大致相當於饒志的卷一至四，而兩志的卷一和卷十，則幾乎完全相倣。
不過，饒鍔先生並没有完全照搬顧志的體例，而是因應潮州西湖山的實際情況，作出了不少的調整。這就是饒鍔先生所謂的“參酌變通”。這些變通，主要體現在“石刻”（卷六、卷七）和“藝文”（卷八、卷九）兩門的設置上，成爲《西湖山志》最不同於顧志的地方。先生已在凡例中指出：
顧志題詠一門，祇載詩歌；本志則更名藝文，兼録序記。至石刻，則又顧志所無，本志所獨有也。
由此可見饒鍔先生對於地方上石刻和藝文史料的重視。此外，《西湖山志》特别標舉“藝文”，以區别於顧志的“題詠”，亦可以局部反映出，饒鍔先生對日後纂修《潮州藝文志》的酝釀和思考過程。
在內容的分類上，《西湖山志》較顧志而言，則更顯合理和細緻。例如卷二之中，峰巖和泉石並立；卷三以祠廟、寺墓、園亭並立；卷四只列已廢置的名迹，仍存的名迹則按類列入卷二或卷三之中；卷五中人物一門，則又細分爲棲止、游覽兩部分。這些調整，皆能夠切合潮州西湖山的狀況，亦俱見編者的學術見地和更爲嚴密的思維邏輯。
温廷敬在爲饒鍔先生此志所撰的序言中曾説：
觀其凡例，吾知其必能詳而核，簡而明，質而雅，雖一隅之志，而能合史乘之體，吾知其必能傳之廣且久也。……今得饒子是書，其體裁雖略倣顧湄《虎丘山志》，而詳博遠過之。
現在細讀此志，可知温氏的讚語，絕非過譽。
在潮州芸芸方志之中，《西湖山志》之編撰，乃潮州山志之創舉。在此之前，潮州還没有專門爲一座山而編纂的志書。該書的影響所及，又有黄仲琴編的《金山志》和饒宗頤先生的《韓山志》。
先生修《西湖山志》，重視實地踏勘，因此得到很多舊縣志所缺收的石刻史料。先生有詩，描述自己在編輯《西湖山志》石刻史料時的艱辛過程：
日日振衣湖上來，芒鞵踏遍石間苔。夕陽城外煙波暝，猶爲尋碑未忍回。
對潮州西湖山石刻的研究，有篳路藍縷之功。後來研究西湖山石刻的學人，無不以此書爲基礎。
據饒師宗頤先生的《潮州藝文志·序》：
先君之爲是書，蓋感鄉邦文獻之凋殘；又以郡縣舊志，於先賢簡籍，雖有載述，然多疏漏踳駁，不足以裨考證而資表彰。（略）於是大索遺書，鈎稽排纂，初擬補輯《海陽縣志·藝文略》，嗣以采集益夥，更廣及他邑。後得孫籀廎《温州經籍志》，愛其體例詳審，遂有《潮州藝文志》之作焉。
饒師宗頤先生所述他父親編撰《潮州藝文志》的動機，與饒鍔先生自己在《與蔡紉秋書》（內容詳下）中所説的大致相同。綜合兩者來看，饒鍔先生的修志動機大約有以下幾點：
1. 認爲潮州鄉邦文獻，或因乏人整理而凋殘，以致鄉先賢的文章和學術，未能流傳、彰顯。
2. 潮州舊志於先賢著作，雖有記載，但因對藝文目録的重視不足，以致錯漏頗多。
3. 原僅擬補輯《海陽縣志·藝文略》，但過程中所搜集到的鄉邦文獻資料，逐漸超出海陽縣的範圍，已遍及潮州九邑。
4. 後來讀到孫詒讓的《温州經籍志》，因該書體例詳審，深受啟發和影響，直接促成他著手編纂《潮州藝文志》。
如上文所述，饒鍔先生是讀到了孫詒讓的《温州經籍志》，喜愛該書的體例，纔決定編修《潮州藝文志》的。那麼，《藝文志》的體裁，自然是效法孫書之規例。饒師宗頤先生後來在重印此書時所撰的序言亦云：
先君昔歲輯《潮州藝文志》，有取於孫詒讓《温州經籍志》之成規，掇録序跋，間著考證。
至於饒鍔先生取法於孫氏的要點是甚麼？饒師在當年補訂此書後所作的《潮州藝文志·自序》中已有解釋：
是書著録凡九邑；而明代程鄉、鎮平、平遠三縣人書亦採入。以其舊屬潮州，故録之以存沿革也。全書配隸門類，則遵《四庫總目》。所列諸書，於其行間，輒録卷帙，兼載存佚。下則迻謄序跋，采證群言。至先君撢研所得則爲按語，殿於末簡。蓋其體例，全倣孫氏之書焉。
《潮州藝文志·例言》又云：
是書 先君原稿，卷帙凡二十三，其編定者，厪十六卷而已。今者重事校理，義例稍更。以序跋之文，尠有全録，篇幅遂省；故别其類次，爲十有七卷。而外編一卷，訂譌、存疑各一卷附焉。
經饒師校理後的《潮州藝文志》，大部分序跋文不全録，節卻不少篇幅；而且補録了一些條目和考證，均明確地標示爲補録。因此，我們閱讀今本《潮州藝文志》時，尚可大致窺見饒鍔先生原來版本的面貌。以下用列表方式，説明饒鍔先生和饒宗頤先生先後兩個版本的卷帙異同之處：
總的來説，饒宗頤先生所謂“義例稍有更張”，主要體現在增入書籍資料的訂譌和存疑兩編，及據孫氏之體而更加細化，如把外編一門分爲志乘、雜記和文辭三類等等。要言之，他對此書的體例框架，只是略作微調而已，大致上仍因襲饒鍔先生的原意。
在先生編纂《潮州藝文志》之前，潮州九邑尚無藝文志，只《海陽縣志》之中有“藝文略”一門。此書成爲了後世研究潮州學術文化史不可或缺的參考用書，影響深遠。此書後來也成爲饒宗頤先生纂修《潮州志·藝文》的基礎。
饒鍔先生約近四十歲（1930年）時，
爲了編纂《潮州藝文志》，曾給鄉賢蔡紉初先生寫了一封信，此信的內容相當大程度上反映出饒鍔先生的潮州方志學思想。
饒鍔先生認爲，整理國故的工作，落實到一個郡邑而言，應該以徵考文獻爲當務之急；而在潮州來説，這項工作更加刻不容緩。其信有云：
竊嘗謂，居今之世而言整理國故，涂徑雖不一端，而一邑當務之急，則莫先於徵文與考獻。其在吾潮，尤不容或緩者也。
爲甚麼急不容緩呢？他認爲： 潮州雖然僻處一隅，山海阻隔，但歷代仍有不少傑出文人學者；可惜他們的文學、學術，由於有許多都不見於地方志乘的記載，因而未能得到世人的賞識和學習。其信説：
蓋潮之爲州，北阻山而南濱海，於禹域爲極南之地，當昌黎之未至，已有趙德之習儒、大顛之依佛。然稽之志乘，自宋迄清，吾潮人之以政事顯者，代不過三數十人，至於文苑儒林之流，其文其學之足爲世誦習者，更不數數。遘非昌黎之後，潮人尚不悅學也；又非作者之才有未至，業有未精，其書之果不足以自襮也。良由士之長於斯土者，既限於耳目之濡染，又無大人先生爲之推轂游揚，是以雖有班揚之才，許鄭之學，而老死蓬蒿，名字不出里衖。其力能著書，彈精竭慮以倖成者，亦深藏錮閉，有若玉之在璞；而後人或不能守，又無好事者爲之綴拾流傳，更以干戈水火之災；歷史攸遠，幾何不隨劫灰以俱燼哉！
信中慨嘆潮州的先賢良士，縱然有美玉之才、可傳之學，但如果“無好事之徒爲之綴拾流傳”，那麼他們的著述成果，最後只會隨歷史湮没。對此，饒鍔先生舉出清乾隆年間海陽人陳于爣的著述湮没不彰爲例：
敝邑乾隆間有陳于爣者，爲園公先生裔孫，著《枕餘偶摭》一書，小楷精鈔，積二十餘厚册。鍔近從其後人觀之，其考據之精審，有足以望領亭林而抗衡伯厚者，使其書出而傳佈於世，亦《日知録》、《困學紀聞》之亞也。顧世莫有知其書，邑志藝文亦未著録，由此推知，吾潮九邑前輩遺著之沉薶於荒丘萎巷而未發者，當不止於是也。
《枕餘偶摭》七十二卷，乃稿本，今或已佚。我們或已無從鑒定此書的學術質量，但饒鍔先生由此而興發的有關“前輩遺著之沉薶於荒丘萎巷”的感慨，確實令人動容。因此，他極力提倡進行修志和輯集先哲遺書工作，可惜未能獲得地方行政當局的有效回應：
故曰當今之務，莫先於徵文與考獻。鍔昔者頗嘗留意於此，如縣志之續修，先哲遺書之刊布，竊竊然爲鄉士大夫言者屢矣，而人微言輕，鄉士大夫竟無有以此爲念者。於是退而紬集見聞，鈎稽排纂，成《瀛故拾遺》、《潮州詩徵》數十卷；因未寫定，不敢出以示人也。前年購得孫詒讓《温州經籍志》，愛其詳博，於是復有編輯九邑藝文志之願。
續修縣志和輯集先哲遺書出版，都是浩繁的工程，如果没有官民合作是難以完成的。在這種情況之下，饒鍔只好退而求其次，獨力纂輯了《瀛故拾遺》和《潮州詩徵》兩種著述，冀可爲日後鄉邦修志作準備，最後更有編纂《潮州藝文志》的創舉。
總的來説，饒鍔先生在此信中反映出來的方志學思想，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鄉邦文獻的蒐集和考證，二是目録之學。我們從上述所提及過先生的方志學著述成果，即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