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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西湖山志》（卷端題《西湖山志》），成於民國十三年（1924），由潮州瀛社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出版排印本初版。此書前有樊增祥、于右任等題簽；卷首有温廷敬、丘復、王弘願等序言，饒鍔自序及凡例；正文共十卷；後有蔡心覺跋。
饒鍔先生編撰《潮州西湖山志》，考其動機，據先生自己説，是因爲當時潮州西湖山經過重修，已煥然一新，因此他就興起了爲此山修志的念頭：
喜故迹之重新，又憾無好事者爲之徵文考獻，以誌其盛衰興廢，乃退而紬集見聞，參稽志乘，旁蒐遠討，訂僞補遺，而時輒附以己意，成《西湖山志》十卷。
他真正的修志動機，是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撰述，令潮州西湖山和它的歷史文化內涵，永垂不朽。他在自序中有一段話：
嗚呼！吾之爲是山志也，夫豈無意於其間哉？凡天下名山水，苟得有能爲其山水增重之人，至其地徜徉憑吊，乃或發爲文辭，形諸歌詠，則後之讀其文與詩者，益爲之慨慕不已；而其山水亦因之而爲世所重。
饒鍔認爲杭州和惠州的西湖之所以能名揚天下、永垂不朽，主要是因爲曾有白居易、蘇軾等歷史上著名的文豪，曾經登臨並寫成作品，纔能流傳久遠。因此他期待自己所修的志書，會吸引這類能爲潮州西湖山山水增重的文豪，接踵而至。
饒鍔先生在此志凡例中，第一條即開宗明義地説：
本志體裁，略倣顧湄《虎丘山志》而參酌變通之。
考顧湄重修的《虎丘山志》，現有故宮珍藏的清康熙刻本。
以下謹表列兩志的內容目録，以便比較二者體例上的異同：
從上表可見，二志在結構上十分相似，證明《西湖山志》的體例，確有本於顧湄《虎丘山志》的地方。例如，首先兩志的卷數相同，都是卷首加正文十卷；其次，兩志內容的範圍也極相近，其中顧志的卷一至五，大致相當於饒志的卷一至四，而兩志的卷一和卷十，則幾乎完全相倣。
不過，饒鍔先生並没有完全照搬顧志的體例，而是因應潮州西湖山的實際情況，作出了不少的調整。這就是饒鍔先生所謂的“參酌變通”。這些變通，主要體現在“石刻”（卷六、卷七）和“藝文”（卷八、卷九）兩門的設置上，成爲《西湖山志》最不同於顧志的地方。先生已在凡例中指出：
顧志題詠一門，祇載詩歌；本志則更名藝文，兼録序記。至石刻，則又顧志所無，本志所獨有也。
由此可見饒鍔先生對於地方上石刻和藝文史料的重視。此外，《西湖山志》特别標舉“藝文”，以區别於顧志的“題詠”，亦可以局部反映出，饒鍔先生對日後纂修《潮州藝文志》的酝釀和思考過程。
在內容的分類上，《西湖山志》較顧志而言，則更顯合理和細緻。例如卷二之中，峰巖和泉石並立；卷三以祠廟、寺墓、園亭並立；卷四只列已廢置的名迹，仍存的名迹則按類列入卷二或卷三之中；卷五中人物一門，則又細分爲棲止、游覽兩部分。這些調整，皆能夠切合潮州西湖山的狀況，亦俱見編者的學術見地和更爲嚴密的思維邏輯。
温廷敬在爲饒鍔先生此志所撰的序言中曾説：
觀其凡例，吾知其必能詳而核，簡而明，質而雅，雖一隅之志，而能合史乘之體，吾知其必能傳之廣且久也。……今得饒子是書，其體裁雖略倣顧湄《虎丘山志》，而詳博遠過之。
現在細讀此志，可知温氏的讚語，絕非過譽。
在潮州芸芸方志之中，《西湖山志》之編撰，乃潮州山志之創舉。在此之前，潮州還没有專門爲一座山而編纂的志書。該書的影響所及，又有黄仲琴編的《金山志》和饒宗頤先生的《韓山志》。
先生修《西湖山志》，重視實地踏勘，因此得到很多舊縣志所缺收的石刻史料。先生有詩，描述自己在編輯《西湖山志》石刻史料時的艱辛過程：
日日振衣湖上來，芒鞵踏遍石間苔。夕陽城外煙波暝，猶爲尋碑未忍回。
對潮州西湖山石刻的研究，有篳路藍縷之功。後來研究西湖山石刻的學人，無不以此書爲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