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名宗頤，字伯濂、伯子的説法，學術界本無異議。歷來的不同説法，只集中在“選堂”、“固庵”到底是字還是號方面。向來以先生“字固庵，號選堂”一説佔大多數，其中包括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後，先生於自己出版的著作中的作者簡介在內，如《固庵文録》（1989）、《文轍——文學史論集》（1991）、《固庵詩詞選》（2006）等等。

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先生的許多編撰著作（1989年以前約有40餘種；可參鄭煒明所編的《饒宗頤教授著作目録》）， 都没有附刊作者小傳，縱有亦從未明確指出“選堂”、“固庵”二者到底是字還是號。因此筆者懷疑，持先生“字固庵，號選堂”這一説法的始作俑者，或乃1989年出版的《固庵文録》的編輯者。

目前有一份涉及先生字號問題最爲關鍵的文獻，標題爲“目前關於饒公字號的幾種説法”（見附録一），藏於潮州饒宗頤學術館（下稱潮州饒館）。據潮州饒館陳偉明館長告知，該文獻乃該館草擬，曾派專人送至先生處，與先生商討後，最後經先生親定，由其女兒饒清芬女士傳真送回潮州饒館。

該件（下稱“傳真”）其實是一份由潮州饒館草擬，有關先生字號幾種説法的選擇題，其原意是請先生就所列出的三組説法中，指出其中最正確者。就目前的“傳真”影本所見，第二和第三組説法之上打有一個大交叉，似明確表示否定的意思。“傳真”第二組名號以先生“又字固庵，號選堂”，第三組以先生“號固庵、選堂”。剩下的第一組原文是：

饒宗頤，字伯子、伯濂，别字選堂，號固庵。

但有人在這一行文字上，幾經增删修改，最後被改定的全文變成了：

饒宗頤，字伯濂，又稱百子。號選堂，又號固庵。

據曾楚楠教授及陳偉明館長告知，在“傳真”上打交叉和增删修改文字的人，就是先生自己。

“傳真”的下方另有手寫文字兩行：

饒宗頤教授於2010年元月8日下午覆函確定。

即： 饒宗頤，字伯濂，又稱百子。號選堂，又號固庵。

這兩行字據説乃潮州饒館館員在收到先生回覆後所寫。如果此説不誤，那麼先生的字號問題，除了最初的“字固庵，號選堂”和 “字選堂，號固庵”兩種説法以外，又多了第三種，即“號選堂，又號固庵”，變成兩者都是先生的號。

但“傳真”作爲一份饒學的重要文獻，並不是没有疑問的。筆者必須指出，在“傳真”的頂端，還有一行相信是傳真機印出的資料：

01/08/11　03：14PM　 HP LASERJET FAX　　　P.01

這行資料明顯是説在公元2011年1月8日下午3 時14分，透過HP牌子的鐳射噴墨傳真機所傳的一頁傳真文件。在時間點上，明顯與潮州饒館館員所寫的2010年，有著恰好一年的差異。這也許只是他的筆誤而已。“傳真”可確信的傳遞日期，應定在2011年1月8日，絕非“2010年元月8日下午”。換言之，“選堂”、“固庵”皆是先生之號的這個新説，其始見日期亦應定於2011年1月8日。

“傳真”還衍生出另外一個新問題： 其第一項“字伯子”的上方，原寫上“又名”二字，隨又被删去，而“字伯子”三字也被删去；“傳真”的最終文本似乎顯示先生並無“伯子”一字。筆者必須指出，如果此説成立的話，就很難解釋先生的師友曾在著作以“饒伯子”稱呼先生的情況，如葉恭綽曾在《全清詞鈔·例言》第十四條中稱先生爲“饒伯子”（按據葉氏所言，先生實爲此書出力最多之助編）。 此外，對書畫收藏界來説，這一説法更難以解釋爲何先生的書畫作品中，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以前的作品中，常見“伯子”或“饒伯子”的署名或印鑑了，除非説凡署此字的或鈐有這些印鑑的都是贋品。

上文所指“伯子”一字被删除的情況極不合理，也與先生的個人歷史事實嚴重相左。至此，我們不得不對“傳真”資料在先生個人歷史事實內容方面的可依據性打上一個大問號。此外，“傳真”的證據力，也要取決於其取得資料的方法。現在看來，“傳真”的取證手段也是可商榷的。“傳真”採用選擇題的形式讓先生去選答案，其實已經有一定的引導性。先生雖然依舊身體健康，思路清晰，但這些都是相對的；以一位九十四、五歲的老人而言，聽力偶有不逮，記憶間中有誤、對設問的理解有異、對語境的認知和反應不一等等，都是很有可能的；而我們也未能完全排除先生被引導作答的可能性。上述各個因素都是會影響答案的。因此，關於“傳真”出現的過程和相關情況，是特别值得我們注意的。

筆者認爲只憑“傳真”就完全排除其他説法，從先生個人史和人名學研究的角度來看，似尚有未妥，蓋未能完全符合史實。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先生名、字、號的使用情況，作更全面而深入的考據和論證。 Q4RC5dCoHAZhKVEzYW3VkjMHzIxdkA+vUk/gjpg957KpXTI8DqlPFCUzZIpUYbm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