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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文 刘 屹
著名历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杰出的教育工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宁可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2月 18日下午16时30分，不幸于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宁可先生，湖南浏阳人，1928年12月5日出生，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1948年底，他接受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城市干部培训班的培训，1949年初从解放区返回北平。1949—1952年间，曾在北京市第三区（东四区）人民政府和教育局工作。1953年，调入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组。1954年受命参与筹建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科，并于次年参与创建历史系。先后任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曾兼任校图书馆副主任、副系主任、系总支第一副书记、代理系主任、学报副总编辑等党政领导职务。还曾担任北京市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等社会兼职。逝世前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文史》杂志顾问。
宁可先生作为我校历史学科最早的三位元老之一，参与创建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科和历史系。他兢兢业业，筚路蓝缕，与同事们一起骑自行车奔走于北京城内外，从中学发现并引进了一批有发展潜力的高层次人才，为我校历史学科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宁可先生是我院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学科的创建者，长期担任这两个学科的负责人，为这两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担任历史系领导期间，他重视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推动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担任图书馆领导期间，他为我校的图书资料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担任学报领导期间，他为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宁可先生还参与了文物室的创建工作，并积极促成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建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如今已成为国内史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饮水思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宁可先生等老一辈教师对历史系和历史学院的开创之功！
宁可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敦煌学等学术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宁可史学论集》、《宁可史学论集续编》、《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主编和参加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华文化通志》、《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等；并主持《中华大典·经济典》的编纂工作；先后在《历史研究》、《红旗》、《新建设》、《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论文90余篇。
宁可先生天资聪颖，酷爱读书，涉猎广泛，有着渊博的知识积累。他研读过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他对许多历史理论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善于从理论的视角把握历史的现象和本质，从宏观的视野分析历史事物的因果关系。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参与了中国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和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他先后就农民战争是否可能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战争是否带有“皇权主义”的性质、该如何恰当地理解和评价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等当时学界讨论的热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些意见，客观而平和，基本上可为相关问题的讨论做出阶段性总结。60年代，他参与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讨论。针对当时史学界和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和绝对性的情况，他强调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从不同角度认识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两个原则或方法，各有各的适用角度和范畴，不能用阶级观点统括对历史认识的全部。他的这些意见具有纠正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教条化应用的重要意义，引起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随之而来的“文革”，也使他因此而受到波及。改革开放以后，宁可先生的另一大理论贡献，是他最早提出应把历史科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区分开来。这一观点澄清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根本性概念问题，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他的一系列精辟观点，对当代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
宁可先生还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发表了对以后的研究具有指导性的论述。例如有关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的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的理论问题，也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发展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他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思考，始于将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资产阶级理论批判的50年代，他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前后历经三十年，五易其稿才拿出来发表，显示了他对一个学术问题严谨的思索和执着的追求。他还对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上流行的“文化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种种“文化决定论”、“文化至上论”等都是非科学的，都忽视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值得提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提出这样的看法也是需要学术勇气的。
在关注理论问题的同时，宁可先生还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学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而具体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以能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有通贯性的史识为主要特色，注重史实之间的相互联系及深层关系，注重阐释历史发展的特点。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的问题，他强调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经济并非是一个绝对封闭静止的系统，而是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活动性，商品经济就是促成封建经济系统开放性和活动性的因素。强调商品经济在封建经济中的作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又如他关于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的研究，将历史与当下的人口问题紧密结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加深了学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一些根本问题的认知，也可对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
此外，他对汉唐时期“社邑”的研究，不仅几乎穷尽了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而且还充分利用了考古材料和敦煌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组织的重要窗口；他有关隋炀帝评价问题的意见，不仅对评价隋炀帝这个历史人物有重要启示，更是他所强调的历史认识论理论的具体实践。其他各项具体的研究，无不是在对史料的广泛收集和细致辨析基础上，以宏阔而精到的理论意识统贯全局，展示了宁可先生高深的理论素养和渊博的历史学识。他所讨论的问题，上下数千年，纵横越万里，从长时段的具体历史进程中，揭示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发前人未发之覆。他很善于从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互动中，辩证地分析问题；对问题的探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直至问题的核心；他的选题既重视其理论意义，也重视其现实意义；他的论文思路缜密，论证周到，表述清晰，结论自然令人心悦诚服。
由于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使得宁可先生的学术研究往往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如他对汉代农业生产数字的研究、对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以及对汉唐社邑的研究，都是开风气之先，启发后继者继续从事相关课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同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其学术观点经常被当作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被介绍到国外。他是当今当之无愧的史学大家！
宁可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组织者。20世纪80年代初，他大力倡导史学工作者要进行历史考察，先后协调多家单位联合组织了三次大型的、学术水平较高的历史考察。参加这些考察的年轻人，大多数在二三十年后都成为古代史学界的中坚力量。他积极参与创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在1983—1992年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带领秘书处负责具体的学术活动组织和管理工作。在争取中央拨款、制定经费使用计划、确定学会挂靠单位、筹建资料中心和编辑出版敦煌吐鲁番学丛书、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为学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和格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参与主编或主持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敦煌学大辞典》、《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等项目的组织、协调与具体实施工作，为中国敦煌学界留下了足以传世的重要成果。
宁可先生自24岁起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有着60多年的教龄，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他总是说：“我是个教员，教课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从1981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开始，他先后指导了40多名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员，他的学生除一部分留校任教外，还有多人在不同学术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直到70多岁时，他还坚持给研究生上课，每次上课前都要在头天晚上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再过一遍才放心。2008年起，宁可先生自己出资设立“成庆华宁可奖学金”，鼓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年轻学子积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体现出他对学校和学院的深厚感情。
宁可先生为人谦虚乐观，待人友善宽厚，淡泊名利。他参与学术争鸣时，重在立场客观，以理服人。他强调从事实出发才是历史认识的规律，强调学术研究要有怀疑精神，对任何权威都不能盲从盲信，强调要重视理论素养的养成。这些都为后学们树立了榜样。他强调从事史学工作的人，首先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要有良知和史德，要有社会责任，这些也都通过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所有受过他教诲的人。
在宁可先生的告别仪式上，他的学生共作挽联，集中概括了先生的主要学术特色和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上下数千载，纵横越万里，文章道德堪为典范；树人计百年，教泽被四海，同门受业痛失宗师。”
宁可先生的逝世，是我国教育界、史学界和首都师范大学的重大损失。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把宁可先生终生致力的史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以更加出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业绩告慰先生，这才是对宁可先生最好的怀念！
宁可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