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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
恩师宁可先生去世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心头，以至于每次去校本部办事，总是习惯地绕到先生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去转转，仿佛先生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样。有好几次，我甚至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跟随先生读书，先生正在给我们上课，他的声音仍然是那么洪亮，思维仍然是那么清晰，逻辑仍然是那么严密，语言仍然是那么优美，对待学生永远是那么和善。大梦醒来，怅然若失，回忆起追随先生学习与工作过的那些美好时光，不觉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我是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学习的。在大学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宁可先生的大名。据学长们讲，先生曾经和胡如雷、漆侠等著名学者被邓广铭先生邀请来北大，给历史系其他年级的学生讲过课，从而知道了他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历史学家，不觉心生敬仰之情。在大学里，我还有幸认识了宁可先生的女儿宁欣，她比我们高两届，是79级的，穿着非常朴素，学习特别认真刻苦，后来她考上了王永兴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从她身上，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先生良好的家风。当时，每当同学们提起此事，就会感慨地说，宁可先生的事业真是后继有人了！
在大学的最后两年，因为我特别喜欢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于是就选修了王永兴先生、张广达先生和吴宗国先生的课程，所以得以经常出入北大图书馆213房间的中古史研究中心，“这个房间也是王永兴先生作为创办人之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养成’之所”（宁欣《永远的213——深切缅怀王永兴先生》，载《通向义宁之学——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272页）。在这里，我不但接触到了大量的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吐鲁番学的文献和知识，奠定了我以后所从事的研究方向，而且还了解到许多有关学术界的信息，得知宁可先生是著名的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专家。所以在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时，他作为发起人之一，被推选为副会长和秘书长，负责主持学会的日常事务，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先生都谦虚地对我们说，他只不过是为自己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季羡林先生“跑跑腿”而已。因为学会成立时，季先生被推举为会长。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山西大学，跟随年逾八旬的老先生罗元贞教授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正是隋唐五代史。有一次，我在师兄王灵善家里看到一份上课笔记，是他在参加1984年7月23日至8月21日在徐州师范学院举办的第一期唐史讲习班时记录的。据灵善师兄讲，当时邀请来讲课的学者都是全国各地知名的唐史专家，有中山大学的胡守为先生、东北师范大学的吴枫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北京大学的王永兴先生、上海音乐学院的叶栋先生和北京师范学院的宁可先生。宁可先生压轴为最后一讲，他讲授的题目是《唐代经济》，但他的讲授内容并不囿于唐代经济史中的枝节问题，而是从宏观的、整体的、全局的角度和高度去论述了唐代经济史及其相关的几个重大问题，令人耳目一新。
我有幸参加了1987年7月20日至8月8日在昆明举办的第二期唐史讲习班。这次邀请来讲课的学者有河北省社科院的胡如雷先生、武汉大学的陈仲安先生、北京大学的张广达先生、云南大学的李诞和尤中先生、云南师范大学的潘镛先生、北京师范学院的宁可先生。宁可先生还是最后一位授课，他讲的题目是《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宁可先生，立刻被他那高屋建瓴的理论深度、生动风趣的讲课风格给震撼了。讲习班还在宁可先生的主持下，讨论了唐史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给我们这些后学者以极大的启发和引导。
回到学校以后，我找来了宁可先生在60年代发表的成名作《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以及其他一些论著，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起来。先生是著名的史学理论大家，他的许多论述立论高远、博大精深，读后使人顿时产生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感觉，如《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从事实出发是历史认识的规律》、《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等，都极大地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影响到我以后的治学之路。
1991年，我在山西大学工作了几年之后，深感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学识素养的不足，从而萌生了继续深造的念头，我决定要报考博士。在选择报考指导导师时，我马上就想到了宁可先生。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征询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吴宗国先生和曾在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已经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的阎守诚先生以及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宁欣师姐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当年秋天，我特地来北京拜访了宁可先生。当时先生正在生病，住在西郊的西苑中医院养病。我还记得，那是一个秋风瑟瑟、阳光明媚的下午，守诚先生领着我去病房觐见了先生。当时我感觉有些紧张，说话都有点结结巴巴，但当我把自己写的已经发表过的30多篇习作进呈给先生指教时，先生幽默地对我说了一句“你有这么多成果啊”，一下子就化解了我那忐忑不安的心情。先生仔细询问了我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勉励我好好复习，努力考出好成绩。这次先生接见我，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丝毫也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对待晚辈的态度和蔼亲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复习，我终于在1992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学院（同年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宁可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记得入学以后，先生给我们上课，因为他当时刚出院，身体还很虚弱，上课地点就选在他家里。那是一套老式的三居室，还位于顶层，房间的陈设非常简陋，到处都堆满了书。在朝南的一间不大的书房里，挤满了前来听课的人，秋日的暖阳洒满了整个屋子，照在先生的满头银发之上，熠熠生辉。除了我们几个学生之外，还有几位系里的老师也闻讯赶来旁听，我记得其中就有陶文牛师兄。先生的兴致很高，给我们讲了整整一个下午，一点也看不出来是个大病初愈的老人。
先生在上课时，并不只是一味地向学生灌输他的观点和想法，而是采取了讲授、讨论与点评相结合的方法，来启发、引导学生深入地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他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哪怕有些思考是有偏差的，甚至有些是“离经叛道”的。记得有一次讨论关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时，有位师兄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作为具有极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修养的先生就鼓励他先不要忙于下结论，可以多读点书深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还有一次在讨论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价值时，我斗胆谈了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我说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他在写作《通鉴》时，凡是历史上有点“变革”精神的人或事，如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二王八司马”，李训、郑注以及牛李党争中的维州事件等，在他的笔下都多有微词，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不应该有的偏见，同时也降低了《通鉴》的史学价值。这些想法今天看起来显得好像有点幼稚，但在当时先生鼓励我可以试着写成一篇文章看看，只是由于我疏庸懒散的性格，至今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再继续进行过好好的思考，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惭愧。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毕业论文选题。当时先生想让我跟着他作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选题，但我的兴趣却是在社会文化史方面。最后思考再三，我决定找先生把我的想法跟他谈谈。由于在过去工作期间，我曾经关注过有关道教与唐代社会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就想选择这方面的课题来研究。先生不但没有为难我，而且还充分肯定了我的想法和选择，最后在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就以《道教与唐代政治》为题，顺利地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并于1995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在先生的关心与鼓励之下，我又以《道教与唐代社会》为题目，获得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当年全国历史类获得资助的只有两项，据说这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该基金项目。2002年，我又以同名书名出版了该著作；2004年，该成果又获得了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回想起三年的博士生学习生涯，感到既愉快而又紧张。我庆幸自己能够跟着像宁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家学习，他对我们的指导总是那么耐心和亲切，让我们时刻感到如沐春风。他不但教给了我们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还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我在追随先生学习期间，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人疾言厉色。他说话总是那样地平易近人，有一位比我入学还晚但比我年长的师兄叫魏明孔，我们都尊称他为“老魏”，先生也学着我们开玩笑地叫他“老魏”；还有一位比我晚入学的师兄叫李书吉，我们称呼他时经常取谐音叫他“书记”，先生也跟着我们叫他“书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大家私下里都称赞先生有儒者之风。
博士毕业时，找工作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最后我能顺利留校任教，这主要是得益于先生的大力提携与奖拔。但先生从来也没有和我提起过这件事，因为在先生的心目中，这是“公事”，不足与我道哉。后来，我才从有的同事那儿了解到，当时系里要留下一个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唯有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先生对我的期望。
记得刚留校时，先生找我谈话，说：“上课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做一个好老师，首先要站得住讲台，讲好课。”他还对我说，虽然他教了一辈子书了，但每次上课前，他都要提前一天认真地备课，哪个地方需要举例说明，哪个地方需要板书，哪个地方需要讨论，他都要一一标注出来。难怪先生上课总是那么有条不紊，丝丝入扣，环环相连，引人入胜，每当讲到精彩之处，令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他还让我去多听听老教师的课，多向他们取取经。我记得陶文牛、孙文泱两位师兄，许福谦、邹兆辰、叶小兵、刘新成、周兴旺等诸位老师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直到现在，每当新学期开学上课，我心里都会高度重视，虽然有的课程已经讲了二十多遍了，但在上课前总会习惯性地看看课件、教案，备备课，这都是从宁师那儿继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有一段时间，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心情非常低落。先生又找我谈话说：“你的事算不了什么，别把自己整天搞得灰头土脸的，要振作起精神来，作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他还多次托人捎话宽慰我，这给当时处于困境中的我以极大的精神鼓励。陶老师和文泱两位师兄还在大晚上的去寝室探望我，由于我不在，一直等到我十一点多回来；宋杰师兄还关切地对我说今后会多关心我的；许福谦老师还把参加学校青年教师技能基本功大赛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经过努力，获得了全校文科组第一名的好成绩；后来，我又代表学校参加了北京市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技能基本功大赛，在有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院校高手云集的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2000年，我还荣获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颁发的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奖。当宁先生得知这些消息时，他由衷地为我取得的成绩而感到高兴。在他的同意和支持下，系里还让我担任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主任。
从2000年开始，我也能够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了，学生从选题到培养，有时还会征求先生的意见，先生总会不厌其烦地给我提出许多指导意见。2002年，我破格晋升为教授；2003年，我又获得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负责专门史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方向的招生，次年我又开始招收隋唐五代史方向的博士生。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对我在科研上所作出的成绩也比较满意，所以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才能够迅速地脱颖而出的。
2008年，先生自己出资设立了“成庆华宁可奖学金”，旨在鼓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年轻学子们积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我指导的两个学生分别获得了第一、第二届奖学金。先生不但亲自给她们颁发了奖金和证书，而且还勉励我要努力工作，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
有一段时间，我上课比较多，先生经常关切地询问我：“怎么样？能不能受得了？要注意身体啊！”先生的关怀让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的。
我工作以后，经常会去看他，有时会带束鲜花，有时会带本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每当此时，先生都会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带什么东西来，也不如你带着做出的成绩来向我汇报！”所以，以后每年我都会将今年发表过的论著和所做过的工作，一一向先生汇报。先生总是微笑地看着我，频频颔首。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先生去世。
先生还鼓励我多学点理论，多关注和了解一些新的史学方法与发展趋势。最近几年，由于受刘新成先生的影响，我对运用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隋唐五代史和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有几次和先生聊起此事，先生都表示非常赞同我所进行的探索与实践。他还跟我聊起世界史学理论的发展潮流，从黑格尔谈到兰克、汤因比、布罗代尔，谈到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等，先生对全球史的了解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全球史传入中国毕竟也才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先生还给我指点了一些著作让我去研读，这和一些人一听说新理论和新方法就显得非常反感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屈指算来，我留校工作已经有20个年头了，细思我所走过的每一步和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与先生的关怀与帮助分不开的。先生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人们常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确，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道德文章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2014年9月25日于北京市北洼东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