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宁可先生

荣新江

宁可先生走了，我们又失去一位尊敬的师长，失去了一位敦煌学的领路人。

虽然宁可先生长期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好像一直是在我们身边言传身教的一位北大的老师，这可能有好几方面的原因：他是北大的学生，所以北大的老先生们经常说到他；他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由系主任邓广铭教授请来，一人独立承担“中国古代史”的课程，虽然那时我们78级已经上完了“中国古代史”，但我们都把他当作我们的老师；后来由于他在季羡林先生领导下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秘书长，我有时为季先生跑腿办事，所以经常有机会和宁先生接触，也常常听他讲北大的“故事”；时间长了，他就好像是北大的老师一样，不时给我以指教。宁先生头脑清晰，反应机敏，讲话逻辑性强，又有感染力，他讲话的样子现在还清晰地浮现出来。

在我的“敦煌学”研究历程中，有一段难忘的时光，受到宁可先生很多教诲。那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宁可先生与周绍良等先生编纂《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为此他曾到伦敦一年，摩挲敦煌古卷，为这部书的编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1年8月我在英国完成《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S.6981-13677）》的编目工作回到北京，《英藏敦煌文献》也正好要编纂S.6981号以后的部分，由宁可先生具体负责这部分三册的编辑工作，他知道我做了这部分的目录，加上伦敦方面吴芳思（Frances Wood）和艾兰（Sarah Allan）的大力推荐，宁先生让我协助第11—13卷《英藏》的标目工作。当时宁先生的身体很不好，住在北大西面的西苑医院住院部的一楼，而我家就在与西苑医院一条马路之隔的北大承泽园。于是，我每天带着材料，去西苑医院住院部和他讨论如何标目。那时医院为了让他们这些知名教授不受干扰，规定的探视时间很少。于是宁先生让我从楼房的后面翻进阳台，从阳台门进去，在宁先生的病房里，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工作起来。我记不起来护士来换药时，宁先生是怎么对付她们的了，印象里我们的工作很顺畅，也很有效率，大概一个多月后宁先生出院的时候，我们的标目也基本完稿。我们不必用赞扬焦裕禄的话语去表彰宁先生，他其实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锲而不舍，学术高于一切。对于我而言，宁先生是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和修养时间，让我省去不知多少跑路的时间。换句话说，如果宁先生在首都师大和我讨论书稿的话，那我就要在路上花费不知多少时间了。后来这部分稿子又在社科院历史所的会议室中，和《英藏》编委以及其他参与定稿的成员一起逐条修订后定稿。

熟悉敦煌卷子的人都知道，S.6981以后的写本都是一些残片，是英国图书馆的翟林奈（Lionel Giles）编不出目录而弃置在S编号后面的，加上从一些经帙上揭下来的断片，数量相当之多。宁先生在审核我编的目录时，提出了许多修订的意见，并订正了我的一些错误，使得《英藏》这部分的标目比较准确，从今天看来，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这里面凝聚了宁先生的许多心血。

宁先生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但他作为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导人，发表的敦煌学论文并不多。在我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其实对许多敦煌写本都有自己的看法，由于在英国接触了一年的写本原件，因此对敦煌文献有很多亲身体验，能够说出许多写本的名堂来。只是他有中国老一辈学者的性格，喜欢“述而不作”，因此很多精辟的看法，没有形诸文字。我在和他讨论写本定名的时候，不时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得到启发，那一段在西苑医院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就像1983年在避暑山庄协助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部分时听唐长孺先生讲课一样，真的是受益匪浅。

正因为我知道宁先生对敦煌写本有些独到见解，所以1995年当我协助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三位先生编辑《敦煌吐鲁番研究》创刊号时，费了不少口舌动员宁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即《敦煌遗书散录二则》。文章一则是《英藏S.10号〈毛诗郑笺〉卷背字音录补》，揭示了卷背面有很小的字写的字音，间有字义，适为对应于所音的卷正面的经、传、笺之字。若不是亲检原件，这是很难看出来的古代书籍的一种书写方式。另一则札记是《敦煌卷子中的孟姜女诗》，提示了S.8466、S.8467两件写本的价值。像这样的文章宁先生发表的并不多，他对敦煌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参与编纂的《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等敦煌吐鲁番学会主持的大型图书成果当中。

宁先生是有事业心的学者，他虽然走了，相信年轻的一代可以把他所开创的中国敦煌学的事业继续下去。

2014年3月29日于大阪旅次 qG6XziGlsMP0Z6jVZBkmkbIZhgI8am3m25Li999PL117yynjmlb7lZcgbRAqS5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