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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
我虽不是宁可先生的入室弟子，但我一直把宁先生视作恩师。
读本科时，我比较偏重历史理论，对改革开放以后讨论“五朵金花”很感兴趣，因而在关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以及历史动力论战时，常可读到宁先生的论文。宁先生绵密、谨严、逻辑性很强的文章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第一次见识宁先生风采是在读研究生一年级的1983年。记得那年春季宁先生应邀到兰州大学讲学，一大早我随西北师院的师生坐校车赶往兰州大学历史系听宁先生的学术报告，题目好像是讲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几个问题，学生们都坐在历史系阶梯教室的最后面，我只是远远地望见宁先生，由于音响效果很差，实际上听不清宁先生讲了什么。
那时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宋史，也读过宁先生早年写过的数篇宋史方面的论文，如《有关岳飞评价的几个问题》（1957）、《宋代的圩田》（1958）、《苏轼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贡献》（1978）、《士兵刺字》（1979）、《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1981），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宋代的圩田》。这篇文章写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国内学界最早探讨这个问题的专题论文。漆侠师在其名著《宋代经济史》讨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水利事业的突出发展”中专门注出“参考了宁可同志《宋代的圩田》一文”。宁可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组织的历史考察活动在学界一直传为美谈。宁先生写的《河西怀古》是一篇绘声绘色、文采飞扬又集文史之长的佳作，读后一度爱不释手。1997年我在写《宋夏关系史》后记中的一段文字“山丹位于河西走廊的中部，河西走廊因处在祁连山与北面的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形成一条长千余公里至几公里的狭长地带，恰似一条走廊而得名，”就是学习宁先生《河西怀古》而来。
近距离接触宁先生是在我到河北大学读博士以后。1990年6月，我博士即将毕业，漆侠师请宁先生做我的学位论文答辩主席。我到保定火车站接宁可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与宁先生正式见面。在车上当宁先生知道我出生在河西走廊的山丹县，本科和硕士都是在西北师大读的，顺便问起金宝祥、赵俪生等先生的近况。宁先生说他对兰州很熟悉，曾专门前往河西考察，去过山丹。问我去过山丹境内的明长城吗？我说很惭愧，上大学之前曾登上那道横亘在戈壁滩上很长的土墙玩耍，也不知道那就是明长城，上大学后再没有回过山丹。宁先生听了哈哈一笑。车到河北大学，我问宁先生是接他先到漆侠师家还是去招待所，宁先生说先去招待所，不要打扰漆先生。晚上我与同年师兄程民生一道拜望宁先生和田昌五先生。宁先生给我们讲起漆侠师在北大读书时的一些趣事。虽然跟漆侠师读书已三年，还是首次听他的同学讲他读书时的往事，所以感到特别亲切，因而记忆也特别深。第二天，答辩会上，答辩委员给我的博士论文《宋代榷酒制度研究》提了不少问题，而宁先生作为主席没有提具体问题，只提了一个大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是一个历史趋势，但是元明清时期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伴生的榷酒制度却是反方向发展，明清时期不仅没有强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税酒取代，这是为什么？宁先生说这个问题能答上来就当场回答，如果答不上来，以后可以作为博士论文之后继续研究的课题。对宁先生的问题我当场没有回答，此后一直想专门研究，很可惜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回答宁先生的提问，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回答这个问题。
论文答辩完，我回兰州探亲，买到一本美国学者伊格尔斯编著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特别留意到作者在讲述中国20世纪60年代有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争论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物质基础、阶级关系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曾两次引述宁先生《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来论述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观点。那时引起国际史学界关注的中国学者并不多，所以令我印象深刻，对宁先生的理论造诣更加敬仰。
博士毕业后，我留在河北大学工作，内子也随调到河北大学。但是岳父母在北京工作，内子的妹妹已定居英国，身边没有子女照顾，所以希望我们去北京工作。20世纪90年代要往北京调动工作很难，因宁先生是我的座主，我首先想到调首都师大工作。1996年4月，我到北京拜见宁先生。宁先生听了我的调动原因，说为照顾老人来京理由正当，可以考虑，但是问我：“漆先生同意吗？”然后说：“我不能挖你老师的墙角。”我说没有漆先生的同意，我不敢来找您。宁先生说你先回去，请漆先生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咱们再谈。我要离开河北大学，漆侠师表面上同意，心里并不同意，我请漆侠师写推荐信，漆侠师就是不写，只说你给宁先生说我同意，我说宁先生非得见您的推荐信才同意调动。漆侠师不再说话。我的工作调动一直拖到1998年年初，邓广铭先生逝世，漆侠师在告别会上见到宁先生，说他不同意我调动。此后宁先生就不再与我提及调动事宜。后来漆侠师对我说，“我不给你写推荐信，宁可先生就知道我的意思，我们是老朋友，做什么都心知肚明。”
2001年11月2日，漆侠师因医疗事故逝世。翌年6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讨会上，我见到宁先生，再次提到调动事宜。宁先生说：“漆先生走了你们宋史研究中心怎么办，漆先生走了你要继承老师的事业，漆先生在世时对我说他很器重你，你离开河北大学真的不影响河北大学的学科建设？”我就告诉宁先生说，现在主持宋史研究中心工作的是我的学兄姜锡东，中华书局的汪圣铎先生正在办理调入河北大学的手续。我调走对河北大学宋史中心学科梯队影响不会太大。宁先生考虑片刻后对我说，你可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提出调入申请。2003年年底我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正式提出调动申请，2004年7月首都师范大学发出正式调动函。有意思的是，我到首都师大工作后，宁先生给我“约法两章”：一要低调行事，埋头做学问；二不要向组织谈条件，要向阎守诚同志学习。阎守诚老师是宁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山西调入的，刚到首师大时条件很差，阎老师在系办公室住了好几年才解决住房问题。对于宁先生的约法我一直谨记在心。不过，时过境迁，我调入首都师大时，学校已经按政策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但于此也可以想见宁先生平时做人低调行事的一贯风格。
宁先生同意我调入首都师范大学的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宁先生创建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优势，主要梯队有杨生民、蒋福亚、阎守诚等先生。与此同时，宁先生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林甘泉先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方行先生（后来主要是李根蟠先生）共同倡导推动，以在京的教学和科研单位为主，主办每年举行一次或数次的“中国经济史论坛”，在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随着宁先生年事渐高，加之几位主要梯队成员逐渐退休，补充新成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我的专业方向是宋史，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除了宁先生发表过多篇有关宋代经济史的文章外，没有专门从事宋史教学和科研的教师。为此我曾问过宁先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中汉唐史研究力量很强，但是唐以下却没有人做的原因。宁先生说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学院是个小学校，要量力设置学科发展，由于编制等限制长时间集中优势办好中国古代史前半段。而中国古代经济史也主要是集中在中古的3—14世纪。当时的系主任是宋杰先生，他在让我担任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时，嘱咐我做宋史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宁先生的嘱托，要维护和发扬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的优势。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整体呈下滑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颇大的“中国经济史论坛”到2006年以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我感到很焦虑也很无奈，总觉得是我没有做好工作，有愧于宁先生的期望。好在2006年，《中华大典》总主编任继愈先生请宁先生担任《经济典》的主编，使“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室”又有了具体工作。宁先生让我担任《经济典》的常务副主编，具体负责组织和外联工作。宁先生在首都师大从教六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高足多是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而宁先生却选择我担任他的副手，这是先生对我的厚爱，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中华大典》系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项目，后又被列为《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重大出版工程，宁先生高度重视《经济典》的编纂工作。从与《中华大典》办公室、巴蜀书社签订编纂出版协议，成立《经济典》编纂委员会，草拟《经济典》编纂方案、计划、框架，制定《经济典》编纂条例、细则和《经济典》基本书目，确定七个分典：经济思想理论、土地制度、户口、财政赋役、商业贸易、金融货币、综合等编撰队伍和主编人选，召开历年（2006—2011）的《经济典》编纂工作会议，审订《土地制度分典》初稿、《财政赋役分典》部分初稿，到最后撰写《经济典》总序，每一道程序和每一步过程都是在宁先生精心指导下进行的，无不浸透着宁先生的心血。
我协助宁先生做组织、外联工作期间，从宁先生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精神和有益的知识。首先是宁先生对老师的尊重。《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步到2006年，中间曾有几次反复，支付给编纂人员的编纂费用少得可怜，而且编纂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处在给出版社打工的地位，当时宁先生接到任务时，我觉得难度很大，曾建议宁先生从长计议，慎重考虑。但是宁先生对我说难度再大、不计报酬也要做，因为任继愈先生是老师，老师交给的任务，做学生的哪有不领命的理由。宁先生毅然接下了编纂任务。宁先生的话极大地震撼了我，打消了我的顾虑，其后我也全力以赴投入组织和外联工作。
其次是宁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经济典》的编纂方案、计划、框架、书目、条例、细则、凡例大都是经过我与宁先生商议后，按照宁先生的指示由我执笔草拟，每份草拟稿呈宁先生审订时，先生都非常仔细，逐字逐句阅读，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经过宁先生审订后的文稿，不仅避免了不应有的错误，而且为我们后学树立了良好的治学风范。
其三是宁先生渊博的知识和大气磅礴的文风。由郝春文、郗志群主持的《土地制度分典》在《经济典》的7个分典中率先完成，交由出版社出版，按照《中华大典》的体例，各典分典出版时要由各典的主编写一个序言置于分典前面。宁先生起初提议由我来撰写《经济典》序言，然后在我写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很感谢宁先生对我的信任，但是鉴于我的学力未逮，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我还是请宁先生亲自提笔撰写。半个月后，宁先生写好后谦虚地说请我提意见，我拜读之后被宁先生大气磅礴的文风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全文只有4528个字，却概括了中国古代经济文献流布、中国古代先民经济生活、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诸多特点，可谓字字珠玑，读后令人叹为观止。
3月29日在宁可先生的追思会上，阎守城老师总结的宁先生人格魅力的几个方面非常到位，我也颇有同感。在这里补充一点，即宁先生人格魅力还表现在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想以宁先生与我的业师漆侠先生的交往为例。我的业师漆侠先生与宁先生在学术上是同调，他们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漆侠师比宁可先生年长5岁，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比宁先生高三个年级。大学读书时他们并没有多少交往，只是后来因农民战争史、历史动力等问题的讨论，因其观点相近，相互赏识，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关于如何看待农民战争的革命性问题、关于“让步政策”、关于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等。漆侠师特别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很高素养，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漆侠师对历史学家的推重主要是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漆侠师认为历史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但是只要认真学习，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则不同，不仅要刻苦学习而且需要有相当的天资和睿智，才能构建理论体系。漆侠师虽然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颇为自负，但是在同辈学者中漆侠师最推重宁可先生。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在他们同辈中，宁可先生年纪最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最好。他也曾在80年代中期致宁先生的信中，对宁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很高的期许，也因而漆侠师先后多次请宁可先生和田昌五先生到河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讲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课。
漆侠师与宁先生性格差异较大，漆侠师颇有山东人豪爽、外在的特点，年轻时逢酒必喝，每喝必醉，侠肝义胆，幽默诙谐，与朋友多以兄弟相称。宁先生行事儒雅，为人谦和，慎思多虑，宽而有制，和而不流。我曾在不同时间问过漆侠师和宁先生同一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写的文章和书不比大多数师辈少，影响却不能与我们的师辈相比。漆侠师说这是学风日下之使然，“你的老师不如我的老师”。而宁先生的回答却是说，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初，刊物少，而讨论的问题又比较集中，所以发表一篇文章会有很多人看，自然容易产生较大影响。两人的风格于此是否可以略见一斑？
性格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在学术上的相互砥砺乃至心心相印。我到首都师大工作以后，与宁先生促膝谈话的机会较多，在谈学术问题时，宁先生会经常提到漆侠师的《宋代经济史》，他以为漆侠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宋代经济问题功力很深，特别提到漆侠师的宋代商品经济研究对正确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后半段发展趋势和社会形态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宁先生与漆侠师见面时，多是一杯清茶，几缕香烟，侃侃而谈，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漆侠师给宁先生写信多称之“宁可兄”，而宁先生每次回信都是以“漆侠同志”相称，迎来送往显得很平淡。2001年11月2日，漆侠师因保定庸医所致的事故逝世，11月5日，宁先生与杨生民先生一道顶着寒风冷雨驱车到保定为好友送行。宁先生默默地凝视漆侠师的遗像，然后默默地离开，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君子淡以亲”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