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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龙
2014年2月18日，恩师宁可先生以86岁的高龄，离开了他难舍的家人、弟子以及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驾鹤西归了。消息传来，令我们每一位身受先生耳提面命的弟子悲痛不已。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深深的厚爱，我们将永远铭刻在心！
从八宝山送走先生以后，连日来，与先生相处的件件往事时时涌上心头，历历在目，样样如昨。作为有负先生栽培，但多受先生沾溉的我，在此腆颜下笔，追思先生二三事，感念师恩之无疆。
我是宁可先生执掌教席的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77级本科生，1982年1月本科毕业时，报考了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并且以笔试第三名的成绩通过了面试。当时，宁先生名下的招生名额只有两名，系里争取增加招生名额未果，于是我被分配到了北京郊区的中学当了一名教师。在临毕业离校的前几天，宁可先生要我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交给他看一下，记得我写的是《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退田》，获得了北京师范学院首届本科论文二等奖，宁先生在交还论文给我时，当面鼓励我：今年没能录取你上研究生，你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明年再考。并且让我写一篇研读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体会文章，作为历史理论学习的成绩，亲自交到他手上为我修改。我任中学教师以后，宁可先生亲自写信给我，又多次让留校工作的我的同班同学宋杰、孙文泱等人写信，鼓励我继续报考研究生，并让我在教书的同时，试着从《全唐诗》中搜集唐代经济史的资料。
1983年春，我第二次报考了宁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由于当时我在一所重点中学教7个高中班的世界历史课，报考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又不考世界历史，复习时间很少，因此，我笔试的成绩仍然排在第三。那一年，北京师范学院研究生招生名额十分有限，全校文理科各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总共才招收20名。据说，当初院里下达给宁先生的招生名额仍是两名，后来经过宁先生和系里到学院争取，才有了第三个名额。于是，经过复试，我终于又回到了大学校园，成了宁先生入室受业的弟子，有机会接受恩师的当面教诲。
30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正是宁可先生不拘一格的大力提携，才使我实现了一生以书为伴的理想，是宁可先生不断的鼓励和培养，才使我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如今，自己也做了大学教授，也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若是没有在30多年前遇上对我恩遇有加、宽大为怀的宁可先生，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1983年，我和何力、郝春文被录取为宁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以后，宁先生倾注了全部心血对我们进行专业素质的培养。他首先让我们认真通读《资治通鉴》，又让我们到北京大学，跟北大的硕士研究生一样，听王永兴先生的隋唐史和敦煌学的课程，和他们一样读两《唐书》和《通典》等16部隋唐史的文献，一样做作业、写论文。当时，标点本《唐六典》、《通典》等书还没有出版，只有图书馆里的线装本可以到专门的阅览室阅览，为了让我们更方便地阅读原文史籍，宁先生亲自跟北大图书馆以及王永兴先生等人联系好，让我们用研究生培养经费去复印这些不易借到手中的重要典籍。在宁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之下，我们认真读书，不仅通读了一遍《资治通鉴》，做了数千张资料卡片，还坚持到北大听课一年半之久。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封路，我们三人都会按时赶到北大上课。有一天早上，北京下了半尺多厚的大雪，我们要骑自行车到北大上早晨的第一节课。当时北京的西三环还没有修通，从今天的首师大老校区到北大，走近道要经过一段田间土路，如果从白石桥路绕行，因为路上有雪不能快速骑行，也会赶不上上课，于是我们选择了走近路。由于很长一段田埂路上无法骑行，我们便推着自行车在厚厚的雪地里前行，到了北大教室时，裤腿和鞋子全湿透了，累得浑身是汗，但是，我们终于没有迟到。今天想来，宁可先生不仅教给了我们扎实的专业知识，也培养了我们的敬业精神。
更令我难忘的是，宁可先生根据我们的专业方向，让我和郝春文从事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当时，英藏、法藏、俄藏的大量敦煌文献还没有出版，只能通过缩微胶片才能阅读这些文书。为了让我们能够直接掌握敦煌文献的内容，宁可先生专门为我和郝春文每人配备了一台缩微阅读器，并将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搬到老图书馆东面的板房中，方便我们随时去阅读。为了使我们的阅读效果达到最大化，宁先生结合他主持的科研项目，让我们在阅读中重点搜集有关“社邑”的文献。找出这些文献之后，宁先生又亲自跟当时设在沙滩北京大学旧址（红楼）的国家文物研究所沟通，允许我们利用他们那里的缩微胶卷复贝机，将这些文献从缩微胶片中拷贝成纸质影印文献，然后再试着对这些文献进行录文、标点、校勘和研究。
我们随宁可先生读硕士研究生的1983年，正是中国学术界的春天，在季羡林和宁可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努力之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于1983年成立，从此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宁可先生堪当大任，被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他的教学、科研、学术组织工作相当繁忙。学会的秘书处设在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但是学校没有一平米的办公用房提供给学会秘书处，更没有其他设备、设施和人员，真可谓筚路蓝缕。宁可先生征得学校的同意，在今天的老校区图书馆东面的空地上，盖起了三间板房。板房被图书馆的四层楼三面包围，夏天屋内闷热，只靠一台电扇降温；冬天不见阳光，十分寒冷，板房内生起了煤球炉子取暖。再买来三张办公桌放在板房中，就开始了方方面面、在今天看来都是影响国际敦煌学界的了不起的工作。我和郝春文同学就是在那几间板房中每天把头伸到缩微阅读器的阅读窗内，分别通读了英藏和法藏的敦煌文献，整理出了几十万字的目录初稿，再通过国家文物研究所的复贝工作，获得了很多第一手敦煌文献资料，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和日后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86年我们毕业时，以何兹全先生为首的9名答辩委员，对我们的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顺利地通过了答辩。我的硕士论文也被台湾的学术机构作为大陆优秀学位论文予以全文发表。我想，这一切正是得益于宁可先生对我们的精心培养。现在看来，20世纪80年代，宁先生对我们进行专业培养的方式，正是当今高等教育所要大力提倡的、也是国外先进国家一直采取的注重实践教学、加强能力培养的教育模式。一方面，宁可先生在课堂上进行一些少而精的、理论联系现实的、极富逻辑性的讲授；另一方面，给学生量身定制好学习的目标，充分信任学生，大胆放手，让学生亲历亲为，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以及动手能力。
记得刚上研究生的第一年，宁先生就让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姜镇庆先生共同翻译日本学者研究敦煌学的论著，1986年毕业的当年，我翻译的论著《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就由甘肃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工作以后，我又陆续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研究敦煌学、藏学以及中国历史的多部学术著作和论文达七八十万字，日本语的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高，我工作的中央民族大学根据我的情况，又选派我到日本留学，进行学术交流。如果不是在我上研究生时宁可先生就对我给予极大信任，放手让我从事学术论著的翻译，我是不会做出以后这些成绩的。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恩师宁可先生不仅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历史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应该成为我们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培养的典范。
1986年，我从宁先生的身边毕业了。那时候，国家每年培养的研究生数量很少，一般都能顺利联系好工作单位，不像今天毕业的研究生找工作这样难。但是，宁可先生为了使我们能够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或相关工作，还是给我联系了几个工作单位。最后，我因为喜欢教师的工作和高校的环境，选择了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我做出这个决定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离恩师近一些，有了问题便于前去请教，希望得到先生的继续指导。事实也正是如此，我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以后，仍然与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得到了先生的多方指导和培养。
20世纪80年代，收藏在国外的敦煌文献只有靠缩微胶片才能看到，而全国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单位拥有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当时，王重民先生和刘铭恕先生编辑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83出版）存在很多错误，于是，当时我和留在先生身边工作的郝春文学兄商量，准备在研究生期间阅读敦煌缩微胶卷的基础上，整理出一部提要性质的敦煌文献目录。于是，我和春文兄分工，他整理法藏敦煌文献，我整理英藏敦煌文献，并且定下了整理和编辑的体例，便开始干起来了。由于我所在的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只有两台缩微阅读器，却没有敦煌文献的胶卷，于是，我便和宁先生联系，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允许我从北京师范学院分批借出胶卷，拿到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去阅读，看完一批以后，再来借一批。当时，我几乎是每周从先生的研究室借走一书包敦煌缩微胶卷，只写个简单的借条就可以拿走，虽然我会对借走的胶卷倍加珍惜和好好保护，保证不会有任何闪失，但即便如此，那个年代若没有恩师对我的无限关怀和信任，没有先生对我的大力支持，这些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利用一年时间，我看完了当时国内已有的S.6980号以前的所有英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并写出了20多万字的《提要目录》草稿。宁先生和历史所的张弓、宋家钰等先生与英国合作，决定联合编辑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为了赴英拍摄文书照片，我将目录草稿交给了宋家钰先生，以方便选取和拍摄敦煌文献的资料。一年以后，《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的编辑正式开始，编辑单位除英方之外，尚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师范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从事敦煌学研究的部分学者。随后，宁可先生又找到我，让我协助周绍良先生参加编辑工作。我自然十分高兴，编书期间，经常与周绍良先生、宁可先生、张弓先生、宋家钰先生、沙知先生以及荣新江、郝春文、徐庆全等一起，或在老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或在历史所的研究室，一起整理敦煌文献，一块儿讨论和研究每一件英藏敦煌文书的拼接、文书的性质、内容划分、确定题名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向宁先生和各位先生学到了许多东西，无异于又上了一次研究生。有时，为了弄清一件文书的性质或内容，给文书准确著录题名，我们往往要去查阅经、史、子、集的各种资料，每天都有新收获。
记得有一次，我按照《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体例，将斯坦因S.10号文书著录为《毛诗郑笺（邶风日月——静女）》，交到了宁先生手里，他发现不对，让我拿回去仔细核对原文书照片的内容，然后再确定文书的名称。我回到民院以后，找来《毛诗郑笺》对照文书照片简单核对了一下，便认为可能是宁先生看错了，又把第一次著录的《毛诗郑笺（邶风日月——静女）》交给了先生，先生见我原封不动地交来了，似乎有些不满意，但未作任何表示，便亲自将题录直接改成了《毛诗郑笺（邶风燕燕——静女）》，并很耐心地对我说：“你再拿回去好好看一看。”由于我的错误认识已经先入为主，不但仍然没有发现自己的失误，而且擅自将宁先生改正的题录给改回到了《毛诗郑笺（邶风日月——静女）》，第三次交给了宁先生，而且在上交时还跟先生说：“这次我确实看好了，这件文书的内容就是《毛诗郑笺》从邶风《日月》章到《静女》章的几首诗。”直到这时候，宁先生才显得有些生气了，他立刻让我找来那件文书的照片，当面批评我说：“你看！这幅照片的右上角还有个掉下来的残片，上面还有几个字，你怎么没有看到呢？”当时，我在先生所指的照片处，看到了照片右上角拇指大小一块从原文书上掉下来的残片，上面的确存有“上下其音”等诗文以及很小的笺注，立即感到是自己的不细心给错漏了，更感到自己不应该知错不改，还要让先生反复订正。回到宿舍以后，我马上对照《毛诗》，看到了这个小残片上保留的正是“燕燕于飞，上下其音”等不完整的内容，这首诗正是《邶风燕燕》，于是立刻将S.10号文书著录为《毛诗郑笺（邶风燕燕——静女）》。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与宁先生接触那么多年中，他唯一一次对我的当面批评。为此，我好长一段时间因自己的不认真而感到深深的自责。这件事情过后，我曾经问过先生，“您怎么看得那么仔细，连那么小的一块儿碎片上很小的字都能看出来是《诗经》的哪首诗？”宁先生和蔼地对我说：“这些诗，我在小时候是背过的。”原来，我们这些年轻人做学问不仅认真程度不够，而且更缺乏古典文献的童子功。从此以后，更加激励了我在教书的同时广泛读书的热情。
编辑《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的80年代末，我已经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两三年了，但先生仍然一如既往地培养着我、关怀着我。1990年，《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前4卷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这套大型丛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单位合编，有众多专家参与其中，因此，在确定每一卷的著者时，编委会曾经产生过分歧。经过讨论，根据各卷分工和每个人在编辑过程中实际所做的工作，确定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主编为周绍良先生，助编是我和徐庆全师弟。第三、四卷的主编为沙知先生，以后各卷依次确定为各位先生。记得1993年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评副教授职称时，后来成为我博士生导师的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看到我参编《英藏敦煌文献》的前两卷时说 “就凭编辑这个（书）的功力，就足够副教授了”。当时，我们系共有9名年轻教师申报副教授，多数都符合晋升条件，但由于我除了论文、外语等条件合格外，还因参加了《英藏敦煌文献》的项目，顺利地通过职称评审。这一切，也要感谢宁可先生对我的大力提携。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担任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又被派往日本留学，回国后便跟随王钟翰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除了要阅读大量的清史文献、档案之外，还要集中精力学习满文。2000年以后，我又被学校任命为图书馆馆长，工作和学习都很忙。这期间，与宁先生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先生对我的关怀却始终如一，有增无减。
我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各种赠刊、赠书。2000年5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打开一件件邮件，进行整理，突然看到了一本来自宁可先生亲笔题名的精装本《宁可史学论集》。当时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不仅多次和同行教师们讲，也对我的研究生们说：我几年都没去看望宁可先生了，可我的先生仍然在关心着我，亲自将他的著作给我寄来，并在书的扉页上写着“德龙同志存正”，让我十分感动，同时也因为工作忙而很少去看望先生而感到很内疚。
宁先生对弟子的爱是无私的，也是持久的和无限的，就像长辈对子女的关怀！2006年1月，我又收到了宁可先生寄给我的他的大作《史学理论研讨讲义》，2008年，先生又寄来了《宁可史学论集》的《续编》，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正是先生对弟子们的无限大爱吗！
有了先生的著作，我就如同得到了真经一样，使我在教书时心里有了底气。我不仅经常阅读先生的著作，仔细品味先生一生探讨的史学理论精髓和研究成果，也让我的学生们认真研读宁先生的论著。我也同时告诉我的学生：宁可先生的这些成果，很多是在他得病之后整理出版的，宁先生即使病重住进了医院，也仍然在坚持着他所热爱的史学研究工作。正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今天，可敬的恩师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的大爱却将永留人间。安息吧，可爱的宁先生！您创建的史学理论正在后辈学子之中传承，您那卓越的教育理念正在教育界发扬光大，您开创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辉煌！
宁可先生万古流芳！
2014年4月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