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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炳林
宁可教授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创始人之一，没有宁可教授的努力和付出，也许就没有今天中国敦煌学发展的盛况和水平。作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负责人，我亲身经历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创建、困难发展与快速发展等过程，亲身感受到宁可教授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扶持、指导和付出。应当说，没有宁可先生等老一代敦煌学者的支持，就没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今天。
首先，宁可先生关心和支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敦煌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各地的教学科研单位都设立了自己的敦煌学研究机构，兰州大学也在1979年初成立敦煌学研究小组，成员只有齐陈骏和研究生陆庆夫。解决研究人才是当时兰州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1981年初，兰州大学就开始为敦煌学研究选留人才，将敦煌学研究小组扩大为敦煌学研究室，最先选留的是我和郭锋，当年9月份就送到北京师范学院进修，随后敦煌学专业第一届硕士高伟、雷学华也来到北京师范学院进修，同时来北京学习的还有陆庆夫、杜斗成同志。兰州大学一下子派出6个人来北京进修敦煌学，这在兰州大学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半年之后杜斗成、陆庆父返回兰州大学，我和郭锋一年后返回兰州大学，雷学华、高伟一年半之后返回兰州大学。到北京进修敦煌学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听课，住在北京师范学院，我们听课和住宿等事宜都是宁可先生安排的。在北京大学听的课有王永兴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宿白先生的魏晋南北朝考古、吴宗国先生的隋唐史和田余庆先生的魏晋史、左景权先生的敦煌研究等，在北京师范学院听宁可教授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等。每天奔波在北京师范学院与北京大学之间，没有事的时候也去北京图书馆和雍和宫善本部。北京进修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影响很大，我们都得益于这次进修，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学习了敦煌学的研究方法，增长了知识。后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成立后，成员半数都是我们这些人。虽然后来郭锋调离兰州大学，但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主体是宁可先生这次培养出来的。
其次，宁可先生关心和支持兰州大学敦煌学资料中心的建设。我们都知道，80年代中国敦煌学刚刚起步，研究资料十分匮乏。我这里不用“缺乏”“而用”“匮乏”，就是研究资料奇缺，不具备研究条件是当时最大的问题。我们兰州大学敦煌学在与外界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具备研究条件，因此加强资料建设、改变资料条件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2年下半年我住在北京师范学院购买图书将近半年，使兰州大学敦煌学资料中心初具雏形。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敦煌学界百余名专家发起要求，请国家支持敦煌学建设，这些专家中就有宁可先生。经陈云、赵紫阳、王丙乾、邓小平等同志批准，给敦煌学会经费120万元。学会准备在北京、兰州、乌鲁木齐建立三个资料中心。分别支持经费30万、5万和10万。兰州地区的资料中心几经波折最后放在兰州大学，这批经费最后用于购买《敦煌宝藏》等图书。我们最初进行敦煌学研究就是利用这批资料，虽然《敦煌宝藏》影印非常差，图版模糊不清，但是就是这样的书，当时有一部也是如获至宝，毕竟要比看缩微胶卷要舒服得多。我们在这批图书的基础上出版了兰州大学的第一批成果。我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敦煌碑铭赞辑释》和《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等，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资料基础之上的。兰州大学敦煌学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国家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批最初经费的支持，得益于最初这批资料的建设。它的立项中，宁可先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每一个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专家和学生都应当牢牢记住这一点。
第三，宁可先生关心和支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基地的建设。中国敦煌学的起步是很晚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敦煌学的发展举步维艰，在艰难困苦中发展，很多了解敦煌学界情况的人都清楚这一点，调解中国敦煌学界各个机构之间的矛盾就像联合国安理会处理各国纠纷一样。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大会，光筹备会议就进行多次，教育部、甘肃省委、文化部等各自看法不一致，应当说众口难调。但是经过季羡林、宁可等老一代专家的协调，最后中国敦煌学界的同仁们总算坐在一个桌子前开起了会议，讨论起敦煌学研究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与宁可先生的领导艺术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与他把握全局、通盘规划的视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宁可先生协调下，出版了一批著名的成果，如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敦煌文献分类校录丛刊》、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就拟定建立学术机构和规划成果出版，1985年进行了详细的任务分配，后来随着国家经济困难，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进行。1983年兰州大学成立敦煌学研究室，当时有14个研究人员，1986年得到美国基督教基金会资助，总体情况还可以。1998年得到博士点，1999年进入首批重点研究基地，发展一路顺利。这中间1999年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进入最为关键，当时宁可先生是首批基地评审专家。在宁可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得以顺利通过进入建设行列。2000年到现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得到211、985经费支持将近2000万元，得到各类项目支持2000多万元，其中国家重大、教育部重大攻关、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7项，重点3项。培养博士100人，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
第四，作为学生，我眼中的宁可先生极富个人魅力。我有幸于1981年9月份留校，虽然当时还有半年才能毕业，但是已经在兰州大学留校做敦煌学研究。在学期间接触的敦煌学课程只有周丕显先生开过的“敦煌文献概论”和段文杰开的“敦煌艺术概论”，没有做过什么敦煌学研究，来北京进修时，我是抱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学习的。听了宁可先生的课，印象最深的是宁可先生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深厚的史料功底，无论讲到哪里资料都可随手拈来。宁可先生讲课，随身带两副眼镜，不停地换着戴。这个世纪初，我进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行列，力争为敦煌学界争取项目经费。其中有一年，整个历史学组审批项目60项，敦煌学占了10项，宁先生听说后非常高兴，请我和郝春文一起吃饭，喝过宁可先生的好酒。20世纪80年代宁可先生来兰州大学商谈敦煌学发展规划，也和宁可先生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留下非常平易近人的印象。
今天宁可先生驾鹤仙去，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念。我们要学习宁可先生为敦煌学发展的奉献精神，把敦煌研究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