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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文
我于1980年初识宁可师，1983年随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6年毕业留校工作，1995年再随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至2014年2月18日与先生诀别，在老师身边学习、工作了30多年。在此期间，始终得到先生的指点和栽培。师恩浩荡，无以为报，本应在先生去世后就撰文纪念
，然而，在先生被确诊为癌症到去世的时间里，我的心中一直是悲凉的。眼见一个自己所尊敬的长者活生生地被疾病折磨得日渐瘦弱，谁也不会心里好受。邓文宽学长曾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人的生命都是以悲剧结束的”。我们虽然懂得这个道理，但在目睹自己的老师生命枯萎的过程时，仍然会感到揪心和悲伤。先生去世后，我心中虽百感交集，但在巨创之后，很长时间内不忍回视。
虽然如此，在先生去世后的一年里，与先生交往的片段仍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值此先生仙逝周年之际，略举数端，以为纪念。
1979年9月，我从京郊通州来到海淀，就读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当时很无知，完全不了解学界的情况，只是感觉系主任齐世荣先生讲话的口气很大。同宿舍的刘隆隆同学，其兄在外语系工作，所以他可以从兄长那里得知一些系里和学界的情况，又把这些情况不断转述给我们，其中就包括“我们系宁可先生在给北大本科生上课，很牛”！后来又听说戚国淦、齐世荣、宁可和谢承仁先生是我们系的四大台柱。一次上滑冰课，偶然听到本系的一个教师和其他系老师聊天，说到历史系的名人多，其中就提到了宁可先生和齐治平先生的名字。总之，我入学以后，虽然很长时间没见过宁可先生，但我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他名气很大。
第一次见到先生已是1980年了，那是先生作的一次学术讲座，地点是东风楼（现在已拆除）的409大教室，屋子里坐满了人。讲座的题目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的感觉是先生虽然个头不高，但很有学者风范，讲话干净利落，逻辑严密。东风楼409是个大教室，如果算上夹道，可以坐上百人，那天虽然坐满了人，但举座肃然，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读大三的时候，宁可先生开设了“隋唐五代经济史”的选修课，79级和77级、78级学生都可以选。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这门课，这样每周都可以聆听先生的教诲。宁先生的课给我的冲击很大，不仅仅因为他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高屋建瓴的学术概括能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更因为以前老师上课都是依据教材，而宁先生讲的东西我们在书本中根本无法查到，感觉他讲的都是新东西，这使我仿佛完全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境界。虽然对先生心生崇敬，但我自知当时尚属初学，知识、学养都尚待积累，所以，未敢在课间和先生攀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于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北京师范学院是在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的。我记得和我们79级本科生一起参加开学典礼的就有戚国淦先生的三个研究生，这应该也是我们学校最早招收的研究生。研究生和我们本科生一起举行开学典礼，让我这个刚从京郊来到大学的青年刚一入学就知道了在本科生上面还有更高的研究生。从初中毕业后失学长达8年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无比激动。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考上研究生。
因为我没有上过高中，外语是上大学后从字母学起的，所以要想考上研究生并非易事。报名以后听说和我同考的是77级已经毕业的两位师兄何力和李德龙。当时77级在社会上名头很大，在高校更是如雷贯耳。我一个79级的学生和两个77级师兄竞争，心中不免“压力山大”。曾经去请教过王才老师，王老师建议直接向宁先生请教，还把宁先生家的地址告诉了我。我第一次去宁先生家，看到门上写有一张纸条：“欢迎在下午三点以后来访，因为备课时间紧张，来访者谈话勿超过15分钟。”我去那天正好是上午，自然没敢按门铃就打道回府了。第二次是在下午三点以后去的，但按了几次门铃都无人开门，估计是先生家里没人，于是又白跑了一趟。回来以后我感到很沮丧，心想算了，还是自己安心复习吧。
放寒假以后，我和同宿舍好友刘隆隆相约放假都不回家，在学校复习，等考研结束以后再回家。但到腊月二十九日，隆隆坚持不住，回家过年去了，这样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宿舍备战考研。大年三十那天，我忽然觉得，怎么也复习不下去，于是临时决定再去宁先生家看看。这次按门铃终于有人开门了，是师母刘淮。她说宁先生不在，我大失所望。但师母又告诉我宁先生就在楼下串门，并答应帮我去叫。当时，宁先生住在五楼，本系成庆华先生住在四楼。估计是因为春节，宁先生去看成先生了。宁先生回来以后，我自报家门，说明是79级的考生。也许是王才老师向宁先生介绍过我的情况，也许是因为过年，宁先生对我很是客气，并主动把试题的类型和范围向我做了介绍。我感觉宁先生没什么架子，对我一个本科生和蔼可亲，与站在讲台上判若两人。这次会面对我也十分重要，对我应试很有帮助。因为此前准备考试时，曾请教过已经考上宁先生研究生的师兄陶文牛和孙文泱，他们向我介绍过当年应考的试题以及他们的备考经验。但这次面见宁先生，先生提示的范围确有我以往忽略的方面。
研究生初试成绩出来以后，我的成绩第一，印象中两门通史课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当年挂牌招生的导师我记得有五人，即宁可、杨生民、杨檀、翁俊雄、蒋福亚。复试时五位老师都参加了，我当时很紧张，连“六部”都没说全。好在因为初试成绩太好，老师们很帮忙，连提醒带暗示总算过了关。
因为本科时读了一些汉代的史书，也写过一些东西，所以，我本想跟杨生民老师读秦汉史。但那年正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宁可先生被推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在北京师范学院也要开展敦煌学研究。所以宁先生最后确定，我们当年考上的三个人，我和李德龙都主攻敦煌学，何力主攻隋唐史。
那年春节，我去看望指导过我教育实习的黄亦欧先生。黄先生和我谈起，一次他和宁可先生聊天，宁可先生曾把我比喻成中国古代史的一匹“黑马”，还说就是基础差点。我自己清楚，宁先生所谓的“就是基础差点”，应该指的就是我连“六部”都答不上来。所以被称作“黑马”，应该是在考试前宁先生对我并不看好，结果出乎预料。我们三个应考者，李德龙是77级毕业时就参考了，而且成绩过线了，但因为名额少未能录取。78级学生本科毕业时，宁先生虽然也挂牌招生，但没有人过线。其实那年我是有点紧张的，因为77级毕业时宁先生已经招了两个研究生，如果78级毕业时宁先生又招两个学生，很有可能79级毕业时就不招了。等到我们79级学生毕业这一年，李德龙师兄是宁先生动员他再考的，而何力也是77级的，有两个77级的参考，而且其中一个是种子考生，79级的考生当然不被看好。这件事情说明宁可先生及其他导师组成员是十分尊重考试结果的，虽然在考试前他们对结果有预判，但考试结果颠覆了他们的预判，他们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我原本以为“黑马事件”就此结束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至少在宁先生和师母之间，“黑马”已经成为我的绰号了。那是在我毕业留校以后，一次宁先生在西苑医院住院，我去看他，他托我给师母带回一些东西，还交给我一张便条一并带给师母，其中就有“今天黑马来，托他带某某物”云云。我起初看不大明白，难道今天还有个叫“黑马”的来过？后来联想到黄先生所说的“黑马”，才明白“黑马”应该指的就是我。
再以后，本系毕业的林蓉蓉老师也曾听到宁先生把我比喻为“黑马”。
我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平等地和宁先生聊天的。刚作研究生时肯定不行，那时虽然一周可见一次，但多是老师问情况，布置任务，谈不上聊天。硕士毕业留校以后，我多年作老师的助手，接触机会很多，但大多是汇报和布置任务，很少聊天。只有每年春节时去看他，有时会聊一些工作以外的事情。
宁先生年过七十以后，就很乐意和我聊天了，聊天的内容也不再限于学术。特别是我做了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和历史系系主任、历史学院院长以后，每次见面先生都要打听敦煌吐鲁番学会和历史学院的情况，主动问有没有什么大事，某某的情况如何，等等。他对学术界和学院的很多情况也很清楚。
我一直认为，宁可先生和齐世荣先生，他们不但是历史学院的创建者，同时还是我们历史学院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学院是在他们的精心培育下从历史科、历史系发展而来的，他们对这个“家”的关心是与生命相始终的。历史学院发展了，他们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历史学院遇到困难，他们即使做不了什么，也会跟着操心、着急。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后来人很难体会的。有一点可以证明我的判断，就是宁可先生在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决定在历史学院设立成庆华宁可奖学金，独自斥资五十万元，用这五十万元每年的利息奖励优秀的中国古代史本科生和研究生。据我所知，这是当时宁可先生的全部积蓄，也是他和三个女儿商量后做出的决定。如果不是把历史学院当作自己的家，怎能做出如此壮举？！
正是因为把宁先生看作历史学院的家长，所以在担任了系主任和院长之后，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看他，向他汇报学院取得的成绩和问题，大的举措也要征求他和齐世荣先生的意见。看到最近几年历史学院的快速发展，宁可先生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最后一次和先生聊天是先生从西苑医院转到空军总医院以后。刚转到空总的时候，因为嘴里长满了口疮，先生不大愿意说话。我去看过两次都没能说几句话。那个时候先生的病实际上已经到了晚期，医院已经主张出院等待料理后事了。以先生的睿智，虽然没人和他说，也应该能猜出大概了，但他依然安之若素。一次我去看他，恰好他刚吃完晚饭，护工和宁欣等陪护人员可能都去吃饭了，他独自坐在写字台前看报纸。那天先生兴致不错，他告诉我电视看不见也听不见了，用放大镜看报纸，看得很慢。但大的事情还都知道。当时媒体正在热炒习近平总书记吃庆丰包子的事，我问他知不知道，他笑着说知道。没过两天，先生就昏迷了。
2014年春节以后，我和妻子黄静华正在云南度假。突然接到宁欣的电话，告诉我宁先生已被医院几次通知病危，可能就在这一两天了。因为有给家母送终的经验，我就让宁欣摸摸宁先生的腿还热不热，她告诉我还热，我说那应该几天内问题不大。因为人的生命体征的消失是从四肢逐渐向心脏收缩。四肢尚热就表明心脏的功能还比较有力量。一旦四肢生命体征消失，大限就不远了。
虽然明知几天内不会有问题，但我的心里仍然七上八下，在云南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赶紧改签飞机，拟定次日返京。但当时正值春运期间，次日机票只有一张，我只好和妻子商量我先回去，让她等有机票再返京。妻子十分通情达理，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在第二天把妻子独自留在云南，只身返京。回到北京，急忙赶赴医院，见先生仍处于昏迷之中，呼吸还很平稳，呼叫他还能睁眼。但宁欣告诉我可能只是下意识的反应，恐怕不能认人了。我摸摸宁先生的腿，还是热的。我当时心中祈祷先生能多坚持几天，能坚持到开学最好。因为当时正值放假，很多学生和老师都不在京。
2014年2月18日下午三点，我收到宁欣的短信，告诉我宁先生的腿已经逐渐变凉，应该快到最后关头了。我马上骑车赶到空总，冲进病房。宁先生的三个女儿和女婿杨仁毅都在，我摸摸宁先生的腿部，确实已经不太热了，但呼吸还算平稳。宁欣等见短期内不会有问题，就劝我回去。我直觉情况不好，就没有离开，并嘱咐几个家属在最后关头一定要握紧先生的手。16点20分左右，先生的呼吸逐渐变缓，在场的人都围上前去，我耳中响起了“泰山其颓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悲歌！16点30分，在我们众人陪伴下，先生的呼吸逐渐停止了……
中国自古就有尊师的传统，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这个古训包含着先民的体验和深刻的道理。在我看来，父子关系是血缘关系，师生关系是学缘关系；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学生则是老师学脉的延续。在我心中，宁先生和家父确实享有同等地位。先生每次生病住院，我都会协助宁欣联系、安排住院、治疗事宜。每次出差出国，如果购买土特产，一定会带两份，家父一份，先生一份。今年一月去京都开会，看到京都的特色点心，无意间又买了两份。一份送给了住院的家父，看着剩下的一份，才意识到已经再也送不出去了，不觉心中抚然。
先生于我，也不限于学术上的指导
，对我的生活、身体等也都很关心，甚至对小女小雯也经常记挂于怀。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询问小雯的情况。宁爷爷在小雯心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先生去世当天，我因忙于料理后事，未及通知在香港游学的小雯。但我刚从医院回到家中，就接到小雯发来的短信：“爸爸：宁爷爷去世了？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心中一热，这时离先生去世不到一个小时，是我接到的第一个慰问短信！心中不由生出知父莫如女的感慨。
记得2009年，因为教学、科研和行政负担太重，我一度身患重病，曾三次住院，两次手术。最重要的是不能睡觉，而且病因不明。当时感觉大限已至，跑了很多医院，要求他们对我进行手术，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先生知道后十分焦急，打电话向我询问情况，并说医院总会有办法。我知道先生是安慰我，但还是感到很温暖。后来症状缓解以后，先生大概也猜到我的病症是因为负担过重、休息和锻炼不够所致。所以，一次见面时让我向齐世荣先生学习。齐先生长期担任行政工作，但学术仍能保持高水平，身体也一直不错。宁先生让我学习齐先生，实际是希望我平衡好教学、科研、行政工作和身体健康的关系。
我从其他老师和师兄弟那里知道，先生经常为我取得的微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对我取得的成就褒奖有加，这种高尚的伯乐情怀是我辈难以企及的。
而今，伯乐已逝，谁还能为“黑马”指点迷津？行文至此，不禁悲从中来，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