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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方
2014年2月18日下午，在考察新疆兵团二师的途中，我接到爱人王素打来的电话，他沉痛地告诉我，刚接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的电话，宁可先生已于2014年2月18日下午4点左右仙逝，将于22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自从得知先生确诊为癌症晚期之日起，我就知道先生的时日不多了，但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仍然感到震惊。因为，两个多月前也就是2013年12月1日，我们这些弟子按惯例看望先生，参加先生的庆寿聚会（先生生日是12月5日，聚会总是安排在5日附近的公休日），当时先生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部，先生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不仅有说有笑，兴致盎然，而且戴上生日王冠，跟我们拍摄各种组合的合影，好像一个老顽童。我心里暗自庆幸，尽管癌症很可怕，但毕竟老人新陈代谢缓慢，大概问题不大。没曾想，癌细胞还是这么快肆虐开来。
站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东端通往兵团35团的岔路口（电话来时我们刚好停车），我对王素说：作为弟子，我应该赶紧回北京参加告别会，应该送先生最后一程，并为先生做点事情，但我公务紧急，实在不能分身。我请他向学会和师兄弟们转告我的哀悼，并请他代表我参加告别仪式。我说，先生不仅对我有恩，而且对我们家庭有恩，若非先生招我读博士，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们家庭难有如此好景象，先生对我们有双重恩德。感谢王素，他代表我也代表他自己参加了先生的告别会，表达了我们的哀思和应尽的礼节。同时，我给先生之女宁欣师姐打电话，表达了我的心情和歉意。
但让我非常遗憾和愧疚的是，3月29日宁先生的追思会我仍未能参加，那时我又到新疆兵团三师、一师做调研（今年1月至3月我3次去新疆做调研），由于这是为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做准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不便请假。在追思会的头天晚上，我给阎守诚先生写信说明情况并表达心情。感谢阎先生的理解，他回信说：“放心工作吧，宁先生有你这样的好学生，他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感谢宁先生在天之灵的保佑，也感谢阎先生的鼓励，我们调查组按原计划沿塔里木盆地走了一圈，调查了兵团南疆4个师团，保质保量完成了调查报告，并获得了好评。
我原本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侧重于整理研究唐代出土文书。我跟先生最初认识，也源于敦煌遗书的整理工作。80年代，先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秘书长，也是《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的负责人之一。这套丛刊共10种12册，我是其中之一种《敦煌本〈论语集解〉校证》的作者。该丛刊出版后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提名奖，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就是这项工作让先生知道了我，也为我投身宁门奠定了基础。
鼎力帮助我的还有阎守诚先生。阎先生当时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系副主任。1996年，在江苏无锡唐史会议上我对阎先生说，我希望丈夫成名，孩子成才，自己成功。阎先生笑了。第二年，阎先生告诉我，宁先生招博士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进入师门之后我才得知，历史系个别老师有意见，因为博士生名额有限，给了我这个外来户，势必影响本系的老师。两位先生顶住压力，让我如愿以偿，我很感激，也很汗颜。
曾经有一位算命先生对我说，四十岁以后，我会有贵人相助、飞黄腾达。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介儒生，从来不相信什么神仙鬼怪，但是，这件事情却让我相信，世界上真有因缘和法眼，因为四十岁以后，我确实得到贵人的帮助，这就是宁先生和阎先生的提携。当然，飞黄腾达谈不上（那是个人修为不够），但我命中的贵人确实为我开辟了新的天地，任我驰骋和翱翔。
我也知道，先生还曾受累于我的同门师弟。由于学校要师弟交很高的补差费，先生很生气，找学校理论，从此血压高上去了，就没有下来。先生为学生真正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先生的学识很广博。先生最初以史学理论扬名，以后以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彪炳于世，然后，又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领衔。这些领域的跨度很大。尤其是史学理论与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可以说完全是两个路数，一个是宏观抽象的思维，一个是微观具体的研究，但先生都游刃有余。作为弟子，我们的学识和才能不及先生之万一。
毕业以后，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求，我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即将改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现状调研任务占80%。边疆现状调研是我的工作，必须身体力行、努力为之；历史研究是我的老本行、立身之本，当然也不能放弃，这就迫使我必须在历史与现状中跨越或穿行。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先生逝世之时在新疆调研的原因。我想，先生的学问我是不能企及的，但治学的精神方法和态度则是可以发扬光大的。我现在的这种所谓跨越或穿越，多少可以说是发扬光大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总算是可以告慰先生吧。
愿先生安息，先生不朽！
2014年4月27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