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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杰
敬爱的宁可先生溘然仙逝了，在悲痛交感之际，回想起恩师多年来对莘莘学子的教诲与关爱，使人终生难忘。我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七七级学生，这个班共有80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以后首届录取的。在经历十年浩劫的动荡之后，班上同学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渴望获得丰富的知识与精神养分；但是受时代的局限，学校的教学工作尚未步入正轨，由于没有合适的教材与教案，甚至在入学之初无法开设历史专业课程，直到第二学期才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和世界上古史。因为备课时间很仓促，有些课程的教案是由几位老师各分一段撰写而成，并且采取前后接力的授课方式，其内容自然难以令人满意，学生对此颇有怨言。
二年级时，宁可先生从《历史研究》编辑部回到学校，立即投入到繁忙的教学工作当中。他先后给我们讲授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研讨》和《中国经济史概论》等课程，其内容都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体会，既有包揽众家之言的综述与分析点评，又有畅说不已的深知灼见，与那些照本宣科、空泛无物的授课相比，真是具有天壤之别！使我们大开眼界，收益良多。另外，先生的授业不仅内容精湛，而且非常注意教学的艺术性，在课上意气风发，妙语连珠，使满堂学子为之倾倒，这给我们今后的教学生涯作出了极好的示范。
身为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宁可先生在肩负繁重的科研任务与社会工作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对本科学生的培养。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学生的专业训练有多种方式。例如，第一种是通过布置普通作业来考察和提高学生研究能力。和其他老师的作业要求不同，先生没有指定具体的题目，只是让我们提交一篇不超过三千字的读书报告或学习心得，内容和范围并不限制。对于那些努力完成且含有学术价值的作业，他会约见作者进行谈话，充分肯定其成绩并指出不足，鼓励他们继续进步。其中一些优秀的作业，经过他的帮助修改得以在刊物上发表。第二种是通过课堂讨论的形式，他提供的题目往往是当时史学界热议的某些理论问题，例如什么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先生在作了导论和学术动态介绍后让我们进行大量的阅读和思考酝酿，结果讨论的气氛相当活跃，学生们竞相发言，争辩热烈，宁可先生最后作了讲评和总结。其中有位同学的发言，他认为很有创意，并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于是在后来帮助她进行了反复修改，最终得以刊登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需要强调的是，先生了解这位同学的专业志趣是世界史，将来并非投入自己门下。尽管如此，他仍然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指导其修正文稿，说明先生的关心和提携完全是出于公心，而丝毫没有私念。第三种则是个别布置写作训练的形式，对于那些班上有兴趣探讨中国古代史问题的同学，宁可先生会给他们在课外另行安排一些题目来作练习，并分别进行辅导。记得在三年级时，先生交给我一篇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论文，让我仔细阅读并写出感想。他和当时在学报工作的杨生民老师曾几次对作业给予指点和修改，直至最终完稿，后来这篇文章成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并获得发表。事后我才知道，宁先生同时找了几个人来作这个题目，是对这些学生分别布置的，由此可见他的良苦用心。
宁可先生给我们班的授课时间虽然只有一年，但是对同学们专业发展的影响深远、成效斐然。在他的开导与感召之下，班上有不少学生对中国古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愿意选择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来作自己的终身职业。我们班的同学在毕业之后，有四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又有四人先后在宁可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还有两人留校任职，从事相关教研工作。这些学生今天大多已年过花甲，分别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各种贡献。如果不是当年先生的指引和爱护，很难说他们是否会步入学术门径并取得成就。为此我谨代表获益于先生施教的七七级同班诸君，向他表示崇高敬意和深切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