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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祥桐
宁门之中，我的学历最低。因此，宁先生在我身上花的心血也最多，无论是学习、工作乃至生活，无不得到先生的教育、提携和照顾。我在学术和工作上之所以小有成就，也是源于先生的恩泽。回忆自己在师门的成长过程，一方面是感恩，同时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我是1973年到历史系学习的。入学之初即知系中有一位史学权威——“皇权主义”的代表宁可教授。可惜那时先生未在校内任教。宁先生回到学校后，可能发现我尚有可造之处，方便时在家中给我讲授。有时讲得时间长了，先生和师母便留我吃饭。我这个北方人第一次吃酒酿，就是在宁先生家里。毕业的那一年，正是“军宣队”“工宣队”在系内横行之时。因为我和古代史老师的关系较好，就对我软硬兼施让我批判，未能如愿，就把我封了个“白专”，分配到当时所能到的最远地方——大安山煤矿职工子弟学校教书（那时的北京师范学院只能在北京市范围内进行分配）。
正式投到宁先生门下是毕业之后的事了，是曾做过我们班主任的于友西老师引荐的。在宁先生家，宁先生拿出了几页稿纸，上面写有一些题目。他让我拿回去做，下月回城时再交给他。我交卷子的时候内心忐忑不安，试探着问宁先生：“我能及格吗？”宁先生笑答：“有点儿富余。”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才知道，这些题目是他组建经济史教研室时给老师们出的题。随后，宁先生给我开了一个书目单，告诉我这些书没看完，不许动笔写文章。并对我说，每月回城时，可以参加经济史教研室老师们的讨论会，并且可以发言。
“文革”结束后，宁先生特别忙，而且找他的人特别多，有时他不得不躲起来。所幸的是我每次来，都能得到先生的面授。即使他不在家里，刘淮师母每次都悄悄地给我写一纸条，告诉我到哪里去找先生。
宁先生在教育学生上很注意方式方法，量才施教，有时一件小事便能让人终生受益。我参加了几次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专业分很好，就是外语成绩太差，一度心情特别苦闷，不知如何是好。在参加我的婚礼时，宁先生拿着两函《全唐文》对我说，不要再考了，跟着我干事吧。我就在宁先生的指导下，与翁俊雄老师等一起编起了《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下编）。在编纂的过程中，自己逐渐对五代的盐政有了一些看法。在《平准学刊》编委会开会时，吴慧先生鼓励我就此写出一篇文章。其时，宁先生指定的书目我尚未看完，不能答应。吴先生去问宁先生，宁先生同意后我才敢动笔。后来宁先生同意，我这才写出自己第一篇学术论文——《五代盐政初探》，发表在《平准学刊》上。有一次在宁先生家，宁先生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书交给我，让我看完后向他汇报心得。我阅后洋洋洒洒地谈了一大通。宁先生略微停了一下对我说：“你看陈先生对史料看得多仔细，大家注意到的，他注意到了，大家没注意的，他也注意了。”我当时一下就清醒了，宁先生这是在教我如何治学。自此，我对史料特别留意，即使到外地出差，也在休息时间里查找在京难以找到的史料。如清代的农工商试验场，现存的报告分藏三地，我逐一找到，并就此写出了一篇论文刊登在《科技史研究》上。在《科学技术史料》上连载的《中国近代农史系年要录》也是尽心寻求而完成的。
宁先生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也很关心。他认为我在大安山教书同时再搞研究很艰苦，于是或自己或请别人为我工作调动而想方设法。几经周折和选择，最后通过吴慧先生找到李根蟠先生，把我调到农业出版社（今中国农业出版社前身），接替李根蟠先生担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和《农史研究》的责任编辑工作。《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是国家重点工程，而我当时头上还顶着“工农兵学员”的帽子，出版社不放心，于是宁先生为我写了业务鉴定。宁先生后来对我说：“我只给一个学生写了业务鉴定，就是你。”
宁先生堪称尊师重道的楷模。他曾对我讲他去北大历史系讲课的经过。开始的时候，出于种种考虑，他不想去。邓广铭先生捎话来，“他不来我亲自请”。宁先生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一句话。”宁先生赶紧答应下来。
由于是宁先生的学生，在工作中无形造成了许多方便，走到哪里，别人都很热情地给予支持，自己也越发地谨慎，生怕给先生抹黑。宁先生看到自己的学生进步，十分高兴，每每情不自禁地大加赞赏。在我获国家大奖和被评为“百佳”的时候，宁先生高兴地向别的老师介绍。我记得最后一次去看望先生时，随便地聊到了郝春文，先生高兴地对我说：“他现在的名气比我都大。”
回忆我走过的路，能够取得今天的一点成绩，无不源自先生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