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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瑜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虽然古今情境相异，我更无缘得封“万户侯”，但是宁先生的才华、魅力还是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这样的感叹。
得以认识宁先生，是此生一幸；未能成为宁先生弟子，是平生一憾。当然，即使有机会，宁先生也未必愿意收下一个“不可教”的弟子。因为未能入室成为弟子，且还忝为一段“同事”，与他倒有了更随意的接触——我将他视为尊长，但又常常“目无尊长”，他对我这个晚辈也毫不客气，因而我对他有了更轻松或更另类的认识。
宁先生是历史学家、著名学者，这些已不需要我论证。在我眼中，宁先生是个有点名士气的才子、杂家，他洒脱、达观而又为人敦厚，尤其是他善于自嘲的人生态度，更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总觉得有点像《世说新语》中“坦腹东床”一类的风流人物，令我仰慕万分。
最早领略宁先生的才气还是在上学时。因为从小对于古典文学的热爱，我选择了历史专业，但是那时根本就不懂得历史原来还是什么“科学”！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吟风弄月、极度缺乏理论兴趣与思辨能力的“文青”来说，初读历史论著，真有点受罪的感觉。不过，我很用功，经常在图书馆里“受罪”。偶然间，我读到了宁先生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关于历史主义的两篇论文，内容今天已经记不太清，但是当时真有惊艳的感觉，觉得真是才华横溢、文采斐然！第一次觉得原来历史文章也不是都那么面目可憎、那么枯燥无味，也记住了这个有点奇怪的名字。
到北京工作前，我的老师刘泽华先生告诉我，他眼中史学界的才子有两位，一是宁可，一是庞朴。而他自己与他们无法相比，并要我到北京后一定要多向他们学习。后来，当他知道我能与他们时常相处时，他觉得我真是非常幸运。
我参加工作时，正值宁先生借调到《历史研究》负责业务工作。他作为我的领导，在我报到后，让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那天，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就是威严、沉默，话不多，只是不停地吸烟，连办公室的报纸都被熏黄了。正经的谈话内容已记不全，倒是清楚记得，最后他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古典诗词。他问最喜欢谁？我说李白、苏轼。心中正暗自得意，想显示一下我对那些名作的熟悉时，他忽然问道：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这下我答不上来了，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浅薄。
1982年夏由宁先生发起的晋秦豫访古考察，是他对于史学、唐史的开创性贡献。虽然我因为工作关系半生“走遍祖国大地”，也曾到过国外，但那次考察的月余时光却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我进入史学界的起点。正是宁先生给了我这次难得的机会，并得以一路聆听他教诲，当然还有经常不断的批评。
此次考察，我作为最年轻的队员，每日与宁先生等前辈专家教授一路同行，不仅受到各方面的学问知识熏陶，而且得以结识很多使我终生受益的良师益友。考察队气氛融洽，虽然那时旅途艰辛、食宿简陋，但大家兴致高昂，一路跋山涉水、谈天说地，经常为一些问题发生争论，而且妙语连珠、戏言不断，那真是一生难得的快乐时光。那次考察后出版的《晋秦豫访古》，虽然可能文章各有短长，但无疑是一本开创性的著述。我也在宁先生和其他队友帮助下，理出思路写下了《西京访古论玄宗》一文，虽然水平实在不高，但作为一段难忘的历史记忆我仍然很珍视它。
那次考察既是我对唐史也是对佛教的一次入门机会。因为一路多见佛寺，而我对此一无所知，记得最清楚的是宁先生在各处为我们实地指点、讲解佛塔的种类、形制、建筑以及各种佛像的前世今生、姿态、寓意等等，我第一次知道了萃堵坡式、楼阁式、密檐式、金刚宝座式等各种佛塔以及其他佛教知识。当时只知宁先生是唐史专家，不料竟有如此丰厚的佛教学问，令我惊讶也令我钦佩。
途中还有一段插曲，参观山西永济普救寺时，几位队友纷纷赋诗咏叹西厢旧事。我也写了一首《游普救寺戏作》：
野山古寺访西厢，
断壁残塔草深长。
玉人花影皆不见，
空教多情忆断肠。
拿给宁先生看，他略加思考，信笔在诗下写下四句和诗：
迷离仿佛是西厢，
放眼黄河远且长。
不应有恨前贤语，
何必愁断九回肠。
宁先生从未当面表扬过我，倒是批评不断。他批评人话不多，但经常一针见血，有时还很风趣。比如考察队里被我们戏称为“好事做尽，坏话说绝”的胡戟先生，一路辛辛苦苦为大家服务，却又常因直言无忌而得罪人。宁先生曾批评过他，最终评论说他是“永远的29岁”。
对我的批评，记忆最深的是说我“该认真的不认真，不该认真的倒认真”。大概意思是指我不好好做学问，经常不务正业。所以80年代末，当我得意地把自己演出京剧的剧照拿给他看，本想得到他几句夸奖时，他却“打击”我说：人总是喜欢炫耀不是自己正业的东西。其实我心里明白，他觉得我还算聪明，一直希望我能安心好好做学问，不要浪费时间与才智。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偶然从一位前同事那里得知，宁先生是对我评价最高的人。可以说，得此评价，此生足矣。只是我自愧不够，只能把它当作宁先生对后辈的奖掖、鼓励吧！
宁先生是特别有生活情趣的人。虽然他自称“抽烟冒烟就行，喝茶有色就行”，但我知道他饮食很有品位，所以才能写出《寒食楼杂记》这样的奇书。但是他到各地出差、考察等，食宿又极其简单随意，并不讲究，不像有些人有点地位总是端着架子、拿着腔调，有时我想，这或许就是所谓天生“贵族”的教养吧！
他嗜饮咖啡，也很懂咖啡。记得有人送给他巴西带来的咖啡，他招呼我们到他办公室品尝，还给我们讲有关咖啡的知识。80年代初，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因考察而结识的几位志同道合的队友包括吴宗国先生、胡戟先生、闫守诚先生等经常与宁先生一起聚会，讨论唐史与丛书出版等问题。也曾在我家聚会过，大家谈古论今，兴致盎然。我中午每每煮一壶咖啡为大家提神，别人都是一杯，唯独宁先生一杯不够，总是要多喝几杯。
他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在办公室关起门来读小说。这点倒和我很相投，但是他读得很杂，是我没想到的。他有时读英文经典原著，有时却又读那些档次极低的“文革”宣传性小说。记得有本《牛田洋》
，是根据真实事件编写的，这种书如果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一般人很难读下去，但是宁先生却读了。我说：这种书还能读下去？他说：也可以看看嘛！——“杂家”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不过这需要过人的精力与记忆力。
在《历史研究》编辑部期间，大家有个习惯，就是午饭后在院子里散步、闲聊。几位伶牙俐齿者每每斗嘴不已，相互嘲讽戏谑。宁先生因为抽烟衣服上烧出很多小洞，总是成为女同事打趣的对象。有时别人也开他玩笑，但他只是笑笑，从不回嘴。我事后问他，他说：这些事争赢了又有什么意思呢！还有，在特殊背景下，我曾违心地批评过宁先生，过后我向他诚恳道歉，没想到，他却平和地笑笑说：没什么，我们都是演员。此后，他再没有计较过我曾经的不恭。
宁先生的自嘲是罕见的。一般说来，学界中自尊甚至自恋者比比皆是，自嘲者却极少见。他大概是我此生见过的最能自嘲的人吧。比如他曾戏谑地说自己青年时的理想是做个“苍白的诗人”。比如他说自己刚刚参加革命时，腰里别着枪，因为穿的是缅裆裤，枪竟然掉到裤管里了。还有，说到追求夫人的当年情事，他把自己丑化成一个秃着头、整天钻在被窝里看书、没人看得上的人，等等。每每说到这些囧事，他总是嬉笑不已。被人取笑，也不以为忤。
年长以后，我才悟透人生真谛，其实自嘲正是自信的体现，敢于自嘲的人必然有着足够的自信。
宁先生仙逝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觉得特别悲哀。总觉得像他这种大彻大悟、参透人生的人，平静地告别人世，并不是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想起文艺界一位名人老先生曾说过，他死后希望后人将他的骨灰撒到马桶里，然后对着马桶说段相声。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我心中的宁先生，在天上也不会愿意后人悲悲切切哀悼他，一定更乐见人们记住他的学问、他的才华、他的风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