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瞻仰止，来者努力行
——缅怀宁可先生

柴剑虹

2月18日下午5时许，我刚参加完中央文史馆书画研究院一个出版项目的论证会，接到我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教授的电话：“宁可先生去世了，请通知学会其他人。”我赶紧给学会的几位副会长、常务理事打电话、发短信报告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也很快接到了他们表示哀悼的回应。尽管许多人已经得知近来宁可先生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但回想几个月前在纪念学会创立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的精神奕奕、谈笑风生，怎么也不相信他会这么快离我们而去。我不由地想到：宁可先生驾鹤西去的时刻，正是农历正月雨水节气的前几个时辰，也许是上苍要催动我们这些后辈学人哀悼的泪水，融入春雨，去浇灌先生一生钟爱的教学、科研园地。

宁可先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作为学会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和首批会员之一，也因学会和敦煌学研究事业而长期得益于宁可先生的言传身教。三十年来，宁可先生为学会建设与推进敦煌学研究所做的巨大贡献均已铭刻在“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丰碑之上，不可磨灭，我这篇短文也难以详述。我只是将自己感受最深的几点写在下面，既是寄托对先生的缅怀之情，也期盼和学界及学会的同仁们共勉。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沐浴着党和政府的关怀春风，乘着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的浪潮而诞生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间学术团体。因为学会涉及的学科门类广泛、学者众多，又由于历史的因缘，据亲历学会筹备工作的一些先生讲，筹备期间，学会的主要创办者之间，对于学会在机构组建、方针目标、学术活动安排等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乃至演化为颇难调和的矛盾。筹备会上下，长期从事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艺术家有舍我其谁的气质，字斟句酌的语言学家有锱铢必较的韧性，考古学、哲学、文献学、宗教学工作者也都有自己的理念、设想与追求。鉴于各人经历、学养、性格等方面的差异，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这样，就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得有人出来支撑这个点以达到平（衡）和（谐）。于是，据我所知，在当时国家教委领导周林同志的主持下，唐长孺、宁可等先生就发挥了作为历史学家统观以往与现实，着眼未来，注重长远以解决分歧的积极作用，找到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平衡点——全局观念，即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长久、健康发展计，既要充分肯定与更好发挥甘肃学者的示范作用，也应进一步组织、团结全国各地的相关学者和学术机构，更好地利用北京高校在人才培养和学术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优势，推进学术事业。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宣告成立。同时，也推举出大家都首肯的、具有组织与协调能力的55岁的宁可教授担任学会的秘书长。

于是，学会从正式成立的那一天起，从全局观念出发来加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资料建设与人才培养，发扬团队精神，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就成为宁可先生主持学会秘书处工作的主要任务。

学会秘书处虽然设在首都师范大学，而宁可先生不仅在北京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大、武汉大学、杭州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才培养上投入了不少精力，而且又一一实施北京、兰州和新疆三个敦煌学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的筹建工作，并且抓紧与港台地区及国外敦煌学研究者及相关文献收藏机构的联系。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在实际工作中，宁可先生不仅确实做到了立足北京，放眼西北，也确实在为推进敦煌学这个“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付出艰巨的努力。1985年夏，经过宁可先生和其他学会领导的精心策划，一个规模空前的敦煌吐鲁番学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成功举办，包括几十位国内外一流专家在内的一百多位学者相聚天山南北，在热烈而兴奋的气氛中切磋研讨。据我所知，许多大专家是生平第一次涉足新疆，而新疆也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回集中迎来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专家，以致惊动也感动了当时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王恩茂书记，为此他专门在“八楼”（昆仑宾馆）接见并宴请了会议部分代表。1983年兰州的研讨会和学会成立大会是一次国内的会议（且没有港台地区代表）；而1985年这次会议则是名副其实的在我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性的敦煌吐鲁番学研讨会。我还记得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小插曲：一是一位中国学者和一位美国学者在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辩，两人均年轻气盛，唇枪舌剑，火药味甚浓，乃至季羡林、赵俪生、周一良等老先生也有些着急，赶忙出面调和气氛，宁可先生则心平气和地让我去做做那位中国学者的说服工作，以平息火气；一是会议代表在暑热甚酷的吐鲁番时，因当时当地的宾馆只有两三个房间有空调，其余均仅靠电扇驱热，宁可先生只能安排几位70岁左右的老者入住空调房间，不料却引起了个别有领导职务却没有此“待遇”的代表的误解、计较，产生了埋怨和隔阂（这种“负能量”，日后居然演化成为“正能量”，推动了海外藏敦煌文献在国内的出版，也是敦煌学史上的奇妙一笔，容日后再述）。其实，因条件所限，当时包括68岁的周绍良先生在内的好几位著名学者也都没有安排住空调房。宁可先生听说此事后则一笑了之，他那种任劳任怨的态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敦煌学史上，有两本书的编著出版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一本是宁可先生参与策划并亲赴英伦主持挑选文书，和英国图书馆合作编撰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另一本是宁可先生参与主编并主持协调编撰的《敦煌学大辞典》。这两本书的具体编撰出版工作可谓艰苦卓绝，毋庸我在此赘述，我这里只对它们的意义谈简要的认识。

《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出版前，北京图书馆已经有了英藏、法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但不仅查阅很不方便，而且其中不少胶片的清晰度不够，影响阅读效果；黄永武先生主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用缩微胶片影印的《敦煌宝藏》，虽然未能解决清晰度问题，但总算有纸质印本可查看了，还是受到敦煌学研究者的重视，只是因未事先取得英、法收藏单位的授权，也引起版权上的争议。《英藏敦煌文献》则是在与英国有关方面充分协商后，重新拍摄原卷，由中国学者编撰，吸收一些英方有关人员为编委，并由中国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图录本。这就打通了一条通过实质性的国际合作，首先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回国出版的路子，做到无论是在敦煌资料的国际交流上，还是在敦煌文献的编目、定名及图片的质量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这也启示并促进了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法国、俄罗斯有关收藏机构的合作，相继出版了俄藏、法藏敦煌文献与艺术品的大型图录本，开启了全面刊布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新局面。

《敦煌学大辞典》的编纂，也是一个开创性的大工程。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应该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项目，但那时却没有向政府要一分钱的资助（临出版前，经我们几位在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担任副理事长的力争，才由基金会提供了2万元的出版资助）。季羡林会长领衔主编此书，宁可先生是5位副主编之一，但他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严庆龙编审却是实际上的执行副主编。要带领一个由来自各学科门类的32人组成的编委会，要组织、协调全国一百多位作者，编纂这样一部有上万条词目的大型工具书，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有多学科交叉特色的敦煌学专门辞典，在体例、框架上均需首创，其中的繁难程度可想而知。例如其中的艺术类词目，是分工请敦煌研究院安排院内相关专家学者来撰写的，但由于研究院本身其他的工作任务较重，撰稿人往往很难集中精力与时间来编写，一度延迟了全书的编撰进度。宁可先生就再三与院里领导及出版社协商，分批将研究院的作者安排到上海集中讨论、撰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又如某一个分支原定的撰稿人突然表示无法承担编写任务，宁可先生马上果断地将任务交给在京的中青年学者分担，保证了编撰工作的顺利进展。在这项工作中，宁可先生以他一贯坚守的全局观点化解了种种困难与矛盾，显示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充分调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积极性，同舟共济，甘苦与共，历时十载，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前正式出版发行了这部大辞典，获得了学术界与出版界的高度赞誉。

诚然，上述事情只是宁可先生在担任学会秘书长期间所付出心血的十之一二，却不仅集中体现了他立足全局的战略眼光，而且也反映了他善于把握工作要领的战术技巧。我个人认为，这些也正缘于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丰厚的学养。我在宁可先生领导下做学会副秘书长工作多年，真切感受到他的理论素养与道德涵养都是一流的。这种素养和涵养的外化形式是他日常的谈吐——简洁、果断，常常是不温不火而又略带幽默感。即便是在学会领导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他也仍是凭自己坚守的原则来灵活处置；即便是某些处事的行为方式招致埋怨和不满时，他仍然能理性、冷静地对待，做到不带情绪，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其素养和涵养的丰富内涵则融入他的理论与学术著述之中，也演化为他的人格魅力。这实在都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已过而立之年。三十年间，周林、唐长孺、常书鸿、姜亮夫、周一良、王永兴、周绍良、季羡林、段文杰等学会老一辈的创始人和我国敦煌学界的多位耆宿都已陆续驾鹤西去，现在宁可先生也去九天之上与他们会合。逝者瞻仰止，来者努力行。我们缅怀前辈，更应当以他们的道德文章为楷模，不断鞭策自己继续为敦煌吐鲁番的研究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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