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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兆辰
宁可先生去世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留在我们脑海中。他临终前对我说的简短话语依然回荡在我的耳边。
2013年12月11日，我到空军总院去看他，当时已经知道他身体很不好了，但究竟什么情况还不知道。进入病房，看到他很瘦，没有精神，脸色不好，也不说话，正在输液。我很不安，就和床边的家属谈谈情况，准备尽早退出病房，以不干扰他的治疗。正在这时，宁先生突然说话了。他说的第一句话：“你胖了！”我感到很突然，有点摸不着头脑。然后，第二句：“我瘦了！”他说，他现在是半个脑子，一只眼睛，一个耳朵，半个肺，半口牙。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他依然很幽默。看我有点坐不住，他把话锋一转，问我你有八十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还能干！我想，这时候也不必再说我能不能干的问题。我就说，多保重，安心治疗，退出了病房。
出来以后我就想，宁先生说这句话分量很重，他恐怕不是随便说的。记得我上一次去看他时，他也说了同样的话。那是2013年的10月10日，那时他还没有住进空军总院，上午在西苑医院打点滴，我是下午到他家去看他的。那一天，上午我到系里取回上海人民出版社寄来的瞿林东先生主编的《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学》一书。该书我也参加了编写，所以就第一时间给宁先生送去。他的沙发前的茶几上堆满了书，都是新书，很多是作者送给他的。看到他已经穿上棉裤、棉袄了，室内放着氧气瓶。他看书要用放大镜，放大镜就在身上，有三个，其中一个还有灯。那一天他精神头很好，拿起我送的书就看，大约看了有十五分钟。我就看他茶几上的书，其中比较感兴趣的一本是我们的学长张海瀛诞辰八十周年的文集，一本是阎守诚先生的《阎宗临传》。看完以后他说，这书下工夫不小，这一本书等于几本书，总题目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实际上包括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史、唯物史观与中国近代史、唯物史观与世界史等。他说，你写了其中的三章，而且他看出了哪三章是我写的。可见他虽然病得很重，但是思维还是很敏捷的。然后他问我，你写了几本书了？有五本吗？我说，我多是参编的或合著的比较多，真正个人专著不多。他说，你那本《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当时在评议时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说，毛泽东也不是历史学家，他对历史有什么考察？当时我说，他对这问题是有研究的。这件事他以前没跟我说过。据我对宁先生的了解，他如果说某某人对某个问题是有研究的，是不会轻易说的。我也体会到一点，学术研究的成果，不在于你写了多少书，写了多少字，要真正有研究。我说，要写东西就要自己真正有兴趣、有研究、有体会。我说，我真正有兴趣的问题是心理史学。80年代的时候，我就对李秀成自述感兴趣，想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李秀成自述，探讨他投降的问题。他说，这个想法很好，可以整理一下有关资料，写一写。我说，我在完成两本访谈集以后，就在搞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课题任务了，也没有督导工作了，就搞点自己有兴趣的问题。书已经写完了，书名叫《英雄的悲剧——李秀成心理分析》。已经交上去了，等待出版资助呢！他很高兴，希望能够看到这本书。他接着说，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八十吧？我说，没有，今年七十三。他说，那你还年富力强，还可以干！
宁先生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引起我很认真的思考。我从1979年开始来学校见到宁先生“面试”以来，每一次去宁先生那谈话，都感觉进入了一次人生加油站。平时见到老同学、老朋友，没有一个人不说“到这个年岁就别干了”，我也想过，写点东西出版如此难，身体也不是没问题，唯有宁先生很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是两次提到，他的观点和一般人就是不一样。他的话让我反思自己，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人活着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到了古稀之年，依然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觉得我一生的经历，包括我的信仰和追求都是与宁先生有关的。最早和宁先生接触是在1960—1961年，那时我是大三的学生，宁先生也就是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也出现了教育革命的高潮。那时系里师生一起编写教材，宁先生就主持编写《史学概论》的教材，全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宁先生后来谈到所以要开这门课，是当时出现了一些左的思潮，比如打破王朝体系，以农民战争史来代替中国通史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教师主张要开《史学概论》课，让学生了解史学的基本常识、基本理论。我想这一定是指成庆华先生。当时，从我们班里找了董学忠、刘振中和我三个人脱产出来搞教材。我们首先访问了一些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记得访问了翦伯赞和吕振羽两位先生，他们当时的观点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那时候搞的《史学概论》的教材，分不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理论的区别。在分工编写时，我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成长”。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马克思传》、胡绳在《历史研究》1956年发表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如何成为科学？》等后，我所写的内容，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斗争中成长”，而是写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研究》上也有一篇相近的文章，我实际上就是抄这篇文章，其内容不是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就是反对巴库宁主义。当然这不是宁先生让我这样做的。最终我们把教材写完了，然后我们这个小组就解散了。宁先生以后继续上这门课。宁先生后来回忆到这一点时曾说，其他学校的这门课都停了，他还在坚持。我们的教材虽然没有什么成果，但是宁先生将我们引上了一条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而且确定了我们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方向。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昌平的一个农村中学，但是，我依然在关注着史学研究，关注着学术领域的动向，如宁可先生和林甘泉先生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论，戚本禹批《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等。
1980年我被调回当时的北京师院历史系。没有经过读研，直接就留系工作。第一年没有上课，宁先生要求我读书。要求读几种书：首先，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开了书目。由于书目太多，后就指定精读一两本，我主要读的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书让我终身受益；其次，要读史学文献，如《史记》；第三，要读通史的著作；第四，要读一点逻辑学知识。1981年，宁可先生给77级、78级、79级三个年级的学生合班上《史学概论》，我跟着听课，担任助教，判作业，判试卷。1982年，他就说以后《史学概论》他就不上了，我就开始给80级学生上《史学概论》课。宁先生放手让我上课，不过多干预上课的具体安排。从1982年我开始上课到2000年我退休，宁先生没有听过我的一次课。同时，他还要求我出去上《中国通史》课，本系没有开设中国通史课，就让我到校外上课。第一次是到石景山师范学校的大专班上课，后来还去了团中央机关、全国妇联干校讲通史。开始我有点发怵，他说，你就作为一个大高中课来上。由于备课时间紧，宁可先生还把他的教案借给我参考，使我大大地缩短了备课的过程。
在科研方面，他也大胆启用年青同志，让我们放手去做。1980年，我刚来师院时就曾主动地找课题来写。因为和宁先生谈“文革”情况比较多，经常谈到他的关于历史主义的文章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情形，所以我就想写一篇文章，对历史主义这个问题拨乱反正。由于没有经过正规的科研训练，写完之后我请宁先生看，他说写得像一篇大字报，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题目。1981年，他交给我一个新任务。他与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家钰等计划在1982年召开一次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特点与发展道路的讨论会，需要准备三个材料：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封建经济的资料；二是建国以来关于封建经济结构特点和发展道路方面的论点摘编；三是关于封建经济结构特点和发展道路的讨论综述。第一、二部分是材料；第三部分是文章，重点是要写文章。宁先生也没有划框子，定调子，需要自己去看材料，梳理问题，自己写出总结。1981—1982年冬天，我钻到首都图书馆报刊库去找资料。只有掌握了资料才可以做综述；读了专著、文章，就可以从中找到经典作家论述的线索，否则就是大海捞针。1982年春天，我完成了三份资料，到历史所交给了宋家钰，当年的《中国史研究动态》第8期上发表了我写的综述。发表前，宁先生也没看，让师兄杨生民看，多提意见。这一次科研写作，使我受到了一次如何研究学术问题的训练，为我日后参与科研打下了方法论的基础。从此以后，宁先生就放手让我去选择课题，自己去进行独立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我和他共同承担了一个北京市社科规划的课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研究。我写了几篇关于李大钊史学思想的文章，后来又写了毛泽东读史的文章，最后写成《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一书。由于得到宁先生的支持，该书最后得以出版。
此后，每有一点成绩就去宁先生那去汇报，每一次都得到他的鼓励。由于宁可先生的支持、鼓励，我的学术研究活动一直没有停止。退休以后这十几年，我仍然没有停止过学术活动。退休后的科研成果甚至远远超过了在职期间的成果，这也是与他的鼓励、支持分不开的。宁可先生对史学研究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将仍然是我今后要致力研究的一个课题。在他的面前，我永远没有自满的资本，没有停滞不前的理由。直到这次宁先生问我到没到八十，仍然表明他对我这年过古稀之人还寄托着希望，是让我又一次进入了加油站。今天，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要牢记他的教诲，他的希望仍然是激励我继续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