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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福亚
我在首都师范大学执教四十余年，宁可先生一直是我的领导。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也是对我最大的影响，便是始终坚持和践行教学和科研并重的理念。他非但身体力行，坚持终身，是践行这个理念的典范，而且言传身教，提倡、指导我们践行这个理念。抚今思昔，我深深感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成就，应是这个理念深深植根于教师心中的结果；如果说我在教学和科研中取得一点成绩的话，也是受益于这个理念。这里粗略地回忆他如何“逼迫”我践行这个理念的几件往事，以兹纪念。
今天，高校教师必须重视科研，撰写论文或著作，已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事。然而，过去并不是这样的。
从我1962年分配到学校，直至高校恢复职称评定工作的漫长的时段中，当时流行的观点是站稳讲台就是一切，科研只是极少数人的念想。理由十分简单，我们是师范院校，不是综合性大学；我们的任务是培养中学教师，站稳讲台，即教学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科研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将提倡科研、重视科研、进行科研视为走“白专”道路。往往会招致批评，甚至成为批斗的对象。“文革”中历史系的“四大台柱”被挂上黑线，不断揪斗，就是这种思想的最好诠释。在这样的氛围下，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提倡科研、重视科研、主张教学与科研并重，完全是顶风作案，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但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成庆华、宁可和齐世荣这几位先生却十分明确地强调教学和科研并重，要以综合性大学教师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们甚至说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有两位科学院院士，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几个？特别是宁可先生，一再告诫我教学和科研并不矛盾，它们相辅相成，教学必须和科研相结合，没有科研作后盾，教学质量上不去，要扎扎实实地围绕教学搞科研，用科研促教学，教学促科研。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正值宁先生的代表作《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及《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发表之际，这两篇大作在学术界引发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热烈争论，在我们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反应却相当冷漠。为了将这股东风引入教研室，他分别找了张海瀛、翁俊雄、杨生民和我四人，要我们认真阅读这方面的论文，找出分歧点和新意，然后说明自己赞同或否认的理由，到他家去讨论，发表什么意见都可以。这是我来到学校后参加的第一次有浓烈学术味的讨论会。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完成教学任务都还有不少困难，科研力量相对薄弱，虽然室里的工作计划中有办学术讨论会的安排，但除了进行教学评估外，一直没有举行过学术讨论。为了让我们感染科研的气氛，引发科研的兴趣，宁先生利用北京的有利条件，只要社科院、北京史学会和其他学校有学术活动，他总是及早地通知我们，“赶”着我们尽可能地去参加。仅北大历史系的讨论会，我就被宁先生“赶”去两次。大概因为我刚当研究生时，参加过山东大学有关农民战争的讨论会，会后还在山东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一篇习作，所以当北大历史系讨论农民战争时，宁先生便“不客气”地对我“下达”了命令：你必须参加，代表我们历史系发言，我已给你报了名，不准推诿！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撰写了《论“轻徭薄赋”》一文去应景。这是我来这里后第一次写了发言稿参加北京的学术活动。
“文革”结束后不久，京津冀三地在南开大学举办了批判封建主义的讨论会。会前，宁先生把我叫到成庆华先生家，叫我代表他们去参加。我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且准备时间只有七天，所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但他们二人先是诱导我谈谈对忠君思想的想法，接着他们也参加了讨论，谈出了他们的认识。三个人约摸交流了两个小时，最后宁先生说，行了，你回去把我们三人谈的内容归纳综合综合，写成发言稿去参加吧。他们两人又给我开了一些书目，以便我充实发言内容。会上我作了《论忠君思想》的发言，反映还不错。回校后，北京社科院打电话找我，告诉我他们的杂志即将创刊，要我将发言稿寄给他们发表。我将此电话告诉宁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若只用你的名义，完全可以去发表，我没有意见。若要我连署，那得让我想想和修改修改。”鉴于发言稿的观点基本上是两位先生的，所以我放下稿子请他全权处理。这一放就是十数年，后来更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思想》发表于《历史研究》。当我阅读这篇论文时，发现已和发言稿面目全非，但宁先生还是署上了我的姓名。尽管我明白受之有愧，始终没有将此文算作自己的成果，却深深地感受到宁先生盼望我们努力从事科研的苦心。
渴望指点，十分关切自己初始成果的结局，这几乎是青年学子迈上科研道路时共有的心态。这些会对其科研的热情、兴趣和信心产生很大的影响。宁先生对此十分理解。所以对我们送请审阅的论文，总是认真细心地审读，提出他的想法和意见，帮助提高质量，或推荐给相关的报刊。当我草就《魏孝文帝迁都得失议》后，拜请了几位校内外的老先生提意见，他们的回音十分快捷，有的说“很好”，有的说“不错”，只有宁先生很不客气地提出了他的评价：“你为谁评论得失？！”这当头一盆冷水几乎把我打懵了。我在冷静后经过反复思考，感到宁先生的话确实击中要害，便认真作了修改。《夷陵之战是以少胜多吗？》一文写成后，我请他审阅，他立即推荐给了《光明日报》。
宁先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造诣，为了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也为了我们培养的研究生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召集杨生民、翁俊雄和我到他家中反复讨论和准备，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这门课程，并规定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的必修课，为时一学年，8个学分，我们四人分段把关，各人指导研究生学习和讨论半个学期。这是我们的研究生最重要、分量最重的一门课，在全国也是首次设置，效果和反映都不错，该课程并荣获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