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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祺
宁可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追思先生，最好的纪念，是把先生的学术事业推向前进。
宁可先生留下的丰硕的学术成果
，对于发展今天的史学有重要的意义。
初读宁可先生的著作，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中显示出的治史大气。
人类社会的历史和自然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家修史的第一个任务。历代史籍中的天文、地理、河渠等内容与纪、传，成为纪传体正史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宁可先生在历史理论的求索中，凸显了这一思想的意义。他在《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论文中，对此作了详细阐发。宁可先生概括自己的观点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因为它不仅具有人类社会发展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涉及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发展和决策的现实意义。古往今来，众多的思想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等对之作了各式各样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论到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对此有更多还原。他并且以动态思维作出论说，认为 “地理环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绝不能忽视地理环境及其作用的研究。
宁可先生把世界文明的交互影响联系起来讨论历史的发展，这又是他的史学独到的通识。比如，在论述德国考古学家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观念时，宁可先生认为：“他的发现不仅在于证实荷马史诗的记述，而是发现了远在荷马之前的一种古文化，第一次使人们注意到去研究欧洲文明的源头，虽然施利曼的发现是在亚洲的土地上。”而挪威学者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的模拟古人的航海活动的例子，表明了“从1722年复活节岛被荷兰航海家发现时起，人们就纷起企图破解复活节岛之谜。复活节岛的居民和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海尔达尔的航行证明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美洲乃至复活节岛之间的文化是可以通过远航联系的
”。
宁可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理论问题，要与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的研究结合起来，还要考虑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探讨，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
在思考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认识等理论问题时，他同样在不断拓宽思路。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他认为：
完整的历史认识应该搞清楚 when、where、who、what 以及 why 这五个方面， 这是对于新闻记者在从事报道时所提出的要求。后来我进一步考虑， 过去我们讲过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或对人们历史活动的完整认识， 或者按其认识的先后次序来讲， 无论是严格的逻辑次序， 或者在发生上的现实历史次序， 应当包括十个方面，我就用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显示， 可以称为 9 个“W”加一个“E”。这就是 when ( 何时) 、where ( 何地) 、who ( 何人、何物) 、work ( 何事、何状态) 、how ( 如何) 、what(是何) 、why (因何) 、effect (效应、结果) 、worth ( 历史价值) 、want ( 历史需求) 。
我用这些“W”字头的英文来表示历史认识全过程， 可能有一些不甚确切之处。但不妨体会它们的本来意义， 做到所谓“得意而忘言”吧。
比较相关的论述，可以发现，宁可先生的思考显示出开阔的视野。理论工作之所以是常青树，就在于一代一代史家不断在新时代提出新的认识。
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联系在一起的，宁可先生研究历史，不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理论的思考，而是对中国历史的民族特色的课题进行理论性的总结。这同样是他治史大气的体现。
以《宁可史学论集续编》为例。从书中的16篇论文，可以看出他的理论思考的特点：什么是历史、历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隋唐五代历史概述、6至13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从传统社会特征看中国农器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要考虑的几个提法、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关于文化的随想、斯坦因怎样骗盗了敦煌文物、敦煌文献与中国历史研究、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这里面有普遍性理论的问题，而其中很多研究，如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古代的商品经济等，是在通古今之变中，思考带有民族特色的历史理论。
在治史方法论上，宁可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发展了前人的认识。
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据法，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独到方法论。但如何理解这一层，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宁可先生以为这样的方法还有不足，他说：“出土的地下实物其实是真实的、直接的、原始的、本来的史料，但也有很大的局限，那就是它只是僵化、物化的人类活动。”
宁可先生的《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
这篇文章，从方法论上，对观堂先生的方法论作了分析，作出新的阐释。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提出“四重证据法”说，他说：
实验和模拟当现实调查之中分出来，把它作为文献、实物、调查之外的认识历史的第四个途径，也许可以仿王国维的先例称为“四重证据法”。它距离我们认识真正的真实的历史的那个目标还很遥远，还只能假以时日，而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努力了。
二是文章对于方法论问题加入时代的新元素，有新的阐发，他说：
既然已经有了模拟和实验人的某些历史活动，那是否可以在已有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上重演或复制过去的历史呢？例如：利用电子计算机像虚拟现实那样去虚拟历史，或者用时间机器或设法通过时空隧道（虫洞）回到历史上的真实的古代去，或者干脆运用克隆技术，再克隆一个或一批历史人物，让他或他们去重演一遍过去的历史。假如是这样，我们在认识历史的道路上又多了若干途径。
这已经在思考如何把当代信息科学的进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这篇文章在当时，可谓是报晓的先声。当代自然科学的进展，已经把大数据、云计算等，应用到社会和历史研究中去了。
还有，是他把文献学与实地考察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开拓了新的领域。比如敦煌学，在这一领域，宁可先生是有重大贡献的
。敦煌学研究的意义，他引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的话：“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潮流也。”宁可先生研究敦煌学，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还培养出学有专长的敦煌学的人才，又把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为学术发展开启了门径。
纪念宁可先生，我们体会到，重视研究当代史家，推动当代史学，是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早在1988年，白寿彝先生就提出，要研究当代史学家的学术成果，这一年他为《史学史研究》杂志写的“代本刊编辑部”的文章，题为《在新的一年里》，文章说：
这几年，史学界的老前辈，好几位相继去世。他们在史学界都有—定的影响，为我国史学事业都作出了不少贡献，有的还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们去世了，他们的学术事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他们有许多创见没有得到发扬。这是我们史学工作中的很大缺陷。我们对此应该有所警惕，应该注意研究他们的学术成果，在他们已经占领的阵地上继续前进。
白寿彝先生又说过：
我们史学界似乎有相当多的人不读当代人的书，不研究当代史学家的成就，因而失去了互相吸收，彼此切磋的机会，这对于推进史学工作的发展，是很有损失的。
白先生离开我们了，宁可先生最近又辞世了。长歌当哭，追念他们一生“生死文字间”的献身精神，展现他们的闪闪发光的业绩，推进新时代的史学，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