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52：哈佛大学与布林莫尔学院

面对黑压压的听众，我扯着嗓子，高谈阔论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讲座前惊慌失措，讲座中情绪激昂，讲座后又惭愧万分 。

8月28日伯林乘“毛里塔尼亚”号客轮前往纽约。

亲爱的威尔逊：

我满怀内疚给你回信，不是因为我这么久才给你回信；我似乎总得花很长时间平衡各种事情，以照顾别人的各种情绪。我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比花在做任何事情上的时间都多，这也许是中欧人典型的特性，不像俄罗斯人的性格。我这种行为和“多余人” 一样纯属多余，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俄罗斯人认为他们非常清楚善与恶的区别，所以他们不需要那种复杂的思考）。你写信告诉我；你寄了张漂亮的圣诞贺卡给我，一定合我心意；你把你的继子 送到新学院。（天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和我，还有一群怪人一起吃饭：当时在场的有醉醺醺的考古学家——一个患有嗜酒狂症的古怪学者，满脑子都是盲目浪漫的爱国主义和极端无聊乏味的无稽之谈——还有戴维·塞西尔，无论他在文学研究上有何欠缺，但他却特别善于平息事端——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评价我们的，不过，如果哪天有人告诉我说他认为我们全是神经病，我也不会责备他。）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我却连信都不给你回。虽然我常常提笔给你写信，但是总觉得除非我有话说，否则写信没意义：而我从来就没什么可说。一批难缠的俄罗斯学生老来骚扰我，他们要我给列夫·托尔斯泰写封信（托尔斯泰会见第9000个学生代表团，在我看来，像是比尔博姆的漫画）。他们的纠缠没完没了，以至于我每一次坐下来给你回信（想到西尔维斯特也曾渴望给你写信，但终究没写，这让我多少有些安慰。西尔维斯特是个绝对踏实的人，他有着法国人特有的清晰思维，他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给托尔斯泰写信这一荒谬的想法就总是突然跳出来。给托尔斯泰的信不能废话空话连篇，于是我终于开始思考托尔斯泰，并重读《战争与和平》的结尾，那段关于历史的收场白虽然“枯燥”但非常著名，而我一点也不觉得这结尾枯燥，反而觉得很有道理，比任何人都写得好，体现了作者惊人的判断力。我就此洋洋洒洒写了篇文章 ，我准备将该文放在某个未命名的系列里出版，该系列到目前为止只出了一本书——《牛津斯拉夫论文集或研究》。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寄给你。也许等你读到它，你会觉得废话连篇：可是在我撰写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有话说的，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该文的中心主题来源于阿尔齐洛科斯 的一个诗句——孤立的一句话——我记得我在科德角曾在你面前引用过这句话，该诗句是：“狐狸知道很多；但刺猬只通晓和专注一件大事。”我猜，这句话的意思是狐狸有许多计谋，但刺猬不会被猎人捕获，仅此一项本事就足以抵过狐狸的所有花招。也许把作家分成狐狸（莎士比亚、歌德、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的先知）和眼中只有重大事件、看问题不完整的刺猬（柏拉图、帕斯卡、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亨利·詹姆斯等）这两类不是很恰当，无论如何，这并不比“天真幼稚对多愁善感”等其他类似的评价和二分法更糟糕。我认为托尔斯泰在本质与天分上是对刺猬笃信不疑、并希望将自己活体解剖的狐狸。因此人人都知道他内心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我试图根据约瑟夫·德·迈斯特的观点，而不是从司汤达或卢梭（据说，卢梭激发了司汤达的创作灵感）角度来解读托尔斯泰这个人。约瑟夫·德·迈斯特是个尼采型的伪天主教徒式的人物，他其实很风趣。不过我现在不准备继续唠叨此事。我于这个月17日左右搬进哈佛大学的洛厄尔楼。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圣诞节时不知落在哪儿，如果还有机会见到你，我会很开心的。我想问些事，比如斯彭德的传记 ，我不觉得（显然是我的个人之见）他的传记写得不好，只是觉得不够吸引人罢了；说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我还想问问有关那些英国诗人——“塔中的男孩”（康诺利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不可思议的行为。 我写的简直就是天书，乱七八糟的，请见谅。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西尔维斯特非常急切地向你表达他对你的爱与敬重，他从没对其他人如此表白过。我觉得他很令人敬佩，他的这一方式不太像英国人。

亲爱的爸妈：

几天的日光浴与美食让我焕然一新，太棒了！我晒得很黑（皮肤不再是“红色”，而成了“棕色”。作为抑郁病症老患者 ，我得补充一句，除非不是很健康，否则不需晒成棕色）。这艘船上的食物鲜美，服务也很到位。我来分析分析原因：（1） 因为这艘船不大，服务因此较好。（2） 这艘船行驶得非常平稳，比“玛丽女王”号或“伊丽莎白女王”号平稳五倍。那些乘坐过“卡罗尼亚”号的人说也比“卡罗尼亚”号平稳。昨天海上吹起一阵狂风——不是风暴，在船上却感觉不到摇晃。因此如果可能，我建议你们以后都搭乘“毛里塔尼亚”号，不要坐“玛丽女王”号（而且认识的朋友不多，因此休息的时间比较多）。船走了一天多，不过仅仅食物的质量就让你觉得很值得。我做了不少事，没什么好抱怨的：我一天内吃了2磅的牛肉，在太阳底下晒了30个小时，还理了发，完成了我的最后几篇英国评论。［……］

爱你们的
沙耶

伯林去哈佛大学报到前，先到罗兰·博登——穆勒在缅因州海岸的乡间别墅和他住了几天。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伯林将在哈佛做访问教授，再一次开课，讲俄国知识分子与社会史。

亲爱的爸妈：

一切都很顺利。整个航行愉快而平静。我下午四点半抵达纽约。第一个来迎接我的人是我的朋友乔治·费歇尔，有人迎接总令人感觉特好，让人在异地他乡充满信心，即使在家乡有人接你，也是如此：让人为你送行总是有点悲伤，有人接总是令人愉快的。我的行李等好长时间都到齐，爸爸知道行李从自动扶梯出来不知有多慢，你得跑前跑后取回行李，等你收齐了，你还得排着长长的队等着海关检查；这些就花了好几个小时，其中一个箱子等了半小时才出现。最后那个箱子终于出现，约瑟夫 也赶到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迟到和致歉。检查员终于来了。麻烦也接踵而至：其中一把钥匙（书箱的钥匙）坏了（为什么？），因此箱子要被强行打开。来了个人，不到十秒就打开箱子，然后用铁皮条五秒钟就封钉好。强行开箱，并麻利地封好，这和英国的做法很不一样。这些书要缴纳关税吗？是宗教机构的吗？不是？是教育机构的吗？不是？那么缴50美元关税。我要求见相关官员。我争辩了二十五分钟，他们终于免除了关税。又问，我的书都是什么语种的？外文？我说有法文、德文等。什么叫“等”？真烦人。除了强行开锁外，其他都顺利过关。我已给伦敦的丘纳德写信，要他们赔我一把新锁，因为钥匙是在他们的船上弄坏的。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这个假期太爽了，凉爽的天气，法国厨师烹饪的美食。［哎呀，我的体重和在伦敦时一样——13.5英石，我只能到哈佛后再吃得清淡些，在那儿诱惑会少些。不过我不吃面包和糖，其他来者不拒。我在这真的很开心，后天会给你们写信，给你们列一个生僻词汇表，这些词汇出现在科伯一篇关于格罗斯爸 的文章里的。该文发表在8月30日的《纽约客》上，诸如moom-pichchehs（摘月人）、moving pictures（移动的影像），还有像Miss Futchin-Tellekeh（算命小姐）等词。］

亲爱的罗兰：

首先，我想上面的地址会让你开心。我在这儿布道式的讲学不会太久，尽管我的黑色礼帽的确让一些来来往往的本科生私下里充满崇敬地议论我，毕恭毕敬地给我让路，如果不是这顶黑色礼帽，他们也许不会那么做。我的旅程安全又舒适，全程都有苹果和我特别喜爱的无花果（一大批无花果很快就会运到——嚼着无花果我有一种奇异的乐趣，好比一位来自东方的游客，独自一人在原始之地旅游，远古的习俗把他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无疑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尽管一个醉醺醺的士兵不停地讲着波兰笑话，使同船的游客时不时哄堂大笑；他的脚有点瘸；他很年轻，成了船上的偶像；但是我憎恶他耍酒疯，我的脑袋越埋越低，几乎就贴到书上了，实际上由于极度的尴尬我什么也读不进去。随着船越来越接近波士顿，这个士兵又是唱歌，又是讽刺奚落，跌跌撞撞，不是自己摔倒，就是撞到咯咯笑的女孩们身上，甚至还大肆诋毁欧洲，我在想一个人的世界有多珍贵呀！一个人的行为与喜好有多么重要啊！我非常感谢你为我带来的那一小圈柔和的光——换个环境我会窒息——并心潮澎湃地下定决心，即使整个世界都与我背道而驰，我也要勇敢地挥舞着旗帜，倡导文明的价值观与文明的人际交往。在这个国家，在我的熟人中，只有你从来都不妥协。你应该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你在一起，让我觉得快乐舒适，而且在道德上也熏陶了我，对此我不胜感激 。（十四小时后，我将体验）你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我还能用哪些词来尽情赞美，昨晚（现在是星期三的上午十一点）我对你和你所做的一切充满了近乎无可挑剔的吹捧与奉承：部分是因为我确实这么认为；部分是因为我的周围突然间冒出那么多野蛮人。不过，有一个很友好的野蛮人到我的卧舱询问我是否住得习惯舒适，然后他百无聊赖地坐下来和我聊起发生在他的研究室里的麻烦与阴谋诡计。我深明事理地点着头，其实我并不是很理解，就好比马赛托 不太了解三一学院一样。（你的信刚收到，谢谢你信中的附件 和乔伊娜医生的地址 ，我把水泵 弄坏，深感歉意，等等。）他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四十分才离开，我累得摊在床上。埃德蒙·威尔逊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吃晚饭，乔·艾尔索普也打电话给我，他的表现很勇敢。可怜的费尔班教授 ，一个令人敬重的自由主义者，与我和你的女参议员 （如果曾有这么个人的话）一样奉行中间路线，前共产党员路易斯·布登兹先生 在反美调查委员会 上指控他是共产党员。乔·艾尔索普是蒋介石的支持者，他强烈反对费尔班先生和他的倒蒋派，艾尔索普在他的专栏中写道，他相信这一指控毫无根据（言外之意就是布登兹在撒谎），并为被指控的倒蒋主义者辩护（我没有读过这个专栏，但是中间派和公正派都这么告诉我的）随即《先驱论坛报》——你的朋友海克斯齐先生 的“老板”——写了篇社论表明自己与艾尔索普对麦卡伦 委员会及其法律顾问的狂轰滥炸没有关系，并公开指责可怜的乔的反布登兹言论。随即参议员莱曼 试图把艾尔索普的文章“写进”《国会议事录》，但是（我从没听过类似的事件，你听说过吗？）遭到一群参议员的阻止，他们以对麦卡伦失礼为由，投票否决了这一建议；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支持莱曼。我是不是让你太激动了？我是不是准确地猜到你的情绪？噢，天哪！不过现在你确实该给海克斯齐先生写封信：你问问他——如果可能的话——为什么他的报纸要攻击艾尔索普；再写信问问你的参议员，为什么拒绝将一个基本上是右翼的可敬记者在某共和党报上的专栏文章收录到《国会议事录》？这一切很令人忧虑，我觉得比1949年的局势更糟糕。我真希望我此刻身在牛津或缅因州，对这些赤裸裸的现实一无所知。当然我很乐意参加10月6日晚上七点的晚宴，但总体而言，我不想去听音乐会 ，甚至不想发表什么评论；我想回到我的书堆中，就像一个不谙世故的学者，我渴望这么做，但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没见到什么人，只见到布灵登男孩 和法兰克福特夫妇，他们都不是当权派。法兰克福特夫人一点也不粗俗：我的朋友，《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菲利普·格雷厄姆，在哈佛给商人做演讲，这在这个时代是很时兴的，他含着泪求我千万不要去听他的演讲。我威胁他，说无论他如何祈求，我都照去不误，他竟崩溃了，非常焦躁、痛苦，完全慌了手脚，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商人。我得停笔了，我必须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男人，我必须进那个牢笼，到员工俱乐部吃午饭，嘴上说着“很高兴见到你”。我必须、必须、必须去，但我真的不想去。再次谢谢你给予我一片绿洲——也许当我赞美说“舒适并快乐”时，我其实指的是“陶醉与快乐”？——没有其他的东西。阿姆利男爵 认为你的健康没问题，我听了很开心。我很向往那瀑布 ，但我受不了多萝西·汤普森 的粗俗，1941年我们在哈佛见过面。

您永远的
以赛亚

亲爱的爸妈：

我终于平安地在洛厄尔楼J11号（就是信头的地址）安顿 下来。一切都很好。在缅因州的假日真爽：美食、宁静、充分的休息、工作，等等。现在又得开始忙得团团转了，但我下定决心，绝不超负荷运转。该拜访的人我都拜访了，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我已与我的一些朋友见了面，今晚我得同法兰克福特夫妇一起吃晚饭，明天要安装收音机，等等。大家都很友好，大伙见到我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经过1949年的社交破冰，我想我现在能做到不让别人浪费我的时间，减少社交，投入工作。［……］我的新房间比1949年住的房间（父亲来过）宽敞多了——大概有两倍大，屋内的家具还挺多的，沙发、扶手椅、三张木头椅子，等等，够我过体面的生活。等前任帝国总理 布吕宁“老狐狸” ——在我眼中他是一个特别邪恶的家伙——10月1日回科隆，我有可能搬到他的豪宅里。尽管他很邪恶，但能住他的房间，我就知足了 。我吃得很好，还有特殊待遇——早餐直接送到我房间，这个待遇的确很特殊。《犹太纪事报》的校样 已经寄到了，法兰克福特快速浏览了一遍，说还行。《外交事务》上的（匿名）文章还需花点时间修改，因为编辑要确凿具体的“信息”。我们拭目以待 ［……］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呢？我现在工作状态很好：不累、不胖、不懒散，渴望读书，渴望写点东西。还能有比这状态更好的吗？我很少有这种状态。但是，如果我得在这儿生活一辈子，我会很沮丧，而且啥也做不了。［……］

非常爱你们，再见！

沙耶

亲爱的特纳教授：

［……］关于元史学，当我发现这个术语源于我和我的同事阿兰·布洛克的一篇文章 时，我想您已经读过该文章——我有点吃惊——我想我该深感荣幸。我对此很质疑，但阿兰·布洛克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在牛津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他和我都出席）我用到这个术语。也许吧，我想这个词该是“methistory”（元史学） ，但是我的希腊文不好，显然，我也不再记得我当时用这个词具体指称什么。就我目前的记忆而言，我们当时在学术会议上讨论的是，历史学是不是也像其他学科一样，如物理学、神学或常识，有其特有的概念或分类；我们试图分析历史学家的中心词“因为”和“所以”的用法，并区分历史学家对这些词的用法与数学家、科学家与玄学家对该词的用法有何不同。我们最后得出什么结论，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坚持历史学家对该词的使用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对人的行为与事物所做出的假设都只是些常识性的假设，历史学家不同于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等，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等在使用类似词语时有其特殊意义。鉴于任何称为科学的学科只在严格界定的领域里使用这些关键词（或概念，或分类，其实最终都是一回事，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因果关系词，但是像“证据”、“可能性”、“真理”等概念，其情形也与因果关系词差不多），史学，如果我正确的话，不是一门科学。于是就有了这些问题：（1） 为什么称有些史学为“科学的”史学，而有些史学却“不科学”？如此区分是因为某些史学某种意义上与自然科学一样需要采集证据——如古文书学、考古学等——或是出于其他原因？（2） 是否专门史（如经济史、法学史等）使用的概念更狭义，更类似自然科学的概念？专门史采用的概念排除了普通历史和常识模糊涉及的大杂烩内涵。再者，显然还有那些更常见的问题，如历史学家使用的概念是宽泛的，还是“预先假定”其特殊的内涵？（这一特殊内涵类似社会学定律，但却是模糊或还未经证实的定律，因此可能更类似更为严谨的某些特殊科学定律。）或者这种宽泛的“概念图式”（如那些占据人类各时期的概念图式——目的论相对机械因果关系，或是进化论观点相对静态无秩序的观点）是否有点类似于科林伍德 所说的“绝对的假定”？在这些领域，这样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应该使用另一个、或许更恰当的术语……如此等等。您瞧，就是这类问题。

那么，在那个令人遗憾的时间点，对历史学家有意无意采用的方法的探讨，我想，就是我曾经提到的“元史学”吧。在历史哲学领域，有些程式化的图式或模式用于分析历史事件如何彼此契合。通过分析（分析工作较不起眼，但却意义深远）那些一直在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如何在他们的思维与著作中提出历史命题，可以判断历史学家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延续另一个历史命题，什么时候需要提出截然不同的命题；通过分析历史学家们在辩论时所依据的逻辑与真理的标准，可以区分历史学家的方法与实验心理学家、古文字学家或有机化学家等采用的武器有何不同。您瞧，这些长篇大论都是您自己招惹的，几乎相当于一个讲座。我向您道歉，衷心致歉。

至于我们的历史学家对历史“诱因”的质疑，我同意你的观点。没有必要深入研究汤因比设想的理论，汤因比设想的理论有时很令人兴奋，但终究不是很严肃，但是否认因果模式（不管他们知道与否）实际上存在于所有的历史“证据”中，是迂腐学究、无生气，甚至轻率的表现。纳米尔曾对我说，“历史感”就是知道为什么某些事情本不该发生；这在我看来是个很好的见解，它假设了一个理论框架（且用这个华而不实的词汇），这个理论框架自动剔除一些隐含的历史后果，将其归结为“不可能”，而且历史学家（非元历史学家）不一定非得说明背后的原因，但尽管如此，感兴趣的学者还是可以仔细研究并有可能找出原因，因为他们对人们如何思考那些经久不衰的话题，或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怎样思考那些经久不衰的话题饶有兴趣。

希望我讲得还算清楚。如果含糊不清，我再次道歉。我对这个话题一直很感兴趣。英国血统的哲学家对该话题格外不感冒，谈论得非常少，如果一大堆形而上学的德国人拥入他们害怕涉及的领域，并扬起大片尘土以至于人们抱怨看不清方向时，他们就会质疑所有这些探讨，认为这些讨论含糊不清，缺乏科学性，有点江湖骗术的味道。真没有必要这样。哲学家虽然只是偶尔读历史，但相对物理学或数学，他们对历史更了解，对物理学或数学知之甚少。因此，讨论历史更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您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爸妈：

如果我的信写得很短，原谅我。我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让我用长篇大论写日常琐事 真的不太可能。不过我当然会经常给你们写信。我挺好的，痔疮没有复发的迹象，我想这得归功于血液循环的改善。这是少食油腻食物、减轻体重的结果（我现在178磅，我想体重就减到这，我或多或少该正常饮食了）——十年来，我第一次感觉这么良好。我现在意识到午饭、晚饭吃得太饱——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对我都是致命的：生病、中断工作、早上昏昏欲睡，等等；在这我感觉好多了。显然我不能吃面包、土豆、糖果。我的生活现在很正常：晚上十二点上床，上午九点吃早餐。没有什么需要汇报的，没有认识新朋友，不仅如此还避免见老朋友，否则我就没有时间工作。每周四节课，再加上准备布林莫尔学院的讲座，这些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我把哈佛当作修道院，只要有可能我就钻进图书馆。［……］我讲的课由私人秘书记录下来，所以应该是存档了。我拒绝给任何协会等做演讲，做自己的事情我更快乐。等我一完成布林莫尔学院这本书，我就准备着手写一本大部头的书（别林斯基等）的第一卷，目前我正在收集相关资料。［……］

爱你们的
沙耶

亲爱的汉姆：

请原谅我拖了这么久，不过尤迪思先生一直以来身体不太好，劳累过度了。他下周六会来纽约，不过只稍作停留——只逗留四五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做不了什么事。不过在我的高压下，他会在半个月内（我猜）完成他的任务，你很快就会拿到文章。目前他对社交出奇地反感。不过无论如何，等他事情做完（无论如何也得到12月中旬），他可能会恢复社交兴趣。当然，我会及时向你通报这个极度令人不满的人的最新情况。

收到你的电报 前，文章已写好。我注意到，你的沟通风格坚定而执着，这种风格并不令人陌生，这是一个长期受气但豁达宽容的耐心编辑在长期与一个特别急躁、马虎低效的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作者最终还是响应并致歉了，尽管拖拖拉拉（这使得双方都恼火，对大家都无益），但最终还是交了稿，这一切只有最大度的编辑才能包容。［……］

亲爱的汉姆：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发现上周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阿兰·约翰·珀西瓦尔·泰勒先生的文章，他对乔·斯大林大叔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尤迪思先生仍坚持他的观点。我想署名问题最好还是按原计划。时间会泄露一切的。这世上至少有12个人知道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然而，对文章涉及的这个国家的可能受害者而言，不暴露作者真名在我看来是很现实的。只要真名没有暴露，质疑的空间还在，他们的生命（我愿意这么想）就不会（或少）受到威胁。深入考虑这个问题，我就想彻底阻止发表该文，理由是你不应该自己冒最小的风险，而将其他人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从来就没有这么多的人从这么少的人那儿获得这么多的东西，而且时间这么久。这句话不是出自尤迪思先生的手稿，你可以算幸运的了。）我尽量驱散这个想法，尤迪思先生就是我隔着现实的薄纱，我掩耳盗铃地把我所有再明显不过的特征藏在这层薄纱后面。

自从尤迪思先生上次寄给你那封信后，他想起了一桩事情，就只有一桩事，就是后来补充的那一点（关于伪辩证法的存活概率）是否有必要从潦草的稿件中删除。也许该提到，这很像长期的全民军事动员，发动普通苏联民众入伍并参与军队的各方面工作——（在这方面）德国人和俄罗斯人最典型——如果举国上下完全军事化，平民百姓严阵以待，那么这种状态能持续这么久一点也不奇怪，同样地，我们还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内在的恶一定会颠覆这个政权（就像我们的朋友X先生 ，他就坚信内在的恶必定会颠覆政权）。前几天有人告诉我有人和那两个苏联飞行员 中一个谈话——那个没有返回苏联的飞行员，他们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同伴执意回苏联（我记不清他们的名字，我想一个叫皮罗戈夫，但我不知道他是留下的那位，还是回苏联的那位）。他回答说，人们带着他们在弗吉尼亚转一圈之后，就把他们安置在纽约的一套公寓里，并给他们一大笔钱，却不让他们做任何事。那个最终回国的飞行员发现这种生活比苏联劳改营的生活更让他无法忍受。这也许有些夸张，但却有一定的道理。显然在我们这个国家，那些与“逃兵”打交道的人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组织他们做些机械、刻板、耗时的事，以防他们觉得百无聊赖。

如果你认真思考军队生活这个类比，我能请你——你现在已经非常熟悉尤迪思先生和他那可怕的写作风格与语法——写一两句话（吗）（作为论据，用于文章某个部分）？其大意是，当前局势突然变得很紧张，该体制极有可能走些难以预测的弯路，在这种形势下问官员和受他们控制的广大民众还能忍受多久这样的问题是错误的。一旦军队生活条件与纪律得以执行贯彻，只要民众没有受到生命威胁或伤害，在那些更追求安逸的国家看来，民众似乎就能无限期地忍下去；农民阶级受到严格控制，他们的生命遭到随意践踏，但他们几乎就没想过要反抗或闹暴动；18世纪或19世纪的俄罗斯农民在军队中服役几十年、忍受几十年，但就是没有发生过大暴动。不到一个世纪前的农奴解放对农奴的心理影响，也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或像文明人所希望的那么大。在高压统治下，无论管理如何低效，无论付出多大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一切仍旧按部就班，人们仍旧逆来顺受；相对于另一种体制（在该体制中，最终的责任全落在敢于摸索、忧心忡忡的人物身上）而言，在高压统治下民众闹分裂的可能性更小。因此斯大林先生（我希望你能保留“先生”这个字眼）被接替后，苏联爆发起义暴动的可能性比他当政时（尽管他的统治压抑、专制、残暴）会更大。不过我也许已在文章中提到这一点。如果我的文章已讲到这一点，我又在这重复了一遍，我得向你道歉。

我渴望见到你。如果走得开，我计划11月10日左右会来度周末，如果走不开，可能会和宁·莱恩一起度周末。我一定会提早通知你，我更愿意和你一起吃顿饭，基本就我们俩，这似乎有点偏执。我特别向往舒适安逸与私人的生活，事情越简单、越少，也就越好。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你知道“grammar”（语法）与“glamour”（魅力）是同一个词吗？“grammar”是从“grimoire”演变而来的。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我见到你时再和你解释。

亲爱的保罗夫人：

谢谢你11月12日的来信。我还不确定我的讲座用什么题目最好，或许就叫“浪漫主义时期的政治思想”，如果你觉得还行的话，可以加上“1760—1830”。我一直在找一个标题能表达我真正想谈的内容；比如一个特别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观点，各种相斥思想都有了经典的阐述，而当今的争论仍在纠结那些早年就已清晰界定的旧概念。我想避开像“源头”、“基础”之类的词语，因为这会让我致力于谈论像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等。他们也许是这些思想的源头，但我认为他们实际上是这些思想的先驱，而且就表达方式而言，这些概念显然也已完全过时了〈因此我想了一个替代标题“现代政治思想的兴起与形成”〉。如果您想到的标题更简练，我将不胜感激。〈也许第一个作标题，第二个作副标题。我把标题的决定权就留给您吧。〉至于独立的讲座话题，我有如下建议：（1）“自然概念与政治科学”（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 ；（2）“政治自由与伦理法则”（康德和卢梭）；（3）“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费希特 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4）“个人自由与历史进程”（赫尔德 和黑格尔）；（5）“社会体制与黄金时代”（圣西门及其追随者）；（6）“反革命”（迈斯特和格雷斯） 。

希望这些讲座您觉得合适。如果您还有补充或想换题，尤其是如果这些题目在您看来太苍白，我可以试着再换题。

非常感谢您为我母亲到美国的访问所做的准备，但是她是否来美国还不确定。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克莱丽莎：

好久不见，我突然变得很怀旧，很想念过去的黄金岁月。特别想见你：你好吗？你在做什么？你是否颇为知足？繁忙的工作与禁食让我介于沮丧与麻木的中间状态，医生的威胁总让我万分惊恐，我不得不禁食。相比第一次，我在哈佛的第二次访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让我更开心——同样的脸孔，同样的亲切友好，学生们满脸都是对知识的渴望，依旧那么感动我，但是气候也依然很干燥，生活依旧单调、缺乏活力——如果不是时刻想着可以回去，我简直没法坚持下去，也写不了任何东西，因为中央空调恒定的温度令人沮丧，并抽干了所有的想象力与情感。到处都很干燥、乏味。决定来哈佛这个修道院后，我真的来了；我拒绝去华盛顿，哪怕一次也不去；但去了趟纽约，只为了去听托斯卡尼尼指挥的音乐会。在我眼中，他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指挥家。在其演出的最后阶段，所有马戏团团长那种意大利式的丰富表现力不见了，只留下不加任何渲染的、超验的美妙品质，就好比诗人在他们充满嘲讽的对位创作的最后阶段露出骨骼，达到了X光通透的效果，并获得了终极真理与绝对的客观，丝毫没有艺术家入侵的痕迹。他的表演就像神话学历史学家构想的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步入了一个不可阻挡的阶段，所有的批评声都安静了，完全征服了人们的感官、爱好及对事物的苛求。我不能再继续我的热烈赞美。一定给我写信。我一个人太孤单了，孤单闭塞很痛苦的。我听说乔治·威登菲尔德准备和简·西弗 结婚，这个婚姻很不合适。如果你告诉我他在恋爱，我不相信，也不在乎——无论发生什么，这都是一个中欧喜剧。据说朱迪·蒙塔古准备嫁给一个粗俗的美国人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他，就不喜欢他。我还单身，这也引来不少猜疑：快和伯吉斯差不多了 。你还好吗？你有新朋友吗？这个新政府让你兴奋否？［……］你当真爱上嘉宝小姐？我觉得她做作，难应付，当然她很漂亮、健康、正常，但举止像个男人，很平凡。我的判断有错吗？我需要你的来信与鼓励。

深爱你的
以赛亚

亲爱的N：

匆匆去信，算是对你来信半正式的回复吧。你对我在电台做讲话节目的日期 满腹牢骚，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正处于歇斯底里的忙乱状态，每天都在准备讲座的初稿，这是事实。而且可以肯定，终稿一定要等到2月11日讲座前才能出炉。在3月下旬讲座结束时，显然，我不需要马上提交稿件出版。尽管我有充足的材料——有上帝的保佑和打印这封信的女士的帮助；相对于上帝的保佑，我更依赖打字小妹的帮助——能保证讲座顺利进行，但是这些材料凌乱不堪，没有任何参考文献。仅没有参考文献这一点就不能证实与支持其中的结论，但实际上我本人已经核实过了。你很容易注意到，在观众面前滔滔不绝地做讲座是一回事，而将文字印刷出版，即使是在像《听众》这样的杂志上发表，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大概于4月底回到英国。我会带回以下材料：（1） 讲座的初稿，部分是打印稿，部分还是我的手写稿；（2） 可能还有一份讲座的录音脚本； （3） 各处收集的旧文献，这些还不完整，也许与原文也不相符，还需要通过大量布伦特式的研究 进行增补，这样才能做到客观、真实、可靠。因此，我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去整理这些原始资料，然后才能将稿件交付牛津出版社。（我论文的核心主要来源于我演讲过程中真正讲到的内容，而不是这个演讲该讲的内容。）如果我5月份开始工作，恐怕8月前（如果8月能交稿的话）还没法交稿。1953年之前我没打算把稿件交给这里（美国）的出版社，尽管我的稿件在1952年之前，如1952年11月，就能整理完毕。另一方面，如果顺利的话，到8月底或9月初，我的文稿将基本整理就绪，那么广播讲话稿将在此基础上进行压缩，并基本成形。我知道你在删减、压缩、突出讲话内容方面能创造奇迹，但是4月底前我没法整理好讲稿交到你神奇的手中，而4月底无论如何都有点迟了。而且该文稿中针对某些话题的陈述，我不敢担保其出处的精确性，其背后数量巨大的参考文献只能依赖于仁慈的学者自己。至于吹毛求疵的对手，那就不敢去想了。我想无论你还是英国广播公司都不愿意在《听众》上刊登这样的文章。你可能会问我，在建议5月交稿的时候，为什么以前就没有考虑到这些。对此我的回答是——总是和以前一样——错误，完全是我的错，我估错了写书及文献标注所需的时间。我不否认到5月份我能拿出某种纯理论的即兴讲稿，但是那也不能在《听众》上发表 ，这不是《听众》想要的那种稿件。主要是由于5月初我的讲稿压缩版可能出不来，我怀着无限的内疚，并以死不悔改的奥勃洛摩夫式的本性 ，请求延期到10月或是11月，并向你神圣地承诺9月一定将可任意删减的文稿交到你手中。这样稿件可以有很大的改进；如果有扎实的研究（尽管未必在文中出现）支撑，稿件也会写得更好；如果把混乱不堪的初稿交给你［而实际上你是可以拿到完整通顺的终稿（尽管写得不好，尽管枯燥无味）］，会让我惭愧万分，也会让你不开心。无论如何4月底之前我不会回国。还能剩下多少时间准备稿子呢！想象一下9月份最后阶段的狂赶与匆忙（总会出许多差错，接着又道歉），9月份肯定还不能做到悠闲自得、平心静气、修身养性。请一定代我向哈曼·格莱斯伍德等致以我最谦卑的歉意——我知道这个借口只能在万不得已时用一次。

在这种不愉快的状态下，我以我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向你问好。

你永远的
沙耶

附言：〈如果你打算把信给别人看，一定要删减一些内容。〉提到温德 的候选事宜，我会给卡恩 写信，告诉他我觉得温德非常优秀，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特别乐观豁达。不过我听说布伦特，可能还有博斯，对莱兰兹 和院长 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莱兰兹和院长有可能受他们的影响阻止温德入选。情况是这样的吗？还有其他什么事我能尽点力？我对这个事情真的很热衷。国王学院如果把这个岗位给目前提到的其他人，国王学院将因此蒙羞。

哈佛大学的讲座一结束，伯林就到华盛顿和纽约休假。但是全灵学院传来了令他震惊的消息。

亲爱的妈妈爸爸：

我现在人在纽约，住在塞缪（尔）·伯尔曼 的公寓里。我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我在坎布里奇努力工作到12月24日：完成了讲座［……］到布林莫尔学院宣读了一篇哲学论文 （又回到乱哄哄的热闹场面），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准备将来发表（我预测我的小论文集将比长篇著作更有价值）。从那儿我直接去华盛顿和菲利克斯相聚（火车上碰到科莱克 ，之后又碰到托斯科·费维尔 。他们不无调侃地告诉我，威登菲尔德已经屈服了，正准备和泰迪·西弗 的女儿结婚。我猜，钱就是钱，即使是英镑）。那儿令人陶醉，两人都让我转达对菲利克斯的问候。我还偷偷溜去拜访文森 （认识他，我有点惭愧），他比以前胖多了，很妒忌我的“苗条” （我尽量拍张照片给你们看看），文森夫妇对我非常热情，用俄罗斯美食招待我，这对我备受嫉妒并努力保持的体形可不利。我见到了波伦，还遇到艾奇逊，他很友好，但也很像你我 ：我总是希望政治家都能像温斯顿和魏茨曼一样有良知，或者像贝文，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只有这样政治家才能领导别人。艾奇逊，虽然正直诚实、绅士、智慧、高尚、文明等，但只是一个有着英国背景、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他还需要有自己的坚定信念。杜鲁门的所有地方主义行为后就有这么个信念支撑着，他对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念特别坚定执着，但是温斯顿的手段 却让他们所有人害怕恐慌，大家就像年迈老鹰面前的小鸡，所有人都揣着口袋，以防这个老男孩在他们沉浸于辉煌与荣耀而忘乎所以的时刻偷走或骗走他们的东西。很可笑。我见到了弗兰克斯，他很焦虑但很友好；以及摩根夫妇 ，他们俩都很友好，她很真实、很可爱；还有格雷厄姆夫人。之后我回到纽约（见到普里查德，也是个可怜人，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令人怜悯，他对所有的朋友都很友善，法兰克福特等人也迫切地展示对他的友爱）。今晚我去看歌剧。［……］

［……］斯帕洛给我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涉及全灵学院，信中暗示亨德森由于心脏问题可能辞职，因此我们的局势又将再度混乱——斯帕洛暗示我应该回去加入这场即将开始的混战。我回信说我不准备像上次那样参与竞选——我真的不想当院长——这对我是个莫大的精神负担。弗莱克斯纳系列讲座不能中途突然放弃，如果出现可怕的危机，倒不妨通知我，如果必须匆忙赶回，我会给予考虑，但如果可以避免，我就不会回国。现在我真的不想再次经历那样的梦魇。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预防一些可怕的傻瓜或敌人当选。为避免这类事件发生，我可能会提早一点回英国。希望没有这个必要，现在什么都还没公开，罗斯恐怕已经开始搞阴谋活动了。我宁愿远离这个即将到来的阴谋，不过我觉得自己恐怕还是脱不了身。

爱你们的
沙耶

亲爱的戴维：

我一直，一直，一直想着给你写信，可是不能，因为（正如我过去常常告诉你的）这个国家使人变得干巴巴了无情趣：完全没有了想象空间，让人任何事，哪怕像写信这样的小事都做不了，只能偶尔像机关枪扫射般的胡乱收集些杂文。我收藏了些笑话与闲言碎语寄给莫里斯，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会受到伤害。而且我也能收到他逗趣的回信，挺好的，不过我们只是彼此很熟，还谈不上亲密。这里很难有隐私。我在哈佛待了四个月：首先和博登——穆勒先生处了半个月，这半个月温文尔雅、无所事事却轻松愉快：听了许多1908年未成年德国人的忠诚故事及有钱人家年轻人的故事。然后就到哈佛。没有上一次感觉好，可能是因为这是第二次到哈佛访学，也可能是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先是给哈佛讲课，接下去又要给布林莫尔学院做讲座。每个人都很友好亲切，但是相对牛津（恨之深，爱之切），任何事都显得古板无趣。就像英国的剑桥：女东道主依旧很热情，但她那狄更斯——马丁·翟述伟式的喜剧 不再像1949年那样令人兴奋。另一方面我也做了许多事情：大部分时间就好像生活在修道院，清心寡欲、埋头工作。有一对夫妇——皮克曼夫妇——你真的会喜欢他们。海斯特·皮克曼，年纪大概六十岁，和任何地方的知性女性一样优秀；她的丈夫 很富有也很友好。否则我想你会比莫里斯更觉得这是一片沙漠。佩里·米勒 夫妇缺乏人生的甜蜜 ，我［？］：这是个适合工作的好地方。我只交了一个新朋友，一个叫拉斐尔·萨勒姆的法国人，我猜他来自萨洛尼卡。他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巴黎，做银行家和音乐赞助人；另一半的时间则在麻省理工学院（很美的名字）任数学教授。他和他的意大利妻子都给人莫大的慰藉——不喝酒、法国化、超文明、收藏艺术品、愤世嫉俗，却恰到好处，他们和这个面团状的混沌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比以前更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流放到美国。我沉浸于忘我的工作，并完成了两篇论文和六个讲座，这些将成为我准备写的书（关于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圣诞前我离开坎布里奇，前往纽约，突然发现我又回到这个世界。第一个让我回到现实世界的就是朱迪的未婚夫，一个叫墨菲的人，高大、笨重而且粗野，他写了不少关于李尔（爱德华）和蒙巴顿的著作，收藏贝克福迪安纳的作品。他很神经质、令人尴尬、很难相处，也许挺友好，但我觉得他总制造麻烦，经常会毫无意义地哈哈大笑，显然他读了不少书、很有钱，是个难以控制的人，一个内心矛盾的大个子，很难对付——如他们所言：“挣脱束缚的野兽。”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人，我猜他应该也不是朱迪喜欢的类型。我们走着瞧吧。朱迪认为，她最好先嫁给他，然后再离婚，这总比压根没结婚好；或者如果需要的话，就同居。乔马上松了口气，但很生气，说了很多那个可怜人的坏话。我一直在研究乔这个人，现在我的感觉是（我想知道我的感觉是否正确）他非常高尚，大胆无畏，在德雷福斯案等事件中表现得相当优秀、人性化，但对人性一点都不了解，根本不懂政治。他对社会恶习的批判很精彩，但是他的政治分析很学术化，全是高谈阔论，完全错误，罗尼·特利更懂他。讲到罗尼·特利，他在纽约并不开心，他宁愿生活在伦敦，保守党政府让他难受，（所以）他不愿留在英国。他和澳大利亚的比彻姆伯爵 很相像，但境况没他那么糟；他那些当政的狐朋狗友给他的打击很大，他一直没能从中恢复过来，他只是个有钱人，但没有任何影响力。玛丽埃塔说英国的乡村生活比什么都好，但是她还是更喜欢这儿。她正在跟一个法国人学希腊语，他们授课的用语却是法语（我没法想象他们双方在上课时的语言有多滑稽），圣诞节我在他们那儿住了两天，这两天特别愉快。罗尼怀疑你的嫂子 并非那么喜欢美国，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并没有被完全蒙骗。他喜欢朱迪的男朋友，因为他难对付、有钱、收藏绘画作品，跟不上朱迪的敏捷思维，如果你听懂我的画外音的话。我没有见到奥登，只是见到伊舍伍德 ，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具有E. M.福斯特的感伤情怀和老处女般存心不良的眼睛。这让我想起：我曾居高临下地批评戴维·加内特 母亲的翻译作品 ，我担心戴维·加内特对我非常生气。他给《观察家》 的信，如果你读过，就是典型的礼貌的愤怒。他们登出我的回信了吗 ？他们没告诉我。昨晚我见到约翰·福斯特，他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认为熟悉的脸在异地就会不一样了呢。还有伊妮德·琼斯 ，他们认为她不是一流的作家（黛安娜仍这么称呼她“我的新朋友琼斯夫人”）。黛安娜认为你岳父 的私生活，相对于他的谈话与作品，简直就是一个谜，没人知道。［……］艾奇逊和艾登在巴黎发生争执，艾奇逊说如果当时美国在某方面支持我们，我们现在就不至于面临毁灭；而艾登的观点是，他听到那些愚蠢至极的官员还在说要带领我们攻入波斯花园 ，他怎能支持这些白痴呢？等等。与此同时，伟大的美国人民很崇拜温斯顿，他的声音是宇宙上唯一的声音，近乎神圣，能指引人们解决当今世界上的所有问题。温斯顿显然对美国民众比对其他地方的民众更有影响力，华盛顿因此很恐慌。温斯顿拒绝公布日程表，这也让他们特着急：该如何对媒体发布公告？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对托尔斯泰的戏仿让人觉得很滑稽可笑。政治家——艾奇逊——私下里是个诚实正直、友善的脸孔，现在却痛苦地扭动着手臂与身体，一副绝望、迷惘、软弱的模样，和托尔斯泰小说中的“重要人物”简直一模一样：如今贝文式的农民智慧不再有了。我认为温斯顿就是拿破仑，而杜鲁门就是库图佐夫 。天哪，托尔斯泰会多恨罗斯福呀！我得说，去华盛顿住上两天，目睹舞台幕布 后的骚动、暴怒、焦虑与胡闹是非常“有趣”的。我很喜欢列文夫人 ，她很快乐。乔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你也许很肯定结果会不错，他在政治上就是一头驴，最高贵、最高尚、最勇敢的驴，但终究是一头驴。还有一头比这更糟糕的驴——阿奇·麦克利什，在某种意义上他很空虚，是民主的最后一个银喇叭。我见到埃德蒙·威尔逊，他的状态不好——酗酒等——但是他说他准备写篇关于马尔罗的文章。埃德蒙·威尔逊认为有两个T. S.艾略特：大家常遇见的T. S.艾略特，其本质就是个恶棍（他用的就是这个词），而受人敬重的艾略特很欣赏这个恶棍艾略特。我不是特别明白他的话，只是模模糊糊好像懂点。［……］斯帕洛寄了封密信给我，是有关全灵学院的。他估计休伯特爵士不会当院长，而且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罗斯在搞阴谋，他想在亨德森去世前认定一个候选人。因此他要求我回国，或参加选举，或做朋友，或者作为局外的观察员。我自己很清楚除非整个学院发起运动高呼“大将军，大将军” （这是不可能的），否则我绝不会去竞选。我不能扔掉布林莫尔学院的讲座不管（这个讲座对莫尔学院是件大事，他们很重视），匆忙赶回去为他人出谋献策。我最好远离事端。对于莫里斯在这方面的建议我不能当真，我担心，他要我回国，主要是因为他觉得我留在美国没什么必要。他的观点是“他在美国干嘛？纯粹是浪费时间，等等”。我最害怕收到我那些“激进的”朋友脏兮兮的来信祈求我“站出来”竞选。我该怎么回答呢？我想沉默和保持距离就是最好的回答。他们爱干什么，随他们去。罗斯如果举荐布里吉斯不成，他会推举任何人（但绝不会推举斯帕洛）——哈德逊 ——任何唯命是从的雇佣文人，并到处为他们游说拉票。但是对罗斯会做什么，我并不在乎——亚历山大·萨克斯（A. S.）的那些同伴们在其他方面令人厌烦，但并不是特别疯狂——但是阿尔弗雷德·莱斯利·罗斯却是偏执狂，报复心强，喜欢操纵一切，可能会有危害。我希望你能——通过可靠的信息源头，不是通过罗斯，也不是通过达米特 ，而是通过那些值得人敬重的普通人——把底细摸清，并告诉我是否真的必须风风火火地在风雪中飞三天回到全灵学院，还是冷静，平静地在这儿继续工作？或者不能？今天下午我遇到艾登夫人 ，她对人比安东尼更友善。

我必须尽快结束这封信，因为我马上要去看歌剧。除了牵挂全灵学院和担心我的讲座缺乏内涵与深度外，我真的挺好：体重轻了30磅，感觉更年轻、更舒服。我准备给大英百科全书专门就1951年写篇文章，宗教在我看来似乎是个流行话题：这一年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罗伯逊 。如今最时髦的就是艾略特——奥登——巴特菲尔德 ——莫里斯——格雷厄姆·格林 ——伊芙琳·W.——尼布尔式的宗教倾向，它利用文学化的宗教作为最新的手段来揭示最令人不快的现实（而揭露现实的阴暗在过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心理分析学家的专利）：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世界之所以丑陋阴暗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在于人类不信上帝这一传统看法，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不常见；更常见的是另一种可能，即丑陋、混乱、悲剧必须存在——而且越丑陋、越阴暗、越晦涩就越有必要（这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和审美意识所排斥的），因为这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典型的“因为荒谬，所以我信” 的神秘信条所需要的，即在地狱之火与折磨的另一端总是天堂之光与救赎；（在我看来）用宗教的天堂与救赎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或注重心灵的浪漫主义是极为肤浅的。人们会误解我的看法吗？我预料有人会的。我在这儿见到了伊丽莎白 ，之后她就乘飞机走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清醒明智、快乐、迷人。她喜欢这个国家，对她而言美国是生命的源泉，而欧洲则是一堆炭渣：我懂她指的是什么，但我不赞同她的看法。她永远都不会放弃美国，由于她年轻时的强烈渴望，她将永远都不会觉得满足（就像朱迪·蒙塔古），只有纽约和好莱坞（不，我把好莱坞划掉）能让她尽享这种生活——巴尔扎克 笔下浮华且虚幻的灯红酒绿的生活——能解其饥渴。葛丽泰·嘉宝说和你在一起真好：你们常见面吗？我觉得她很无趣，令人尴尬，我和她相处的时间从不超过25分钟。艾登先生有没有再向克莱丽莎求婚？克莱丽莎还好吗？她是不是也和嘉宝在恋爱？她说希望回到牛津与你我见面。最后一点，这里有一个叫玛丽·麦卡锡（想不到还有人与你的岳母 同姓同名）的作家，她聪明，既美丽又庸俗，而且文笔恶毒，她希望能获得富布莱特项目 的资助到牛津讲授19世纪欧洲小说。她为《纽约客》写故事，风格油腔滑调，把纽约知识分子批得体无完肤，她就乐于折磨纽约的知识分子；是威尔逊的第三任妻子。她很风趣聪明，值得和她聊文学，她的批判有点恶毒，有时会让我们所有人完全沉浸在小说世界里：还有可能来一两段艳遇。我很支持（她到牛津访学），能让我们有一个学期的悸动感觉：得由你的下属为她提交申请吗？她说是的。离开牛津后，她想去希腊。一定把她请来。她对弗莱迪和凯斯特勒的评论令人反感，但同时也很有趣。你能不能和我多聊聊她？《地平线》 刊登了她的一篇小说。我想：请她来，我们并不用花钱，像这样的人是很有潜力的。特里林 也想来访学。请一定一定给我写信。问雷切尔 好。

以赛亚

亲爱的玛丽安：

这四天，我在你家过得特别开心。一方面是因为你一直舍不得我启程：无疑还有部分原因是我饿得出奇——相对以前，今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每次吃饭我都胃口大开。我发现你和菲利克斯都很健康，心态特别平和，而善良的艾奇逊先生缺的正是这种宁静平和，我真为他难过。我只见那些我想见的人：每一刻我都很开心，我最喜欢和你们独处的每个夜晚，虽然你因我没看清怀特海夫人的真实性格而对我有看法：认为我是透过望远镜在观察远处模糊不清的侏儒，并由此得出不真实的看法，这些看法有些正确，有些不正确，但总体上看不透真实的主体：我的确常常如此：我喜欢圆形的装饰图案：而且我会坚持自己的臆测：我就是通过这一感觉去了解人的，而不是通过对他们一点一滴的印象；我喜欢三维模型，而且我特别不擅于对瞬息万变的生活做出迅速的判断：但是我随时准备在事实面前不断地修正我的模型：但是吸引我的是长远的东西，而不是短期的表现：是性格而不是情绪，不是吗？你觉得呢？无论如何我们和麦克利什夫妇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想用阿斯特博士交换怀特海夫人：我想我们得在对福斯特的看法上做出妥协和退让。如果你对阿瑟·施莱辛格的看法做出让步，我就会接受你有关芭芭拉·瓦德的评价，等等。但是我不相信我对格雷厄姆夫妇，或摩根夫妇，或沃克夫妇，或弗兰克斯夫妇的判断基本是错误的：我死抱那些定型的黏土模型不放是否令人绝望？那些黏土模型原则上并不能反映生活和性格中的众多细小的微粒。如果是这样，我注定是错误的，而你则绝对正确。不过除非某些突变证实了我的错误，否则我还会坚持我一贯的幻想。我希望普里查德不要来为我送行（无论是在邓巴顿大道还是在火车站）：他本意并不想来送我，但他实际上总会到场：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不必到场，他人高马大，却不够聪明，因此他站在那儿就像个农民，局促不安，他会突然“接话”（借用E. M.福斯特的话 ），但总接不上话，反而打断了别人的谈话：第一次我觉得自己真的有点情绪：但是他堵塞了所有的可能性，即使是最平常的话语。如果可能，我2月份来拜访你们。

沙耶

今天我打电话给朱迪·M.，没有任何迹象；我也没追问。毕竟即便出了什么问题，她也不会随意就告诉我：不会马上告诉我。

亲爱的爸爸：

［……］如果亨德森真的辞去全灵学院院长一职，我的伙伴们就会命令我马上回国，回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接替他的岗位（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也不想当这个院长），而是去阻止罗斯提名的某些候选人：我可能是反罗斯党的领袖。但是我怎么能失信于布林莫尔学院呢，为这个讲座，他们已做了大量宣传！（顺便说一下，2月5日我将搬到布林莫尔学院，现在还住在哈佛）。但是，我知道全灵学院会不断地发电报来骚扰我，催我马上回去：如果我没有回去，他们还会骂我懦夫。因此，这整个假期是不可能安宁的。不过，还是让我们继续假设一切都平静发展吧。我很健康，体重仍保持170磅；仍旧很快乐（只要全灵学院不要像牙疼似的老来折磨人），准备给T. S. 艾略特 回封信，他给我写了封激愤不平的信，信中说“有人”把我发在《犹太纪事报》上的文章发给他，他认为我在文中诬陷他。我现在工作很卖力，因此没能经常写信。您的担心是荒谬的。

爱您的
以赛亚

亲爱的戴维：

你总是正确的。我一天内做了一个讲座，之后又花了六小时向秘书口述讲稿，一整天下来，我已经筋疲力尽，几乎没有思维了，所以只能继续机械地口述，而没办法给你写信，那种写给朋友的信，甚至连只言片语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口述，秘书记录，完成了一封给莫里斯的信——与莫里斯的信件往来已成格式化了——驾轻就熟、轻率随意，就像用无线电波传送的简报——“新闻短讯”，有点刺耳。此外，以同样的方式我还给托尼 等写了信，但因为是至交，就没有给你和斯图尔特写信。哈佛的工作和这枯燥无味的生活快让我发狂，我强迫自己到纽约和华盛顿走走，我非常喜欢纽约和华盛顿，这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全灵学院这片阴云令人厌烦：我可以肯定，即使我能够从讲座中抽身回国，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斯图尔特给我的回信很严肃：指出我的本能反应就是尽可能地远离这个局势，并宣布不参与其中；但是，抵制罗斯是我的职责，等等。他说的都对，他也理解我。他说我可以团结（其他没人可以做到）那些“激进党人”和其他无派系的人形成一个阵营，这个阵营至少可以阻止阿尔弗雷德·莱斯利·罗斯，否则罗斯自尊心和报复心 很强，他完全有可能做出最恶劣的越轨行为。就这点而言他是正确的，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偏执，但如果我勉强能早点回来，中断我在这儿的工作回国（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并明白表态参与竞选或在背后做一些工作，这种越轨行为就不会发生。因此，我祈祷并希望他们能说服休伯特推迟到4月或6月再辞职，到那时我已回到全灵学院。一定和斯图尔特谈一谈：他对全灵学院有独到的眼光。我还想知道你能否给些建议，虽然不能让我躲开这些骚乱，但能让我不必中途突然回国，不必违背神圣的诺言，我可以肯定即使我毁约回国，也没有什么意义。通过逐步唤起常识，通过反对罗斯的闪电战术和其无聊的诚实美德，人们也能得到些合情合理的结果。但是如果我只是匆匆赶回来一个多星期（如果有人借我钱，我可能会回来），我的作用不大。而且我没有给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就突然离开，使他们举棋难定，不知讲座是继续还是取消，这可太荒唐了（我的演讲有点像福特演讲 ，一个人不能在讲座前的三个星期突然说不能来了，原因是得赶回家参与某些责无旁贷的密谋）——如果休伯特能推迟到4月辞职就好了。一定告诉我该怎么做。我毁约肯定是不对的，最好不再想那些我无能为力的事情；但是那些年轻人的指责声又会常常扰乱我的平静。

以赛亚

亲爱的爸爸：

［……］至于艾略特，让他介意的是，我在一段文字里将他与凯斯特勒 相提并论，说犹太人的内心充满恐惧，并死抱教条不放；而且我还说尽管某些人不讨人喜欢、言行冒失、好斗，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艾略特还是柏拉图都没权利将他们“隔离在城市边界之外”。我已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找到了一段极具挑衅的文字，准备给他写封很礼貌的信，原谅他的言行。［……］

爱您的
沙耶

亲爱的戴维：

我焦虑不安。全灵学院的困境让我夜不成寐。我想当院长吗？不，我并不在乎当不当院长，相反地，没做院长我会更加开心：这不是适合我做的事。如果非要我做院长，我也会接受，但我绝不会为之而争斗，无论如何我当院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想到像罗斯之类的人物当选，我就恶心，这比我个人的抱负更令我焦虑，我想我真的得放下这里的工作。我一点也不讨厌罗斯，但也绝不喜欢，但是他当院长会有很多麻烦。学院里的那帮同事——46个选民都是缺乏主见、轻易盲从的傻瓜——谁都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柯蒂斯 、萨尔特、福尔斯 和罗斯都在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在斯帕洛对罗斯的公开角逐中，我当然是个狂热的斯帕洛支持者。虽然斯帕洛当选有些不现实，但他无论如何有必要去尝试尝试。他的忠实的崇拜者与追随者莱昂内尔·巴特勒 正在那个过时小船的甲板上点起熊熊燃烧的火炬，那么让这一切发生吧。（斯帕洛之后的候选人）就是惠尔，或者也可能是费伯 。斯图尔特认为我应该回国阻止灾难的发生：毫不吹牛地说，我猜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反贝克特之战的最后关键人物。莫里斯认为只要斯帕洛正式决定参选，我就应该支持斯帕洛，我同意了，也已给他写信表明我的立场。如果1月19日他们没有接受罗斯的建议（罗斯建议亨德森辞职并马上选举），而批准亨德森离职，从而推迟选举日期，那么我4月或5月就会回来，为斯帕洛说话。他当院长，情形可想而知：难相处，动则发怒，不公正。无论是布里吉斯还是弗兰克斯当选，我倒不在意。莫里斯坚决反对弗兰克斯，但千万别将这话告诉他或任何人。他反对的观点很不靠谱，如果奥利弗当选，我倒很乐意。我得直接写信这么告诉布兰德，布兰德支持奥利弗，只是这么做背叛了斯帕洛，我真不想和他吵架。当然，我希望能远离这些事端，我的弗莱克斯纳系列讲座的稿子还没厘清，还有很多事情得做，一边搞阴谋，一边还得与对手同住一楼，这真是折磨。如果我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在学院而使他阴谋得逞，那我内心永远都会受到煎熬。［……］

今天中午朱迪·蒙塔古和我约好一起吃午饭，但她没有露面：据说她和她的那个高大粗野的未婚夫吹了。乔和我这周日聚会，到时会有更具体详实的信息。乔真出色，他的文章一篇接一篇，透过这些文章，可以听到他那洪亮的好嗓子一边在为伟大的老男孩温斯顿高唱赞歌，一边在诅咒艾奇逊和杜鲁门的丑陋行径，指责他们没有向温斯顿靠拢，没有和我们结成“统一的”联盟，带着我们穿越沼泽与高山。温斯顿与弗兰克斯的照片很荒唐可笑，我期待2月份与弗兰克斯夫妇的会面。在私人生活的禁忌领域，他视我为专家，授权我指点迷津，几乎把我看成19世纪90年代的颓废派文人。我喜欢他这么看我，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他身边。现在我要对你说：给我写信。

以赛亚

全灵学院接受了亨德森的辞职，阿尔弗雷德·莱斯利·罗斯作为候选人，参与即将到来的院长选举，并开始拉选票；甚至连伯林也没能躲开他的游说。

亲爱的莱斯利：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你的信亲切坦诚、完全合乎情理并绝对公正：我听到些令人不安的传闻，说可怜的休伯特出现健康问题。这对全灵学院来说——对你也一样——意味着又要经历一次选举，真可怕，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像上次那样紧张激烈。首先我得说，我很理解你的处境，我知道这对你来说犹如晴空砸下的一个繁重而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人人都知道你真正想做的就是写作，没人比我更敬仰你在这方面所持的态度与实践。实际上，我现在焦头烂额，正忙于准备布林莫尔学院的讲座，讲座时间定在2月，等讲座结束后我还得整理讲座内容并准备发表，预计大概明年才能公开发表。你绝对正确（正如亲爱的莱福特 必然提到的），写文章是我们的义务。我真的非常感激你充满激情地和我讨论全灵学院的目标，谢谢你为我返回全灵学院所做的努力。我认为如果没有你的宽宏大量与催促，汉弗莱就不会极力支持我。我也没有忘记我们俩在我新学院宿舍里的谈话，就谁当院长的问题，我们俩谁都没能说服对方：但是，当我谈起我们的个人友谊，我是发自肺腑的：那个场景令我深受感动，我说的每句话都是认真的，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真心喜欢你。我相信你也喜欢我，这让我很开心：天哪！二十五年来如果一个人身边断断续续总有一个像你这样优秀独特的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会与之建立热烈并永久的友谊。你暗示有些人想破坏这种友谊：这个学院里爱传闲话的人很多（这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还能发挥些作用），事情一定会被传播、扭曲、放大，甚至被添油加醋。如果我听信别人说的话，我将对人际关系没有一点信心，我想我比你更信任人际关系。对我而言，全灵学院比任何地方都重要，而我认为，对我们而言，你是其形象与理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你当选院长，显然在对你的喜爱的基础上我将对你多一份忠诚：我想其他人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全灵学院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与生命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我这儿还得加上我对你的私人情感。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向你表白。在这过渡期你承担了很多重任，办事效率高，为学院做出无私的奉献，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是全灵学院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重要人物。

回到眼下的事来。显然，我理解你身上的压力和你“站出来参选”的动机。上回，作为候选人，你一点都不做作——比我还自然——你支持贝克特，尽管我没追随你，这说明你希望实现学院公意 ，值得赞赏。这一次我真的无意参与角逐。学院永远是正确的 ——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否则的话，生活将令人忍无可忍——一定必须在教堂全票通过，我们必须接受学院的决定，我很敬佩你，当亨德森当选时，你到场支持，如果当时学院选择贝克特，正如我告诉你的，我当时也会到场：真的，我完全接受学院的决定。

我在这埋头写作，让我如释重负（怀德纳图书馆太棒了！）。然而，这个时候没在全灵学院又很令人遗憾。我虽然讨厌那些喧嚣紧张的气氛、那些眼神和那些庸人，可是当危机出现时，哪里局势最紧迫，我们就应该在哪里，而不是像个局外人，站得远远的，不当回事。但是我现在必须留在这儿，等有人通知我选举日期时，也就是说我已明确不到场参加投票时，我就按你的建议写信告之西蒙。学院的同事们会做什么？学院将再次寻求和平，选择令大家开心的渔翁 吗？你和约翰都不能容忍傻瓜与庸人当选。他对人吹毛求疵，而你对人生要求很高——刀光剑影、大胆无畏——认为没有理由去将就那些烦人的“激进党人”或阴郁的雇佣文人，或容忍部下——学院需要一个英雄院长吗？或者学院将再次选择保障与妥协？我暗地里庆幸自己躲开这一切：我一直认为自上次选举以来，你的表现最漂亮。我致以我个人最诚挚的祝福。

爱你的
以赛亚

附言：我仍然开心地记得你评价惠尔的隽语——“我们的亚当斯” 。我想我和你一样，都很敬重与爱戴威廉·亚当斯：我也非常喜欢惠尔，认为他是个智慧之人。

亲爱的戴维：

我无法用言语向你描述你的信如何深深地、久久地打动我。我只读了一遍，就不再读了，因为我仅此瞬间就被你信中的真情与理解深深触动 ，尽管我知道信中有许多诚挚的恭维，但我相信其中的每一个字，现在还深信不疑。你对我的评价完全正确，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我深信你的建议完全正确，我会接受你的建议。我不是指你对我能力的评价完全正确：考虑到你对我的友谊与你的善意，你对我的评价还是太高了。你的确了解我在这种时刻表现出的弱点：我希望我在才智与道德上能分别达到佩特 与莫尔 的膝盖的水平，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那就是认为我是个大器晚成的人（我的一个中学老师曾这么评价我）。我是个晚熟的人，起步迟，很难改变生活方式。而我现在处在一个关键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说得很对。目前我正在写书，有关政治思想的，该书还存在很多问题与错误——伤感、含糊、（文体）晦涩难懂，没有棱角，没有学术性，废话空话连篇，像没有调味的生面团，没有尖锐的见解，偶尔闪现几句我觉得自己曾经说过和想说的话。尽管如此，我仍会坚持。我不知道布林莫尔学院的讲座效果会怎样，但是肯定最终要出本书，除非我生病或死了。这本书不会写得太好，肯定不如我的俄罗斯研究做得好。但是我必须让血液不断地循环，我接受这个讲座任务，是因为讲座的内容将成为我这本书的基础——我已经口授了15万字，我猜大概有这么多字。我更希望能获得牛津的科尔讲席教授这一职位，也许这本书有助于我申请到该讲席，我这是实话实说。至于全灵学院，显然，我真的不想当院长，而且也不可能。我不是过分谦虚，我想我做院长不会比他们那些人差，但是我宁愿不干。如果有人提出一定要我做这个院长，我可能会出于虚荣心接受这一职务，但我可以肯定，从短期看，至少对我而言，这个选择肯定是个错误（我是多么的偏执与荒谬！）——真正让我害怕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罗斯当选。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长期以来，他对他们露骨的阿谀奉迎会奏效的。至于斯帕洛，他们有些人真的害怕斯帕洛当选，并且恨他恨得荒唐，但是他们就是恨他，因为他非常固执刚愎，一旦涉及他的个人利益，他就丧失判断力，他会把他们全赶到罗斯的怀抱。惠尔当选会让我松口气（当然斯帕洛也一样），或者任何人都行。我同意，其实谁当院长并没太大区别：好与坏，学院照样运作，我继续写我的文章，继续过我的生活。但是，如果罗斯当院长我还能这样继续在全灵学院工作生活吗？我能吗？首先我的存在会不会让他发疯，其次他当选又会不会让我发狂？我可以肯定，他并不恨我，但我却是一根刺。我不可能对他亲切友好，他需要的那种亲切友好，我做不到他需要的那种傻里傻气、那种嘻嘻哈哈——老牛津骚货、雅各布、英国荣耀等等。正是这些让我恐惧。奎因顿 写信告诉我，那些初级研究员会提防着，保证不让罗斯当选院长。奎因顿信中说罗斯参选院长真荒谬，他的谎言很快就会不攻自破，等等。但是他们都还嫩点，在政治上一点都不老到精明。上次罗斯推出根本就没希望的贝克特就做得非常漂亮，如果不是我干预（好像听起来又有点偏执），贝克特恐怕就选上了。现在我甚至有点后悔干预贝克特当选。贝克特现在已毫无价值，人们因此才倾向莱斯利。如果我知道不可能阻止莱斯利当选，我会忘记全灵学院的一切，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中。事实上，在强大的意志下，我一口气工作三四个小时，可是工作一停就开始焦虑。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亲爱的呆子斯图尔特给我写了封危言耸听的信，我觉得他说的不是没有根据：他很善于观察，却不是精明的政客（他自认为是），所以我也大惊小怪地给戈伦韦等人发电报，等电报一发出去我就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傻瓜。我去纽约住了一晚，晚餐时，我的两侧坐着利利亚·威斯敏斯特 和芭芭拉·阿加 ，对面坐着塞西尔·比顿 和芭芭·梅特卡夫 ，我的心情才稍稍好转。你一定觉得我很傻。你说你已经给我写了封罗伊式的信，我真的感激不尽。因为，正如我前面说的，我相信你信中的每一个字，我发誓一定听你的建议。长期以来，就没有人给予我如此无私的建议（你懂我的意思，我不是指“冷漠”）或如此理解我，一个人总是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铃声大作。作为回报，我如实告诉你我情绪的起起落落，很可笑，我可是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如果罗斯没有当选院长，我马上就能卸下心中沉重的负担，马上恢复自由与快乐。现实是，我现在无所适从。如果突然回国，我想我能阻止他当选，而帮助惠尔当选，当然不会是斯帕洛。（我觉得，那些恨他的人真是恨之入骨呀！在上次被提名者中，只有他是公认的一无是处、冷酷无情等。）然而，我显然不会回全灵学院。如果我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者，做事自然就轰轰烈烈，我肯定大张旗鼓地打道回府。但即便现在回国也为时已晚，我感觉自己就像对抗希特勒的布吕宁博士 ：我没有布吕歇尔 的能力，说服不了全灵学院换候选人。任何未雨绸缪都会让我感激不尽，都能让我心绪平静。所以一定四处打探打探。如果有“坏”消息，请让其他人——汉普或戈伦韦——打电话到哈佛。（虽然我2月8日离开哈佛到布林莫尔学院，但我会把我在布林莫尔学院的地址与电话留给他们：他们会转达的。）我想我也许能临时给点建议，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任何措施都可能挽救局势。在我看来，他们——我全灵学院的那些朋友，似乎都是纸板或纸张糊起来的，一点风就能把他们吹倒。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那么坚强，但是我想我不像他们那么容易败下阵来——我特别像戈伦韦扮演的歌剧人物帕帕基诺 ——摩诺史塔托斯·罗斯能轻而易举地吓倒他们。我是不是把这看成大难了呢？在我的价值表上，这其实不算是灾难，真的不是，这你是知道的。但我必须阻止他。我已经给费伯和布兰德写信，告诉他们我对（阿尔弗雷德）·莱斯利·罗斯的看法，我的信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决。罗斯给我写了封信，拉选票来了——想不到吧！——我回信称赞我与他的私人交往，几乎不提他想当院长的野心；但是他清楚我不会支持他。我想他会选择惠尔，或者威尔伯福斯 ，或者任何人，但绝不会选斯帕洛（或我）。如果他真的可能造成威胁，他们——我的同盟者必须退出竞选，并立刻转向支持一个稳妥的平庸人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或者他们犹豫不决、意见不统一 ——还没能像绅士般发言吗？真正合适的人——你、我和休伯特——就别提那些政客，才会让学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却不是为学院的政治而生。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学院不要选罗斯当院长。十天后我和奥登约好一起吃午饭，奥登这人有点古怪。不过，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得给我写信了吧。

深爱你的
以赛亚

真的无比感谢你的来信，你的信让我刻骨铭心。

伯林发表在《犹太纪事报》上的文章“犹太人的奴役与解放”引起了T. S.艾略特的抗议，为此他给伯林写了如下这封信：

有人把你发表在《犹太纪事报》上的四篇文章寄给我，不知这是不是你的建议。我兴致勃勃又满怀敬意地拜读了这四篇文章。我写信给你，只为一个原因，不是为了谢你，而是有关你的第四篇文章。你在这篇文章中把我和阿瑟·凯斯特勒相提并论，总之，我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否恰当，但是你对我的论断，在我看来，好像并不符合我就该话题散落在各处的只言片语。的确，我不赞同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全部撤回到以色列，即便以色列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全世界的犹太人。我的确不会持这一观点。我认为，如果西欧和美国的犹太人全部撤离这些国家，那将极为令人遗憾。让我特别在意的是，你似乎在我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些言外之意，令我颇为吃惊，是在10月12日那一期，第8页第4栏开头的那段文字中。你的文字似乎在暗示我，要么在某处曾大肆贬损犹太人，要么就是可以从我的某段文字中推断出我的以上观点。这太容易误导读者。显然，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希望将某些人——即使我曾经有过这个观点——“隔离于城邦之外”。

在我看来，犹太问题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宗教问题，这点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这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我尚不知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伯林坚持自己的观点。

亲爱的艾略特：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那些文章的内容。我正身处北安普敦的茫茫荒原 ，由于遗失了收到的唯一那期报纸，手头空空。但对于文章中我说过的话，自以为记忆犹新。关于把阿瑟·凯斯特勒和你形容为“心中充满恐惧，并被教条牢牢束缚”的人，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偏颇话语，我必须继续向你们道歉（但不会持续太久）。此刻，我承认这是一些毫无根据和狂妄自大的断言。我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就采用这种草率和信口开河的方式将某种心态、内心或精神强加于他人，无疑让我显得无礼和不负责任。待之后这些文章合编成集，在耶路撒冷大学出版时（原计划如此），我会设法删除这段文字及所有人名 。你是如此宽容，没有重提这无心之失，而我却只能用轻率和大意为借口替自己辩解。众所周知，公开发表的言论很自然会引发外界的评论和种种推断。但此刻我已意识到，在那段文字里，将你和阿瑟·凯斯特勒的名字相提并论，的确犯了诋毁他人的大错。我正试图对此进行补救。其实，如果你希望我能够这么做，我会给《犹太纪事报》 写信，将我希望陈述的观点公之于众。我很乐意这么做，且不会有丝毫不快。

然而，我并不赞同你驳斥的实质内容。虽然我列举了犹太人许多令人讨厌的性格特点，这些是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所持有的，部分犹太人也的确如此。但是，毫无疑问，我绝对无意暗示你来这么说他们。如果我传递给你那样的印象，我同样必须予以更正。这次，我会将你的名字与柏拉图并举，以规避表述不当的风险 。毕竟，柏拉图不可能希望对犹太人进行种族隔离或迫使其背井离乡。尽管我不认为柏拉图会与圣保罗或斯宾诺莎友好相处。不过那恐怕无关紧要。此刻，我想该稍作解释，说说我是如何得到你在“犹太人问题”上所持态度给我的印象。除了你在信中提到的以诗歌和散文形式“散落在各处的只言片语”，留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一段话。想必你能猜到，这段话可以在弗吉尼亚大学你做的关于《拜异教神》的演讲中找到踪迹（1934年美国版第20页）。如果没有记错内容的话（我抄下了参考文献，但此刻文章不在手头），你在演讲过程中讨论了传统社会的种种好处，提出社会族群不该太过混杂，并提出，一旦你所赞成的社会形态要得以维护，“种族和宗教因素将使数量众多的具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人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的观点。在我看来，至少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很明显你是将犹太人视为一个种族，而不只是宗教团体。因为反对“数量众多”的理由之一很明显是来自“种族”与宗教。此外，“自由思想”一词很少用来形容某个宗教群体。在我看来，“具有自由思想的罗马天主教徒”、“具有自由思想的浸礼会基督徒”，或“具有自由思想的穆斯林教徒”等说法，可谓毫无意义的呓语（原谅我陷入哲学层面的“话语分析” ，就像对一个补鞋匠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皮革，唉，看来我得继续致歉了）。但是，“思想自由的法国人”或“思想自由的黑人”等表述，听起来却颇为自然得体。这让我认为，相较于“天主教徒”，你对“犹太人”这个词的使用更类似于“法国人”。对我而言，这一用法十分自然、贴切。因为我同样认为，虽然犹太人是一个宗教群体，但绝不仅如此。可究竟该如何对犹太群体定性，在我看来，又是十分困难，甚至无法清晰表述。你在信件里说道，对你而言“犹太问题绝不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宗教问题”。我由此推断，不论你是否将犹太人视为一个种族，事实上，犹太人的问题就是其作为宗教团体的问题。但愿我的推断正确无误。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犹太人因为“种族原因”而非宗教因素，遭受希特勒及其同伙的残暴压迫，而且不仅发生在德国。于是，这个话题开始引起前所未有的广泛讨论，诸如犹太人是否一个种族？如果是，是否应该将其驱逐、监禁、折磨等，成为讨论的焦点。对此，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引起了严重的分歧。由于你提出“种族原因”恰逢其时，所以我只能认为，你对这些词的使用是为了与那个时期最普遍的用法保持一致，同时你认为在信仰相对统一的基督教社会中，如果掺杂大量拥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人是不可取的（我并不清楚你是否对像南斯拉夫等地区的穆斯林团体也是这个看法）。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认为你会在任何情况下倡导野蛮、残暴的方式，将其运用在反对任何人身上。当你在信中提到你并不赞同犹太人从西欧或美洲向以色列大规模移民，我无疑是相信你的。但是，如果不是大错特错的话，我是否可以认为，你至少在1934年持以下观点，即大量具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人”使信仰大致相同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团体的生活变得复杂和糟糕，并为此感到遗憾。若非如此，情况也许将大大改善。你赞同通过人道主义的手段和劝说，而非高压政治，将他们的犹太邻居（至少是其中的一大部分）隔离于“城邦之外”，这将对基督教群体的生活更有裨益。如果我对你那时观点的解读并不正确，我深感抱歉；倘若真是如此，我很乐意立刻进行公开（或私下的）更正；如果我的解读在实质内容上并没有错，但你如今已经改变了观点，或进行了修正，我会乐于接受批评并改正；你若指责我不该如此鲁莽、轻率地根据你在1934年提出的观点妄下结论，推断你当下的态度，那么我将做出相应的悔悟。等这些文章作为论文集的一个章节进行重印时，我十分渴望能根据你的答复对其进行修改。然而，难道我真的变成是非不分、不讲公正、马虎草率或愚钝失察了吗？或许吧。我本不该指名道姓，公开发表凯斯特勒和你的那段话，我会删除。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用如此长篇大论来回复你幽默谦恭的书信，这令我当之不起。但是，除了这个对我有着固有吸引力（重要意义）的话题之外，我真诚地希望没有歪曲任何人的观点，尤其是我深表赞赏和尊敬的人，不管对他们的政治观点我存有怎样的分歧。如果你能谅解我的说辞（这是我的最后一次道歉），那我就更是对其心生欢喜了。

你无比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附言：对于这冗长且不断重复的长篇大论，我深感抱歉。没有再通读一遍，因为我想读了也不会有任何改进——我希望自己能写得更好，至少更加简洁。以赛亚·伯林。

艾略特回了一封内容详细的信：

［……］唯一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你四篇文章的最后一篇。里面有一段话列举了一些对于犹太人较为极端的偏见。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似乎感觉）可能会引导读者做出以下臆断：我在为曾经发表这种言论而感到愧疚，或者说可以从我的文章中得到我认同此类偏见的合理推断。我相信你不会误认为我持有这些观点，但我担心你的读者可能会做这样的猜想。我想在我的办公室里应该有那份《犹太纪事报》，如果找到了那篇文章，我会将存有疑问争议的那段话寄给你，这样你就可以自行判断我是否持有这种主张。我很庆幸没有给出版社的编辑写信，因为我熟悉并且尊重写了误导内容的作者，我更愿意亲自与他沟通。

至于我和凯斯特勒所持观点相类似的问题，由于我没有凯斯特勒相关观点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对将我们两人相提并论甚感惊讶，且认为这中间一定存在某些误解。

然而，你的信还是对我不无裨益。你中肯地指出了一句话，那是我曾在弗吉尼亚大学演讲时说过的，该演讲稿以《拜异教神》为题发表。实际上，那篇文章我并不满意，几年前，已通知出版商停止刊印。特别是，那篇文章中写到有关哈代和劳伦斯时（以及对我的一些朋友的口吻）太过尖锐和歪曲，近乎谩骂，而非评论。（对于哈代的描写，我并不全然后悔，但觉得自己应该对劳伦斯的部分进行修改。）这么说并非为自己辩解，而是为自己的信口开河感到懊悔。但这些对我们谈及的那句话并无直接影响。除此之外，文章主要解释了一些我认为正确的观点，但表述方式却容易引起误解。故意引起争端并非好事，有意说一些容易招致误解的话语同样极不可取。

如果我有先见之明，能够意识到后来在德国即将发生的事件，事实上当时已经开始，你（完全正当）所批驳的那句话就绝不会出现在那个时期。抑或，倘若我想表达同样的内容，我会备加小心，以确保所说内容不会引起任何误读。我依然无法理解为什么“种族”这个词会出现在我的句子里，因为我所要强调的是作为修饰语的“自由思想”。

“种族”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它的社会学概念是“文化”，而后者才是我的兴趣所在。“犹太人”是不是一个种族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犹太教意指一种文化。我不认为“种族”这个词毫无意义，我也不信服于生物学家所持有的观点——血型分布与种族无关，因此种族无足轻重。如今似乎出现了诸如澳大利亚原住民、斯里兰卡土著人、印度托达人，或是达罗毗荼人部落等“劣等种族”，但在我看来，所谓的“种族低劣性”或“种族优越感”，很大程度上属于 在普遍条件下哪类种族发展得更好 的问题。曾几何时，相较于英国人，爱尔兰人更为文明开化。所以，种族问题和犹太人没有关系。但是，粗野之心总是倾向于将社会学现实转化为虚构的生物学假象，就像纳粹党人所做的那样。而且，我怀疑关于种族优越感的论断会被俄国人效仿，因为他们坚信由于共产主义最初在俄国得以实现（以其实现的方式），这暗示了莫斯科人民（即便其领导人来自俄国的其他地方）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性。

在最近出版的《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一书中，我强调的是，恰当的社会学概念不是“种族”，而是“文化”；某种“文化”总是随着某一特定的宗教得以发展。倘若离开宗教，该文化便无法得到合理延续。犹太教信仰能否继续生存？从基督教观点来看，犹太教信仰已经终结，因为它在天主教信仰中得到了延续。从理论上说，唯一恰当且完美的方式就是所有的犹太教徒都成为基督徒。但问题在于，这种设想本该在很早以前就实现了，但部分是由于犹太教徒的执拗，更大程度上*则要归咎于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因为他们的无礼，这个构想未能实现。当前局势更为艰难，这不仅仅是由于早前的设想没能发生，还因为众多身处欧洲和美洲的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犹太教信仰，同时又尚未皈依基督教派。但对于那些失去信仰的犹太人，他们仍然与其文化紧密相连，这是因为文化是肉体，信仰是灵魂。（如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言）当我们与弱者相遇之时，我们必须呵护他们。

我们不愿放弃犹太教文化，它的消逝会是世界的一大损失。犹太教徒与非犹太基督徒的宗教融合本该发生，而在此一体化的过程中，这两股宗教力量应各自贡献己之精华，创造和谐共同的新型文化。

相比文化而言，我们更容易丧失我们的信仰。信仰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与心灵，而文化却深入我们的骨髓。有一种幻想，非犹太基督徒（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摒弃他们的信仰走到一起。但这种摒弃行为对于犹太人而言更为致命。因为非犹太基督徒仍然生活在一个与信仰存有丝丝联系的世界当中，虽然这些信仰一点点被摒弃。犹太人在这个被外邦人摒弃的世界中更加容易与他们的“文化”源泉相隔绝，而外邦人不同，依然生活在他们原本的世界中，不管这个世界如何退化。这就是我的形容词“自由思想的”所隐含的意思。

在各自都拒绝接受他们祖先的世界里，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相互认同存在可能性。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文化认同，两者共同的文化将是一个低劣的文化。唯有当犹太人通过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来维持自己的文化（我不明白为何在一个西方文明社会不应该有犹太社区），抑或他们完全被同化——确认唯一真正的同化为接受基督教，这才会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也许写到此处可以停笔了。但我更乐意继续这一谈话，虽然两人都有各自的事务缠身。［……］

*或许是主要原因！这种比例划分并不十分合适。

伯林没有回复，艾略特随后又来了一封信：

我不想烦扰你，但因为找到了我们谈及的那篇文章，我还是想把相关的段落寄给你 。对我而言，与柏拉图并列并不能让我得到任何好处！他与这一具体问题毫不相关。正如我所言，我的确认为读者们会很自然地推断出：我曾经在某个时候提出这些责难，或者想当然地认为我赞同这些观点。下一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解释：第一重意思是，我之所以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如同类人猿和鹦鹉只会模仿；第二重意思是，我反对他们，是因为他们丝毫也不懂得模仿。

当然，这里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1. 你是否正确理解了我的意思？

2. 你是否给他人留下了言不由衷的印象？

亲爱的N：

匆匆去信，最近我感到内心混乱，意志消沉，忧郁恐惧，并非因为全灵学院在运转惨淡不久之后峰回路转，而是因为所居漂亮住房的主人布吕宁博士从科隆大学突然回来，这使得我不得不紧急搬离此处，恰如二十年前布吕宁博士自己被冯·巴本 逼着紧急搬离一样。（你一定记得普鲁士首相曾在电话中对冯·巴本说，“我想我只会屈服于暴力”，冯·巴本回答，“我会非常乐意如你所愿”。）因此，我匆忙打包我的行李，布林莫尔学院的系列讲座前所未有的糟糕，整个世界黑暗惨淡，几无希望。在落魄之中，你的《车前草》 如同镇定剂一般给我慰藉，真是太感激了，我被打动得几乎热泪盈眶。我无法评论凯南的书 ，因为我压根儿就没读过。要一两个月才能读完，因为对美国过去七年的外交政策一无所知。要到暑假我才能有所行动，到那时，我敢肯定就太晚了（希望如此）。至于尤迪思（伯林笔名——译注）的作品，随你怎么处置吧，你可以大声朗读，伴随着迈克尔·蒂皮特 轻缓、忧郁、略带“内向”气息的音乐。或者让海勒 先生苦心思考，将其视作与我们时代不相和谐的表现。总之，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但千万不可暴露我的身份（不然在莫斯科导致的后果真的会很悲惨），会遭到卡尔的攻击。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太介意，但我真的不想引起我无法做出回应的争议。你最好亲自与《外交事务》商谈关于版权的事，郑重请求编者得到作者的许可，切不可暴露你知道作者是谁，即便在这个国家至少有上百人了解这个事实。我现在得动身前往牛津大学校长口中所称的“女子”学校，发表我的“金玉良言”。希望到时能录音并提供给你。［……］

我与超凡脱俗、令我感激不尽的埃德加·温德共度了美好的一周。他将书房让给我用了八天，并在我忙于准备前两个讲座时精心照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为他安排好在剑桥的工作。我已经写信给［理查德］·卡恩，知道这个暑期他会与诺埃尔在一起——我还能做什么呢？

你永远的朋友
沙耶

亲爱的埃德加：

你对人一贯彬彬有礼，友好善良。但即便如此，一定也会心生疑惑，像我这样本性并非鲁莽，感情也算丰富的人，怎么却不懂在受到你弥足珍贵、无与伦比的款待之后，写信表示感谢。我只能把原因归咎于我生活“自然”秩序的紊乱。我去了纽约，做了讲座，过后又回到坎布里奇，可谓一片混乱。布吕宁博士的归来让我措手不及，只能搬离房间蜷缩在阁楼上，却发现那里既没有纸张也没有墨汁，这让我沮丧万分。我无法去想赫尔德但又不能不想。我必须料理好我在哈佛的事务：完成考试工作，与同事道别，不止这些，还有六场讲座，如同达摩克利斯的六把利剑，所有这些让我处在大难临头的氛围当中。它们不仅仅只是威胁，而是确确实实即将来临。因此我成天就忙着打包，整理，再打包，如同无头苍蝇般把自己弄得头晕眼花。自从和你道别之后，我一事无成，没有做一丁点有意义的事：就是看看书，或者回想住在你那里时做过的事情。但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全感，一种不知余日能有多少却无力行动之感，让我断了所有念想。我感觉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不停发问：为什么我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所做的事情有意义吗？为什么人们表里不一，明 知道 自己不是某类人却要装出属于某类人？可是难道真的有 其他 “真正”重要的事情吗？为什么我要站在讲台上，带着模糊颤抖的声音说一些话，而这些话在场的人并不想听，只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坐在底下：（1） 出于习惯；（2） 仅仅为了消磨晚上时间；（3） 心怀恶意，希望演讲者出点差错；（4） 抑或只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冲动行为？ 诸如此类。自从来这里以后，这种事情大幅增加。奈姆 待人友善，行为真诚。曼宁夫人（婚前姓塔夫特） 热情好客。（写到这里奈姆教授进来了，我赶紧上前欢迎“以示尊重”，这里时兴这么做。但麦克布莱德小姐是个女版柯南特：质量上乘天然的美国木材是这个国家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材料，实用，而非仅为享受，但它类同于木材和皮革，而不是贵重金属，也不是塑料。）［……］

你的
以赛亚

亲爱的尼乌塔 ：

我“有尊严并和平地”被安顿在布林莫尔学院（如同达拉第 曾经承诺里维埃拉的意大利人，只要他们在1939年抵制墨索里尼便将得以生存。但他们没有抵制，他们不在乎尊严，至于和平，他们也不把战争与和平画等号）。［……］说点其他的：我做了玛丽·弗莱克斯纳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简直像一场噩梦，持续了65分钟，既没有照准备好的稿子说，手头一些零散笔记也没怎么用上。我自觉糟糕透顶，但也有些人出于礼节并不同意（他们真是太仁慈也太容易被感动）［……］〈不过待在这里真的很好——一种纯净的瑞士般的宁静气氛，远离一切，包括长相平平、缺乏真实感，包裹着玻璃纸的女人，她们在图书馆桌旁不停轻声交谈。我看到修道院的神父在指责我。［……］〉

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在布林莫尔学院的讲座给听众留下了不凡印象，他在当地的秘书之一莱利亚·布洛德森 ，在给朋友的信中对此做了生动记录：

上周末，曼宁夫人打电话给我，并且兴致勃勃地询问我是否可以协助国际关系处，帮忙以赛亚·伯林处理其信件。［……］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理解他［……］她顺便提到他的前任秘书因身体累垮，不会再回来了。我说那我试试吧。随即，便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话带牛津口音，口齿不清，不能发r音，delivery一词说得飞快，如同快节奏的急口歌。［……］我们安排在星期二上午十一点钟碰面，周一晚上我去听了他有关费希特的讲座，令我大为惊愕。他匆忙鞠躬，在讲台后面站定，把自己的眼睛盯牢在稍稍偏右、观众头顶上方的某一个点上，然后像拔掉塞子一般倾泻而出，开始演讲。足足一个小时里，他几乎没有任何停顿，语速快得惊人，滔滔不绝。显然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演讲，然而我能听懂的却微乎其微。他始终没有改变目光凝视的方向，而且不停地来回摇晃，幅度之大让人感觉随时有可能摔倒。他的右手手心向上紧握在左手里，在整个讲座过程中，他两只手上下用力摆动，仿佛在试图甩掉什么东西一样。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自始至终，他的话如同汹涌的潮水，每句话总是能漂亮收尾，但就是没有停顿，只有一些怪异的转折词，例如：“呃，显而易见，康德的自由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费希特所持有的观点大为不同，可是！”讲座结束时，我已筋疲力尽，但听众群情振奋，备受鼓舞，此情此景我敢肯定自己之前从未目睹和耳闻。很遗憾，面对面交流几乎完全不可能。 “可是！”星期二，我手提打字机，满心绝望地来到他所在的院长办公室，接下来的事却令我大跌眼镜。我直接在打字机上敲入他的口述信件内容，因为打字机的噪声使然，他不得不稍作停顿。他很高兴看到内容写上去，或者划掉，并乐于在所有信件上签名。他的信妙语连珠，偶尔哀婉动人。他常常表现出害羞无助的模样，彬彬有礼，总是主动认错。星期四，我再次到他办公室，没过一会儿他被叫去接电话。我开始读他放在书桌上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重印本，并立刻被深深吸引；他接完电话回来时，我问能否借阅几天。“尽管拿去，拿去，”他满口答应着，一边手忙脚乱地翻找文件。“我放在这里就是送人的，拿去吧，送给你。”我欣然接受。读完之后，我彻底折服。此人即便不是真正的伟人，但至少与伟人相差无几，这一印象从此铭刻在我心中。

噢，我真是太高兴了！ 真是天大的喜讯，无条件的大好事。如同康德的善意说 ，上帝有眼，终于让这件事在牛津发生：我感觉像费希尔夫人 一样，喜不自胜，手舞足蹈如同希特勒得知巴黎投降的消息一般：这些是笨拙的A.赫胥黎 认为我身上具有的。但机器中的幽灵 却正以更加高贵、时尚的方式弹冠相庆。你的首要任务是评论艾萨克·胡斯克 教授的遗作，由弥尔顿·查尔斯·奈姆主编，刊登在《心灵》杂志上，主要围绕亚里士多德、热尔索尼德（终于！）以及凯尔森与施塔姆勒。关于最后这位我有许多问题要请教你。代我向詹妮弗·哈特问好。

以赛亚

*你的教授就职演说谈了什么话题？是“从简·奥斯丁到约翰·兰索·奥斯丁”吗？ 我仿佛身临其境，大学学院历历在目：“分类学家与分析师：所有的橱柜都已打扫清洁并储存充足”。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参加。

亲爱的卡尔：

收到你的来信与邀请函 ，不胜感激。很荣幸受邀，为由你发起创办的系列讲座打头炮。希望我能对与这一活动同名的英雄 抱以更大的热情——在这位个子矮小的人身上，有一些真正令人讨厌的地方：他态度冷漠，有时又荒唐古怪地充满热情，热情得既让人难堪又令人感动；他既嫉妒又迂腐，既偏执又富有洞察力，既博学又盲目；最要命的是荒谬至极，不可救药，甚至比赫伯特·斯宾塞 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殊不知，我们早已过了那种要出名就得荒谬的年代。马克思、泰纳 、米什莱 、密尔、勒南 以及赫尔岑与叔本华 ——更不用说科学家与小说家了——他们讲述的东西都生动有趣得多，听众无不专心致志，洗耳恭听。不过，所有这些都是轻浮琐碎、不着边际的题外话，我这人就这样，动不动就会话题走偏。

如前所言，我对收到邀请深感荣幸，很愿意接受。［……］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爸、妈：

［……］这里一切都好：我已经完成了两场讲座 ，接下来还有四场。费城的女主人们很友善，就像19世纪美好的里加生活。全灵学院那里我感觉一切都还顺利。我写了一封信支持斯帕洛，这封信必须写。虽然我们仍不时争吵，但他是我的老朋友，对我的支持深表感激；他应该比罗斯更容易当选，很多人不会想到这点。罗斯将无奈地败选，过上一段潦倒暗淡的日子。即便如此，这一切已无法改变，而罗斯即使选上，也必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院长。亨德森恐怕已奄奄一息或已经去世 ；我绝不可能当选，即便选上，我也会讨厌那份工作：我意识到了这点，于是完成了一本书的初稿，这可是一件大事。我将用6到8个月的时间加以润色，预计将于1953年 在美国出版。［……］

爱你们的
以赛亚

亲爱的艾丽丝：

［……］难以向［你］述说布林莫尔学院对我多么友善：这里安详、平静，周围的人个个彬彬有礼。他们允许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安安静静地工作——安安静静地浪费时间，这里是安宁甜美的绿洲；而我，原以为自己是一个讨厌寂寞，近乎神经质地逃避寂寞的人，却发现十分享受这份令人愉悦的安宁，这种美妙的感觉无以言表。除了每周讲座的烦恼——在偌大的礼堂里也让我烦恼——我无比快乐。哈佛大学在各个方面都没得说的，但这次不同，可能是因为这些讲座令我疲于奔命，我真是被折腾得筋疲力尽。我将永远感激当地的女士们，她们的捧场使我得以很快恢复精神，干劲十足。她们温柔善良，彬彬有礼，改天我一定要夸夸她们。我的卧室棒极了：两张宽大的铜床，是凯里·托马斯小姐 在大约1900年时从印度进口的。房间里四处摆放着范德比尔特——古尔德 时期精致奇妙的东方工艺品——可谓高大上版的纽波特 ——还有用电不限的暖气系统，如T. S.艾略特在给我的一封古怪的信里提到的，他对在我现在的房间待过的经历记忆犹新——“夜间热风一阵又一阵袭来，持续了整整一夜”。 但我喜欢这里的一切。［……］

爱你的
以赛亚　　［……］

亲爱的M. F.：

感谢你的来信。很高兴你喜欢安南。他这人没多少实质内涵，但不乏识别能力。他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传统的（官方）继承者，同时也是该传统的纪念者，这是他们希望的。（这点罗伊显然无法办到。罗伊没能成功当选经济学教授，来填补这周垂死或已经去世的休伯特·亨德森的空缺；我觉得是院长一职过度辛劳把他累垮了。他心肠太好，来者不拒。真让人伤心。）布林莫尔学院之行大获成功，这里平和安宁，人与人之间相处温文尔雅。我常常连续数小时甚至连续数日一人独处，却感觉每一刻的独处都无比享受，这是我过去想不到的。当然，讲课是件烦人的事，面对黑压压的听众，我扯着嗓子，高谈阔论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课前惊慌失措，课中情绪激昂，课后又惭愧万分。但其他日子全都美妙异常：我工作，阅读，独自散步，偶尔与同事们一同进餐，大部分时间独自一人吃饭，在干净、卫生、打扫清洁并储存充足、同时洋溢着这个学校特有的神经质的女权主义者的氛围内：由战战兢兢的年轻学生端上饭菜。他们急切地想讨好我，偶尔还能跟我聊聊讲座的题目。这一切全都让我受用无比：我没交新朋友，而且很感激没有人打扰。一点不错，此次的哈佛之行不算失败，诸事顺利，只是我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感到疲惫和抑郁罢了。［……］这一次我的确感到哈佛的气氛更加紧张，仇恨再度加深，年轻人也不像1949年那样渴求知识，招人喜欢。那时的学生里有不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们那种既像大人同时又不知所措的样子特别打动人，我很喜欢那时的学生。此外，我不能确定自己表现如何，我的讲座是否给人们带来了益处，我是否有用；但我同时又是忧郁寡欢的。离家三个多星期，很自然就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思绪：自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被极度的深渊感所困扰。我对快乐和舒适的追求，是抵抗这种恐惧的永久性防御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布林莫尔学院的这些日子——孤身一人却不感孤独——对我而言是那样的喜出望外：显然我已经达到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在我看来，芭芭拉·沃德并不是个非常重要或有趣的人。她长着一张大众面孔，十分真诚、善良，又有能力，但确实长着一张大众脸庞。［……］我初次遇见她时，对她以礼相待，就如同对待某个官员，谈不上任何私交。她为《经济学人》杂志供稿，干得很好，还为《纽约时报》撰写各类文章，内容涉及自由和民主，民主与解放，西方传统和人文精神，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与人类自由，民主与自由，来自东方的挑战，西方的宿命，自由者的联合，联合起来的人们的自由，等等。这些话题在我看来蹩脚不堪。她身上充满女学生一样的清新脱俗气息，富有感染力。乐于为他人叫好，脚踏实地，是个好姑娘，还是正能量价值观的传播者，明快开朗。但作为一个人，我觉得应该还有些其他东西，隐藏在某个地方，但就是看不见。可能当她富有光泽和流线形的愉快笑容消逝的时候，还有她闪闪发光的两眼，明确无误地显示此人缺乏真正的幽默感；当这些全都消逝时， 某些东西 就会浮现出来。我并不是讨厌她，但就像人们对用来包裹物品的玻璃纸不感兴趣一样，她让人想起来感觉无滋无味，不男不女。除非有人真的相信原则，或是拥有布鲁姆斯伯里式的对于真品的热情：倘若真是如此，我想人们又会不喜欢她了。你觉得她像什么？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女人？甚至是一个聪明的旁观者？我是不是太暴力了？但我就是无法忍受平庸的中上阶层，在你这位女门徒身上充斥着可怕的米尼弗式的性格特点 ；但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科恩 博士可能会喜欢她——漂亮，有钱，不苛求——而且像天主教徒所言，追求自由解放。［……］

爱你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艾丽丝：

［……］约翰·斯帕洛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全灵学院院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与心怀怨恨的罗斯先生相处。对此事，我恐怕他绝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原谅。唉，生活总是充满本不该存在的重重困难。我也一样，就连无关紧要的琐事也无法摆脱，并且老是发现自己被一些不相干的罗网缠绕其中，难以自拔。再会 ，代我问比利好。

以赛亚

莱利亚·布洛德森对伯林离开布林莫尔学院的感受五味杂陈：

最后一次与以赛亚共事是一个周一［……］最后一次的经历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口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整个过程中，他一动不动正对着我站在我面前，这样当然是为了让我听得更加清楚。之后不知怎么回事，信写到一半，他忽然发现身边的大玻璃窗顶部有个洞，而且一道裂痕横穿整个窗玻璃。他惊呼一声，用手指摸了摸裂缝。我喃喃地说了句看来有人对他射击，他用恍然大悟的表情看着我，说：“不错，肯定是！的确看起来像个弹孔，对吧？”在兴奋地默默注视了“弹孔”一阵后，他继续口授，而我当然也继续打字。忽然我听到他一声喊，“噢，天哪！”我抬头一看，只见他的袖子挂在玻璃上怎么也拔不下来。他靠在窗玻璃边，裂缝夹住了他的袖子，而被夹的地方他两只手都够不着。我站起身去帮他，在这过程中，他一再对我强调：“这种事从未发生过——真的从来没有发生过！”最后我终于帮他把袖子拔出来，其间我不断叫他站直以免弄破衣服，而他也同样担心、焦急地提醒我小心，不要割破手指。最后总算衣服、手指和人员全都安然无恙，得以幸存。说实话，不管他如何否认，此类事发生在他身上，根本就是人们意料中的事。我越来越喜欢他，这种感觉颇为奇特。结束秘书工作我不会感到遗憾，但他的离开却令我依依不舍。在他身上，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温文尔雅和非同寻常的魅力，让人在几乎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喜欢他。那的确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经历。 H4+c6niQtI5LX1BWOi1U7WeN28DbvDof7z0fCLypbB7yIzN8fHPgZhjAgPJ/Rw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