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1：新学院与全灵学院

我许下太多的承诺，追求过多的享乐，各种享乐与责任常常相互冲突，让我深陷其中纠结不已。

四十二岁还一事无成，却已耷拉着松弛的肌肉，真可怕！

到了瑟堡后，伯林在巴黎逗留了两天，然后才前往普罗旺斯埃克斯参加音乐节 ，他和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都是罗兰·博登——穆勒邀请的客人。

亲爱的乔：

那么，现在情况如何？我指的是普里奇的近况如何？我想给他写信，可是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又无从写起。他是不是在劫难逃？他还活着吗？他还在斗争吗？请告诉我［……］巴黎不热，是个令人愉快的城市。我在巴黎遇到阿历克斯·德·罗斯柴尔德 ，她准备去萨尔茨堡：我蠢蠢欲动想跟她去，但又觉得那地方纳粹信徒太多，最后还是决定做我该做的事，到离卢塞恩不远的布尔根施托克追随 魏茨曼总统及其侍从随行几日，在那儿我除了被洗脑，耳边常伴魏茨曼夫人刺耳的话语外，就没什么别的可做，不过我的任务倒是更清晰了：比如参加沃克夫妇举办的晚宴 。中午我和苏珊·玛丽 、比尔 一起用餐，他们准备飞伦敦，再飞迪奇利去参加特利最后一次，也是最盛大的告别舞会。没有人会不喜欢特利夫妇，许多人还特别喜爱他们，这次告别舞会想必非常精彩。我的旧相好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夫人未受到邀请，还写信向我抱怨。在我看来，苏珊·玛丽好像有点悲伤。或者我判断错了？她很关心普里奇，并请求把他的消息转达给大使夫人 。比尔说司法部门的朋友告诉他凡克案已基本结案 ，但爱德华的案情还没有定性，全是因为阿德里的缘故吗？ 天哪！真希望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做。他的近况似乎让伦敦的朋友们个个情绪低落：显然，我有道义与责任恢复他的名誉，我必须做点什么。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可怕的传闻，说鲍拉博士在哈佛大学的讲座从来就不受欢迎：我应该彻底阻止这一流言蜚语。我要百分之百地忠诚于鲍拉博士，不惜代价地 捍卫其名誉，并坚决打倒日益强盛的敌人。天哪！华盛顿似乎正在准备宣布一个令人诧异的任命？这个克拉克 是谁？难道他不是那种很无知的人吗？（这是格尔德夫人对贝文先生的看法，我开始认同这一观点。）《纽约先驱论坛报》 对此所持的观点很明智。（传闻该报准备出售？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说实在的，阿瑟不负责任的插手导致恶性循环，他必须停止干预。）这里的音乐会棒极了，我的哈佛学生成群结队地拥去听音乐会。这里太热，没法写东西。博登——穆勒先生正和莉莉·帕斯特雷伯爵夫人 追忆孟德斯鸠 。他——我指博登——穆勒——正在吹嘘他与亨利（“齐普思”）·恰农 的相遇：1918年，在巴黎丽兹大酒店亨利（“齐普思”）主动上前与他说话，当时两人尚不认识。我得给三个刚去世的朋友之妻写吊唁信。昨晚和朱迪在一起，很开心，可惜你在纽约无法抽身。一定给我写信：说实在，没有互动我就不想写，对方有兴趣我才有动力。说也奇怪，在哈佛我从不浪费时间，我恪守清教传统，不浪费一分一秒；但是，居然还没写完一本书，真是怪哉。得抓紧写了。

以赛亚

伯林乘了一夜火车抵达日内瓦，和埃利奥特·菲尔金同住一间，伯林给出席洛桑会议 的以色列代表团发表演说，之后前往离卢塞恩（卢塞恩正在举办另一个音乐节）不远的布尔根施托克拜访哈伊姆·魏茨曼和薇拉·魏茨曼。

亲爱的罗兰：

谢谢你的来信，我读得很开心。你的信让我想起在埃克斯——迪克斯十天的日子 ——我作为以色列总统的随行人员，这十天在我现在看来犹如田园诗般的美好。我本打算今天离开这儿，但意志不坚定，经不住引诱，准备逗留到星期四，因为周四有个音乐会，让我痴迷的钢琴家埃德温·费歇尔 将弹奏贝多芬的第三协奏曲；另外，保罗·克雷兹基（应该是克莱茨基） （他是个有才华的波兰人，但他在英国并不出名）将有一场试演，我虽然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很吸引我。总统先生身体有些不适，因此没能出席这场户外音乐会，音乐会指挥赫伯特·冯·卡拉扬 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纳粹，这也好。日内瓦很热，我特别提醒你不要搭乘法国列车的坐卧两用车厢，坐卧两用车厢令人难以忍受，很脏，到处是煤灰，挤满了女人和孩子，比硬座车厢更糟。而且也不要搭乘去马赛的汽车，在酷热下该车站只留下一个行李搬运工，而且搬运工离车站还较远。我就像《魔笛》中的王子，以耐心、悲怜、坚忍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到达日内瓦时已筋疲力尽，我没有直接前往洛桑，在菲尔金公寓里借住了一宿，收听萨尔茨堡电台播放的《费德里奥》。福特文格勒 和弗拉格斯塔小姐 拖着长音在演唱，他们把《费德里奥》演唱成一种可怕的被拉长的瓦格纳印度橡胶的风格，韵律紊乱优美，呈现典型日耳曼式的、非浪漫的、温润的演唱风格，但我不喜欢，和莫扎特、格卢克或贝多芬风格完全不同，却类似韦伯——舒曼——瓦格纳式软绵绵的风格，我很不喜欢这种风格。第二天我继续赶路到了洛桑，在那我以大叔的姿态与来自圣地（巴勒斯坦）的外交官谈话，但他们能接受。我说他们这个小国家没有绅士风度，虽令人畏惧，却不讨人喜欢，除非他们推行公民自由与公正的政策。在那儿我还遇见新上任的美方调解人保罗·波特先生（前任调解人 生病退休了），保罗·波特先生 是我们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他对我谦恭有礼，这大大提升了我在以色列人眼中的威望。以色列人的问题不仅源于他们潜意识的信仰（他们的信仰来自他们的历史经历），即美德总是被抛弃，只有强硬才奏效，而且还在于他们的排外主义与对外界舆论的置若罔闻，此外他们对其联合国同事的话偏听偏信，并捧为国际舆论，而他们的联合国同事通常都是些愤世嫉俗的家伙，每天就热衷于互相吹捧。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只表示愿意授予我特拉维夫的范西塔特男爵 这一地位显赫、可以世袭的称号。之后我前往卢塞恩。魏茨曼博士主要精力都投入解决化学研究所 的大小事上。不过，我跟他详细讲解博登——穆勒学说，他似乎完全赞同。在整个阐述过程中，他说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没教养！！”，这直接触及他们所有人的痛处。我想我已经说服他开创一个新传统，即给议会做年度演讲，一个面向全国、面向世界 的演讲，演讲得正式且隆重，并借此机会大张旗鼓地向公众宣扬正义事业。我周四晚上离开之前，有必要在相关问题上跟踪他的想法。毫无疑问，他很善于接受新思想，并认同后伯纳多特犬儒主义者造成很可怕的影响，他们的恶劣影响有多大还有待观望。［……］代我问赛勒姆夫妇 好：我发现自己成了哈尔本夫人的好朋友，她认识赛勒姆，还说赛勒姆是土耳其人。

爱你的
伯林

伯林终于回到家，回到急切盼他归来的父母身边，并继续他在哈佛大学时就已着手的学术研究。但他的坐骨神经痛不见好转。

最亲爱的玛丽埃塔：

当鲍勃·布思比听说我坐骨神经痛时，说：“疼痛会过去的，但疼痛发作期他的生活将会变得更糟糕。”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就像歌剧中的凯鲁比诺 ，狂吃暴饮的日子已过去了——不过也许还没过去。让我更加困惑的是，你说我是那种充满恐惧、极度焦虑、劳累过度、胆小忧郁、性喜内省的偏执狂吗？如果不是，我为什么会遭受如此折磨？这难道是我活该受罪？是否有某种奇怪的东西在作祟？或者你是不是会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恶魔正潜伏在我潜意识的深处，而且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压抑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可怕的想法。所有表面看起来单纯的生活都是假象，其背后隐藏着不知怎样的恐怖。或者我真的工作过度，劳累过度了吗？会有人相信吗？无论如何感谢你曾邀请我到迪奇利庄园，用鲜美的牛奶和饼干招待我。我大概8月25日回牛津，如果我能抽空离开几日，希望能在你那小住，我将不胜感激。但愿指派给我的（原文如此，的确）暑期班别让我忙得抽不开身。可以的话，我回来后会给你打电话。我为苏珊·玛丽感到高兴：我担心这孩子会很瘦小，瘦得就像一个拒绝酒色的新英格兰清教徒，或者瘦得像耽溺酒色的放荡之徒，令人不忍目睹。我将饶有兴趣地坐以观望。

问罗尼好，并再次感谢你！

以赛亚

亲爱的布鲁克斯先生：

感谢您的来电，这封电报费了好些时日，跋山涉水，跨越欧洲大陆最后才抵达我这儿。阿瑟·施莱辛格转达给您的信息是完全正确的，感谢他把信转交给您——对我真是太好了。我计划写一本书，这本书将基于我今年在哈佛春季和夏季学期的讲座，我的讲座是有关1825年以来的俄国激进思想家的。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 爆发，以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被暗杀而告终。我选择这一时期的理由是，这些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就生活在这个时期，他们作为历史事件的先驱往往比当今的实干家更令人着迷。因此我打算写系列章节，每章一个中心人物，如批评家别林斯基 、大出版商亚历山大·赫尔岑 、变革鼓吹者米哈伊尔·巴枯宁 、拉夫罗夫 、彼得拉什夫斯基 和他的朋友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参与他们的密谋）以及一些小有影响力的人，如屠格涅夫、激进记者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和皮萨列夫 等。人物介绍前将有一章引言，介绍俄国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一章总结这些人物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俄国革命的爆发。除了E. H.卡尔的《米哈伊尔·巴枯宁》 以外，有关这些革命先驱的英文文献或其他任何外文文献都极为欠缺，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我提到的这些人物的生平与著作，在我看来，即使是撇开他们的历史角色，就他们本身而言，也比同时代的欧美政论作家有趣得多。当然，苏联已有大量关于这些早期英雄烈士的文献，但除了书目信息外，主要就是经官方美化的传记，几乎没有价值。

这本书大概有八九章。我初步计划不超过15万字，具体章节与字数我还不确定。我计划把第一章引言作为独立文章投稿《大西洋月刊》，将其余的部分章节，如对别林斯基、赫尔岑等的特别介绍，要么投稿各种学术期刊，要么作为《俄国激进言论翻译选集》 的序言，目前哈佛和其他研究机构的俄国领域专家正在讨论这一翻译计划。无论如何，到1952年我会写完这本书，题目就定《俄国激进思想与激进思想家研究》，或与此相似的题目。长期以来该话题一直吸引着我，如果一切顺利，我准备写第二卷，内容有关1917年之后的俄国思想家。如果您对出版这本书感兴趣，并给我些建议，我将无比感激，您的任何想法 我都会很感兴趣的。［……］

您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亚历山大：

［……］真希望我们之前能见面，并一起探讨所有这些事情 ，包括洛克菲勒的处境。我的确没有经历过他们的不幸遭遇，但是随着一个人身份的加码，来自各方的反馈基本都是含糊、不确定的。人们应该鼓励他们去推动哈佛、牛津等高等教育机构中有能力的学者去认真研究俄国的历史与制度，而不是过于关注更宏大的希望、人道主义，以及那些通常愚蠢、无价值的东西。如果你能促进他们去关注19世纪俄国社会思想的翻译计划，你将是真正做了件大好事，这个翻译计划正是我最想做的，而且卡波维奇 和莫斯利 这两位教授（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开展此项工作。此外，如果我能来并组织牛津现有的俄国研究专家，比如萨姆纳或奥博伦斯基 、科诺瓦洛夫、小赛顿——华生 ，甚至包括贝劳福 和我自己，参与发表系列专著计划，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钱，这能让我们的学生和其他人放手去鼓动那些懒洋洋的人在规定时间内出版专著，并承诺他们各种好处。这可是做了件大好事，因为这将让许多不为人知的研究浮出水面。让牛津的教授们主动去要钱，这不是牛津的习惯，实际上有时稍稍需要强迫他们，他们才会着手启动该项目。不过，这些也许你还不是很明白，对你而言还不够有说服力，只能等我们找个机会面谈。要么你来我这儿，要么我去你那儿——你已经很久没访问欧洲了，你该来趟牛津？来时通知我，我会安排好高级别的接待。谢谢你的来信，期待你能写信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您的

9月初，伯林根据医生的建议开始卧床。

亲爱的罗兰：

收到你的来信，我特别开心，你的信对陷于不幸处境的我是个慰藉。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从布尔根施托克一回到家，我就落入医生的掌控，医生要求我卧床一个月，尽可能少动，因为根据拍片诊断，我的坐骨神经痛是因为坐骨突出，如果选择不动手术的话，只能卧床静养。我周围的人都很关心我的病，我倒不怎么在乎。在东游西逛后，平卧在床，而且还能工作，能指挥别人做我想做的事，这种单调的生活毫无疑问对我是有好处的，不过还是有点无聊。因此收到你的来信，真是无比开心。

我的布尔根施托克之行总之是很成功的，我想我曾在信上和你提及。我的东道主夫妇现在很悲观。魏茨曼博士又给我来信了，他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有必要重申道德，但又怀疑他的追随者是否会支持他，他为此既沮丧又苦恼。实际上，我可以想象如果我自命不凡地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该怎么做，那我的努力只会遭来辱骂。在埃克斯音乐节和《唐璜》一事上，我和《观察家报》 有点小争执，《观察家报》提议刊登我的其他文章，但由于要求删减而且发表的时间要等很久，所以我想也许我最好还是选择英国广播公司，因为英国广播公司对我最友善。他们叫我做客第三套节目，所以我为他们录制了两个谈话节目，一个有关《唐璜》 ，另一个有关英美关系的困境 ，这两次谈话都刊登在《听众》杂志上。他们给我付的报酬都远远高于其他人。第三套节目简直就是人类文明活动的奇迹。这套节目不仅可与美国的媲美，而且与法国和意大利的相关节目也不相上下。该节目的确非常棒，我困在床上如饥似渴地收听这一档节目。

［……］我的朋友克莱丽莎·丘吉尔给我写了封令人沮丧的信，说萨尔茨堡这个城市充斥着半死不活的奥地利腐朽贵族气息与执迷不悟的纳粹主义，各大报纸相互较量，争着刊登准纳粹主义的文章。这我倒不吃惊，我再也不会访问那座城市。翁蒂娜 近来比较疏远浣熊 ，浣熊似乎对她不怎么好，不过你不必知道这些事。这里最近有不少谣言，如罗琳·帕吉特和迈克尔·达夫 的特殊婚姻，迈克尔·特利 与安妮·卡文迪许 非同寻常的订婚。［……］

罗尼·特利要去美国了，为此他特别沮丧。我确信对于一个五十岁的人来说，而且无论他是谁，这个年纪去美国简直就是件蠢事，因为在这个年龄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全适应新环境的。

这儿的政府确实令他很不爽 ，但是他应该更聪明些，而不是因一时的恼怒反而害惨自己。

现在我必须做点正事，得花三周的时间来充充电，以弥补自己可怕的贫瘠，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显然人们都有陷入死胡同的时候，不过我不相信我会陷入艾迪·萨克威尔——韦斯特 的境地，他刚刚皈依天主教。

我想，哈罗德·尼科尔森 会承认他对此感到震惊。不过，等我们见面后再探讨这事——翁蒂娜也说她很想见你，她心情似乎不太好。毫无疑问，当她坐在窗前，或倚靠在长满杂草的岩石上时，太需要一个骑着白马的爵士出现。

希望尽快见面
你永远的
以赛亚

亲爱的菲利克斯：

您的来信已收到：祝贺您有了新同事，可怜的弗朗西斯·比德尔 ，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现在可怜的拉特利奇 也走了，我猜下一个会是斯蒂尔曼 ？您更希望谁继任，他？莫里斯·恩斯特 ？还是杜勒斯 本人？您得原谅我莽撞的四方游荡，不过眼下我非常满意自己最自然的居所——床铺。医生给我看病，宣告我的脊柱歪了，必须严格禁止一切活动。医生说虽然这对我来说不易，但必须卧床静养，四周。我现在挺开心的，时间充裕，休息充裕，读了很多书，还有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三套节目陪伴。该节目非常有品位，相当棒。西尔维斯特 经常来探望我，给我带来欢乐：他告诉我普里查德在这时很痛苦，鲜有冷静的时候，他行为怪异，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成天生活在天旋地转中，这和玛丽·汉德——丘吉尔——？ 的描绘差不多，我想他大约处于恋爱的第三阶段，而不是她所猜测的第一阶段。有谣言传到我的病床前——勒尼德·汉德 法官在我未能出席的晚宴上和拉德克里夫勋爵 度过一段快乐时光；约瑟夫·路易斯 对爱德华的机会还比较乐观，不像其他人对此都不看好，我应该想到的。那个可怕的故事就像埃尔默·赖斯 的戏剧，除了排犹主义 ，还将发生什么呢？至于我本人，正在稳步推进我的反法西斯事业：我刚录制完一档节目，在节目中我断言，让美国人烦恼的事情之一就是英国总是三心二意，很不可靠，因为英国总觉得英国与美国的联姻并非一定终身——英国将来随时会同西欧私奔，一去不返，甚至还可能在幕后干些风流韵事等诸如此类，但是猜疑根本不是事实，只会让像比尔·艾略特 和我这样的实用政治倡导者 恼怒。这是极其拙劣的美国第五纵队式的流言蜚语。我担心这同样会让拉斯基和埃克尔斯先生 恼火，如果他们了解这一点，就更别提格罗特 、欣韦尔 、E. H.卡尔、温特顿伯爵 、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 、托马斯·巴洛夫 、R. 克罗斯曼、内维尔·巴特勒爵士 、波利特先生 和其他的民族主义者了。我担心的不是他们会耳闻这些流言，而是他们很快会读到刊登在今天早上（9月12日）《泰晤士报》上埃克尔斯的信 （您也关注一下这封信），这信完全展示了埃克尔斯的文字能力，行文流畅，很有代表性。这将成为他日后背叛行为最有力的托词，他的理由是英国本可以自救，他已告之英国该如何行事，但是英国没有按他说的去做，如此一来他就没责任了——更不用说他也是新学院里来自温彻斯特公学的校友！

以下是对您提问的回答：

［……］以色列。以色列的问题是，这个小国家没有绅士风度，（但有）其他的优点，比如勇敢、足智多谋、高效率、强大，不过有点像1919年的匈牙利 或波兰——大胆无畏，一旦被触犯就雷霆大发：危险：值得尊重，不过有点不太友善。我不是说以色列本不该如此表现，就像她现在这样还挺好；不过，伯纳多特被暗杀后，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义愤填膺与抗议，哪怕是装腔作势也没有。应持的态度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恐怖分子咬住我们的命脉，所以我们在意，可是实际上当600万人被屠杀，多一个非犹太人或少一个非犹太人并没有多大区别，更何况伯纳多特还是一个被英国踢开的奴才。从某种角度而言，也许人们不能完全指责他们，每次他们刚表现好，却因此立刻就受到惩罚，只要他们蔑视一切、炫耀自己，他们就做得很好。不过，如果他们还记得是什么导致了德国的下场，他们应该知道在哪儿刹车。我相信本——古里安心里很明了。不过，我对任何党派的年轻人都不了解。我父母回来时就像中了邪似的 。至于我（您的第四个问题），我在卢塞恩见到哈伊姆·魏茨曼博士和薇拉·魏茨曼医生 ，他的境况令人难过。他一辈子都嫁给权力，如今却被极其残忍地剥夺了权力，他充满怨恨与痛苦。他能嗅到在雷霍沃特研究所正在酝酿阴谋反对他，他表现得简直就像斯大林或恐怖的伊凡（伊凡大帝）。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会砍下别人的头：一直以来，他就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他的处境荒唐可笑。他要么是个实干家，要么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他既不像马萨里克 ，也不像杰弗逊 。温斯顿至少还有保守党可玩玩，哈伊姆甚至连这也没有。他讨厌右翼也讨厌左翼，因为他们不是右翼，就是左翼；他讨厌现政府，因为他不在现政府。没有他，这个国家就不会成立，至少目前如此，但这并没让他获得过多的满足感。他的健康有了很大改善，但视力不好，走起路来就像九十岁的老人，他的谈话还是那么引人入胜，不过他独自走过了那段充满烈火与忙碌的日子，走过那充满机会与成就的时代，但这一切如今却走向悲剧性的毁灭，让他痛苦不已。他对人没太多同情心 ，但弗里堡大学 授予的荣誉学位，瑞士联邦总统 的访问，却能让他像孩子般欢喜。魏茨曼太太的身心较少受损，不过她也惧怕以色列：她不是非常犹太化，她是俄罗斯人，并且在以色列也没什么朋友。她施魔法般地把哈伊姆和他的追随者拉开距离，这些距离对他的地位与工作都是必要的，她这么做是对的，也许初衷是出于势利——但是现在他们却为之付出代价，落到无人问津的悲哀境地，他们还留下一个不受欢迎的儿子 。幸好还有一个小孙子 给他们带来天伦之乐，但尽管如此，那些高大健壮的、穿戴制服的以色列侍从保镖、“大人物”的地位，以及得到合法承认的蓝白旗等，如今都成了令人心碎的景象。两个老人住在瑞士的酒店里，害怕这种平静与寂寞。虽然理论上讲很荣耀，他就像一只生病的老狮子，总在房间里不断地来回踱步，我努力使他们开心，告诉他们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伤心的，但最终还是听任自己离开，内心带着羞愧与不可告人的解脱感。［……］

厄尔尼。他的状态很奇怪，就像被牙医打了气体麻醉剂似的，还在傻呵呵地乐着。我们的老朋友艾登曾尝试写过一首讽刺短诗，大意是，唯一不操心危机的人就是政府官员——艾德礼视察巡洋舰和飞行特技表演，贝文傻笑着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有个好结果，克里普斯正品尝着日复一日施加给同事的苦果——以色列大臣埃利亚斯博士 认为，贝文会突然扮演一个好爸爸 角色，应付以色列，一会儿显示宽容，一会儿又常常表现健忘，他这样迟早会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这种可能。无疑，政治家就是这样一边压制一切，一边又在谈判，而我们的老朋友们理应这么做。很奇怪的是，赫尔姆 这个最出色的犹太非婚生子，在外交部的中东会议 上为以色列说话，他的影响使得大会倒向德斯蒙德·莫顿 的观点，他的观点很有建设性，很明智。然而，像可怜的威廉·斯特兰爵士 这样的一个平常人，这样一个大好人却被视为敌对分子，尤其是以色列总统在勒戈波特对他说的一席话之后：“威廉爵士，你知道吗？你都对我们做了什么？你让别人来谋杀我们，这就是你所做的一切。”

但是，您的第二个问题正在门外不耐烦地跺着脚。（您说我这人太刻板 ）——我想，罗斯福夫人战胜红衣主教 ，梵蒂冈显得很沮丧。她干得真漂亮，而且效果很好。我觉得本杰明应该接管以色列——罗马事务，我可以想象耶路撒冷——梵蒂冈轴心会迅速地将矛头指向英国外交部和内阁。至于全灵学院，局势相当微妙。我可以肯定萨姆纳不会第一个采取行动，我也不会。但我迟早会轻轻拉动麦凯先生精心构架的哈佛连线。不易觉察的涟漪将穿越大洋并隐约地扰乱汉弗莱在美国的敏感直觉天线——即使如此，什么事也不会发生。而我呢，就像简·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静静地坐着，继续神经质地闲聊，等着人来牵我的手——求婚——可是求婚者就没有出现，于是我心情黯淡，日渐消瘦直到时日来临，等着领新学院的养老金。我就是这么看的，而且看不到希望，因为除了福斯特就没人能干涉，而福斯特是不可能干涉的，因为没人把他当回事。罗斯 日益变得不可思议，让人难以忍受。他正忙着几件事情：（1） 他给《泰晤士报》 写信，认为对穷人的教育很欠缺，因为大部分穷人野蛮得不可救药，因为无知，他们行为恶劣，他对此很了解，是因为他自己就来自贫苦阶层，认为钱最好直接拨给牛津，而且称反对观点为“愚蠢的大陆理论”。（2） 他说他必须给工党投反对票，因为他们阻止他成为伙伴，而且他所关心的就是保住他的钱，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全疯了，真令人忧心忡忡。萨姆纳总说他应该成为钦定教授，因为我们除了传播知识，还必须创造知识。至少，他在写书。我不愿意在此再重复哈佛大学历史系对他的评价。

［……］已故的梅纳德的内心坦白 ，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和国王学院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因为梅纳德承认他早年对布鲁姆斯伯里的信仰不是认真的，如果真信仰那就好了。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在优雅地向平庸之辈兜售自己，但本质还是在兜售自己——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和平的妥协——不过，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绥靖主义。［……］

爱您的
沙耶

伯林关于英美关系的观点公之于众后，引起强烈的反响。10月5日的《标准晚报》刊出一篇名为“伯林先生”的专栏文章 ，专门曝光这位“尖锐的大学教师”的“似是而非的论点”。该文作者指出伯林观点涉及：

政治宣传，呼吁英国公众应迅速认可英美两国间的联姻关系。

他想象美国已认定了这一婚姻安排，但英国人却不承认该婚约，这让美国很受挫，很生气。所以在二十几分钟的节目里，伯林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说服他的听众，对英美双方而言，这一联姻都是很理想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伯林先生为什么对英美联姻如此感兴趣呢？他未婚，还是个单身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结婚。

这个作者一方面认同伯林的观点——放弃与西欧或东方结盟，但另一方面又谴责伯林：

竟然没有提出第三种选择：大不列颠应相信英帝国自己的实力和资源，英帝国应独自闯过难关。

为什么伯林对这一引人注目的简单信念视而不见呢？答案很简单。他不是该帝国的子民。他对英帝国的极度蔑视正好说明了他对帝国辉煌的无知。我们不可能期望他去赏识英帝国的传统价值。

因此，伯林先生试图引诱英国放弃他并不了解的信仰，转而选择他还没体验过的生活。

其他批评家则在伯林言论中挑别的刺。

（编辑）先生：

就贵杂志的通讯员罗德尼·霍华德·希尔顿先生 提出的论点——有必要加大东西方贸易，我显然没有异议。实际上，在制定各自规划的时候，美国和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策划者一样，都认为将来有可能会增加东西方贸易。这一预测也许过于乐观，但是人们肯定可以看到，到1952年（各国）将实现经济独立；希尔顿先生认为，“加大东西方贸易会损害英国的利益，甚至威胁英国的自由”这一观点是荒谬的，并极力加以批驳；对此谬论，我也不予支持。但是根本上，这还不是对“面向东方”的通常理解。“面向东方”通常指其他国家，如波罗的海共和国（1938—1939）、捷克斯洛伐克（1945—1948）及今天的芬兰，对苏联的政治同情观与政治同情度（已故的希特勒先生常称之为“忠诚”，比如捷克，事实证明，在1938年就表现得不忠诚）。有观点认为，一个国家能在忠诚于他国的同时，还能保全本国绝对的公民自由；但就一个国家而言，不管“忠诚”有怎样的内在美德，这种情况（在忠诚于他国的同时，还能保全本国绝对的公民自由）在近代历史上几乎是不可信的。

“许多历史先例”让希尔顿先生更担心美国的经济渗透，而不是苏联的现行做法。（但是）苏联一个接一个的先例远远胜于美国最不友善的言论。到目前为止，马歇尔援助计划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对英国民主造成威胁。威胁英国劳工社会利益的不是与美国的经济合作，而是资源匮乏，导致资源匮乏的经济原因众所周知。而且，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不管有多密切也不会影响对东欧的扩张，或帝国内部贸易，或西欧贸易，除非美国的资本家完全操控美国的政策，并致力于将大不列颠岛变成其殖民地。对此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您的，诸如此类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乔：

希望你收到我的友好来信后，能给我回信，我的短信就是想刺激你做些回应。我本人真没什么东西好跟你说的。

我在广播上发表了措辞激烈的亲美言论，演讲稿刊登在9月25日的《听众》杂志上，题目叫“英美关系的困境”。我本该发给你一份，不过也许你已经有了。我在演讲中提到美国和英国的联姻，说美国对此姻缘未必满意，但又觉得这婚姻是两国间的不解之缘；我还提到英国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已婚，认为即使结婚也可以离婚。我还说英国以私奔、一去不回相威胁，美国则认为英国名不正言不顺地在东欧厮混一阵子后，最终又会回到美国身边，到时肯定还有一大笔医生的账单等着他们去结算，这让务实的美国人特别恼怒。我的文章甚是夸大其词地表达了类似言论。这激怒了英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者，他们纷纷发表言论反击，比弗布鲁克勋爵 也在10月5日的《标准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伯林先生”，对我进行令人恐怖的猛烈抨击。他在文章中对我展开威斯布鲁克·佩格勒 式的批判，指出我根本不配给英国民众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些我就不寄给你了，担心会让你觉得可笑）。这篇文章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我的广泛同情与慰问，一段时间以来我发现自己处在聚光灯之下，极不自在。我的同事们既激动又惊恐——更确切地说，那感觉就好比一个人曾一度是荒淫无度的统治者的宠臣，结果这段骇人听闻的秘史突然被揭发——我的名声从巅峰坠入低谷，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另一方面，有关丘吉尔的那篇文章 也在我的左翼朋友中招来非议。左翼、右翼都轰炸我，我这一处境特别奇怪。自从我的文章“美国学生与英国学生之比较”刊登在《时代与潮流》 杂志上（我不会寄给你，文章虽然发表了，可我却害怕被人读），我在牛津的地位和重返美国都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真得给我写几行字，告诉我你的近况。我渴望安慰。在我看来，我们的统治者就像走在钢丝上的杂技演员，钢丝下张着大网，安全极了。他们知道如果不慎摔倒，他们不过也就掉到大网上（美国），最多丢脸而已，但绝不会有生命危险。他们本能地意识到，如果仅从个人私利的角度而言，人们不会让他们彻底砸到地面。这让他们丧失了强烈的危机感，否则他们会疯癫的。他们就像欠债的儿子，知道父母虽然焦虑、愤怒，但一定会替自己偿还债务，他们明白尽管要忍受各方羞辱，但不至于去坐牢。因此，他们没有手枪，没有自杀的想法，没有不顾一切的补救手段。艾德礼、克里普斯等心态都相对平和，这在商业环境下有优势，但不会产生引人注目的英雄主义和天才的创意。无论在哪儿都没人接受我的这一见解，我就藏着掖着。在我心里我早就将之兜售给美国，现在正耐心地等待事态的发展。也许我是错的，但我不这么认为。制定英国外交政策的两个核心（集团）似乎不愿意向美国屈服，而且还激烈地否认；人们还猜测英国不会和苏联发生战争。我开始认为中国 的共产主义事实上正开始走向令人畏惧的方向，但是我还没有能力思考这个国家，因此我也许无权对中国发表任何政治见解。一定告诉我你的看法，帮我结了这个账单。

我的私人生活很平静。上课，课余写书（两本）；我感觉自己的心态老了，而且更有责任感，任何与此相悖的行为都不符合我这个年龄，是越轨行为。因此，我不会出席德文郡女公爵为她女儿订婚而举办的社交聚会，我不想和迪奇利庄园 的新主人见面，我想他是朱迪的朋友，他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像个傻里傻气的学监。

你什么时候来欧洲？来吧，到这清清静静地住一周，远离科尔法克斯和B.［应为：P.？］贝里，我很少见到她们。一个月来我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中，目前还没有什么理由能结束这一状态。伦敦离这很远。奇怪得很，感觉自己有点像可怜的普里查德，不过我不会在新学院俄语教授的选举中做手脚，也就不会落到像普里查德那样被揭发的下场。

普里查德近况如何？我还没给他写信呢。我必须写，我必须写。

你永远的　　［……］
以赛亚

亲爱的阿瑟：

非常感谢你的两封来信，很精彩，两封信几乎同时收到。卧床三周之后——多好的机会，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彻底放开工作——一个人若是没能拥有妻子，他至少可以享受母亲不离不弃、无微不至的照顾与保护——我突然发现自己处在最令人惊恐的聚光灯下。你知道，我的亲美思想溢于言表，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中发表了一个激昂的演说，指出英美间的姻缘是不解之缘，并暗示该联姻不可避免，而且对双方都很理想，等等。这引起了比弗布鲁克勋爵本人对我的极度愤怒。1949年他曾主动提出让我入主议会，但我拒绝了，自那以后他就对我怀恨在心。《标准晚报》头版头条标题醒目的“伯林先生”对我从头到脚地进行可怕的轰炸。文章说我是牛津大学的老师，擅长编故事，但“不是帝国的臣民”，我担心“不是帝国的臣民”只是委婉语，其真正含义会更加令人不安（你猜测得到“不是帝国的臣民”的内涵）。（该文章我怀疑是你的朋友温特尔先生 写的，他曾被指控多项罪行，从贪污腐败到反犹主义；而且我曾英勇相助，使得他最后能在奥利弗·弗兰克斯男爵的手下做事！你会斥责他吗？）接着，《听众》杂志也刊登了封读者来信，直接冲我而来。几乎与此同时，有关丘吉尔的那篇文章也遭到左翼的狂轰滥炸。这就是我的处境，受到左右夹击，左右翼都把我看成亲美叛徒，说我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也不知中了什么邪，不断地想发表有关英美局势的言论，但这些言论越来越短命，往往只是昙花一现。现在我已经不写了，尽量让自己去做些更重要的事。

你的书 已收到，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只读了其中针对我的那段文字，你指出我得为非共产主义左翼（NCL） 这一不祥的运动负责任。我必须说，该脚注揭开了美国政府内部着实令人惊恐的秘密运动，华莱士先生把该秘密运动的操纵者想象成我。这一调查可以说是基于我对哈里曼先生 的影响而展开的，该调查几乎可以得出任何结论。你的意思是非共产主义左翼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运动，难道战战兢兢的业余外邦人兄弟会（OTAG）就不是运动？尽管查尔斯·泰耶尔 、奇普和我过去常拿“非共产主义左翼”开玩笑，但我不敢相信，“非共产主义左翼”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儿戏的华盛顿词汇，马奎斯·威廉·柴尔斯 对该词就相当严肃认真（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正是语言创造了实体逻各斯 ，这是个社会逻辑学猜想，它与索罗金的逻各斯非常近似）。现在，我得读完你的书——法国大革命期间，曾有位女教师，她对街上的暴动脏乱与滑稽的红色帽子讨厌至极，殊不知她其实已卷入法国大革命，但她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我得看看在此书中自己是否也和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位女教师一样，虽然已经卷入大运动中，而我本人还不知情自己或他人已参与其中？同时，我还得设法弄到维莱克先生 的书，我得说我赞同麦克·邦迪 在《记者》 上对该书所作的评论——相对而言，他对维莱克先生的书所作的评价很中肯，他对亲爱的比尔 的作品高度赞美，但我不太认可，对我而言，比尔的作品晦涩难懂。

这里的一切都特别平静。我的生活包括向鲍拉博士解释为什么大学里的终身制官员仍视他为保守势力的不倒台柱，他即将上任 这一事实吓死了这些终身制官员，他们特别向我吐露了他们的担忧。我有成千上万件事得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介绍给米夫林出版公司 ，我终于可以做点事了；谢谢你首先促使系主任巴克支持我；不过最该感谢的还是你完全改变了我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生活，现在在我看来那是段快乐的田园生活。相比之下，鲍拉博士的生活有点惨，他虽然嘴上从不提，但只要一想到哈里·莱文及其嘴脸，他有时仍会咬牙切齿；不过，我不能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否则我和麦克利什 就没区别了。

我让贝蒂·艾克罗伊德 去拜访你，她简直就是一个奇才。我很好奇你是否会喜欢她。她是典型的英国人，在牛津长大，满脑子道德，很正直，极有条理，她还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钢铁委员会主席，在奥利弗·弗兰克斯男爵眼中她太严厉，非常像乔治·艾略特笔下的某个人物。她与众不同，我个人认为她很优秀。你应该看到她是个道德坚定的人，在她面前，1947年巴黎的那些法国和比利时实业家，显得鬼鬼祟祟，低级粗俗。（有一次，因S.克里普斯男爵对法国人的看法不够诚实坦白，贝蒂·艾克罗伊德三天拒绝和他说话——她是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式的人物。）显然，她是个未来女性，她和玛丽·麦卡锡截然不同。你和帕森斯 共进午餐，我对此很感兴趣；我很欣赏你（对那些社会学家）的非难 （忠诚的乔治·费歇尔 将你的文章寄给我），我只能说——我也没法多说——我绝不可能超越你。我想知道他们的辩词，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辩解？如果有我们未曾想到的辩词，一定告诉我。［……］

一个叫巴林顿·莫尔 的家伙写了本书，我给他写了封很长的批评信。我担心自己做得不对：这个可怜的人回信说，如果其他人没有提出截然不同的见解，我的评判会让他很纠结，而且还说我不能称他的书为论文，因为他好多年前就已经动笔了。将来，我要么不写书评，要写就极尽恭维之词，能让人一眼看透，但不会让人难堪。

我自己的计划进展缓慢。总之，我挺想调到全灵学院，我可以肯定一年之内就可能调到全灵学院，而且希望很大。如果成功，我会时常回到哈佛。不过一年时间很漫长，而且萨姆纳是个胆小怕事、优柔寡断的家伙。所以我必须尽早把调动搞定。目前我还不能明确告之系主任巴克。不过，我会尽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它慢慢沸腾。（在他面前，你一定得常提到我，或许还是最好不提。）

乔和奇普吵架了？这是真的吗？或者这只是常让朋友们厌倦的那类冲突而已？普里查德有消息吗？我还没给他写信，但给菲尔写了信，叫他从我的账户中（让他代为掌管）取钱，而不是从你那儿拿钱去帮我捐款， 上诉会有结果吗？

迈伦·吉尔默 给我写了封信，写得太棒了！他的信提出了些真正的原则问题，我必须认真思考后才能回复。众所周知，做学术的人如此反复斟酌、如此拖延，并不招人喜欢。不过我会尽快给他回复。我的确非常敬重他。我在他面前，相形见绌，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的信仰与处事方式的道德前提，就像十五年前经常自我反省的斯蒂芬·斯彭德。别告诉他这事，否则他会以为我视他为牧师或倾听忏悔的神父，而实际并非完全如此。不过，我可以肯定他总觉得自己有许多疑虑和缺点，但实际上他对自己的看法是不对的；他的妻子 对他的评判很正确，说他如岩石般坚定，在革命中我会坚定不移地追随他。能有这么一个人让我不离不弃，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感觉更好的了。他愈迟疑不决，透过他的犹豫，他的原则就愈加不可抗拒。他的确是个非常卓越的人。不过，他目前（革命前）的任务就是去营救斯图尔特·休斯 ——这应是他的全部工作——并且阻止罗伯特·沃尔夫 诋毁莫斯利。让他自己指引自己吧。［……］

问罗斯福夫人好。

你永远的
以赛亚

（原谅我这封愚蠢的来信：下回我一定尽量严肃些，见闻广博些，道德更坚定些。再过些时日，牛津很快就会被灰暗寒冷笼罩——不过到冬天时我会再次现身。）

（编辑）先生：

罗德尼·霍华德·希尔顿先生认为 ，如果不接受以下观点，是绝对不可能真正推动东西方贸易的：（1） 即使苏联曾是威胁的话，苏联也极少对致力于公民自由的社会构成威胁；（2） 美国的政策在当下的的确确造成这样的威胁。我会相信（1），是因为苏联威胁论常常成为推行反动政策的借口；我会相信（2），是因为这是事实。我对希尔顿先生的最新回应中，就希尔顿先生提到的（1），我已说明了（1）并非实情及我的依据，而且现实中正确的主张有时会被传播者歪曲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歪曲就否定这些主张或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我认为东西方贸易并不取绝于（1）提到的现实，对此我已说明理由，但希尔顿先生却没有。

至于（2），人们从希尔顿先生的信中猜测不到托马斯·杜威先生 在1948年总统竞选中会败北，而事实是他的确是落选了！他的朋友们也没能掌权。希尔顿先生还提到，法国政界担心他们对法国施加金融压力。即使法国的担心成为现实，但在美国政府的制衡制度下，这种事情会受到抵制。希尔顿先生坚定地选择忽略美国政府的政治色彩。至于纽约对几个共产党人的判决，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会对英国司法进程有任何影响。如果说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观点，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被判刑，这一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审判中律师们遭到指责，是因为他们对法庭极端蔑视，而不是希尔顿先生提到的原因）。在我们国家，我们可以自由地谴责这一做法，并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正如我希望我们应该做到的）。现阶段，虽然这个国家能比美国更有力地执行这种自由，但是无论是英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间，还是美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间都没有可比性，而且希尔顿先生也没看出这些欧洲国家会对公民自由造成任何威胁，然而这样的判决在这些欧洲国家是不容抗议的，而且无论是希尔顿先生的信还是我的信都不可能公开发表。此时此刻，希尔顿先生不可能真的认为东欧国家比美国有更大的公民自由（即这个国家所理解的公民自由），甚至认为即使在相对自由民主的美国，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公民自由。针对最后一点，我是不认可的，美国总统也不会赞同。

您的，诸如此类
以赛亚·伯林

伯林生活的混乱状态此时引起大西洋两岸朋友的关注：

以赛亚似乎已从腰椎病痛中康复，现在能够站立行走了。不过他总是生病。他的病主要源于他从不躺在床上睡觉，而且一人干五个人的工作。到头来，就连原本特别宽容的自然之神也开始表示不满，狠狠给了他一击。他的房间特别奇怪。房间视野挺好，可以看到新学院的花园，可是地上却堆满了一摞摞的书、留声机、电话记录、炊具、一包包的食物、未开封的信件、电话……我觉得奇怪，他竟能在这个房间里过得好好的，不过这倒挺适合他的。他教学工作很繁重，似乎总在晚上授课，这个时间对他也许很好，但对那些可怜的受害者，他们会怎么想呢？

音乐给伯林带来快乐，让他的注意力暂时从学术中转移。

最亲爱的谢利：

真为你高兴：你不仅康复，而且这个月还打算去南方。至于我，得等到15号左右才能摆脱这潮湿、阴郁的沼泽地。《罗恩格林》这个曲子我实在没兴趣，我真的讨厌这个作曲家，我对他的厌恶甚至超过那些一度沉迷于瓦格纳音乐、之后又远离瓦格纳的音乐迷。我想我可以听听《鬼船》（如果演奏得好的话），甚至《唐怀瑟》，但就是不愿意听《罗恩格林》，尤其是现在（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到处都可听到对《罗恩格林》的尖锐批评声。尽管这些批评都是与音乐无关的成见，尽管我期待《罗恩格林》会很精彩，但目前还是没兴趣。你要在伦敦待多久？15日之前，信就寄到这，15日之后请寄霍里克罗夫特大道49号，或者给我来电话。这段时间我们这儿正在上演《伊菲姬尼在陶里德》，演出很精彩，真有些出乎意料：歌唱家不能表演，制片人不能制作，不过演出仍然好极了。格卢克 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像《阿米德》这样的歌剧不经常上演：哈伍德伯爵 的光临让我们甚感荣幸，哈伍德伯爵不仅风度翩翩，而且待人和蔼可亲。伯爵夫人虽然亲切友善，但我就是不喜欢她，这是否不公平？还有什么其他音乐，你打算去听听？我对音乐如饥似渴。除了音乐，鲍拉博士还能满足我哪些饥渴呢？

爱你的
以赛亚

不久，伯林的美国朋友又有新问题来骚扰他。他关于美国大学知识分子的文章 从11月12日起在英国期刊《时代与潮流》上连续三周连载登出；《时代》杂志试图为美国读者总结 伯林的观点。阿瑟·施莱辛格马上回应，他很震惊，并对伯林严加指责 。

我亲爱的阿瑟：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和珍贵的随函附件。我很容易一感动就后悔，一旦发现被人误解后，就会写一封冗长的信，急急忙忙地发表（你是知道的），迫不及待地在朋友与公众面前为自己辩解，等等。但是基于以往痛苦经历的教训，这回我克制自己不这么做。显然，《时代》周刊上的文章让我惊恐万分。你应该记得我写的文章总会惹来极度的蔑视——文章只要一刊出，它就会变得虚伪、粗俗、肤浅，突然间变得圆滑，令人难堪，更绝的是，它从此便不再传达我希望表达的意思；而且如果我为之辩护，我这一行为就被认为离经叛道，而诋毁我的人的言论却永远是绝对正确，而且不容辩驳。我在广播电台的演讲播出后，就发生了这些事。做完节目，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讲话有点过了，我低估了英国的态度，凌辱了我们的爱国者，并过度赞赏美国，总之我没能清楚说明那些复杂的、起决定性的微妙差别。显而易见，如果一个人果真是这副嘴脸，那他压根就不可能有政治立场，尤其不会急于公开言论，除非有纯粹的私人目的。现在我对刊登在《时代与潮流》杂志上的文章非常不满（即使不能说在道义上感到愤怒）：我不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不过显然你发现我在公开指责康诺利、奥斯伯特·希特维尔，甚至是斯蒂文斯 时，居高临下，自视不凡，愤世嫉俗，语气浅薄。（一想到有人认为我和戈雷尔 没什么不同，我就想发火——戈雷尔曾对美国的种种冷嘲热讽，极其令人反感，我曾言辞激烈地批判他。）我的确认为不仅美国学生，而且美国大学的政策制定者都过度重视道德，显然相对于中西部大学，这种现象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我敢断定）、哥伦比亚大学（也许）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在我待过的院系——俄国社会学系与哲学系，在教授职称评审中（不是指院系，而是指教授评选委员会的投票人），这种现象就特别明显，至少相对于牛津和剑桥而言，虽然我们也有这种倾向。不过，我主要是针对学生而言，而且我敢说，我对他们的道德主义也有些夸大其词，可是《时代》杂志似乎只抽出了所有的批评言论，把意义深远的部分全给删除，这对我而言太可怕，简直就像噩梦。

我知道，这种对道德活力的强调加上断章取义的文字，自然让人联想到善良的老实人 这一类型的人物形象：没有识别力，做事不严谨，不善协调，缺乏文明的方法，不善保持内心的镇定自若，缺乏所有其他必备的品质，而这些品质能确保欧洲人活得有意义，如果我的文章传递了这一形象，我深感惭愧。但是是这样的吗？我这么做了吗？我要说的是，美国学生总体而言除了拥有其优秀的、更富同情心的（在我看来）“俄国人的”品质之外，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优点值得赞赏，他们的想象力更具原创性、更加自由开阔，他们才智非凡，更能吃苦耐劳，更能产生像E. 威尔逊这样伟大的、有独创性的批评家。相对而言，我们的精致文化则培养出了德斯蒙德·麦卡锡 和我的好朋友戴维·塞西尔，他们就知识而言，我觉得可以与威尔逊匹敌，甚至抵得过哈佛的英语教师，因为哈佛的英语教师随时都得面对各式各样的指控（但愿鲍拉博士〈和我的其他同事〉永远别听到这话，他非常憎恶这一切。〈这会成为你握在手中的撒手锏，我没法低估这一撒手锏的影响与效果〉）。我想我在论文中过度强调道德偏见对学术活动带来的危害，过度嘲弄美国对相关学科（与改良世界的技术浪潮相关的学科）的偏好，也许我利用美国学生作为典型进行说教劝诫有点过了，不过，相信我，相对于牛津大学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我不是特指哈佛大学〈尽管在我的文章中，尤其是《时代》上的节选，似乎指向哈佛大学〉——却是普遍存在着道德偏见。我不是指教授们为了达到道德标准而在学科上弄虚作假（虽然我敢说，有一些人确实如此，如像政治学这样的“社会”学科和哲学），而是指人们的政治历史对他们的当下关系过于重要了——休斯们、莱文们、修斯克 们，还有威尔逊本人，更别提麦克利什等，甚至还有你自己，都和我过去一样，深受谁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曾是你的同路人或不是你的同路人的影响。这种道德关注搞乱了一切，让问题复杂化。而在我们这儿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没有这些问题的困扰我们会显得有些沉闷单调，不那么引人关注——再相信我——但我们也可能更加快乐。我不是指知识分子过分关注政治背景——这个非内在本质性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政治背景是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个核心因素，而且此时此地就有这么一个突出的群体。政治背景的关注源于大学教师被当成道德教师，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大学教师成了承担责任的少数群体，如麦克利什，或者那些会写政论文章的人（相对而言，H. G. 威尔斯 让人感觉就不擅长写政论文章）如多斯·帕索斯 ，就有眉有眼地将时代的堕落归罪到大学教师身上。我不是指这种道德至上对写作和各种学术活动的高标准要求是件坏事，相反，它是有益的，除非导致故弄玄虚，如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等。但道德至上并不适用于混乱的地方：那儿没有一个勇敢的自由传统，没有广受尊敬的烈士和圣人，内部充满了争吵，人们各奔其道——前方、后方、侧面，大家既没有目标，也不懂得探索目标的意义与价值，哪怕是通过缓慢且代价昂贵的方式。我文章指的不是这种道德至上，而是指那些更普通的道德模式，那些更高贵的年轻人关注的普通［模式］ 。〈什么模式？在哪儿？有着弗洛伊德式波西米亚人奇怪的痕迹。〉美国不是没有模式，而是其模式非常奇怪，不过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显然，我肯定在平常谈话中曾上百次谈到这些，你阻止我了吗？或者我提到过吗？无论如何我感觉就好像被《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示众——我希望什么也没发生，希望能重回1939年的时光。

此外，倡导献身学术与提高学术水平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就在这浪费时间，写的说的全是关于共产主义、比德尔·史密斯 、老旧的俄国音乐、政治理论、英美关系、米尔斯基王子 、认识论、条件句的逻辑和其他只有上帝知道的东西，包括《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当代文化》 ，尤其是沉迷于新闻以抗议学术界新闻，这就好比有人召集听证会以抗议虚设听证会的做法。我觉得自己就像某个阶段的乔，情绪灰暗，总在自责。

我尤其觉得自己像个无赖。毕竟我比任何人都享受在哈佛的日子，在那儿我拥有无比温馨的友谊。经历了那些事后，牛津就像一张灰色的毯子笼罩着我。我真的非常遗憾我1950年来不了（我私下打算回全灵学院〈这确实是秘密，至少目前得对英国那边保密〉，这样我就可以再回到哈佛大学——除非我放弃1950年的哈佛之旅，否则我的计划就无法实现）。麦凯、巴克、布林顿 、唐纳德·威廉斯 或任何其他人读了我在《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后，虽然我相信他们不会拒绝我回哈佛，但感觉他们会认为我是个不懂感恩，甚至还有些阴险恶毒的客人。〈我的父亲是个诚信的商人，他非常严厉，经常引用《圣经·创世记》中的［ ］ 这句话。这话说得真好。〉因为柯南特和巴克等肯定会读《时代》等杂志，现在我必须把这三篇文章全寄给他们，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否则的话，天知道他们会以为我都写了些什么。天哪，我是不是把这件事当成天大的灾难了？至少，我得给柯南特、巴克和麦凯写封信，告诉他们我热爱并尊敬哈佛（我确实如此），而且我的文章表达了我的真实想法，并觉得他们是公正的。我总觉得我必须说点什么。〈我的表白是不是有些奉承巴结的味道？我不应说我爱哈佛——实际上我不能确定我爱过任何大学，尽管全灵学院离我的心最近——我也不该说我敬仰哈佛：在那儿我只是特别开心，这信有点类似E. M.福斯特某部小说中心烦意乱的女家庭教师写的信：“我该说我爱他们吗？这一表达是不是过头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俯首？向人低头总是安全的，不是吗？或只是点点头。”我只想点点头：我希望我能像玛丽·帕金斯那样自信沉着，而不是像可怜的W.詹姆斯夫人和珀克 那样患社交焦虑症。〉今天下午《时代与潮流》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的《校友简报》准备登出我的第二篇文章。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想成为美国教育界道德问题论战的焦点，不过，如果你能告诉我人们是否真的受到伤害，我将非常感激。如果确实造成伤害，我会很忧虑的，〈而且无能为力〉，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知道。我牛津的社会——民主党同事很为我担心：有关丘吉尔的那篇文章不像是亲劳工党的；我有关英美关系的广播讲话（不仅激怒了比弗布鲁克），激怒了克罗斯曼和一些比较温和的社会党人；《时代与潮流》杂志上的文章被贴上政治反动的标签；最后，丘吉尔先生认为我可能不喜欢他本人（尽管他给我发来电报 和圣诞的问候——再一次妥协），伦道夫 还调查我。显而易见，要想生存，一个人的观点得简单，而且还得脸皮厚。我已下定决心不发表言论，也不要脸皮。虽然我不会再给《时代》、《时代与潮流》或《校友简报》撰稿，但如果我不想给人留下高傲、喋喋不休、存心不良的印象，我就得在其他领域做点事情。一定给我些建议，有情况一定告诉我。

［……］比弗布鲁克勋爵从未提出让我担任主编，他只让我做专栏作家，对此我恐怕拒绝得太快了。〈比如没有问问专栏作家能赚多少钱。他说：“远离牛津那些陈腐的大学教师，我把你安置在克拉里奇的邸宅；你可以尽情地花钱、喝酒，并拥有女人；你可以在我的住所里接待朋友，这是只有少数人才拥有的特权。”因此他有点像滑稽哑剧中的魔鬼；一想到我能站在阿灵顿宫 的房顶上，能饱览地球上所有的王国，我就忍不住乐得笑出声来。我太享受这个谈话了。我和卢斯 就曾经历过类似尴尬的事——奇普可以跟你详述此事。然而，我觉得自己并非是那种遇到麻烦就依赖这些大亨的小人物：怪异。〉奇普一直在这儿，而且很开心。他并不否认乔讲述的基本是事实；我清楚他、布鲁斯 和哈里曼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我可以肯定，在实际中凯南是对的：英国不可能真正加入欧盟——在经济上这将使英国的生活水平下降一半，对此人们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与美国结盟的观点也许令人讨厌，但很现实；也许人们憎恨美国的影响，但美国的影响不可能避免；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就不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我们的普通百姓而言，他们什么也不是，可我们的普通百姓就是更喜欢他们，仅仅因为他们距离我们更遥远。奇普似乎还不错，声望挺高，他和巴黎的大使夫人相处较融洽，但还没到一拍即合的地步。 我们一起分析你喜欢她的原因，并得出结论是因为这能让你觉得很荣耀，至少在你的心里和感受上是这样的。很惭愧，尚未拜读你的大作，奇普说这是一部天才之作、及时之作。到目前为止，我只读过那个重要的注脚 ，那是该书中我读过的唯一的句子，但我非常欣赏这本书，并准备（毫不犹豫地抛开那些令人厌烦的公开争执）马上拜读。顺便说一句，其他书我也还没读，包括莫顿·怀特 的书，我得为该书写书评，准备刊登在《心灵》期刊上。他是个善良、聪明的人。莱文对怀特很反感，这反而让怀特更出名。怀特说他是我唯一没有藐视过的人。真的吗？多不公正！多不属实啊！再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我对你和其他任何人都充满了敬佩、爱慕和热情。可是我的言辞似乎总辜负了我的本意。人生太艰难了。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简单、快乐的话匣子，只讨厌那些吹毛求疵、一本正经、难相处的恶毒人。这会是一个假象？它隐藏得很深，没人能觉察到，就像人们在广播里听到的声音。在牛津，鲍拉博士说我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合作主义者，而他是一个隐秘的抵制者。他存心不良却显得很亲切友善；他在写书，写得不是很好，我将其书中的片段大声读给他的朋友们听，假装这是摘自他们的作品，结果当然总是遭到质疑，他们的震惊反应却也合情合理。这一实验在高傲的肯尼斯·克拉克 身上特别有效。哦，天哪！也许有人会说我这么做（对我的老朋友、对我人生最有影响力的人——确实如此）不公平，缺乏善意。我从来就没把事情做好。现在，我必须坐下来，寄几份《时代与潮流》给哈佛大学校长和亲爱的老麦凯。如果你即刻给我回信，你也许能阻止我（太迟了！杂志已寄出！）我总是仓促行事；显然，我写的每一个字，无论是已印刷成铅字的，还是手写的总是不断地给我带来麻烦。我保证1950年将会是安静的一年。屡遭打击与陷害使得我胡思乱想：尽管乔始终保持出奇的沉默，但他对我笨嘴笨舌的反击策略一定耿耿于怀。（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一个包裹。亲爱的乔，对他我从无微辞，我应多和他保持同一阵线。）我需要消除疑虑，逐步建立信心，增进感情，但不是以事实为代价，所以一定告诉我赤裸裸的事实。你什么时候来欧洲？我要相应地计划我的生活。如果你不阻止我，我将带着负疚感为阿什科利 写篇充满怀旧和赞誉之辞的文章，题名为“哈佛时光” 。这听起来并不怎么像无聊的威胁。我的处境糟透了。你得马上动笔给我写点东西。甚至连佩里·米勒 也写信来指责我，他不久前以身体健康为由和我毁约，结果被友善的拉斯基揭穿（一个奇怪的角色互换） ，说他撒了个〈大大的〉白色（善意的）谎言。〈牛津夫人 曾经说过，白得足够冰镇圣诞蛋糕。〉拉斯基非常友善。我至今还很看重他的善意。你瞧我是多么谦卑。给我写信吧。〈代我问候玛丽安［原文如此］、埃琳娜·莱文。（哈里已寄给我一份选印本，有关国外对美国文学的评价，非常谨慎。我也必须寄份《时代与潮流》给他吗？不。不。不。）我该给怀特夫妇 写封信。我一直想专心研究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史，我觉得当代美国的学术状况更像我心目中英雄的生活状况，而英国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成了戈雷尔主义了呢？我希望为吉尔默先生唱赞歌，颂扬他比我身边的任何人，甚至比老山姆·比尔都高尚：老山姆·比尔是一个大家熟知的19世纪农耕理想主义者。为什么《纽约时报》会认为我对比德尔·史密斯 所写的书评（《纽约时报》周日版，任何一天）太亲苏联呢？你也可以写点东西，分析分析这位可怜、苦恼的旧世界的自由主义朋友。你什么时候来呢？〉

以赛亚

附言：顺便问一句，你是否真的考虑到牛津做一年哈姆斯沃思讲席教授？如果有打算，告诉我；我会让贝劳福去敲定此事。一定来。

亲爱的迈伦：

我还欠你一封信，也不知欠多久了，内心隐隐约约一直有种愧疚感、负罪感（我几乎向来如此），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面对道德、学术和个人的责任，这些无法逃避的责任各式各样，非理性能说清道明，有时令人消极怠工：长期以来我反对道德至上，反对根除对真理、快乐等无意识的追求，而倾向于支持清教式的，或伤感或黑格尔式的社会责任，现在我开始有些不安，我的抗议与反对莫非是源于我内心对该领域中存在问题的着魔与困扰：我看到一幅令人恐怖的画面（可能是戈雷尔先生画的，或是米德夫人 或克莱德·K.K.画的）：我退缩，我努力摆脱，我驱逐幻影。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唉！

天哪！自我回来后，我每做一件事情都让我麻烦缠身。在航行前我的护照丢了，我可以肯定这一定深含弗洛伊德式的寓意：我给阿瑟写了封让人胸口怦怦跳的书信，我现在还处于那一状态中。我很抱歉让你承担这一后果；这是友谊的代价，我是无法解除的。继续听我唠叨我遭遇的种种倒霉事吧：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有关《唐璜》（正在埃克斯上演）的田园诗般的文章，并一口气完成各报纸杂志的约稿任务（已积压很久了）。我写了篇（我猜别人是这么认为的）狂热亲美的文章，并在广播电台播出，遭到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一些共产党人士的鞭笞。我的麻烦是，一旦我借用某一隐喻（尤其是具有喜剧色彩的隐喻）展开论述，我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刻意地驾驭着文字。有关丘吉尔的文章充满了夸张的模式：一旦出现一个类比，我就禁不住玩起类比游戏，我知道这样做轻率，甚至危险；并且我马上就会觉得愧疚：

这就点类似在摆弄克罗齐式 （或叫帕累托 等类似的名称）的超结构。如此摆弄，构架清晰，行文流畅，文字风趣引人入胜，避开乏味的事实堆砌，尽管事实至关重要，但仅仅罗列事实是不可能结构对称，文字幽默的：除非像通俗杂志文章那样以幽默诙谐的风格写作，也许这并不重要：也许我得吸取教训，再无趣的事实——所有那些我们这些优秀人物想当然的事实，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学领域的“炉渣”，成熟的时代思潮根本不屑对这些“炉渣”加以探究与检验——也必须加以阐述。噢，天哪！我又跑题了，让我继续吧。这些隐喻真的非常致命，并惹麻烦；不仅仅是隐喻，而且类比也一样。我试图以类比来解释世界，就好比品茶，如果你理解我的意思的话。我不是采用归纳、演绎或推理，而是借用各种最近似的类比加以阐述，如果一个人的脑子里有这种类比思维，类比论证就会有说明力。糟糕的是，缺乏类比思维，解读就会跑偏了。因此，欧洲对美国，18世纪对19世纪，演员的服装反映心理变化，直觉敏锐的政治家兼收并蓄，直觉迟钝的政治家催眠，等等。这些使得丘吉尔那篇文章特别有趣，不过也有些肤浅。这个老人自己也不确定该如何评价这文章，大概有四分之三的满意度，圣诞节时还给我发了封很有意思的电报。不过，我的那些社会党人朋友们——他们是我最亲爱的朋友——虽然颇为震惊，但他们却找不出任何可指责为错误或恶毒的东西，只是感到震惊罢了。我从一个类比致命地滑向另一个：《听众》杂志上的文章（该文章遭到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批评与攻击，阿瑟已给你看过他的批判文章）痴迷于不解之缘的婚姻这一比喻。我现在仍然觉得这一比喻是正确的，该比喻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这个比喻幽默诙谐，而不是因为貌似真实。当然，当然，这个时候应该严肃，一本正经地论述自己的观点，严肃与诙谐终究是不相容的。严肃并不等于一本正经，枯燥乏味，诙谐也不等于轻浮、讥讽，等等。尽管如此，事情却没完没了。我刚放下《听众》引来的讽刺与攻击，就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以防卷入美国的学术界生活：它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想起我的精神家园，即19世纪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俄国知识分子——相对而言英国学术界更市侩庸俗，美国知识分子反而更接近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而且美国学生也不像英国学生那么庸俗。（我为什么在文中不这么论述呢？毫无疑问，因为这个类比模式阻止了我！这个理想化模式就像牛顿式的完美天体 在无限平面上不停地滚动着，直到外力迫使它停止滚动。）此外还有一点也令我惊恐不安：大篇幅的心理分析似乎过头了：也许这是个媒介问题：比如法兰克福特夫人，她的直觉与惊人的洞察力到目前为止还无人能及，她发现1934年和1939年的牛津就像错综复杂的路易十四宫廷，充斥着怨恨与优雅，到处歌舞升平却危机四伏。而在我看来，相对哈佛而言，牛津更肤浅、更简单、更作乐，更不令人称许，更不关注事情的道德核心，更冷漠，更浮于表面，更缺少洞察力，更少关注我最所关心的问题。我这观点在你看来是不是很疯狂、很愚蠢？即便你不了解牛津？我的另一个麻烦是，我总是发现自己不愿与之为伍的人站在我这一边，即不该支持我的人出面支持我。《听众》杂志上有关英美关系的文章，虽获得令人尊敬的罗德学者的认可和保守党富人们的赞赏，但工党显然在喝倒彩。有关丘吉尔的文章，你可以想象，我怀疑有人会利用它做竞选宣传。《时代与潮流》上的文章深受勒恩德·汉德和格林威尔·克拉克 的赞赏（我敢肯定），却招致社会民主党的憎恨。显然，阿瑟认为我是第二个戈雷尔，没有什么人比成为第二个戈雷尔更令我憎恨的，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成为第二个戈雷尔，我严正抗议戈雷尔对美国的可怕歪曲。显然，就公共事务而言，我从一个错误的立场滑向另一个错误的立场：错误的立场就是缺乏诚意，甚至缺乏必要的深度，而且不能预料这个世界的客观关系和一个人在其中的处境。道德是什么？道德就是从这个舞台彻底撤出，因为处于这一舞台就得接受没有任何差别 的大立场，并且还得大伙打成一片，忽视细节，不掺杂个人情感，就像丘吉尔先生和霍姆斯法官 以及所有伟大的人物那样。这个我接受，一旦完成（因为承诺已无法收回，否则就是毁约）当前的义务（再次回归旧道德，它反对个人在世人认可的自由世界里自发地实现自我），我就再倒退回尽管枯燥无趣却让人心满意足的学院主义。我感觉这样做是正确的。1950年将是平静的一年，没有媒体或公众的关注。每天都有忠实的朋友将《时代》杂志剪辑发给我，哈佛大学以前的学生还给我写了三封信，对我的“勇气”称赞有加（因为我让许多好人皱眉蹙额），所有这些都令我不寒而栗。所以，我得回归私人空间，公平地评价包括社会学，专注于事实。这就是我新年的决心。我目前的计划就是想方设法调回全灵学院，在那儿我带的学生不会太多：这样，正如原先所希望的，如果美国那边需要的话，我就能经常回到美国。这个谈判非常微妙，需要时间，可能得到1950年底才有结果。所以，1951年开始新生活。我想知道（并且已让阿瑟告诉我）我是否伤害了那些不该伤害的人（我不是特别在乎是否伤害了某些人，如克莱德·K.，但是很奇怪，我很担心伤害英克尔斯 和帕森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爱莫能助。如果人们反感我的思想观念，那我倒不在乎（我能希望哈里·莱文按我的意愿评价我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是这样），我只在乎自己是否让人觉得忘恩负义，或对人有无粗俗的冒犯行为；毕竟，在哈佛我有不少真正的朋友，每天都开开心心，其乐无穷，哈佛让我焕然一新，我对哈佛一往情深。不过，如果我的文章引起人们对我的憎恨，我真的很遗憾：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如果历史就是亚西比德（不是亚历山大，在《大西洋月刊》中竟把亚西比德错写成亚历山大，我愚蠢至极，竟没发现）遭遇过的事（亚里士多德“论历史与诗歌的异同”） ，我觉得自己相信这一点。单纯解释罗马或现代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形势和政治机器是无意义的，这些要有意义就必须在某个阶段至少指出罗马或现代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形势和政治机器对人产生什么影响。这里的人不是指笼统的大众，而是指一个普通人，正是普通百姓的行为、情感和想法，给像历史学家之类的研究者指明了研究方向。随着研究越来越受到非个人因素的制约，比如不涉及具体人名的丰收史与农副产品价格史根本就不涉及个人的命运与情感，这种研究就越来越不像历史，反而越来越接近地理，或科学社会学、经济历史之类的学科。当然，我并不是指拿破仑的意图及其对梅特涅和贝多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研究目标，不是说得分析其背景——1810年奥地利农民的平均收入——不过，说到底（可怕的字眼）历史毕竟是类比性科学，而不是行为科学，它试图表达人的感受——包括我（历史学家）和你（读者）——及分析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什么力量会把我们卷入其中，历史不能免去研究动机、目标、失败、理想的结果、邪恶与美德带来的不幸与辉煌、成功与失败，而理想的社会学就能以纯粹行为学的方式写作，包括随意的方式。当一件事情发生后，什么事还会接踵而至：歉收、通货膨胀、毁灭性的战争、营养不良、技术落后等，如果能够从中找到适当的规律加以总结借鉴的话，那会很有意义并很实用。原则上，历史并不是那种如果——那么推断式的随意科学：你不拒绝能生动描绘人物与困境的文字，那些需要类比性证据的东西——类似于你脑中基于个人经验的图式——称为历史，历史不是指那些需要归纳数据（不是以你“理解”的人物性格和实验室的数据为参照）的东西。这些是不是非常难理解？我再一次担心自己站错队。我有点像故弄玄虚的直觉主义者和玄学家，反对诚实严谨、讲究经验与科学的进步人士。显然，我应该表现愤怒，我应该解释自己漠视或否定经验主义者（我应该和经验主义者结盟）所发现的真理源泉或与之相关的东西是一回事，而自己坚持还有一个十字转门又是另一回事，这个十字转门还未被这样或那样的科学检测技术所发现或认可，这个十字转门不是知识，而是神秘主义或骗人的鬼话。（这我应该否定。然而，所有树立十字转门的尝试不管多具有启发性，最终都以教条主义和否认事实而告终。真理源于观察。在古代，亚里士多德做了最深入细致的观察，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指出“判断就在观察中”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观察实际的形势，你才能在具体或一般中区分什么是什么，然后才能揭示真理，而且不用担心会背离原则。一旦什么都以原则来衡量一切，那么谬论必然就由此而生，因为有些形势并没有普遍性。）不过，我不应该像这样长篇大论地向你灌输令人混乱的方法论。我必须结束这个多语症，乔伊斯先生 曾称之为饶舌，温德姆·刘易斯 曾指责施泰因小姐 饶舌。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怀特海夫人，以前我很喜欢她，并常常拜访她，我现在更喜欢她。我生病时她给我发了封亲切感人的电报 ，当然，我不能不接受她的建议（而实际上经过整整八个月的修养，我的坐骨神经痛好多了），不过我至少应该回个电报。但是我只是躺在床上，慵懒倦怠，没有思维，也没想给她发电报。拖三四天，我的感觉就更迟钝，甚至觉得发电报也毫无意义，所以至今没给她发一个字。我保证我会给她回信。而且有人告诉我得用张大纸，字写得大大的。我会这么做的，不过得有时间。我不希望别人大声朗读我的信，即使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不管他多么谨慎、多有理解力，还是多么愚钝、多么缺乏警觉性），都会成为障碍。因此，你能不能告诉她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她，告诉她我们在美国欢聚的夜晚比其他任何活动都让我想念（我真的很想念），而且我会给她写信，并向她道歉，她的建议明智、体贴周到，却未得到我的回应，不过我想正式的电报读起来太无趣：我该写信，我还得感谢你给我带来她的消息。

猛然想起你面对福利国家与自由（像教会这样的社会机构所给予的自由，教会能让你避免受到最好的新政父权政府的管理）的两难抉择，我不能就此搁笔。我也不知道答案。对我而言，主要是少些信仰，而多些经验主义。也就是说，一个人得尽可能地依据形势的是非曲直对具体情况做出判断，而不是投身什么运动去寻找通则。只有从具体的错误中解放出来，才能从有缺陷的补救与纠正中解放出来，诸如此类。我觉得这有点类似19世纪末期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激进主义，不过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问题是，一方面要保留“贵族”、“自由党”一贯的权利和自由，而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孩子们能喝到牛奶，并消除贫困，这如何能做到呢？我们必须把票投给少数派，如果少数派变成多数派，这也是致命的。我们必须为三个共产党教授的权利对抗19人。显然，人们会把票投给罗斯福和杜鲁门，因为首当其冲得避免让争论一发不可收拾。这指的是，借用某人在某次会议上说的话，你拒绝做正确的事情，是因为你担心，如果深入推进某件事的话，你（或其他人）是否有足够勇气（或力量）去叫停。寻找永恒的通则就是懦弱与虚荣的表现，甚至对实用主义者而言也是如此；而我觉得一个人得有勇气去为还未得到证实的、还不明朗的观念而奋斗献身，而不是以绝对的信仰来支撑自己。我怀疑这个出路是否太安逸了？

深爱你的
以赛亚·伯林

天哪，这信怎么写成这样！我深深致歉。

亲爱的莫顿：

［……］躺在床上百无聊赖，成天沉迷于读那些无聊的新闻，很快便产生恶果。［……］虽然我仍坚持我在论文中阐述的观点，但是《时代》上的节选，甚至是原稿，现在在我看来似乎有点信口开河。同时，从阿瑟的不可避免的反应中，我推断我的文章可能——不管是真还是假——伤害了很多好人，而这些人都是我心怀感激，或（相当）敬佩，或（相当）喜欢，或既敬佩又喜欢的人。我因此焦虑万分，我这人能将芝麻大的小事，有时甚至将只是想象的事无限扩大，让自己辗转反侧、忧心忡忡。我觉得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份反映我真实想法的文章，寄给那些有可能因《时代》上的节选对我下定论的人（在我看来），所以我把文章发给阿瑟、校长和教务长等，我还附上简短的注释（注释表面上是关于其他话题，但实际上是解释我给他们写信的原因）与有点虚伪的附言。我在信中指出，他们可能已经读过《时代》上的节选，他们最好也看看原文——然后觉得自己不必卑躬屈膝，我又坚定地宣布我坚持文章中的观点，希望大家不要对它产生误解，但我也没有说明文章“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人们继续误读的可能性太大了。之后，《校友简报》希望我准许他们刊登该系列的第二篇文章。我已经受够了！一想到可能再度成为矛盾的焦点，我就害怕，于是我断然拒绝，而且不做任何解释。如果这又引起什么风波的话，一定告诉我——我倒不是为了采取应对措施，而是我对自己行为的任何后果总是担惊受怕。现在在我看来，这些文章有点夸张，至少夸大了本是站得住脚的观点，而且夸大得有点怪异（foreign）（我的打字员真的太尖锐了，我的本意是fanciful）。不过当下我并不幻想公众的接受与认可。无论如何，这没什么大不了。真糟糕，你的朋友们竟认为我破坏他人名声，在我看来，这说明对于同一个词，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理解多么截然不同，就好比听到自己录制的声音甚是震惊，震惊之余才意识到这就是外界听到的声音，而且人们可能根据该声音来构建你的形象。当然我认为，除了几例特别的例外（这些例外没有一个是哲学家），我觉得每个人都非常善良，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坦率与忠诚，这一看法对我的影响持久且深远。一定把源头（他是谁）透露给我，我绝不会向任何人泄密；如果我一直很喜欢他，我会找个机会向他说明我的想法。而现在，我谁都怀疑，这更糟糕！所以一定告诉我，把我从悬念中解放出来。以前曾有人和我说过类似事情，而我却固执不信，就好比一个人拒绝接受有关桌子的公共标准，反而认为只有他自己和伯克利大主教能看到真相，而其他人看到的全是各种各样的假象。我原来的同事普里查德教授 有一个不凡的见解，他认为我们认为自己看到物体，但实际上没有看到，尽管这些物体确实存在，并和我们认为自己肉眼看到的一样，而实际上，该物体却并非我们肉眼所见。

这让我想起我收到你们校长的一封信（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保密），信是有关哲学系的，他就选择正教授卡尔纳普 还是选择副教授塞拉斯 或齐索姆 一事再一次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所有的资料，我猜你和哲学系仍然倾向于卡尔纳普，不过如果他没通过的话——上次就遭到强烈反对——我推测出局的是塞拉斯，而不是C.内尔森·古德曼 。我理应推荐塞拉斯，因为1936年他在牛津时，把他所有作品的选印本都寄给我，说来惭愧我从未公开承认过。我虽然不了解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但是他显然比齐索姆更开明，在学术上更率直。显然，在我看来，齐索姆是受到迪莫斯 和怀尔德 的鼓动，这是其行为的主要动因。没有比莫尔——布罗德——普莱斯 相继发展而来的视域理论更枯燥无味的，他们如今都已完全摒弃该理论，我不相信这个理论会有生命力。有些人不用剃刀——奥卡姆剃刀、罗素剃刀等 ——而是搬出枯树，大力鼓吹着那些早已废弃过时的书本理论，再没有比这更疯狂的了。且别提虚无的形而上学，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反对齐索姆。〈我的打字员最近喜欢上命题函数，真令人痛恨：天知道我原先都说了什么。〉 你能不能尽快告诉我该怎么表态，我该如何看待这事——如果可能的话，通过航空邮件，因为我不能让柯南特等太久，我必须写一封深思熟虑的信。一想到这信会被传开就让我恐惧。柯南特最友善，只字不提《时代》上的文章，也许他没读过。我把登在《时代与潮流》上的原文发给他，文章一发出去，我就后悔，真是小题大做。哦，天哪！我为什么没有像刘易斯 那样坚忍不拔的性格，他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不仅自己镇定自若，而且只要他在，周围的人也会沉着冷静，他从来不去想象，也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其实，他人的看法通常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但在我看来却拥有无比强大的迈农式的现实性 。

我最近在读莫里斯·科恩 的自传，一个鲜为人知的期刊邀我为其写书评，我读得几近着迷。这本书的确令人心动，既让人同情又不完全卑鄙可耻，但令人尴尬地反证了高尚的外来自由主义思想。他对哲学天真幼稚的狂热与注重特别感人，至少让我特别同情怜悯他。在哲学上，他一方面表现出良好的直觉，另一方面又像一个外来皈依者那样狂热地捍卫那些过时淘汰的理念。或者我的看法并不正确？我经常认为自己正确，但科恩可能会智慧地补充一句，别人也觉得自己正确。

我必须停笔了，不过就卡尔纳普及其他事宜，请你一定尽快回复。现在看来卡尔纳普肯定错了，这真让我忧虑，因为卡尔纳普看似卓有成效的导向，在我看来将导致学科松懈。一旦他放手，就会不可收拾，因为他依赖机械齿轮，几乎不用耳朵操控，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如果不谈句法，你说什么并不重要——大泛滥了——在技巧上不会允许太大的变动，但在实际意义上却有极大的空间。〉不过也许我又错了。我必须坐下来，认真读你的书，然后写书评。

再提醒你马上写信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罗兰：

我早该给你写信，谢谢你的来信和你的友好帮助 。期末的忙碌不堪描绘：讲稿还没准备，论文还没写，突然间，交稿的期限全到了，还必须应付始料未及的风言风语，再接着校园里又悄然掀起一个阴谋。我们的院长 想把图书馆正面的——你也许已注意到——安妮女皇和摄政时期风格的窗户改造成仿哥特式的风格，因为财务主管在图书馆的石墙后面发现一些古代的花窗格。当时我正在美国，我那些绵羊般温顺的同事投票支持他，使他获得三四百英镑，并得以装上了这扇标志性窗户 。这扇窗现在高高地嵌在墙上，丑陋、俗气、丢脸。原本平静友好的大学，突然间成了闹哄哄的、神经质的疯人院。原本亲切友好、超然洒脱、但个性强硬的院长，突然间犹如冷酷无情的拿破仑，甚至像历史上的暴君——从古希腊暴君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此外还带有像路德维希二世 对建筑的狂热——醉心于在自己的王国里大兴土木，希望给后世留下标志性的建筑。我的同事分化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作为二级院长的我不得不代表我的同事，要求恢复新学院员工被暴君剥夺的民主权利。你可能觉得我有点夸张，不过这学期最后几周的阴谋与反阴谋让我忙得晕头转向。因此我没给你回信，你的信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约翰·斯帕洛 也和我一样，他告诉我见到你之后他很开心。我问他对特纳看法，他首先想到的是牛津著名的威廉·特纳 ，因此不是你指的特纳，你提到的特纳肯定不是威廉？他接受了你的建议，他的房间比任何时候都整洁。我很想念全灵学院，在那儿我不需要给本科生上课，我能较为自由地到处跑。调回全灵学院的计划虽然进展缓慢，但我觉得非常有希望。调回全灵学院，收入会少些，但我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心境会更平和。至于回到美国，应邀去做点事总是令人愉快的，哈佛邀请我在夏季学期 和秋季学期去讲学。在我看来，暑期班简直就是地狱：酷热难耐，一周连续四天授课，钱又少得可怜。幸运的是，暑期我得在牛津负责监考事宜，我可以以此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谢绝邀请。至于秋季学期，那时全灵学院将面临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哪儿都别去。不知他们是否能在1951年或1952年邀请我？［……］

［……］帕特里西娅好像挺好的，虽然我已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她——她躲到乡下去过圣诞节，无疑她准备到那生孩子——预产期在2月份。我母亲担心她从此消失，开始与她和好，这一切挺滑稽可笑的。英国选举即将开始，天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保守党会当选。前天晚上我去参加奥利弗·利特尔顿 举办的晚宴，这个宴会有点像保守党的影子内阁会议。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邀请我，那些人我全不认识，我之所以去是因为那天我一个人在伦敦，我的父母都不在家，又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地方可去。出席当晚宴会的有：温斯顿和C.夫人、奥利弗·斯坦利、奥利弗·利特尔顿和他的妻子 （他们是东道主）、索尔兹伯里勋爵及其夫人 、彭布罗克夫人 、一个叫安德烈·史葛的人和他的妻子 和出于特别原因而出席的我。宴会上温斯顿指出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选择——也许其中的许多选择不理想，但毕竟还有选择。他的这一见解博得众人的喝彩。利特尔顿说安卡斯特勋爵 在他的家乡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提出“任何〈你看，我的秘书心思细腻，特意留了个空格：可恶〉荒谬的政策都不该存在”。温斯顿对此发表看法，他认为安卡斯特勋爵“内心知道事情的根源”，于是一味地高谈阔论以引人注目。他显然对我没有印象，不过我和他的妻子较熟，出乎意料地，几周后我就收到他的圣诞贺电〈和一张圣诞卡，上面有他临摹的圣维克多山，其画作很粗糙，不过我得承认他很大胆：你不会知道吧，他和塞尚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感谢我登载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我只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利用做竞选宣传。我希望我能祝愿工党当选，不过在公立学校未成年人的道德问题上，工党令我非常失望，因为艾德礼先生也持同一论调。无疑，他比任何一任的首相都有道德优越性，但政绩并不突出。人总喜欢将自己理想化，成为别人追随的楷模。工党政府的理想市民没有一点吸引力。我决定除非在真正的危机时刻，绝不发表任何政治观点，而且我必须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而不是根据理性来投票。［……］我的院长还常常乐此不疲地谈起你对我们珍藏室里的青瓷碗有莫大的兴趣——如果你能和他探讨类似话题，他会非常开心。他是一个好人，有好奇心和独创性，但基本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此刻我感觉自己孤零零地被夹在他和他的同事们之间。我真该撰写一部牛津回忆录——同事间发生了那么多滑稽的事情，比如离奇的迫害、同事们对彼此荒诞不经的看法——书名就叫《透过学院的窗户》，不过我还没准备好。也许有一天会写的。一定给我写信。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

亲爱的乔：

［……］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所做的一切往往被错误的人出于错误的原因所喜欢，并将我置于与我心愿相悖的处境。由此我吸取教训，那就是我必须停止对公共事务发表言论，除了在我的牛津花园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再发表任何言论。我成了院长和同事们间的缓冲器，并试图说服院长去花6000英镑把高雅的安妮女皇和摄政时期风格的窗户换成奇丑无比的仿哥特式窗户，这样做既无意义也没有充分理由。我把这看成我的分内事。我在那些天才之间牵线搭桥，否则他们将彼此厮杀，如果我对这些大事发表意见，他们就不会相互攻击。在下一轮的投票中，我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根据理性来投票。

我见到奇普了，他看上去挺好。我读过你评论他的那篇文章 。如果你说的没错的话，我相信乔治·凯南和你是正确的，奇普和哈里曼是错误的。我没有机会和奇普讨论此事，但感觉英美与斯堪的纳维亚结盟是有坚实基础的。西方联盟与大西洋公约是临时拼凑的，它们可能会起作用，但不会坚实可靠，不可能促进欧洲的发展。我希望你能来这儿，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普里查德的案子进展如何？我收到他的信，充满情谊，令我深受感动。我不知如何回复是好。一定给我写信，让我了解案件的进展。每个月我有两次机会和美国学生打交道，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念与向往美国，美国学生在道德上优越于我们的学生。你知道那种向往是不可抗拒的。于是为逃避现实，我沉浸于俄国的19世纪。我为《外交事务》 写篇文章，不过，文章很怪异。《外交事务》由阿姆斯特朗当家，阿姆斯特朗可是所有人中最优秀的，他有可能拒绝刊登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太复杂，对20世纪政治思想的论述也比较模糊。如果汉姆·阿姆斯特朗拒收，我不知该如何处理这篇文章，也许我会毁了它。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复制一份发给你，如果文章被拒，该如何处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马上给我写信吧，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哪个周末方便。

你永远的
以赛亚

〈他说，法官很喜欢《时代与潮流》上的文章，不过我们都知道他很保守的。〉

亲爱的艾丽丝：

希望你能原谅我没有亲笔给你写信，最近我又感到身体不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受此惩罚。我并没有犯什么罪——用靠垫支撑着写信很疼。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那些热情洋溢的信件让我重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而这正是牛津平静、刻板、彬彬有礼却从容的生活所欠缺的，我为自己能拥有这一切而感到非常幸福。牛津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好处；它能让个人获得较大限度的自由，但几乎没有社交活动，大部分社区的社交活动都比牛津丰富（比如，哈佛的社交活动也比牛津丰富），但为那些特别独立、特别有个性的人提供了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不过，我可不愿意让一个无助或弱小的人生活在这里，因为这里没人帮助你。你爱做什么，爱怎么生活，你可以随心所欲，我有时也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尽管人们彼此间非常礼貌客气，但都不希望过多了解别人，否则会令人惊恐不已。有些人已在牛津生活多年，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模式并建立了永久的友谊，对他们而言，生活在牛津当然没问题。我自己的生活也很平静，还算令人满意，但是我同情生活在这里的外来人。我很想知道美国人在牛津的生活情形（法国人在牛津逗留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学期，至多两学期，意大利人的情形也如此。这里对他们而言太冷漠太无聊）——我对美国学生的印象很好，我想其他人也如此（我怀疑，对俄罗斯人可能就不同了）。他们满腔热情，带着求知和探索未知的渴望来到这里，而他们的英国导师对他们虽然不冷漠，但比冷淡更糟糕的是，当学生们热衷为自己辩护时，英国导师却往往会温和地来上几句嘲讽，这比法国式的直接反对更能打击他们的热情与积极性。我不忍看着这些发生，有时试着做点事情帮助他们，不过我的时间有限，而且学生很多，投入需要花时间，实际上我能做的非常有限。实际上他们很讨人喜欢，我喜欢他们的天真、热情与执着，没有得出结论前，他们总在质疑，并不遗余力地寻找答案：上帝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战争不可避免还是只是场阴谋；知识百分之百有益，还是知识破坏创造美好生活的创造力——（也许是出于隔代遗传的性格），我更倾向于支持美国学生的这种辩论，而不喜欢平衡论、怀疑论、超脱的智慧、温和的嘲讽，我不喜欢牛津考究的文明价值理念，其中还混杂着厌世、自信与坚定，牛津就是这么个世俗与超凡脱俗和平共存的地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不过，如果你想了解我对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否定与怀疑，你可以读读《时代》杂志新年版上的一篇文章，巴利奥学院有位名叫威利 的罗德学者（我不认识他）在该杂志上义愤填膺地攻击我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不过我没有反击，希望能有机会邀请他一起喝喝茶，我期待我能成为他的好朋友。〉［……］

爱你的
以赛亚·伯林

〈［……］你瞧，打字员似乎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也可以自己写，不过就是字迹难看潦草。我可以肯定这封信里的字句都不是我的原话，而是她听到的，或她觉得她听到的，或觉得我应该这么表达。人际交往的问题仍然很令人困扰，谁能比已故的叔叔亨利·J.更了解你。不过一方面人们乐于读打字稿，另一方面又怀疑打字稿和原稿有出入，这又是一个新的症结所在。这是马蒂亚森 未曾想到的：不过哈里·莱文写了本书——《汉普蒂·邓普蒂：或者谁是主人，你还是文字》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智慧，你觉得呢？［……］

伯林〉

亲爱的施瓦茨先生：

非常感谢您针对《时代》上的选摘而写的信，它实际上没能完整地概述我写的东西。我已经要了三本《时代与潮流》，准备寄给您，以便您做出判断。这些文章首先不是针对哈佛的，我非常希望哈佛人不要这么认为，尽管我担心至少有部分人会这么看。现在回头想想，也许我之前的言论缺乏深思熟虑，太肤浅，就像一个漫不经心的欧洲游客信口开河批评其他地区的文化，其设定的标准很草率，甚至无法应用于他自己的文化，真正让人丢脸的是他自己而不是被他批判的对象。

特别感谢您的来信，因为我可以确定您说的都是正确的。恶劣的边疆生活无疑需要务实的（这里漏了一个或几个词），因此社会群体间依旧不团结，彼此间相互惧怕，但同一群体内部内充满温情，精神生活丰富，并能接纳友谊，发挥社会力量，这些社会群体当然不可能存在我所探讨的现象。英国或法国的大学处处受保护，这些大学严谨又敏感，相比较而言，我发现哈佛美国学生的激情、认真和开放，从某种意义而言，更有价值，更有发现真理、创造美和激励人心的潜能。它至少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与哈佛人建立了温馨的友谊，希望能持久。目前美国还比较粗野与混乱，主要是因为美国总体而言还没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谐——我不是指种族和谐而是指文化和谐——文化上的不和谐导致人们树立起厚厚的墙，对心理安全的关注成了人文学科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科学在没有什么既定约束的社会中才能得到繁荣发展。美国有这种可能性，不过我感觉在人口密集、举止文雅的地区，如北欧和西欧就没有这种可能。我怀疑我们这一代人是否能看到这一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对生活的极度渴望（无论以何种形式），如果没有对道德和真理的坚持，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社会上的邪恶势力往往会打压人们对生活、道德和真理的追求，即使没有社会邪恶，在旧文明更加枯竭的氛围中也会招致挫败。你提到的边疆精神将在暴风过后消失殆尽，暴风尽管时常造成破坏力，但是其破坏不尽的是道德推动，英国人在17世纪和19世纪就曾拥有这种推动，并且主要的天才之作就在那时产生。再次感谢您的来信，我的三篇文章仓促成稿，欠思考，你的来信很富启发，教会了我很多我之前没意识到的东西，特别感谢您的点拨。

还得谢谢您的圣诞祝福。我也祝愿您新年万事顺意。这里的香烟短缺，如果稀缺，我会可怜兮兮地向您发出求救信号，谢谢您的善意：我的确抽烟，简直就是个烟囱。

亲爱的玛丽安：

［……］就我本人而言，我的生活非常平静，不过常有猝不及防的言语中伤，突然会成为新闻焦点，每每新闻风暴横扫过后，脆弱的肌肤表层会偶尔擦伤。［……］实际上，我不可能停止发表言论和评判他人，如果我不言不语，生活将即刻变得毫无意义，继续保持缄默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我的言论又总是让人不爽，且别说痛苦，尽管我之前说的没错，但我总是急于讨好，急不可耐地去修复，之后自尊与捍卫真理又纠缠着我，我就在撤回伤害言论与捍卫真理间痛苦地摇摆。这显然很难做到，我因此晕头转向，很无助。于是马上又回归私人生活，假装我什么也没做过，假装什么也没说过，除了说些毫无恶意的、平淡无奇的话，并坚决拒绝美国期刊——从纽约的各种周刊到《哈佛校友简报》——再版我的文章，那会将我置于令人色变的拉斯基式风暴的中心。我有点言不由衷地坚持我啥也没说过，没什么值得出版。［牛津已故的A. C.克拉克教授 是拉丁语学者，八十岁那年当有人谴责他的言论荒谬，他很平淡地回应（我妒忌他的淡定）：“我不记得我曾经说过什么。”］

在这种时刻，在潮湿阴冷的天气里，坐在牛津的同事们中间是一件很令人知足的事情，同事们丝毫不知外面的世界，在牛津这个修道院的庇护下，他们甚至认为这些外在的纷扰与个人无多大关系，如果长期忽略它，自然就会消解，因为这些只发生在舞台上，因有观众的关注才存在，如果无人围观，则自动消失。我真的不希望伤害感情，但这世界有太多人不能容我，我总不能因为担心他们与外界会做出怎样令人不可捉摸的反应，就总踮着脚尖走路，压低声音说话。牛津孤立主义的氛围，显然很适合我。突然间，美国离我很远很远，在某种程度上伦敦离我也很远。〈莫里斯对我身处困境很开心：他对别人说他和我在哈佛都不开心——说实在的，这话不对，但我并没有极力否定，只是在他背后稍作点评。现在，他认为我们俩都已在哈佛自断退路、自拆桥梁等等，但是我却希望1951年左右能重新回到哈佛。我想知道哈佛是否真的生气了，或者那只是我的想象，想象自己的言论让人们义愤填膺，而实际上压根就没有人注意到我都说了些什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无聊，其实除了希斯、贝文等，哪里都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坏事。突然间，所有的事情都不再显得那严重、那么险恶。遵照老博士（杜鲁门总统称哈伊姆·魏茨曼老博士）这个大人物的命令，我打算春天去趟以色列，那会很有戏剧性，什么都会让我开心，但不再让我感动。我参加了弗兰克·帕克南的圣诞派对，看到达西·S. J.教皇 、维克托·戈兰茨 和V. 博纳姆·卡特夫人几个凑在一块，他们似乎聊得不投机，于是我凑了进去，感觉有点像伊夫林·沃 早期作品的情形，我意识到相对于1932—1934—1936等年间工党政府无论是竞选成功还是失败都很糟糕，但到1945年，工党就不是那么举足轻重了。我不担心战争；我认为美国政府总体而言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我绝不会造反 。显然，你清楚皮肉下哪里会有骨头？有裂缝？有艾尔索普式的厄运？一定写信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欧洲？

沙耶
［……］〉

亲爱的阿什科利：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很喜欢读你的信。我希望我能采纳你的建议，将我零星的想法发表在《记者》的小品栏上，让人们牢记。但我多次被咬伤，并因此特别有顾忌。我近来发表的文章引起激烈的反响，并因此声名狼藉。现在无论如何我得缄口苦修。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不希望看到的，那就是成为当代的拉斯基。因此我必须保持缄默一段时间——我希望我的沉默能颇有成效——在我再度鼓起勇气对任何人任何事发表任何意见前，我无论如何一定得沉默一段时间。因此，你一定会觉得我躲在牛津这个昏暗神秘的小岛修道院里，专注于最繁琐、最无关世事的学术研究，而我那些口齿伶俐的同辈和前辈正到处发声。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这种不良情绪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慢慢消散。

最近我越来越喜欢读《记者》杂志，它的内容新颖独特，我是《记者》的忠实读者。如果有什么我敢斗胆批评的，那就是：（今年）最后一期涉及欧洲一体化问题的讨论，但无论是弗莱维厄斯 还是海伦·希尔·米勒 都几乎没有涉及英国孤立主义立场背后的原因，而且他们也没有说明一体化对大陆国家会有什么好处，对英国会有什么损失。我认为利益和损失都很大，值得从经济角度展开详细论述。海伦·希尔·米勒觉得我们现政府的孤立主义与早期罗斯福新政的孤立主义有些类似，这一比较值得继续深入。由此可得出结论，那就是，任何政策制定者必然希望尽可能将无法预测的外界冲击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除非这个计划涉及世界范围，否则就得采取隔绝的形式——在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如斯大林。社会主义、计划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间的联系，在我看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另外，还得精确评估，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后，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否真的会如我们的财政部所坚信的那样将下降一半。这似乎也值得探讨。就这两个话题发表见解，我觉得我还欠缺这一能力，不过，你是不是可以邀请些高水准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参与探讨？在我看来，这将是1950年最中心的话题，尤其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内在冲突这一话题，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就是冲突尖端上的焦点。［……］

祝你拥有一个非凡的1950年
你诚挚的

最亲爱的凯：

一直以来我也很懈怠。首先，我得向你坦白你的礼物给我带来无比的快乐。目前的现实是，《新政治家》和其他刊物严禁我们抱怨生活的严酷，禁止我们把英国写成一个荒废破败的地方，但你寄来的火腿却让我想起了在“二十一号”餐厅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因为爱德华失约，这让我第一次行为失检，暴饮暴食，这导致了我目前身体健康的衰退，其他美食的接踵而至让我感到难堪，但无疑很快乐，其中混杂着负疚与贪婪。这种感受让我想起爱德华，我过去常常在他身上看到这种矛盾，一段时间以来爱德华在接受减食疗法，当有人给他端上牛排时，他怎么也压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一个人真的不该过于依赖物质享受，但我的人生已经到了得面临选择公寓等事宜的时刻——这是我在牛津很快就要面对的问题——我的行为就像是个十足的疑病症患者，一些小问题会让我纠结不已，如离浴室有多远，或从公寓到教学大楼的路上是否有树荫，想到我一周内有一天可能会生病（我经常如此），我还得考虑有没有可能召唤到护理工，等等。我甚至期待生病，那种期待的喜悦无法抑制。我拿定主意我只有躺在床上才快乐。我记得哈利法克斯勋爵曾经告诉我，每天晚上十点以后他的人生从来没快乐过——你懂的。他的感受和我站着的感受完全一样。坐着挺舒服，但是无论是站着还是走路都绝对是地狱。最后连稍微活动一下都忍受不了，简直成了废物，比乔还糟。（别告诉他！）［……］

我对自己有了两个新发现：

（1） 无论做什么我都没时间。这很奇怪。在我的人生中我从不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无论我做什么，我都备感压力，因为所有这些事情我都不能拒绝。在我的人生中，我可以说从没有悠闲的时刻，哪怕一天、两天或三天的空闲也没有，因此也不可能让自己好好放松。每个假期都被手头的或即将要做的工作搅得不得安宁。我只有在火烧眉毛、十万火急的状态下才会完成一项工作，整个过程心急如焚，之后还得为出版后的反响担惊受怕。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似乎没做成什么事，然而在过去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东奔西走，一刻也没清闲过。因此我的不安情绪可能源于我性格的其他方面——绝对的放荡和绝对的掉以轻心。

（2） 我不能承受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我就会说出口，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些言论会造成什么影响。一旦有不良反应，我就匆忙带上满满一罐药膏去抚慰受伤的心灵，而不是高傲地置若罔闻。我的这一举动完全毁坏了原文的力量，而且使得我自己尊严扫地、备受质疑。文章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的情形就是如此，之后有关教育的文章在《时代与潮流》、《时代》上刊登后，又重蹈覆辙。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源于我迫不及待地想讨好他人。

此时此刻我必须停止这种巴克曼式 的忏悔，转而关心你的计划。你什么时候来欧洲？想必你的瑞士寄宿学校的校园氛围还一层不变吧，该有点时代气息了。你为什么不在美丽的仲夏，比如7月下旬或8月初来英国呢？毕竟我不会考虑1950年（在犯了这些无法弥补的错误之后）去美国，能在牛津见到你将是一件最令人愉快的事情，这对我们俩都是快乐且有意义的经历。我保证给你介绍些令你惊讶的人物。我觉得你不见得非要和艾利斯顿夫妇 同行不可，不过如果你必须这么做，你就和他们一块来吧。另一方面，你可以跟大法官和玛丽安一起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同他们结伴都比较好，目前我还不能跟你解释为什么。你认真考虑考虑，然后告诉我。

希斯案进展如何？有没有新情况？人们是不是对该案件失去兴趣了？朱尼尔近况如何？他给我写了封很长、很友善的信，因为不了解他的诉讼有何进展，我没能给他回信。一定给我透露些消息，这样我好给他回信。

我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种莫名的崇尚，目前正因此而受到非难，在我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能坚守阵线反对缺德的将军和实业家等，不会奉行我们政府（部分人）的极端孤立主义或其他政府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这里的左翼势力将所有美国人等同于所有其他美洲人，认为杜鲁门是杜威式的人物。我与他们有细微差别，我的看法与罗德学者们相同（除了那些在《时代》上炮轰我的人外，因为我那篇倒霉的文章直接针对他们），不过大家却认为我这是为自己的亲美行为诡辩。显然，一个人压根儿就不能有政治立场，除非该政治立场和善、简单，并被涂上亮丽的色彩。细微差别总是讨人嫌，其差别之细微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在人们看来，细微的差别就是混乱，就是矫揉造作、似是而非，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细微差异毫无价值，与重大的道德问题不相称，重大的道德问题需要四处游说。我永远都不理解或不相信这些，因此根本就不会对这些话题发表观点。相反，我要回归1939年之前在牛津的归隐生活。你认为呢？或者那样不对，正如你和N. O.布朗 过去一直坚持的，一个人是不是根本就不该与他的敌人有任何关系？

夏天一定来欧洲。

亲爱的汉姆：

您可能很奇怪，我竟敢给您写信。我感觉如此谦卑和愧疚，从来没有人向您这么照顾和理解我，我觉得自己不配。尽管我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小病痛，但我有意隐瞒生活中失控的混乱一定让您非常恼怒，对此我真诚地向您道歉。而且这好像还不够，我还有很多其他不是需要赔罪。我几乎处处犯错，这您也看到了。那篇文章 非常长，这我绝不否认。句子不雅，风格晦涩难懂，语法含糊。对该话题的论述完全不像您和您的读者所期待的：您也许会抱怨，这文章太抽象、太庞杂、太含糊、太玄学。文章对近五十年的事件与观点，既没有逐一论述，也没有展开详细清晰、富有条理的分析。这显然不符合你们杂志的要求。文章在清晰与含糊间摇摆；总之这是卡莱尔式 的怪物，您完全有正当的理由拒稿。我请求您不要因个人情感而阻止您拒收稿件。不过，假设您发现我的文章有某种内在价值，但是因冗长、庞杂等原因最终让您决定不予采纳，这对我而言在当前仍是过高的评价。总之，您会发现我现在懊悔不已，一点也不敢狂妄自大。

我有一件更糟的事得向您忏悔（这有点像俄罗斯审判法庭上的话语，在被告看来，公诉人的指控总是源源不断）。我很认真地读了您的第一封信，实际上我完全同意信中的观点。您可能会发现信中的主要观点已融入我那庞大而无用的白色（或确切地说是粉色，因为所用的纸张实际上是粉色）大象中，但是等我读完您的信，我意识到自己这篇文章毫无价值。尽管如此，我不能修改，因为如果我修改了，只会让自己精神忧郁，并彻底绝望，所以我刻意避免再读您的信（但可能性不大），等包裹一寄出，我会马上重读您的信，等读到您信中卓越智慧的建议，我会懊悔莫及的。

我很想改变自己的性格，能做到荣辱不惊，能将那些正在发生的烦恼视为过眼云烟，能依旧志得意满、以自我为本位，甚至孤芳自赏，就像我敬重的前领袖哈利法克斯勋爵那样；但我一点也不像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总是自我折磨，我真不知无辜谦恭的您为什么要受此牵连。总之，这封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来请求您原谅的。无论您做什么我都会默默接受并坚信是正确的。如果您一时又考虑付之铅印，那么将第一部分——历史哲学部分——删掉，会不会让您稍稍满意些？为了保护作者的最后一点自尊心，我希望这个庞然大物能完整无恙。不过如果您想砍掉某些部分，尽管砍，只是请让我知道哪些肢体被砍掉。

也许您会原谅我的不良记录，在这个夏天来看我，您应该不会取消您的欧洲之旅吧？我可以这么说，您肯定再也不会见到迪奇利，所以也许您会考虑在这住一宿，虽然不是很舒适，但戴维·塞西尔和我会想方设法把您招待好。

祝万事顺利，您真不该对我如此信任，再次感谢您。

您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罗兰：

［……］我们的选举 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结果，这你很快就会看到。新的工党政府虽然仍是左翼，在本质上比过去更右翼了，想必这不会持续很久。下议院议员的生活令人不堪忍受。他们离开议会的最长时间只有六分钟，就是摇表决铃的时间，否则他们就面临仓促投票的威胁或被对手击败。这就意味着保守党党员不能以任何借口离开，除非他能带走一个工党党员——这样的搭档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友谊。我还拿不定主意该支持哪个党派。工党的外交政策似乎不切实际，因为任何计划都必须以不同程度的孤立主义为前提，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可能受外敌侵袭的领域。另一方面又很难断言保守党在国内会善待穷人和少数裔。我所渴望的是能有罗斯福和新政——甚至杜鲁门让我为之投票——可是没人为我提供这个机会，所以只能退回私人空间。

托马斯·比彻姆爵士 指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 ，但是有太多的爱德华式的唧唧喳喳，这是特别为布拉德福德听众准备的，而不是演奏给我那些高雅的同事听的。鲍拉博士很在状态，能把敌人和朋友都一样有效地吼跑。我们的朋友艾尔索普来拜访我们，他把我们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也被自己的社交欲望给折腾得身心疲惫。哈佛的佩里·米勒教授从荷兰飞到英国看望他，住在拉斯基那儿。实际上，我们每天都有不寻常的访客，我现在才意识到这是英国热情好客的生活方式之一，而相对而言，伦敦正处于低谷。科尔法克斯夫人 躺在床上，处于弥留之际，她的床边围满了朋友，楼下的餐厅正进行着晚宴，而她本人却没能出席。客人们分成两人一组上楼坐在她的床边，笼罩在死亡的氛围中。我喜欢她，我对那些不气馁的、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充满敬意，显然，爱德华式的人物是我们最后的宝库。在重病打击下仍不放弃，这种强大的不屈不挠有着丘吉尔式的精神；媒体一直在报道她没能安详闭目，这种消息可能有伤风化，但实际并不伤风化。它有一种奇怪的光彩，亨利·詹姆斯会很欣赏的。

我必须停笔了，我得主持大厅里的晚宴，然后还得代替汉密尔顿·阿姆斯特朗为那些好奇得目瞪口呆的本科生读文章，这些学生是全学院最笨的学生，总喜欢被动地听老师为他们大声朗读文章。［……］

你永远的
以赛亚

亲爱的温德：

原谅我口述这封信，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出发去圣地（巴勒斯坦）。魏茨曼博士，那个老怪物、我的朋友和迫害者在那里召唤我，让我无法抗拒。他给我写了30封信，说他被下等人包围着，很孤独、苍老又多病。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实情，他写信时，可能觉得特别想见到我。就像所有的大人物一样，等我到了他身边，他会非常惊讶，显然早就忘记了一切。我受到热情接待，有时甚至被接见，但总体而言我的来访理由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如果我没去，这种感伤就会变成愤怒 ，空气里都充斥着咒骂。所以我必须去，应我的恶魔的召唤，乘着令人难受的小船，以巨大的代价穿过暴风雨，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任何事情在最后时刻都是一片混乱，我没法亲笔写信，只能口授了。

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和急于逃离那个软绵易捏的金笼子 的强烈欲望，这个金笼子败坏了这种高贵金属的名声。这里的形势很特别；我获得纯艺术教授职位，离开牛津一段时间，出于某种原因我的任职被终止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消息，毫无疑问，这与1949年的费用恐慌有关。不过同时受影响的还有斯莱德讲席教授职位（请原谅我这么具体，不过我对你的祝福也是非常具体的），这一职位本来是由肯尼斯·克拉克担任的，他的辞职理由令人惊讶：他不希望继续授课不是出于其他特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无话可说。显然，斯莱德讲席教授的报酬很低——而且到牛津的访学只有一或两周——不过名声很好听。但申请该职位却要求和其他教授职位的申请程序一样复杂，选举委员会真的很恶劣——罗杰·弗莱 没有通过，我猜反对的源头就是莫德林学院院长（那个并非不为人知的博厄斯 ，俗话说二流货色是压制不了的，这就是针对他说的）和那些小人物。不过，如果你在学术年假期间能获得这个职位倒也是件好事，而且塞兹内克 也在这儿。这将创造实实在在的文艺复兴，也许会产生好的结果。我让瓦德汉姆学院院长给你提供具体细节。［……］

你的
以赛亚·伯林

伯林在以色列度过了复活节。他拜访了哈伊姆·魏茨曼和薇拉·魏茨曼，途中还顺道去看望巴黎的朋友，之后就从马赛乘船前往海法，并在海上航行了很长时间。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一切都好。在巴黎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快乐。我甚至不觉得太累。一到巴黎，就和波伦夫妇、哈里曼、盖伊·德·罗斯柴尔德 和海特 （受海特邀请）共进晚餐。周日则跟库珀和上流社会人物（西尔维斯特·盖茨和维克多·R.很友善，带来不少惊喜）共进午餐。晚上在盖伊·德·罗斯柴尔德家用餐：被邀请的客人还有金斯伯格先生及其夫人 、使馆的 胡德男爵 、鲍里斯·苏瓦林先生 、俄罗斯知识分子 ，以及爱德华·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 。这些人都很友善迷人。周一在海特家与奥利弗男爵和哈维夫人 共进午餐。他们都是魏茨曼的老朋友。［……］船舱很舒适，船很新很漂亮。船上全是美国辛顿苑的房客 。大伙 立刻 讲起了意第绪语，就除了三个正式用语讲英文：我很荣幸被安排在船长的桌上进餐。我的邻座是个体面人家。这个家庭来自丹麦，科恩 是丹麦外交部的高官，特别英俊高贵；他的妻子清纯友善，是来自纽伦堡（或者富尔特）的班贝克人；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长得像丹麦人（很小，大概十三岁或十四岁！），小姑娘佩戴着六芒星形 ，六芒星形垂吊着，就像小小的十字架。周围是喧闹的犹太贫民，我们则是“英美犹太人”这种“上等人”的尊贵而势利的小岛。船长是布达佩斯犹太人，曾是弗朗茨·约瑟夫 手下的海员，打扮像个英国人，观点见解也不像犹太人。那很正常。有人试图向我套近乎，她不是玛拉 的朋友，就是玛拉的亲戚［起初我还以为是他的妻子！或弟媳！我想应该都不是。我对她很友善。（她）1934年离开苏联。我猜应是那些太太中某个人的亲戚。巴黎的犹太移民非常友好。此刻她在和来自萨洛尼卡的商人跳舞，而那个丹麦家庭则在看电影］，在船上我有不少点头之交。我向乘务长点点头，像个要人，有些傲慢。你处在我这角色，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我拐弯抹角地提到魏茨曼博士，这让人刮目相看，感觉成为赫列斯达可夫 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犹如置身于肖洛姆·阿来赫姆 的世界：犹太人在彼此拍照而且感觉 甚好 。（“Ich hob nehmen a aeroplan, ober Sie muz fahren in a Iddische Schif: Sie Muz und sie muz,und jetzt is ir nit gut, A Meshugaas; Idischer schiff! Finf teg und finf necht vet Sie krechtzen etc.” ）这就是我的旅伴，但过分 热情友好。奥利弗·哈维男爵不能完全欣赏这一品位，而那个丹麦犹太人甚是天真，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讲意第绪语。船员与官员在公众场合讲希伯来语（就像黎巴嫩人讲法语），私下里却说德语。上层德裔犹太人都是Yekke ，无论做什么效率都很高。船长拒绝对丹麦人的妻子讲德语（他的母语），却和我讲英语。所以我们是五个人讲着蹩脚的英语，而不是一个人在说蹩脚的德语，这种景象一定会让伯林夫人感到开心。大海平静得就像一片玻璃，没有一点涟漪。明天我们将在那不勒斯停留三小时，以便接纳乘客和匈牙利犹太女英雄的灵柩 （她空降到匈牙利后被捕，于1943年或1944年被处决），我准备在那不勒斯把信寄出。我们将在周日抵达那不勒斯，灵柩登船前会举行官方交接仪式，我相信一定很庄严、很感人。波伦先生正在罗马（开会），如果佩尔尼科夫 没能遵守诺言，他就得掏腰包为我付卧铺车厢：所以我应该没问题。晒了两天太阳，我看上去挺好的，而且开始适当地干些事，比如读读哲学以尽我最后的职责。床很软，早餐由一个维也纳乘务员服侍，就在床上用餐，这个维也纳乘务员不懂枕头的希伯来文。无论如何还剩一个，不过在枕头下垫个救生圈垫非常舒适。船上的救生演习不是胡闹：“凶手就在我们中间” 不允许乱来。［……］

爱你们的
沙耶

亲爱的父母大人：

我想你们不会很快收到这封信：信从以色列寄出得花很长时间（我猜这和审查制度有关，以色列确实需要严格的审查制度，我对此并无怨言，不过你们显然会担心——怎么一直没有来信等，一直没有收到信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很奇怪）。有太多话要说：这个国家在任何方面都是非凡的，当然也有些许失误 ，但考虑到其面临的障碍，这些疏忽又微乎其微［……］。在海法，我遇见魏茨曼博士的保镖阿侬少校 ，之后便匆匆赶往雷霍沃特。我受到热烈欢迎。不过我没时间具体描述在这儿和特拉维夫见到的人物（威斯戈尔先生 的坐骑在门口等着——载我去参观科学院——我必须马上出发。中午在特拉维夫和阿齐瓦·帕思茨 一起用餐，等回到宾馆我再和你们聊伊扎克和伊达），午餐很丰盛。明天得跟纳比·塞缪尔和哈达萨 共进午餐。魏茨曼夫人威胁说，如果我和他们一起用餐，将把我驱逐出以色列，因为她没有收到邀请——不过我觉得我必须去。伊扎克真的病了，可怜的人，他患上里德利氏综合征——心脏的某块肌肉损坏无力——已经卧床五个月了，伊达把护士辞了，因为她觉得自己比护士做得更好，雇用护士每天得花费7英镑。第一个理由倒是实情，不过另一事实就是她每小时进去询问伊扎克的病情，这无形中制造了痛苦的气氛，对伊扎克的神经没有任何好处，不利于伊扎克抵抗疾病。他当然很焦虑，工作、生活费等都让他忧虑不安。［……］我想父亲可以认真考虑来特拉维夫或耶路撒冷住上一周，就住在宾馆里，住宾馆可以让伊达不至于因骄傲而为钱发狂，还可以和马克斯 探讨计划 。我认为计划可以顺利执行。用伊扎克的钱建房子，六七年可以还清。我猜你们应该乐意洽谈此事——我真的觉得你们今年应该再来一趟。在这里见面又会有不同的印象。［……］

星期二我要出席专门为我而举办的宴会，有许多精英出席。我见到了沃特 ，我觉得他把外交部管理得井然有序，但是德裔犹太人代表团 却缺乏生气，令人感觉压抑，所以那些有想象力、有精力且不安分的人自然会造反。我和本——古里安谈了很久，我认为以色列整个国家管理得很成功。

爱你们的
（希伯来语签名）

亲爱的阿瑟：

［……］我结束了在以色列不同寻常的访问，接着又在巴黎与天使般的埃维斯 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周。以色列之行既感人又滑稽，我得亲口向你讲述。我不愿意留在以色列，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以色列官方主动挽留我在那儿工作，出于礼貌我没有断然拒绝，我的态度不够明朗，以至于外交部不止一人好奇我将接谁的班。于是有人奉承我，有人隐约惧怕我。由于我没有任何企图，这一切显得特别可笑。等我见到你，我再和你详述。不过这仍然是个非共左派国家，在我看来是目前唯一的、典型的非共左派国家。那里的大好人，即亲苏联的左翼社会党人，也是最愚蠢的。亲苏联的左翼社会党诞生于1917年之前的俄国，1917年之后的俄国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令人抓狂的天真和政治上的单纯败坏了政治哲学这门学科的名声——这些人的理论并没有错——能增进人们对其倡导者的喜爱，但不是尊敬。［……］从特拉维夫乘飞机回来，这个旅程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这架以色列飞机让人感觉摇摇欲坠，飞机的发动机似乎随时会坠入地中海，一路险情不断。这飞机是在阿拉伯战争期间从美国走私到以色列的，飞行员真的很勇敢，但飞行技能实在不敢恭维。天哪，这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国家。乔很快就会从铁幕之后回到这里；他采访铁托 ，如果当时他采访铁托时我在现场，我会了解到更多信息。我好奇到底谁先退缩。我认认真真写这封信，却没写什么内容，等给你回信时再叙，期待你给我写封长信。

你永远的
以赛亚

最亲爱的埃维斯：

我的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感激和美好的回忆。你热情招待我这么长时间，简直就像天使。我长期以来备受折磨，陷入复杂混乱、无休无止、浪费生命的鲁比·戈德伯格式 的模式中，即采用最复杂繁琐的方法绕弯迂回地得出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我的人生总是这样；我总是处于半自责的焦虑状态，猜想与担心人们的各种反应，我总是认为每个人都很敏感，而且信息灵通，一个人的言行，甚至所思所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为人所知，并遭人仇恨，因此我总在挣扎，总在想象自己的罪行偶尔还造成流血事件，我的人生几乎都浪费在试图抹去这些完全虚幻的几滴坏血上（敌意）。这些毫无意义的想象令我身心疲惫。在这一背景下，你对我无比耐心仁慈，甚至像迁就孩子一样迁就我。对此我感激不尽。［……］

我收到本·科恩的信 ，他措辞犀利地指出我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令人沮丧，他对那篇文章的评价极低，他想知道我是如何评判霍姆斯、布兰代斯 及其他三流思想家的。我坚信他是错的，我是正确的（像我这样很容易自责的人，看法这么坚定是很少见的）。我必须马上回信，使用高雅华丽的词句，就像麦考利 或阿克顿男爵 那样。另一方面，菲尔·格雷厄姆在广告经理人面前引用我的文字，他给我写了封信，全是些羞辱性的恭维。无疑，我的未来将是巴比特 的宠儿和他们眼中的反动派，是左翼鄙视的对象，左翼认为我应该像拉斯基、勒纳 等，显然我和他们不一样［……］。

以赛亚　　［……］

亲爱的菲尔：

感谢你的来信。相对你的文体风格和唯美内容，我更欣赏你的排版。我很自豪，竟能在广告商大会上被广而告之，而不是被广告商推广。这确实意味着我已亲临大会现场。我觉得自己无懈可击，以至于我现在喜欢给报纸写信解释我为什么不打算为报纸写稿，以及为什么不向报纸投稿（我与《纽约时报》间此刻未公开的通信比公开的通信有意思多了）。无疑你会认为这体现了我典型的神秘风格。不过自从你野蛮敌视我的早期作品 后，我就从来没有把你视为我的读者。我建议你关注B.V.科恩的观点，他认为我的文风充满生机活力，虽然他的文字哀怨，但就我文中为什么没有提到凯恩斯、布兰代斯、莫里斯·科恩和诺斯洛普（！），他的文字却奇妙地使人读出他就该问题的真实看法。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从不给《华盛顿邮报》投稿的原因了吧。我的文章高傲且花哨，不适合《华盛顿邮报》左右逢源的陈词滥调。我对我们可怜的朋友 甚感歉意。我想尽快找些渠道，了解他的命运。我在巴黎遇到一个叫作宾斯托克 的电影投资人（这人在我看来不够善良），在一本正经的晚宴（所有的晚宴都索然无趣）过程中，他滔滔不绝地指责普里查德、菲利克斯等人，我被迫打断他，因为我认为背信弃义总体而言让人丧失良知，而不仅仅只是毫无意义的出风头而已。

老伙伴，好好照顾自己，死亡人数正在危险地上升。拉斯基、马蒂亚森、布鲁姆 已经死了，在我们中活着的人很快就会越来越少。

你的
以赛亚

亲爱的汉姆：

［……］至于那篇文章，奇普给我的反馈特别奇怪：他说他非常严肃认真地和乔治·凯南探讨我的文章，他们认为我的文章还得继续展开（！），还应该用大量篇幅说明共产主义为什么不能持久，为什么违背人性，等等，并严肃批判共产主义及共产主义将继续存在的断言。不过，这等于重新写篇文章。如果我受此启发，在文末滔滔论述如何驱邪，我能想象出你的表情。此外，我认为即使是最好、最有价值的阐述与分析也没有必要宣传，我想我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我的立场。显然，不是人人都持这种观点的，据说，哈佛大学的W. Y.埃利奥特教授就认为极权主义在我的笔下并不会令人讨厌，而且我的文章可能促使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兄弟们转而肯定与支持极权主义。但是比尔·埃利奥特的评价不是很公平，我不是特别希望和他在哈佛展开论战，他的论点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乔治·凯南多半会认为这对我而言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见到他，或许可以问问他的真实看法。我琢磨着给他写封信，但是这一切都只是道听途说，我决定等见到他再说 。［……］

我的粉丝给我写了封很奇怪的信：本·科恩写信斥责我，埋怨我对福尔摩斯先生、布兰代斯、凯恩斯，甚至诺斯洛普、莫里斯·科恩及类似人物不够公正，而且认为我的麻烦有点夸大其词；阿什科利也给我写了封信，他认为我应该给《记者》写篇文章（我喜欢阿什科利，但绝不喜欢《记者》，不过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他），而不是尽情指责美国有卢斯先生这样的人物。接着，我又收到了卢斯先生、布兰德男爵 的来信，你因此可以想象我的内疚；令我惊奇的是，我突然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支持者，我纳闷自己处在哪个位置、正在做什么。我终于明白，我不会加入任何党派，虽然我可能继续付党费，但那也只是为了避免成为自命不凡的中立派。［……］

你的
以赛亚·伯林

伯林翻译的《初恋》终于在1950年5月出版，但是他的主要信件往来仍然围绕着《外交事务》上刊登的文章。亨利·卢斯写信表达了他“深切的祝贺”；尽管他不同意伯林在文章结尾的呼吁——少一些信仰，多一点怀疑主义，这个结尾在他看来与文章主要内容没有联系，但是卢斯仍然认为这篇文章“相当出色” 。伯林回了封信，向卢斯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只是在附言中涉及学术争论：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为怀疑主义辩护当然不是为了怀疑主义本身，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自我反省，对任何事物，不管高尚与否，都不加批判，不加审视地全盘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太多的东西会遭到践踏，而且几乎不允许在理论与复杂多样的个体间有分歧——我可以肯定这些分歧是不可逾越的（幸运地，我说出来了）。

来往信件继续着。

亲爱的卢斯先生：

感谢您5月20日的来信 。冒着让您厌烦的危险，我得进一步自我申辩。我认为人的本质并不神秘，如果说神秘的话，那只是指某些本质的东西还尚未发现，不仅现在而且将来，并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一般人所理解——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您的理解和帕斯卡 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或T. S.艾略特先生一样。相反地，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如果一个人有一定的天分，并能持之以恒投入足够的关注、耐心与感悟力——无疑还包括谦卑，但不包括以偏概全，仓促断论——就能揭开最复杂的谜。只是我认为这谜是特别为某一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揭开的，而不是像某些社会学家或某些人认为的，是为了人类，或为整个文化。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将科学技术胡乱运用。但我觉得这种天分是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

我希望您能原谅我唠唠叨叨讲了这么多，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攸关，而且值得进行自我申辩。

请不必非得接受我的观点，如果可能的话，我很希望我能拜访您，时间与地点由您决定。我用词不讲究，为此我再次道歉——相对您优美的语言，我的文字回报太蹩脚。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魏茨曼夫人：

这次我是一收到信就马上回，我知道您觉得我表现不够好。也许您是对的，但是我这个人在性情上只能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从以色列回来后，我就因劳累病倒了，这我是早就预料到的（一年内我会累病六次）。回来后就赶着完成牛津春季学期遗留下来的无止境的工作，接着一个学术性团体 又委托我写一篇流芳百世的哲学论文（结果是一篇短命的垃圾文章）。一旦我专心做一件事，我就如俄罗斯人所说的“停不下来” ，我没法有序地计划、安排和分派各项工作，我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夏利特，无疑我挺受罪的。因此我常常不回信（要回的话也是匆匆忙忙，胡写一气），可是没回信又让我焦虑。接着又不得已卧床休息。单身汉无规律的生活带来一身的病痛——胃溃疡、坐骨神经痛等其他疾病——我的母亲为我的生活方式伤透了心，可是这一切显然没法改变。现在秘书每周来一次，做口述记录。如果我可以给您口述信件，我可能会更经常给您写信。但这最后一封信我一定得亲笔写，尽管在给350个学生 上课、考试后，我已筋疲力尽。天哪！我本无意把这信写成长篇大论的伤心故事。魏茨曼先生的身体不好，我非常难过。这里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传言。不久前格斯特纳一家 来拜访我，他们不知该把孩子送到哪儿接受教育，为此他们挺焦虑的，另一方面他们在讲述的时候又让人觉得很乐观。当然，如果你们在布尔根施托克，我就会从沃韦带上我的父母去拜访你们。但是我不能写信，因为我写起信来要么洋洋洒洒，无所不谈（那未免太可怕，我过去常这么干，但现在已经很久没这么做了），要么干巴巴的三言两语。你的心情不好，我很难过。现在只要我一人独自在新学院的房间里，我就很忧郁，静等着老鼠出窝东咬西啃，每天晚上它们都这么干——我养的猫很懒，而且仁慈，就像以色列的法官，和老鼠和平相处，并拒绝吃老鼠。如果你们在瑞士，你们情绪低落的话我还可以尽力让你们开心；也许您可以让少校告诉我你们在什么时间会到什么地方。8月份，只要你们不觉得接见我很累，只要你们不忙，我就会来看望你们。我会无限期地等下去，你们爱怎样接待我，就怎样接待。我非常仰慕魏茨曼博士和您，我什么都能适应。

充满爱意与温情的
以赛亚

亲爱的校长：

我现在有时间来协调我的各项安排，我想我很乐意接受您的邀请，我可以在1952年冬季到贵校作玛丽·弗莱克斯纳系列讲座 ，不知这个时间是否合适。1951年的秋季学期（9月到圣诞），我会在哈佛大学访学，我可以于1952年1月访问贵校，然后3月再起航回国。至于讲座题目，您能否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政治思想中选一个话题。我想讲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基本方法，比如，唯一神教、从《百科全书》 到法国革命的启蒙运动（理性与感性）、专制——反动（迈斯特 及其同盟）、浪漫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圣西门 和他的追随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在我看来是五花八门的现代思想的蓝本（在我看来，这些奠基者的思想比他们的后辈英雄，现代的追随者的思想更清晰、更有生命力、更激动人心）。我的讲座虽然主要讲述历史思想，但与当下的不满情绪有直接关系。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命名这个讲座——该讲座将成为我的专著的一部分，我的著作涉及1789—1870年的欧洲思想史，我必须在某个时候完成该著作，它是《牛津欧洲史》的一部分。不过讲座题目可能还需再斟酌，也许很简单，比如“六种（无论几种）政治理论”，或者选择更吸引眼球的题目。无论如何，如果这个话题合适的话，我就着手开始准备具体讲座内容。

您让我步著名大师的后尘，继续探讨他们的研究话题，无疑对我是莫大的荣幸。显然，我不应该反对参与专题讨论会，这种非正式的教学应是进行该系列讲座的学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建议的讲座话题不是您期待的，您尽管拒绝，不过，我一直在考虑19世纪初期及其之前的政治思想，让我换其他话题恐怕比较难；但是，如果有其他话题您觉得更合适，也没有理由非要把我的想法强加于您。如果运气好，您接受我的建议，无疑我将从这次讲座中获益匪浅。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7月1日，伯林调回全灵学院的努力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他获得了全灵学院的罗伯森研究员职位（初聘五年）。虽然全灵学院给他安排了寝室，但他暂时还是选择继续住在新学院舒适的宿舍里，在新学院他还有一些教学任务（但已大幅度缩减了）。

亲爱的多兹教授：

应人文学院董事会的邀请，我再度受聘牛津大学公共基金讲师职位 ，自此我的身份发生了些许变化。我觉得我应向董事会汇报这些变更，以便董事会做出合适的安排。今年的7月1日我入选为全灵学院研究员，因此就不再担任新学院的研究员与导师。全灵学院聘我为研究员是为了让我专心从事研究，研究涉及以下内容：

（1） 撰写一本论1789—1870年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书，作为牛津欧洲史系列丛书的一卷，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2） 研究俄国革命的前因，准备写成三或四卷，涉及19世纪初到1917年间俄国与欧洲的思想、人物、社会、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最终导致1917年爆发俄国革命。

（3） 准备撰写一本论伯克利哲学的书，这本书将作为系列丛书之一，由本·罗杰斯·艾耶尔教授编辑出版。

（4） 整理过去四年中我在政治系和哲学系等做的有关政治哲学与普通哲学的讲座材料。1952年春季我准备到布林莫尔学院访学六周，并就“各类政治理论”为题作玛丽·弗莱克斯纳系列讲座。所有这些都将由牛津大学出版。

同时全灵学院已允许我一周授课八个小时，我因此成了新学院的哲学讲师，得以继续在人文学院为本科生讲授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一周最多授课五或六个小时。

显然，我的研究兴趣（尤其是19世纪思潮史和俄国社会思潮与实践的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向。基于此，我的研究兴趣应该是更接近社会学领域，而不是人文学科。对此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明确，但是我接到戴维·沃西克先生 的来信，他觉得我的研究领域倾向于社会学，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也倾向于认同他的观点。当然，我打算继续从事哲学教学，不仅包括政治哲学，而且包括逻辑知识理论，并准备同时在新学院和学校开设课程，这通常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到目前为止，我的教学与讲座主要局限于人文学科领域，今年6月与7月我分别在《心灵》 和《亚里士多德学会论文集》发表文章，我不会放弃这个领域的研究与教学。与此同时，我还在美国与英国的专业期刊就政治哲学和相关联的俄罗斯话题发表文章与长篇评论，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全灵学院研究基金的支助，我准备继续大幅度拓展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接着要上的课程与准备开的讲座，如逻辑知识理论、政治哲学等，在这所大学都属于哲学学科范畴，并不属于社会学；学校缩减了我指导的学生人数，这让我腾出许多时间从事我的研究，而我的研究课题通常又不属于哲学学科范畴，这就是我面临的问题。因此，如果允许我继续保留牛津大学公共基金讲师职位，我不知道我是人文学科讲师还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讲师。在我看来，沃西克先生的建议貌似有理，但这属于行政问题，对此我并不专业。

我正在和哈佛大学商议相关的教学安排，我准备偶尔到哈佛大学讲授哲学与俄国思想史，当然我至少每六个学期中有四个学期，或每三个学期中有两个学期（可能性更大）还是会继续在牛津大学授课、开讲座与居住，因此哈佛的安排不会妨碍我履行牛津大学公共基金讲师的职责。

如果您觉得合适，请将我以上的想法转达给人文学院董事会，并告知你们最后的结论，我将无比感激。我会同时把这封信也转发沃西克先生，也许他和社会学董事会希望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这段时间伯林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他和詹妮弗·哈特 ——他的朋友兼同事赫伯特·哈特的妻子——开始了一段恋情（他的第一次性关系），伯林全身心投入这段恋情。7月中旬，菲利克斯和玛丽安·法兰克福特到牛津访问，这是伯林期待已久的，但由于伯林在恋爱，他们的来访并没有得到伯林的充分重视。学生考试一结束，伯林就和父母一起到瑞士度假。

亲爱的玛丽安：

没能和你在牛津见面，这让我无比沮丧。这主要是由于我逃避现实，脱离社交界，等等。但是，我总感觉好像从来就没有见过你：或者像做梦，但具体清晰的细节记不清了，以至于觉得这个记忆有些不真实。我特别喜欢我的第一个茶会，我指的是你出席的茶会：茶会后，一切都还风和日丽，突然风云突变。我必须承认我生活在噩梦中，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一直在生病。我正在反省这排山倒海的系列事件，它彻底击垮了我。在您来访期间，我一直在注射青霉素。每天从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五点半，我都在学院工作，回到家还继续工作到凌晨三点：每次见到您就像见到绿洲，就像一个情感麻木、身心疲惫的游子见到绿洲一样。天哪！在牛津那个月我觉得特别漫长特别没有意义，简直就像经历了一场噩梦：您和古德哈特 一家相聚的时候，我真的不想见您，而当你和莫里斯会面时，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渴望同时见到你们（我指你和菲利克斯），然后和你单独见面，接着再单独见菲利克斯，然后大家再聚在一起，之后又是一个人长时间的独处：我刻意让自己承受无边的孤独，重新把自己关闭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与世隔绝。既已如此，为什么就不能坐下来聊聊天？或只是坐在那眺望窗外的风景呢？我却悲哀地提议去散步，这是有寓意的（您应该知道我讨厌散步）——不像您，我认为沮丧悲伤不是存在的本质，是可以避免的，我相信人有很大的可塑性，我对此很乐观，也许这种乐观中有些许幼稚。我认为灾难肆虐是有具体原因的，人会悲伤与愤怒是有具体原因的。不过这次，除了牛津大学我不能责怪任何人或任何事。指责没有意义。我想我自己心烦意乱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不过感谢上帝，这一秘密除了相关当事人，基本无人知晓。仅此一次不为人知。那么我现在为什么要吹嘘呢？因为我决定全面分析我这段沮丧经历的原因：没啥不幸的，没啥可指责的，也没啥是不可救药的（但我猜你会认为一切已无可挽回），但至少在我看来，非同寻常，特别令人抓狂。我很想见你：在伦敦我做不到，因为我寸步不离新学院，学院一放假就在我亲爱的母亲的呵护下离开了伦敦，当时的我半死不活的：生活在这个荒唐的国家，犹如1914年之前人们的精神还未被击垮之前，我充满了你无法想象的中产阶级的乐观、快乐的迟钝、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粗俗和笃定的自信安逸，什么都那么微不足道，但乐观自信，19世纪这种普通快乐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对此我甚是遗憾与哀叹——这会儿我感觉好多了。除了我父母，我谁都不见，我读了很多书和瑞士报纸，并读了乔对朝鲜战事的报道 。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以此战事为消遣，似乎有点大逆不道（我认为今、明两年都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虽然苏联正一点一点地给美国放血，苏联的策略阴险狡诈而且危险，但是即使如此也不会爆发大战）。在巴黎，达夫·库珀对我说杜鲁门是他崇拜的英雄，认为杜鲁门在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几乎没有犯过错，以我在瑞士的心境，我几乎相信他的看法——杜鲁门的行为完全得当：我想到了两个世界（不完全是菲利普渲染的乔克·贝尔福的两个世界，您还记得1946年的某个傍晚菲利普在乔的家里大谈特谈这两个世界吗？），一个世界充斥着与人为善的小人物、瑞士官员、杜鲁门、舍托克、奈尔斯 、柯南特、艾德礼和少数令人敬重的普通人，另一个世界则充斥着刀光剑影和丘吉尔、铁托、本——古里安、乔大叔［斯大林］、布力特 、德·戴高乐 及他们手下优秀的达·芬奇们、沃邦们、沙赫特们及莫内们 。当我想到这两个世界，我把第一世界平面二维的、文句不通的散文与第二世界毋庸置疑的诗意文采进行比较，我并没有尼采式的愤怒！我知道我不能和第一个世界同呼吸，他们会认为我不喜欢他们，认为我会传播谣言找他们清算：然而我会投票给他们，为他们服务，而且我宁愿为他们耗尽生命也不愿像英雄那样轰轰烈烈地死去。为什么呢？因为不择手段的践踏在我看来比微不足道和平庸无才更可怕。因为个人权利比辉煌的成就更重要，因为自由，甚至是被动的宽容，也比开赴战场的壮观队伍更重要。我相信您压根就不赞同我的观点。你支持殉道者和少数群体，显然是因为他们与这世界上某些危险的价值理念作战，如果这些危险的价值理念占上风，那将毁灭全人类。因为你（在我想来，与莫里斯一样）憎恨那些高高在上的群体：成功的政治家、军人等，因为他们成功、精明，并到处受到追捧与喝彩，他们蔑视秩序与权威，而秩序与权威能防止人们自我膨胀，保持坦率真诚，展示真情实感（不是虚情假意，也不是冷酷无情）并讲真话。在我看来（虽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但我自以为确定还是很自信），设立一些公共安全机构，一些当权部门，宣传一些被认可的思想观念，接纳一些信条、思想家、理论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伪造个人经历，一定程度上允许虚设某些公共标准，并允许人们对此保持最低限度的忠诚，还是有必要的，否则很多人都会碰壁。我的这些观点是不是含糊不清，一派胡言？这些当然是瑞士式的思想。我不再拿这些来烦您。我希望1951年能和您一起庆祝圣诞：有可能实现吗？我可以去美国吗？我不能再重蹈1940年的覆辙，即使没人觉得我做错什么。但是如果1951年9月英国局势很紧张，不过（我认为）不会发生战争，而且我完成我与哈佛的合同（当然菲利克斯会说“无论你在哪里，你都会受制于皇家政府”。至少这一回波士顿不会比伦敦 更安全 。和1940年一样，你一定能回到英国）。不过您怎么看？这些猜想很无聊。如果真发生战争，我个人没有问题——我喜欢做别人让我做的事情——不过我要把我父母安置在安全的地方。但此刻没有必要讨论这些话题。星期天我准备去伯尔尼拜访以色列总统魏茨曼博士阁下 ：他在卢塞恩旧病复发，正住在医院。到那里他们会叫我不要愚蠢地浪费精力去教那些英国学生，他们会鼓动我放弃教书去为以色列服务。魏茨曼博士当然就是我的校长，等我到那儿，我就好比直接进入校长的书房，我做好了面对某类“音乐”的准备。据说他很忧伤，他不仅在政治上被冷落，化学界的同行们也越来越忽视他，每次只要他离开雷霍沃特，只要这个老男孩一离开，他们便不再向他汇报科研进展，他们认为他不懂这些东西。这确实令人同情。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将来我得为他写传记，为这个巨人辩护，是他为那些忘恩负义的侏儒注入了活力。您一定得和菲利克斯一起去以色列走走。以色列很独特，无法用言语描述：又是我的瑞士式的情感。因为以色列有点类似1910年的世界，充斥着各种思潮和斗争，清一色的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拥护者的围困和神圣的利己主义 （为类似法西斯的团伙与“头目”所追捧），整个环境完全不一样，一个人只有以19世纪视角才能明白这一切。以美国的视角则更明白易懂，美国在我看来也属于19世纪，尽管本·科恩对我的这一观点会非常愤怒。所以一定来趟以色列，明年复活节，我会和您一起去，您会很开心，我和大法官也会很开心。不必取道英国——直接从那不勒斯或瑟堡过来，一定来——您绝不会后悔的。笔从手中滑落，我的手已没有知觉了。再见，我感觉在这比在牛津离您更近。我好傻！没有一点西尔维斯特的作风。

爱您的
沙耶

在去意大利度假的途中，伯林先到伯尔尼探望哈伊姆·魏茨曼。在那儿，他从父亲那得知伊扎克·萨姆诺夫的死讯。

亲爱的爸爸：

刚读了您的来信，得知伊扎克·萨姆诺夫去世了——之前我刚在霍里克罗夫特大道49号给你写了封信，因此信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现在：

（1） 您应该告诉妈妈。她很早就有预感，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她很坚强，而且表现镇定，令人赞叹——如果是伊达本人，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伊扎克不一样，虽然伊扎克和我们家没有血缘关系、没有爱的纽带，但还是得告诉她。

（2） 在这种事情上，速度是关键：我的意思是，我们越早为伊达做点事情越好。不仅伊达而且我们的以色列朋友们都在看着我们，看我们到底是心地善良还是铁石心肠。这个世界很小，伊达会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应表现得热心积极，马上请她回伦敦。我们没有保姆，可能会比较困难，但至少她可以在我们附近的公寓住下。不过显然他们——甚至哈勒维夫妇 ——都期待我们家有人能马上到耶路撒冷帮忙： 母亲的腿伤还没恢复 ，而您也不能离开她；至于我，也许该我去，但这不过是感情用事的姿态，实际上这会儿我在那儿什么忙也帮不上。在我看来，我们该做的就是尽早发电报给伊达邀请她来伦敦，迅速做出反应的积极态度，其重要性如何高估也不为过。

（3） 您应该给哈勒维夫妇发电报，叫他们去说服伊达马上来伦敦。

（4） 也许您应该为她买好机票，让她在未来的半个月内飞伦敦。总之，您必须马上行动，而且得主动热情。我可以向您担保，对耶路撒冷那些有钱有地位的远亲而言，他们虽然对此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如果将来您不想别人因此永远指责我们的话，您这一行动很重要。当然，我也可以发电报建议伊达来伦敦；但是如果您不支持，这也不可行。我不知您是否能在，比如28日（星期一）发电报到雅典娜 （或从办公室给我打电话），我再给耶路撒冷发电报。如果您星期一之前没有收到这封信，我猜星期一午夜或星期二早八点之前可能会收到，之后我会去米兰，在那儿我有一段时间无法与外界联系 。

目前我还什么都不了解，我发电报，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我的悲伤，我得给出具体的建议：叫伊达来伦敦。如果我先于您发电报，人们会觉得我善解人意，而不是您——只有您知道我是因为您的缘故才表示关切慰问的，但是我是绝不会先于您发电报的。［……］请别认为我太草率或太激动，您真的无法想象耶路撒冷的人们是如何解读这一切的。那儿的人们容易激动，心眼小又愚蠢，所以我要和您协调一下发电报的时间：您先从伦敦发电报，并告诉我发了什么内容，然后我从日内瓦 发电报，否则您与我在该持的态度上会有很大差距。到星期一才能知道这些，您在欧洲找不到我，星期一我会在“圣山”露面、发电报。［……］

爱您的
以赛亚

亲爱的魏茨曼夫人：

洛桑 我在火车上给您写信，平常字就写得难看，随着火车开动出了洛桑，肯定就更难辨认了，让无辜的收信人受罪。一如既往地向您道谢，向您说明我的时间弥足珍贵——这些您都知道。但是我们的俄罗斯谈话却是我最喜欢、最期待、记忆最深刻的。（火车在开动，现在减速了，不过只要一加速，您就可以从我写的字中看出。）我绝不可能和任何人这般谈话，包括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毕竟是父母大人）和英国的任何人。（没法再写了！——等到了沃韦——到了蒙特勒等地再继续写。）

沃韦 （到站停两分钟 ）在我看来，俄罗斯比任何地方都有想象力、诗意和亲切感——每当谈起俄罗斯，我就感觉自己的性格发生奇妙的变化，一切都变得易于表达，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光明、更美丽——我们的俄罗斯谈话是我最深刻、最愉悦的记忆（火车开动了！），我因此将终生对你感激不尽。笔没墨水了！不过我会继续写。

蒙特勒 我希望我乐此不疲的话题对您不是负担，当然，我很喜欢与您和魏茨曼博士相处，但是我总担心（这里人来人往、各种语言——都是干扰）也许在某些时候我的来访会给你们带来不便，比如魏茨曼博士身体不适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让你们厌烦，如果我的来访时机对你们而言哪怕有一丁点不方便，尽管告诉我，我会把这看成是亲密友谊的标志。我总是对你们依依不舍，我希望雷霍沃特不是离我那么遥远。我祝福瑞士的当前局势，我对瑞士的看法和梅迪 的差不多，觉得瑞士缺乏个性、不够华丽，日内瓦全是日耳曼化的法国人，苏黎世都是非希特勒式的德国人。所以得再次向您致谢，非常非常感谢您。

圣莫里斯 乔治 向我提及魏茨曼博士的书信及您的建议，让我写点东西 ，我受宠若惊，既兴奋又惴惴不安。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应该欣然接受这个任务，这是可以让我垂名青史的唯一机会（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我自以为很了解您和总统本人，但是我对你们早年的经历——所处的环境、历史背景——足够了解吗？尤其是，我还不是真正的专家，只是一个业余选手，一个害怕与憎恨挑剔批判的懦夫，我敢在万分挑剔的世人以及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更吹毛求疵）——面前妄作点评吗？一般而言，一个人怎能没有自知之明，怎能在公众面前大书特书让自己感激不尽并热爱敬重的人呢？但是，您这个建议着实让我兴奋；我试试吧。我会想方设法从牛津和哈佛偷点时间。我可能写不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告诉您和乔治——不过我想先读读那些书信——我想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不过我愿意冒险。我喜欢以某种方式和你们保持联系。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巴黎与您和魏茨曼博士探讨这事（在马蒂尼）。我东拉西扯，希望不会让他厌烦。请转达我对魏茨曼博士的问候与祝福。我想到9月25日 魏茨曼博士一定又会健康如初的。

以赛亚

亲爱的爸爸、妈妈：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天不热，海风怡人。霍夫曼斯塔尔夫妇带我到这，他们明天就动身去巴黎。我们上周三晚上抵达，会逗留到明天（星期五），之后我准备乘火车 前往奥拉。［……］

现在 再来谈谈伊达。毋庸置疑，在以色列，“他们”一定期待我们有人去以色列，表表姿态。显然，这没什么实际意义：哈勒维家、雅各·萨姆诺夫 和成千上万的来自德国的犹太 熟人更需要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只要有猜疑、自卑情结、什么富有的伦敦人与贫穷的以色列人之类的言论，那么无论我们行动还是不行动，都会被视为 冷漠 的表现。比如，我可以从意大利写封信，但他们会说，既然有时间在意大利玩乐，为什么不能飞到以色列？只要二十四小时就能做一个姿态，一个道义支持，以示温暖与家庭的亲情？如果我不这么想，你们会非常焦虑，也许我该去——就一天。但是，你们显然还会焦虑，这完全没有必要，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话。但是，如果你们“非得”去处理房子事宜，9月中旬去比较合适。我要到10月5日后才会回到伦敦，也许你们可以一起去或者老爸独自一人去——老爸，何不一箭双雕呢？不过，还是你们自己决定吧。我喜欢当机立断，迅速行动。从日内瓦乘船去，我会来看你们。很奇怪，我并不像妈妈，有什么隔阂感。伊扎克在母亲的人生中就没有占据什么位置：这曾深深伤害了伊扎克和伊达。因此伊达很焦虑，要我自始至终给伊扎克应有的尊重——这其实不代表什么，我真的无法尊重他的判断力，不像伊达，他的诚实正直等优点在我看来是缺乏个性、缺乏主动的表现。我惊异于自己的反应如此冷漠，得到伊扎克的死讯，我情绪低落了一两个小时（我在伯尔尼收到信）： 那天傍晚我告诉奥瑟曼夫妇 ，他们认为伊达最终会从沉痛中走出来。这是扎马克的看法，奇怪的是，现实的安妮却不这么认为。相对伊扎克，我更在乎我的朋友布兰奇 和里德利 ，甚至查尔斯·亨德森 ：可笑。母亲是正确的，我们家族在乎的是血缘关系，如果我听说雷巴 在莫斯科去世，我会更难过。我必须给伊达写信，是的，她会很固执，不肯离开以色列，不肯离开那套公寓等。打电话到以色列能打通吗？我想应该可以。如果你没去以色列，一定要写信说明为什么没去，否则会引起不满（我提醒你们），这显然不合理，但肯定会引起不满。不是因为这很重要，但是你仍然得告诉他们妈妈的脚摔伤了，告诉他们办公室里没人，告诉他们你们反对我飞以色列，等等，这样就不会招来闲话与不满。不过当然，你得避免让人觉得你在找借口，避免让人觉你心有不安 。至少再发一份电报——电报和信的作用不一样——催促伊达来伦敦，甚至把机票寄给她，正如我之前建议的。相信我，人不能表现得太理性。

爱你们的
沙耶

莫里斯·鲍拉在奥拉附近租了栋16世纪的布鲁尼拉城堡，作为他们在意大利度假的基地。

亲爱的艾丽丝：

我曾无数次想给你写信，但总是有干扰，不是工作就是生病，不是什么重病——我很遗憾地听说你的身体也不太好——我不敢断言我是不是得了某种严重的温热病，但是这个夏天一定得去体检。我接了许多没有必要的任务，如写短文、评论等，但是我发誓6月份一定结束所有这些事情，这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我在这些小事情上投入的心血远远高于那些看似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学期太忙，接着又是期末出卷、监考、改卷。各种令人不胜烦恼的小毛病，如窦炎、喉炎等接踵而至，让我卧床不起，没法思考，也没法给任何人写信。之后我父母把我带到沃韦：安静平和，如瑞士般缺乏活力。完全是1914年前的世界，平淡无奇，但整洁舒适而且安全。其他人可能会嘲笑这种非英雄主义的优点，但经历了牛津的7月梦魇，我喜欢这里的一切。之后我就到伯尔尼和日内瓦与朋友们聚会，最后才到这个人间天堂，同时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三位大学老师 和莫里斯·鲍拉。这个城堡的房东是沃特菲尔德夫人 ，她住在佛罗伦萨，我们并不认识她；我们只是这里的房客。城堡环境优美，坐落在卡雷拉大理石山丘间，奥拉村就在城堡的下面，奥拉村离莱里奇（雪莱在此溺水身亡）约15英里。城堡很大、很凉快，有许多当地女佣，很不错。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大海里游泳，在山间散步，可以读书、聊天，甚至偶尔还能静心思考。我们的朋友都是牛津大学的老师，他们比莫里斯和我都年轻，他们温和、勤奋、有同情心而且阳光快乐。更重要的是，这儿没人对你提要求。莫里斯状态很好，他精力充沛，每天都是高强度地游泳、频繁地日光浴，即使是长水疱或其他什么小病都不能减退他的热情。他精力过人，成了这里的中心人物，给大家带来活力。围绕着他这个光彩夺目的天体，我们就好比行星以各自的速度围绕着他运转，从各个角度反射着中心的光芒。这种生活方式平和快乐，并且收获颇丰。

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对神经和身心都颇为有益。我是我们当中最没有进取心的：当我的朋友们驱车去远方或到卢卡城垛远足时，我却留在城堡阅读在牛津绝不可能有时间阅读的书籍。和人们普遍的看法正好相反，做大学教师很不容易 ，要能吃苦耐劳。月底我可能会去拜访伯纳德·贝伦森 ，他给我写了好几封信，我还从没有见过他 。他打算来瓦隆布罗萨 ，我决定前往和他见面，莫里斯对此不高兴，实际上他禁止我去，出于某种原因他不喜欢贝伦森。但即使会惹他生气，我还是决定去；如果以游玩的借口前往，也许会好些。我很希望能一次多结识几个名人。虽然匆匆见面通常会有点令人失望，但人们的希望总是如此之高——不过我希望将来只要某个名字出现，我的脑海里就能浮现这个人的音容笑貌。下学期我将离开新学院（我听说德克 在历史决赛中获二等奖，这多少对他是个鼓励，会使事情好转，我真为贝尔·罗斯福 高兴），并调入全灵学院，在那儿我的学生不多，但写作任务极为艰巨。我无法用言语向你描述我有多惧怕这些任务。你知道的，我总是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大通，因为人往往误以为话音一落，责任即止，也不会为这一时的表现而尴尬——只要我在任何地方读到自己写的信或文字，我就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想要撕毁它——所以一想到写文章，尤其是写书，就让我觉得特别恐怖。没有外在的约束力，我就没有写书的意志力，因此我得努力将自己置于无法逃脱责任的境地，心甘情愿地、心知肚明地接受全灵学院研究基金的束缚。（听起来多么忘恩负义！）这能让我写些东西，让同僚们挑剔。这就好比宣誓加入修道院，一方面敬慕修道院的制度，可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做不到。无论如何，木已成舟。我自愿选择做奴隶。然而，如果想到我的书 虽然一度受到好评，但很快就被束之高搁，被人遗忘——想到这一切也发生在最令人敬慕的当代学者身上——所有这些虚荣浮华，所有这些忙乱都显得特别没有意义。以色列总统和总理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甚至策划让我到中东从政，这个策划对我是莫大的荣幸，但显然不无荒谬——他们说出版社出版了成千上万的书，全是垃圾，他们问我写书是否是为了躲在牛津这个遥远的、不起任何作用的城市里让自己“免疫”，若出于该目的，那太荒唐了。莫里斯在催促我，他说我们必须去火车站接一个朋友，然后去买些邮票和防晒霜。所以我必须快点收笔。根据目前的计划，1951年秋季我将在坎布里奇讲学，1952年2月到布林莫尔学院举办玛丽·弗莱克斯纳系列讲座。（讲座内容得出版，恐怖！自找的折磨！）尽管亚洲局部地区发生战争，但我认为战争不会蔓延，除非柏林爆发争端（即使真的有争端，只要杜鲁门总统对此局势发布清楚声明，并说明该局势与苏联无关，那也可避免战争），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这让许多人很愤怒。如果1951年秋季还有战争的谣传，就躲在坎布里奇或者牛津，这算懦弱胆小吗？无论如何照目前情况我仍计划前往。［……］

你的
以赛亚·B.

亲爱的休：

我的人生管理得糟糕透顶，我总是自欺欺人，其结果是我在最近的一连串风波中狼狈至极（一连串风波？显然是存在的）。了解一下我此刻的状态：此刻特别平静。我的朋友们都出海了。我没去，一个人待着，心平气和。但是且慢，我模模糊糊记得29日上午十点我得出席全灵学院的监考会议。我是刚入选的。有人质疑我对学院的纪律不够重视。我不希望被忽略。我必须参加。有件更可怕的事情，我伤害了我的朋友波伦先生，那个生活在巴黎的美国人。我和他因为多种联系而牵扯上。我必须安抚安抚他。我还必须拜访重病中的魏茨曼博士，他是失意的以色列总统 、恰克式的人物 ，目前手中无权，但迟早要成为历史人物，我将给这个历史人物的书信集作序。他26日离开疗养院，因此我必须在26日之前赶到巴黎（这是刚获知的，我策划罗马之行时还不知情）。我已答应出席锡耶纳音乐周 乔麦利和津加雷利 的作品演奏会，这对你可能不重要，但对我则不同样，有一个人会千里迢迢从英国赶来和我一起听音乐会，我不能失信于他，时间是20—22日。我已答应我的朋友迪克一起自驾到巴黎，无疑这方便了我，而且我也不能让他失望，不能让他独自一人驾车到巴黎。我许下太多承诺，追求过多的快乐，各种享乐与责任常常相互冲突，让我深陷其中纠结不已。我如何才能见贝伦森一面？我真的很想去见他，而且很希望和你一起去。［……］也许这有难度，不好安排；而且一想到要见贝伦森先生，我就异常紧张。我可以想象有一大群人，闹闹哄哄唧唧喳喳，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不安的。我只喜欢一对一的谈话，你可能即刻会联想到是因为我聊着聊着很快就忘乎所以，不是的！不是的！这貌似有理，但绝对错误。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得为我的无能道歉，并卑躬屈膝。所以，如果你给瓦隆布罗萨的贝伦森写信，一定用灰暗的颜色描绘我——既软弱又糊涂；但是我仍然渴望见到他们。写信告诉我X小姐 的地址，也许在最后一刻太阳将照耀到我们，我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你们面前。不过还是别指望我，你还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怎么方便就怎么安排；原谅我。很抱歉，爱尔兰的气候如此恶劣 ，为什么要选择8月来不列颠群岛？明年夏天我会找些更好的事由请你来。不过此刻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爱你的
以赛亚［……］

尽管面对种种实际困难，伯林最终还是出席了锡耶纳音乐节，之后还到瓦隆布罗萨拜访伯纳德·贝伦森。

亲爱的贝伦森先生：

在拜访期间，您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我们的破车行驶在寒冷幽暗、美丽阴森的环境中，一路惊险，路途漫漫似无尽头，很像布兰德斯 曾分析过的一个无名德国诗人的浪漫经历。从我们到达的那一刻直到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我自始至终都沉浸在快乐中，而且快乐与日俱增。请允许我这么说，您出手慷慨大方，让我们饱览各种美景，结识各式人物，接触各种思想，生活丰富多彩。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满脑子闪现的全是这些美景、人物等。回头想想，我感觉我的话太多了，可能让您听得疲倦（我经常给人这种感觉，并为此后悔，可当时我是意识不到的）。我的同伴也这么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请别拒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表现得沉稳正经些。不过，我恐怕是太尽兴，我太陶醉了以至于兴奋过度。如果是这样，我得再一次请求您的原谅，这可能与我闭塞与排外的牛津生活有关。玛丽阿诺夫人似乎欢迎我再来，说真的，没有比这让我更欢喜的了。我每年都要前往圣地，如果明年春天在去圣地的途中，能允许我顺道来拜访您，我将无比感激。如果休·特雷弗——罗珀和您在一块，请代我问他好。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罗兰：

收到你的这封信与收到上封信一样开心。你一定要原谅我偶尔才回一封信。不过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时断时续，没有规律。无论如何魏赫姆先生终于迎娶到他的风流寡妇 ，我为他高兴。非常感谢你在葡萄牙提的建议。

离开沃韦之后，我就前往米兰，经过两天的可怕路途，终于到达圣玛格丽塔。我不知为什么要走这么久。我和霍夫曼斯塔尔一家同行，天气不太好，他们很累，我也筋疲力尽；圣玛格丽塔这个城市既丑陋又粗俗，而且物价昂贵，没有吸引力，很不讨人喜欢 。离开圣玛格丽塔，我直奔城堡，那天晚上你听到我在商议城堡一事。鲍拉博士已经先期到达，并已接手安排我们的食宿。城堡很壮观，地处优势，卡雷拉群山的美景尽收眼底。城堡内的家具较少，晚上只有寥寥几盏灯。硬邦邦的凳子、破旧的扶手椅、昏暗的灯光，景象有点凄凉。水暖设备很差，根本就没有自来水，在我看来自来水还不如古老但毕竟可靠的传统取水方式呢！城堡里的用人倒是勤劳肯干，食物也充足，每个房间都结实而且宽敞。显然我们在这儿挺开心的。精力充沛的瓦德汉姆学院院长载着我们千里迢迢到海边，晒日光浴，我半推半就，更愿意像个老妇人一样坐在阴凉处，看着年轻人在阳光下嬉戏。

［……］我不喜欢锡耶纳，那些危险的街道、极度的中世纪精神让我非常沮丧。我们到过的最令人愉悦的城市是卢卡，我希望能在那儿度过一整天。城墙很壮观，那儿没有游客，罗马式的风格与玛丽·路易丝的改造 融合在一起让人特别开心愉悦，物别有司汤达笔下描绘的魅力 。比萨很奇怪，市中心古色古香，但其他城区一点也不吸引人。佛罗伦萨洗礼堂门的装饰的确非常辉煌。我抵挡不住好奇心，专程到瓦隆布罗萨拜访贝伦森。他的行为和你说的一样，他的品行有时让人质疑，虽已86岁，但仍卓尔不群。他思维清晰，双眼锐利有神，言语刻薄。他什么都阅读，或者让别人读给他听，总喜欢人们和他谈论弗洛伊德（他鄙视弗洛伊德 ）。人们很难喜欢他，甚至很难尊敬他，但奇怪的是，一个人竟能如此自爱。他觉得他自己很失败，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他确实很失败。当他谈论当代与过去时，他身上有类似歌德式的冷酷嘲讽与尖锐。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强硬的人，多愁善感，但又坚硬冷酷；但是，当他提到他是立陶宛犹太贵族的后裔时，又可见他身上可悲的弱点。这就好比一个人说自己是北牛津贵族或诺丁山贵族的后裔一样——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概念。他在中年时最势利，现在多少会收敛些，如今八十六岁高龄，他尽可以诚实坦白地对人对事进行评价。他觉得所有一切——历史、艺术、宗教、政治——都与他有关，这种自闭的自我中心主义着实吓我一跳。不过，当他告诉我他最喜欢认识那些刚败下阵来的人们——战败的将军、下台的总理、被揭穿的骗子等——他认为那才真正有趣。当他谈论起他自己时，我觉得他很真实，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我离开时，有点紧张不安，但还希望能再次见到他。八十岁后，他显得消瘦憔悴，浑身只见骨头，可能有时会让人有点排斥，但他并不迟钝。有谁曾非常喜欢他吗？也许就是可怜的科尔法克斯夫人 ，她在我和贝伦森用餐的那天晚上去世了。尽管她傻、大惊小怪、势利眼，本性还是很善良、和蔼可亲的，我真为她的离世感到遗憾。

现在我准备着手做我的俄罗斯课题。我觉得这比哲学更容易、更令人乐观。我和西蒙子爵 ，那个著名的前政治家，就全灵学院的候选人问题大吵了一架。他一口气就制定了九项不同的行动方案，的确厉害，我从中发现了他在世俗社会成功的秘诀与20世纪30年代英国政治的本质。我似乎有些尖刻记恨。我还是就此停笔吧。［……］

伯林

亲爱的莫顿：

［……］德雷本 眼下正在牛津，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充满好奇，想必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充满了天真的热情，把他自己看作奎因 的预言家，如果不再是奎因的施洗者的话。他到各个社团和各阶层演说，努力证实自己。他的观点是尽管我们可以嘲笑美国的逻辑机器，但实际上我们愚昧无知，没有资格去鄙视它，我们需要实实在在地“行走其上”。他说这些时情绪激昂，信念坚定。他的演说方式乏味无趣，甚至滑稽，但有其独特的吸引力，特别能让人消除敌意。他的技巧就是挺立着他五英尺二英寸的身躯，激昂地发表着他的长篇演说，演讲中他时不时地提到自己只是奎因微不足道的诠释者，并不时地问听众“我说的对吗？”或者“我说的是对还是错？”，显得既天真无邪又刺耳。就我的观察，他在这儿不会遇到障碍，甚至像赖尔 这样自负的人也似乎不在乎他这些言论。［……］再过四周他可能就会赢得人心。我预测他会非常成功，百花授粉等。等你来时，他应该已是绽放的仙人掌。

这里人们还在无休无止地探讨你提出的综合与分析、逻辑与非逻辑、情感表现与非描述性等话题，这些话题实际上已成了大伙思考的中心。突然间，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变得很强大（人们突然开始质疑任何宽泛的陈述，厌恶句法，努力分析错综复杂的单句，不像普罗克汝斯忒斯 那样动辄发火，不再强求一致，等等），在具体分析前一定得进行一番详细说明，这成了我的同事们目前最具特色的哲学习惯。我敢肯定你一定觉得这和你志趣相投。麻烦的是，这些人将没完没了地发表文章，尽管斯特劳森 最近在《心灵》和《亚里士多德学会论文集》 上刊登的文章看上去像是小杰作。有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聪明人叫乔治·保罗 ，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歇歇，于是打算1月到缅因州鲍登学院——其实纽约城市学院已经给他提供一个职位，但是他觉得很累，想安静安静。不过，如果你能把他请到哈佛，不要求他指导论文（如果要他指导论文，我怀疑他不会去），只是上上课，你会发现他不同寻常。他兼具维特根斯坦和威斯登 等人的长老派特点，他对乔治·爱德华·莫尔的看法和你一致。他这人有点怪，但很聪明，我很想知道你怎么评价他。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当今心灵史或思想文化史 的研究肤浅且多如牛毛，这与哲学这口深邃的井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实际上，我感觉自己就是懦夫，我想放弃哲学，加入那些知识分子的行列。哲学很难，难得令人畏惧，年龄大了哲学显得更难。我认为一个人需要非凡的能力，抛开所有不相关的兴趣与各种各样的爱好才能研究好哲学，而令人悲哀的是，我的兴趣爱好广泛，这让我疲惫不堪，我的写作效率永远也赶不上你。你兼具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的能力，是个有教养的学者，令人妒忌。我迟早会在《心灵》上发表我这一见解。

我今晚得和德雷本一起用餐（这把我带回尘世），我要告诉他不该在大街上强迫人们听他谈论著名哲学家，并当场要求人们回答“阶级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等问题。他很吸引我：他的甜蜜，他的热情，他的粗俗，他的没教养，他那张乡下人的脸，等等，他的脸总让我想起俄罗斯村庄或波兰村庄里的狂热分子。但是，我必须去（还因为他的思维是典型的犹太人的思维，他的行为完全像1890年由前《塔木德经》研究学者转变而来的社会党人）。

［……］我真的非常高兴你终于要来牛津了，无疑你会比任何到过牛津的美国学者能更好地看明白这里发生的事情，这里有很多东西值得给你做样本，到这后，你不会后悔的。

你永远的
以赛亚·B.

伯林在这些信件中均未提及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让他愤怒不已，而且终生难忘，但从长远看，此事对他还是有益的。一个叫罗伯特·基 的记者为《图片邮报》 写了篇关于牛津的冗长报道。詹姆斯·乔尔 安排他去采访伯林。该文章 开篇就描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教师”（文章虽没提及其姓名，但人们一看就知道是指谁）：“肥胖、活跃、四十多岁，长期伏案研究这个奇妙荒谬的世界，并乐在其中［……］牛津最健谈的人。”雪上加霜的是，伯林这张不敢恭维的照片下的说明文字只提到他健谈，而其他老师的照片下却提到他们的著作。詹姆斯·乔尔似乎向罗伯特·基透露过，伯林最痛恨“肮脏虚伪”的行为 。虽然之前伯林从未为体重焦虑过，但这件事似乎让他意识到肥胖可能对健康与学术写作不利。无论如何，几个月后，在医生的坚持下，他开始减肥。

亲爱的格莱斯伍德：

卡琳小姐 可真是个难得的好朋友！可是，天哪！虽然你的建议是善意的，但绝对是一场误会。我绝不可能去点评瓦格纳：他的音乐最有表现力的时刻往往让我觉得无聊透顶，我非常讨厌他，压根就不想了解有关他的音乐及其音乐演奏会，凡是和他有关的东西我都躲得远远的或者充满敌意，我不想对他发表任何、哪怕是没有价值的评论。这些也许令人悲哀地说明我自己的一大缺陷——我在音乐方面有令人难以理解的聋点，我绝不是自傲——不过无论如何这确实让我没有资格点评《尼伯龙根的指环》。不过，如果你想要一个非音乐人士点评瓦格纳，E. M.福斯特先生是不是可以尝试？他曾在美国做过非常有趣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说瓦格纳是“音乐中的普契尼” ——他作品中的引用传达了他对瓦格纳的喜爱——也许他对《尼伯龙根的指环》有许多精彩独到的见解；或者你们还可以从已故的（乔治）·伯纳德·萧 的音乐评论中去找对瓦格纳的评价。除了“完美的瓦格纳”，与瓦格纳有关联的人还有很多，福特文格勒无疑是世界上瓦格纳作品最优秀的指挥家，斯卡拉管弦乐团是演奏瓦格纳作品（仅次于柏林）的最好的乐团。我希望我能表现出应有的激动——如果你谈论的是《特洛伊人》 ……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先生，请原谅我没有用希伯来文，而是用我更流利的语言给您写信。

我写这封信不是想对你们纠缠不休。可以肯定，总理并不希望受到打搅 ，但是，如果他（或者您）想在这个城市做点事情，想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见见某人、看看什么，或想吃点什么，或想读哪本书，或者任何其他事情，您（或他）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尽全力去做。此外，本——古里安先生前天晚上的登门拜访 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与快乐。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唯一内心丰富的政治家，其内心世界与其政绩（不管有多辉煌）截然不同，它是那么难能可贵，不同凡响，我对此肃然起敬。如果您能代我把我的感受转告本——古里安先生，我将无比感激。总之，我很乐意能有机会为你们效劳，如果不需要，我会有些遗憾，却不会吃惊。如果我能为您和您的同事尽点微薄之力，请一定告诉我。

祝安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菲利克斯：

非常感谢你送给我的雪茄——这最受欢迎。这儿有许多关于重量级人物的新闻。莫里斯获得爵士头衔 ，这在我看来是件好事：他很开心，这是他实至名归的荣誉，对他是一个补偿。他现在心态很好，尽管之前《观察家》 对他进行恶意骇人的人身攻击。［……］他坦然面对这个攻击，对其置若罔闻。你不知道此事吧！我认为那只是小恶意，因而没有慰问他。但是，在牛津同情心是普遍存在的，敌对者们则利用这个机会表态，说他们反对这种人身攻击。［……］

本——古里安的神秘现身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他来看望我，而拒绝接见伦敦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只谈论印度的神秘主义，尤其是印度寓言中大象的角色，偶尔也谈谈柏拉图，但闭口不谈政治，当我给他倒了杯波特葡萄酒，他问什么是波特葡萄酒？我解释说这是瑞创——锡安葡萄酒的变体，类似瑞创——锡安葡萄酒 ，他喝了好几大杯之后，开始兴奋起来，大肆批判我的生活方式。他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农民领袖，是我认识的政客中唯一内心丰富、情感真实的人。以色列的报纸报道了他对我的拜访。我还见到了索尔兹伯里勋爵，我们讨论了（认识论中的）基本原则。他去逛书店，后面跟着保镖，还跟着一群犹太大学生向他打探“消息”，他则装聋装傻，为此犹太媒体指责他冷漠，之后他乘飞机到里维埃拉，但没接见任何人。他的来访让我很开心。又到凌晨3点了，我必须睡觉了，明天要跟哈特和我母亲（她的脚已完全康复）去看电影，问玛丽安好。

伯林

亲爱的罗兰：

首先得感谢你的慷慨大方，今天上午刚收到你的礼物篮，里面有火腿、糖果、无花果等；我得承认这些礼物大大改善了我的生活。我依稀记得你说过还有雪茄——我似乎有点贪婪；圣诞期间我确实收到一个神秘包裹，并且得付1英镑的税，我很乐意支付，可是由于那天我不在家，新学院的临时门房简直就是个白痴，竟然说没我这个人，于是邮递员又把包裹拿走了，我猜它被扔到英国邮政局的某个角落里永远地丢失了。一想到邮局的小职员有可能坐在那儿抽着飘着清香的精致波士顿雪茄，就让我非常懊恼。我当然投诉了，他们答应调查，不过如果你那边也同时投诉，他们可能会更重视，找到的希望会更大。一想到如此令人心怡的礼物丢了，我简直快疯了。

这里人们隐约预感到战争会爆发但毫无动作。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积极的行动，下决心不与中国开战。可是如果中美间真的发生战争，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对中国发动战争是最白痴的行为。即使是五角大楼也对麦克阿瑟 有点失望。目前（英国）国内的头条新闻是瓦德汉姆学院院长获得爵士头衔。总体上英国媒体对此反应友好，但《曼彻斯特卫报》对此事件略表吃惊，《观察家》则登出了一篇最最恶毒无礼的文章，这种针对个人的恶毒攻击在英国报界是史无前例的。文章指责我那快乐的老朋友在误导学生，给学生灌输恶意是勇气，说长道短是艺术。文章标题“精明的研究员受封爵士”非常抢眼，对鲍拉博士的外貌与性格极尽攻击，说他集18世纪文人与流氓于一身。文章指出，他首次访美，在社交上大获成功，特别强调“首次”和“社交”，而他的书则枯燥乏味且浅薄。文章最后还指出，他在处理重大事件上表现最拙劣，如他对参与反希特勒的德国反纳粹人士的态度特别恶劣。即使这些都没错，但文章的风格是佩格勒式的，不像任何英国报纸的风格。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尖酸恶意和刻骨仇恨。我很好奇戴维·阿斯特 为什么对他如此仇恨。

关于纳粹的那段文字让人误以为他缺乏反纳粹精神，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因为在1936年那些过去的岁月里，在牛津他常常和拉斯基动怒到捶桌子的地步，他的愤怒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实际上，这些争吵是源于一个叫冯·特罗特 的德国伯爵，冯·特罗特因参与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策划，1944年被希特勒绞死。冯·特罗特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个英俊、复杂的年轻人野心勃勃，他玩火，冒大风险，并失败了。但是，冯·特罗特并不是民主主义者，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就是鲍拉博士对他的评价，其中也有一些善意直白的反德情绪，这在我们看来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从来就如此）。但是戴维·阿斯特却是特罗特最好的朋友，并且爱冒险，他有些神经质、昏头昏脑，而且复杂难懂，没有政治责任感，他不快乐，总有些人或事让他憎恨。他是个典型的可怜的美国富二代，成天被一群马屁精围着，使得他的报纸出奇地缺乏判断力。他读本科时，还经常到鲍拉博士家做客。尽管如此，他对鲍拉博士的攻击报复却是最猛烈粗暴的，甚至让鲍拉博士的众多敌人也自叹不如。他对鲍拉博士的指控丧失公正，语言粗俗恶心。尽管如此，鲍拉博士仍很享受他的爵士封号，这弥补了人们对他的攻击，他被授予爵士封号，我真诚地为他感到欣慰。人如果渴望爵士封号，就应该让他拥有，没有别人会因此而变得贫穷。但卡多冈的英国功绩勋章才真是荒谬，不管功绩勋章还包括什么，但至少应与某种文化贡献有关，只授予最优秀的人和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应该授予凯恩斯，但是为什么却授予一个外交部官员。虽然他能力很强，多年来他脚踏实地，尽职尽责，无怨无悔，在范西塔特因亲德被解职后，接管外交部，但他为什么被认为能与罗素与费希尔并驾齐驱呢？当今的政府有着小资产阶级的特性，令人心酸绝望，无药可救。

我的学院随大流拒绝将荣誉研究员头衔授予德高望重的财政大臣盖茨凯尔 。我们以绝对优势的票数否决了达夫·库珀，以同样绝对优势的票数选中阿兰·帕特里克·赫伯特 ，所以你可见事态的发展。

我还要告诉你些什么呢？我在伦敦和布莱顿过圣诞，在那里我收到斯帕洛“致以赛亚·伯林爵士”的一封异常激愤的信：他正为鲍拉博士获得荣誉这事窝着一肚子火，而且说他这天无论给谁写信，都要发泄自己的愤怒。他说准备写信祝贺鲍拉博士受封男爵（由于情报出错），说男爵头衔相对于微不足道的爵士头衔尊贵多了，爵士头衔如今全是授予什么汤姆、迪克、哈利的。或者他会这样写：“我猜他们授予你这个爵位，你可能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就像荣获英帝国勋章的军官，但是我想他们可能希望获得爵士封号。”不过，我怀疑，他最后什么都没写。

我呢，正在写书，一半在新学院完成，一半在全灵学院完成，正着手探究托尔斯泰独特的历史理论的源头，研究法国的反革命哲学家，并为俄罗斯著作写书评，我会打起精神写一本严肃的著作。我迟早是要做的，但肯定得承受很多的痛苦与折磨，想到将要面临那么多的折磨，我已经开始痛苦了。

谈到圣地，《生活》 杂志已经委托伊夫林·沃和克里斯托弗·赛克斯 写关于圣地存在的争议。以我对伊夫林·沃的了解，他的文章将充满自命不凡的天主教情绪，目空一切地反对德雷福斯的护卫者，文字刻薄，后果会很可怕，其文章将臭名昭著。之后他可能会继续出本小说，小说对犹太人的恶意将令人震惊，犹太世俗社会的理想主义、善意、粗俗与丑陋（既有俄罗斯、波兰、中东式的某些美德，但更多的是俄罗斯、波兰、中东式的邪恶）都将为伊夫林·沃的魔鬼工厂所利用。小说一出版，就会在英国和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俄罗斯一定会头版头条刊登，这会给哈里·莱文带来巨大的痛苦。我不是说这一定会发生，但是伊夫林·沃是莫拉斯式 的人物，是个狂热、极端、粗暴、易怒的神经质作家，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像英国人。他比英国任何一个反动分子都更像法国的宗教狂热分子，奇怪的是，他的势利却属于欧洲大陆式的势利：夸张、粗俗、社交频频失误，让英国人印象深刻。［……］

我要为《大英百科全书》 撰写1950年的章节，却发现除了一本关于忒奥克里托斯 的诗歌值得一写外，没有其他什么有价值的书、剧本、音乐和学术著作。如果从值得纪念这个角度而言，1950年是最糟最差的一年。这封令人伤感的信就此收笔吧。请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健康状况和想法。

你永远的
以赛亚

〈雪茄收到了！交点税很值：非常非常感谢〉

亲爱的温德：

我真的、真的得向你道歉。当时我正在意大利，和莫里斯·鲍拉爵士（当时只是个普通先生）及其他四个人 一起住在一个外表壮观但住在里头却极不舒适的城堡里。由于倦怠与不适感，渐渐地我对娱乐、运动及人际交往失去了欲望。我最终摆脱了这种奇怪的抑郁，驱车一个半小时到佛罗伦萨观光，回到家已筋疲力尽。我本是打算给你写信的，我也的确写了，但就是不知所云。这封信琐碎絮叨、含糊其词、写得乱七八糟，一想到这信万一在陌生人的手中传递，为陌生人所读，就把我吓坏了。所以我一回到家，就向塞兹内克要你的地址。他把你的地址给我，但又不知被我遗忘在哪个角落；我又向他要，他再一次把地址给我；但是我始终认为无论我写什么都不值得你读，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为把我们的夏季安排弄得一团糟而万分懊恼——我是个低效无能的朋友，很差劲。因此这信拖了一天又一天，从一个深夜拖延到另一个深夜。现在是凌晨一点；我已不在乎写的内容是否琐碎无聊、空洞无物，我只有强烈的交流欲望；此外，你信中附的文章 优雅真挚、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卓越超群，无人能敌，是真正的经典，你得相信我说的每个字都是发自肺腑，你这篇文章充满活力与激情，把我从牛津这个泥塘里拔出来舒展四肢，使我终于对牛津的生活忍无可忍。你近况如何？你一定创造力旺盛，否则不可能写出这样短小精悍的作品。究竟是谁称呼弗莱迪“这个可怜人的罗素”，相信我这绝不是我说的。不是因为我不擅长戏言，而是因为抛开字面的意思（《数学原理》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这一称号不符实情也不公道。——相对弗莱迪，可以说乔德 更令人震惊。但我发现这一涟漪与波动迅速穿越社交界以至于人们往往弄错了传闻的源头。我已说过，我担心的不仅仅是这句戏言 ，对我的老朋友而言，还有比这更伤人的事。你近况如何？我是不是已问过你了？你在忙于撰写鸿篇巨制吗？我希望如此。我想写点东西，但总受到干扰，显而易见，有时出于无聊，常常做些无意义的小事——为E. H.卡尔教授论俄国革命 的作品（黑格尔式的鸿篇巨作）写书评。这本书让我反感，但很吸引舒罗奇卡 ，他越来越注重现实政治和世界历史 。我还写其他书评，写论德·迈斯特 的小论文，更有意思的是探究托尔斯泰历史哲学 的渊源——托尔斯泰在1861年曾在布鲁塞尔和蒲鲁东 有过一次奇特的面谈；等等。

我发现我越来越仰慕托尔斯泰。他的观点常常令人不快；他的作品以最荒谬最冒犯的方式走向一个不同寻常的结局。但是，他总是那么聪明，既激昂又严肃，性格犀利犹如一把切面包的大刀，他同时代理论家们的荒谬言论在他的笔下显得特别愚蠢荒唐。他对19世纪社会的戏仿作品非常出色，他的问题总是涉及现实，给出的答案总是别出心裁：既简单明了 ，又深刻奥妙。人们一方面否定他的答案，认为愚蠢等，但另一方面又给不出正确答案。有人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冷酷天才，但是实质上托尔斯泰更冷酷。他并没有强迫人们去思考令人感到恐怖的事，或暴力曝光秘而不宣的骸骨来羞辱世人，但他展示了人的愚蠢无知，他毁灭性地剥夺了人的意义与尊严，这其实更残酷。人们可以拒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摆脱噩梦；但是托尔斯泰平静的语气、智慧但无情的嘲讽语调，他的刚硬、他的不动声色、他对素材得心应手的处理——其作品虽不夸张也不涉及暴力，却传达出他对人对事的深刻理解——所有这些，在根本上更具杀伤力。所有关于他的“仁慈”或“深情”的言论，在我看来全是胡言乱语。他狠心无情、思维清晰、冷静心细；他彻底摧毁了所有逃跑的通道，而那些酷爱戏剧性、善于分析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 ——总是会留出一个逃生通道。你至少可以说司汤达笔下的人物没啥新意，他们都是“熟悉的魔鬼” 。托尔斯泰则避开直白地描写恶魔行径，而是将之渗透到字里行间。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人称托尔斯泰为虚无主义者，俄国人奋起抗议，英国人也强烈抗议，但是这抗议却是错误的。他没有留下恒久的东西，他彻底抛弃基督教信仰，因此我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和列宁是多么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而列宁对托尔斯泰的看法是多么荒唐幼稚 ）——但是我为什么拿托尔斯泰来烦你（他是个真正的隐喻大师，天哪，人们几乎不可能把他的作品翻译成罗素体的语言风格。如果罗素想批判他沉迷于野蛮人的玄学——不科学——其实野蛮人还是有些东西值得为之辩护的）——3月底或4月初我会在罗马逗留几天 ；每年这个季节我都要去趟以色列，但是我答应外交部在罗马做一个讲座。［……］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1950年［5月］ 26日，乔治·凯南就伯林对“20世纪的政治思想”的评论给伯林写了封信，伯林还是没有回复。在信中，凯南指出伯林的结论“简单，甚至肤浅”。凯南长篇大论阐述“现代极权主义的缺点与谬误”，他认为极权主义利用人类的弱点来控制人类，但极权主义本身却因其操控者的弱点而有缺陷，因为“人唯一无法控制的就是他自己的本性”。其结果是，“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以为没有问题，从而不需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这只是假象”。从长远来看，铺天盖地的极权主义信仰与行径似乎有可能让位于迟钝的、习惯性的顺从：“人们只是默认，但并不相信。”凯南比伯林更乐观，他相信极权主义终将自行灭亡。

除了这个学术性结论，凯南还表达了对极权主义的极度厌恶：

我的确相信极权主义者的这一行为就是原罪，它利用了人心里最无助的一面。这一领域是人类不应该去开发与利用的。我相信弥尔顿深知这一亵渎上帝的好奇心是人类堕落及失去乐园的原因。当一个人的最后一丝尊严被摧毁后，作为一个人他就等于被谋杀了。因此，利用人的弱点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的生命最冷血和最肆意的践踏，这是精心算计的结果，而并非出于激情。［……］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取决于人们自觉意识到一旦利用人类道德中的致命弱点（阿喀琉斯之踵），便不仅羞辱了别人，也羞辱了自己，并因此自觉摒弃这一行为；文明还取决于对理性力量的坚定信念——也许还得无视显而易见的现实——坚信长此以往，每个人经过教育都能超越自身。这也许是超级的自欺欺人。如果真是如此，我相信这种自欺欺人是不可或缺的，是人类进步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无论如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信质疑至关重要，而我们的疑问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理性方式解决。

伯林终于回信 。

亲爱的乔治：

你的来信很精彩，我却久久没有回信，对不住你。学期末时收到你的来信，当时教学和期末考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脑子几乎没法吸收任何信息，但即便如此，你的信还是深深地触动我。我把你的信带到意大利，反反复复地读，我不断地拖延回信，希望能写点东西值得你阅读，但是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我多次回信，但是总觉得写得琐碎空洞，或像俄罗斯人所说的乱七八糟 ——句子写得匆忙仓促、东拉西扯，不切主题，写的文字与你的文字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我又无法容忍自己（只因为你的来信让我激动无比）仅仅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该说到什么程度而不回信。如果我的信在内容和结构上杂乱无章，对你极不公平，请你一定得原谅我。不过，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如果我在浪费你的时间，请你原谅。

首先，我得说你谈到了该话题的核心，而这正好是我没能涉及的，也许是因为我不愿意面对这个基本的道德问题，其实任何东西最终都得回到这一基本道德问题上。但是，一旦被迫面对这一问题，我意识到像我这样避开不谈是胆小懦弱的表现。其实，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我甚至认为一个人的道德观，即一个人信奉的一切，取决于对该问题的态度。请允许我这么说，我认为你对该问题的论述清晰深刻。

让我说说我的看法吧。你说（我在引用你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即软肋。阿喀琉斯之踵会让一个人成为英雄或殉道者，也会让一个人成为废物。另外，你认为（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不管禁止什么或放任什么，但有一种行为是十恶不赦的，它足以毁灭这个世界，那就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诱骗人们去做些令人发指的行径，其实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知道可能会有什么后果的话，也会因厌恶痛恨这一行为而退缩。你认为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诱骗之上。康德的道德体系就基于此（我不了解天主教徒，但是新教徒、犹太人、穆斯林和品德崇高的无神论者都相信这一观点），人终归“毁于自己”也是基于此（对于这一神秘说法，人们只是口头上赞成，但很少尝试去分析它）：一个人无论他选择面有多窄，无论他怎样受到不可控的环境因素的制约，每个人都具有选择做什么、成为什么人的能力；人们热爱和敬重的也正是这种动机层面的自主性。我们所思所为涉及的范畴与概念有善与恶、正直与奸诈，不羞辱他人、不利用他人，以及一连串的理念，如诚实、动机纯正、勇气、真理、感悟力、同情心、正义感；而另一方面，如残忍、虚假、邪恶、冷酷无情、丧尽天良、腐败、冷漠、空虚——我们以此评价自己和他人，以此评判各种行为。如果人类不能自由地选择与追求，所有这些都变得毫无意义——人类有能力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仅此便能使崇高成其为崇高，牺牲成其为牺牲。

这一伦理在19世纪，尤其是浪漫主义时期特别盛行，但在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经典中却没有清晰论述，而对非基督教世界则几乎没有产生影响。该伦理体系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即当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相抗衡，并不计后果地献身于某一理念，即使人们认为他的理念错误，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但他仍勇往直前，这是不同寻常的，很了不起。我们敬佩这种纯正的动机，当一个人为了证明他对某种信仰的坚定不移，无论人们认为他的信仰是如何错误或疯狂，他仍义无反顾地抛开所有物质考虑、个人声誉等，执意前行，我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或者无论从哪种角度而言都是令人钦佩的，他也许会遭到抵抗，但绝不会受到鄙视。我并不是说我们崇尚的是轰轰烈烈的自我牺牲，或赞同孤注一掷、不假思索的狂热，而不崇尚中庸和开明的利己主义。显然不是；但我们的确认为这一行为感人至深，即使其方向错误。我们自然而然地钦佩这一行为。我们至少能领会所有挑战与反抗行为所具有的壮美，这些壮美在这些人身上特别明显——卡莱尔、尼采、列昂季耶夫 以及普通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者。我们认为其中只有部分人是这类人的荣耀，这一部分人既不会被动地被自然或历史的力量推得太远，也不会为了美化自己，为了炫耀自己的重要性而走得太远。我们只把这类人视为有理想的人，即那些一旦接受了某种责任，就目标明确，敢于冒风险，甚至会孤注一掷的人，他们会有意识地、勇敢地追求他们认为善的东西，即那些他们觉得值得为之而活的东西，甚至在不得已时为之牺牲生命。

所有这些好像都是陈词滥调，但是如果这是正确的，显然这最终否定了功利主义，这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成为我们文明的背叛者。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著名的章节 中，当伊凡·卡拉马佐夫拒绝以牺牲一个无辜孩子的痛苦代价来获得全世界的幸福快乐时，那些利己主义者，甚至是最文明、最人道的人又会对他说什么呢？毕竟，从某种意义而言，抛弃这么多的人生乐趣是不理性的，仅仅是为了避免付出如此小的代价——一个无辜受害者的死——不管这死有多可怕，毕竟为一个生命而牺牲这么多人的幸福会怎样呢？然而，当伊凡说他宁愿退还入场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不会认为这个行为冷酷、疯狂或不负责任；即使边沁 或黑格尔能改变一个人，使其支持宗教法庭庭长 ，但仍不能排除他心中的疑虑。

伊凡·卡拉马佐夫不可能完全被忘却。他代表了我们所有人。我把这看成你的观点和你乐观主义的根基。我认为你想说的是（或者是，如果我有足够的智慧和深度，我自己本该说的是），无论是功利主义的天堂，还是永恒和谐的天国，都不能让我们接受将人类当作工具加以利用的这一做法——改造教唆他们，使他们行动起来，而实际上他们的行动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出于个人的意愿（个人的意愿虽然愚蠢或者无法无天，但至少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只有我们这些操纵者才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操纵者肆意地欺骗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纳粹和苏联的行径让人惊骇，不仅仅是因为其残忍及所带来的痛苦。尽管这些行径恶劣，但这种事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是不可避免的，无视这一点那是十足的乌托邦主义——纳粹的行径让人惊骇的绝不仅仅是这些！真正让人恶心反胃、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是，看到有一小撮人暗中摆布人们，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从而使得人们不再是自由人，甚至不再是人。

在历史进程中，当敌我军队互相残杀，我们也许会为之失色，从而变成反战主义者。但是，当我们读到纳粹将孩子们和成年男女装到列车上准备运往毒气室，却告诉他们准备带他们到更加幸福快乐的乐园时，我们不寒而栗。虽然这种欺骗实际上可以减缓受害者的痛苦，但为什么却让我们恐惧万分呢（我指的是，看到受害者在刽子手的微笑中快乐地走向死亡）？无疑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容忍人被剥夺了人的最后权利——了解真相的权利，这一权利至少让人们拥有一个有罪之人面对毁灭的自由，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表现得或恐惧或勇敢，作为人，人们至少有选择的权利。真正令人忍无可忍的是人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被阴谋家随心所欲地摆布与控制，在狱卒和受害者间设立不平等的道德框框来贬损他们的人格，狱卒清楚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及背后的原因，他们随心所欲地摆布这些受害者。换言之，他们通过彻底剥夺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成为物体，而不再是有思想、有动机、有内在价值的主体。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让我们对这种肆无忌惮感到恐惧呢？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将他人变成牵线木偶，玩弄于指尖，即使无恶意，也是野蛮的呢？（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叔叔的梦想》 ，莫斯科艺术剧院过去常常上演该剧，演出相当精彩，让人感到社会的残酷。）毕竟有人会认为，受害者自己宁可选择不承担任何责任：奴隶在被奴役状态下更快乐。显然，我们痛恨践踏自由，不仅仅是因为它否认了人的行动自由；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剥夺人的自由就是对圣灵犯罪。只要善还在，只要人还能自由选择，能公平地追求个人的目标，其他东西都可容忍，哪怕经历些苦难，都是可以容忍的。只有当人们失去自由，人们的灵魂才会被摧毁。只有当人们不再有自由选择的愿望，人们才因此丧失道德，在他们眼中他们的行为才因此失去任何意义（就善与恶而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摧毁人的自尊，或用你的话说，使人一文不值。这是最可怕的，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动机都没有价值：没有什么值得做或不该做的，也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我们敬佩堂吉诃德，如果我们真的敬佩他，那是因为他的愿望很单纯，就是做他认为善的事，他让人怜悯，是因为他疯狂，因为他的行为荒唐可笑。

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或许包括边沁，尽管把他与黑格尔、马克思相提并论会吓坏他），堂吉诃德不仅荒谬而且不道德。道德包括善事。善举就是那些会满足人的天性的东西。只有善举会满足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是历史潮流的一部分，不管乐意与否，人总是被历史潮流卷着走的。就某种终极意义而言，失败证明了对历史的误解，证明选择了注定要毁灭的人生，而不是选择注定会成功的人生。但是，选择注定要毁灭的人生是“不理性的”，由于道德是理性的选择；选择的人生如果失败了，那就是不道德。成功就是善，就是道德，失败不仅不幸，而且邪恶，这一信条是功利主义与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主义”最令人恐怖的核心。因为，从长远来看，只要能让人最幸福，或只要符合历史的神秘设计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话，那真就没有“退票”的理由。如果这个新苏联人归根到底可能比他的前人更快乐，或者无论我们喜欢他与否，历史迟早会产生像他这样的人，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反对他将只是愚蠢的浪漫主义，是“主观”的、“理想化”的，最终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最多只能说俄罗斯人的实践是错误的，这种类型的人物虽然符合历史的要求，或者在某个历史阶段必然出现，但是苏联的做法并非是生产这种人物的最好模式。显然，我们激烈反对的当然不是这些事实问题，而是这样一种理念，即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有权以不正当手段影响与塑造其他人的性格与灵魂。其实，如果人们了解这些目的，了解自己被利用，他们一定会起来反抗。

在此我们如此详细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以否定对人类的无度干预与操纵，不管真实的历史规律是什么，我们都得否定这种干预与操纵。我们还可以深入否定这些理念，即“历史”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授予”我们干这干那的“权利”，即某些人或某些群体在道德上有权要求我们服从，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执行“历史”的，或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是“世界历史的” 命令。他们是历史精挑细选出来的工具，是历史的良药或祸害——（他们）非同凡响，不可抵挡，踏着未来的浪潮前进，我们这些卑微人物的对错观是不客观的，缺乏理性根据，对他们没有约束。许多德国人和（我敢断言），当今的许多俄罗斯人会觉得，成熟的做法是认清时务，认同那些震惊世界的巨大历史事件，并参与其中，扮演一个人在历史上应有的角色，而不再一味地颂扬或指责或沉溺于［ ］ 道德说教：那种认为必须如此鼓吹历史的观点，是令人骇然的德国做法，是出于道德选择的压力。

这一信条如果走向极端，那么所有教育都将被废除，因为我们没有征得孩子们的同意，就把他们送到学校接受教育，或以其他的方式影响他们，难道我们不是在干预他们，难道我们不是无视他们的意愿，把他们像捏泥团一样加以“塑造”？显然，我们得这样回答，所有的“塑造”当然都是有害的，如果人在出生时有选择能力和了解这个世界的手段，那么这种“塑造”将是有罪的；但由于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和手段，我们暂时控制他们，否则，我们担心自然界或其他人会让他们经受更多的痛苦。这种“暂时的控制”是有害的，却是必需的，得一直持续到他们发展了选择能力才停止。这种控制的目的不是在于灌输与教诲，与之相反，其目的在于发展自主判断与自主选择的能力。即使是必需的，这种“暂时的控制”仍然存有弊端。

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为了孩子、为了民族，这种“教育”是必需的，而且得长期贯彻执行，国家的衰亡与个人的不成熟息息相关。这一类比似是而非，因为国家不是个人，更不是孩子；再者，通过承诺把个人培养成熟，他们的行为掩饰了他们的职业；也就是说，他们在撒谎，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清楚自己在撒谎。相对教育无助儿童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弊端而言，这种行为如果大规模化就会成为祸害，这种祸害的根源要么是功利主义，要么又回到隐喻。功利主义歪曲了我们的道德观，隐喻错误地定义我们所说的善与恶，歪曲世界的本质与事实本身。因为我们这群志同道合者，更关心的是人的自由，而不是人的幸福。我们宁愿人们做出错误选择，而不愿意人们压根就没有选择；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人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人才可能选择幸福或选择不幸福，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无论哪种选择都是值得拥有的。“值得拥有”这一概念的先决条件就是有各种结果供选择。可是根据个人的喜好随意破坏这种自由让我们不寒而栗，这比有失公正的伤害更为恶劣。不公的伤害至少还有可能让人们知道这不公正，让人还有可能做出自由判断，自由判断能让人对非正义行径做出谴责。

你指出，那些以这种方式破坏别人生活的人最终也会毁了自己，这整个邪恶体制也将注定要瓦解。从长远来看，我可以肯定你是正确的，明目张胆的犬儒主义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一方面剥削别人，另一方面却不愿被别人剥削，这对人类而言是很难持久的。在这样一个充满仇恨和缺乏信任（这不能持久）的社会中，需要太多的自制力和惊人的约束力，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强大的道德力量或普遍的狂热使这个体制持续运转。但是，这体制可能还将运作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被摧毁，而且我相信这种来自内部的侵蚀力量不会以你（更希望）预测的速度推翻这个体制。我觉得我们应该避免成为反向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黑格尔以其毕生的精力研究经济腐蚀，所以好像革命总是一触即发，但马克思和黑格尔没有等到这一天就死了。如果列宁没有震惊历史，发动十月革命，也许还得等上几个世纪。如果没有暴力革命，仅靠道德力量就足以埋葬苏联的掘墓人吗？我对此表示质疑。不过蛀虫终将会吃了他们，这点我和你一样深信不疑。然而，你说这种邪恶是一种孤立现象，这巨大的灾难是为了试探人类，与世界其他地区没有任何关联，我不赞同，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极端和扭曲的现象，这是人类思想中特别典型的思维，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难以豁免的。

因为这一观点，E. H. 卡尔在去年6月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文章 猛烈抨击我。这让我比原先更坚信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他写的东西就是我试图分析的明显症状之一，他肯定地认为我的文章攻击他所有的主张。他的最后一部论俄国革命的作品特别泄露了整个内幕。在该作品中，反对派和受害者都不允许在法庭上作证——逆历史潮流，弱小的流浪贫民得到历史足够的关照，反对派和受害者被清除掉，仅仅身为反对派和受害者 他们就活该如此。只有胜利者才有权说话；其余的人——帕斯卡、皮埃尔·别祖霍夫 、契诃夫笔下的人物、所有“德国化” 的批判者和受害者，或“白人的负担” 的批判者和受害者，或“美国世纪” 的批判者和受害者，或“普通百姓的自由之战” 的批评者和受害者——都是历史的尘土、历史的多余人 ，这些人错过了历史的巴士，这些可怜的小人物还不及易卜生笔下的反叛者，易卜生笔下的反叛者 都是潜在的卡提利那和独裁者。可以肯定，历史上从没有哪个时期像这个年代这样对暴徒如此顶礼膜拜：弱者成为受害者，而恶人却受到颂扬。看看E. H. 卡尔、凯斯特勒、詹姆斯·伯纳姆 、拉斯基，不是无处不在吗？不过我不该继续浪费你的时间。

我得再说一遍，你对这些问题的见解深深地打动了我，你的文字在我们内心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尤其是当我们读到有关苏联境内的新闻时。我很钦佩和崇敬你的洞察力与你提出的顾虑。这些品质目前在我看来是不同寻常的。除了这些，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永远的

亲爱的阿瑟：

收到你的来信很开心——想到我们俩对彼此国家的批判，我得说这种漂亮的对称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我们俩对彼此国家的感情都不够深 ，这在我们看来（其他人可不这么认为），赋予了我们自由批判的权利。你对艾奇逊的看法显然是正确的 ，他让自己的政策和其他任何政策很尴尬。所有的弱点现在全部暴露出来，之前他的好性格和退缩的本性隐藏了这些弱点。让我承认上帝最终居然选中李普曼作为工具这一事实，对我而言是悲哀的。李普曼长期以来一直保持沉思默想，他应该特别痛苦。

这里谈及的冥冥之力真的变得好奇怪，它突然选中（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 为英国孤立主义的吹鼓手，我每周都和他一起授课，讲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会这么做真是既怪异又令人悲哀。你应该读读2月3日的《新政治家》 ，上面刊登着他的信条。总体而言，科尔善良，待人真诚但不成熟，有些孩子气，他厌恶任何形式的工业主义和物质主义，极端痛恨美国，（但）他的女儿 就住在美国，并嫁给纽约人。他是目前为止最激进的孤立主义者，他说他憎恨俄罗斯，但认为俄罗斯在三百年内将有所作为，而美国人永远都不可能。他是威廉·莫里斯 、科贝特 的忠实追随者，他很怀念中世纪，认为自己缺心眼［原文如此］；全灵学院里没人当他是伟人，对他只有客套的礼貌。他依然英俊潇洒，依旧充满浩然正气，等等，但书评家认为他的书并没有对哪个学科做出贡献，只是实用而已——就好比电话号码簿或年鉴那样只是实用——书评家只是机械地比较他的书与其新出的冗长著作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他觉得自己是个相当老式过时的人物，他讨厌外国人，尤其是难民，他简直就是当今（美国？） 典型的平民，他不像英国人。他的理想主义和赫钦斯校长 的理想主义是同一类型的，都有点疯狂并自成一格 。他给《新政治家》写了篇文章，突然就出名了，许多粉丝纷纷给他写信，追捧他——尽管他主张的事业不为人们所理解，但他力排众议独自一人为之摇旗呐喊。他在牛津发表演讲，他的演讲让大家的喉咙堵得慌；不喜欢他是不可能的，但很难把他当回事。在某种意义上，他非常幼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二流的、庸俗的、缺乏深度的。有些人总是令人同情，他们坚守着过时的、高贵的理想主义，当他们再次出现在舞台上，感动人们的不是他们的言论，而是他们唤起了人们对过去凄惨岁月的悲悯记忆。

我和他曾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我问他，他和其他人，比如说保罗·富尔 、贝克上校 和其他封建王朝的怪胎有何不同。保罗·富尔在1938年时宣布他厌恶张伯伦政府，并因此不愿参与捷克内部事务引发的战争。科尔说，如果我将共产党等同于纳粹，我也许是正确的，但他不这么想。显然，他和他的妻子 以及他的连襟J. P.波斯特盖特 认为，共产党是左翼的。我手头有一本《哲学问题》 （1951年第三期），在此期刊中他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新政治家》也对他横加指责。面对批评与排斥，如果是（巴西尔）·金斯利·马丁 他可能更开心，但科尔可能会反击。我们等着瞧。他很像我们的马蒂亚森，他和马蒂亚森一样快乐、一样傻，也一样不擅于与他人融洽相处，如E. H. 卡尔，但他不像马蒂亚森那么神经质。［……］

我在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 上对这本书进行评论后，收到卡尔的一封来信，来信很奇怪，一方面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又抗议。他这人真奇怪！在某种意义上，他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哪里出错，也不为之辩护——其决心就好比一个立场坚定的人，他很清楚其中的问题，但因极度痛恨他的反对者而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但愿意私下里，如在我面前，承认错误。我发现拉尔夫·帕克 的情况也类似，拉尔夫·帕克是伦敦《泰晤士报》的驻莫斯科记者，现在是《每日工人报》和一些埃及报纸的记者，拉尔夫·帕克和我谈话时很理智，而且很有批判意识，基于对最近一次的自由交谈的记忆，他不久就出了本书，以布卡的方式 将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逐一加以批判（就除我之外），仅此就足以连累我。卡尔虽然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攻击我，但各种迹象表明他并不希望与我断交：他写信向我道歉，并登门拜访，向我示好，坚持说他并不介意我不友善的书评，但感谢那些公开反对我并为他辩护的人，如多伊彻 ，但同时又发誓他永远是我的朋友。显然，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有些类似。但是，我得停笔了，继续干令人极度厌烦的事——工作，写一篇会议论文，伦敦即将举办一个史学会议。

我收到［埃利奥特］·帕金斯的来信，邀请我住进洛厄尔楼，并担保我住那会更舒适，尤其是早餐会令我很满意。他的信仍是那么咄咄逼人，处处设防，但用意是友善的。普林斯顿的厄尔 也给我来了封信，邀请我去普林斯顿，并以不用上课来诱惑我，等等。显然，鉴于之前的合约，这些都不能予以考虑。因此今年秋天，我想大概9月，我会到美国，你会像以前一样，经常发现我出现在你家门口。你关于华盛顿政策的言论证实了我还没敢质疑的东西。艾奇逊，我的信就是以艾奇逊开头的，如果不打算首尾呼应、重复同一话题（我得就此打住），现在是本学期的第六周，是出现不易觉察的下意识行为的著名时段。牛津的那些教师尤其如此，他们对牛津的学生成天重复同样的话题，那些不幸的学生们都忘记了谁是谁，他们在学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他们自己、其他人或其他任何东西是这样的。因此你瞧，我的状态不对，不适合发表言论，就以对玛丽安的热烈祝福收尾吧。［……］

你永远的
以赛亚　　［……］

莫里斯·鲍拉向艾丽丝·詹姆斯描绘了这段时间里伯林的生活：

伯林已经去巴勒斯坦三周了。他对年老的魏茨曼博士感情深厚，只要魏茨曼博士召唤他，他肯定去。这个老人很孤单，伯林的出现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他们彼此都以对方而甚感荣耀。10月份伯林会到美国，到时你可以见到他。他似乎日夜都在写讲座稿，或是口授讲稿，那些美丽的女秘书则忙着记录，每个讲座都是长篇大论，忙得她们脚步踉跄，气都喘不过来。

伯林在以色列度过了复活节的大部分时间，这次他在魏茨曼那儿只作了简短逗留。哈伊姆·魏茨曼的健康日益恶化，一直卧床不起，直到去世。在以色列，伯林遇见当时和未来的政治领袖本——古里安，还见到了一些亲戚与朋友。

这封信写得很匆忙，因为一小时后船要起航。昨天，我试图从耶路撒冷打电话给你，向你道别，而且对你的情报与研究部门有些建议，并想问问你是否需要这些建议。但是你的秘书说，你没时间接电话，或者让我一小时后再打。为了心安，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写信来骚扰你。我在内坦亚 做了第一个讲座，上周二又应政治处的要求，为政治处 做了个讲座，其间他们问了许多问题，我的建议就是源于这个讲座和他们的提问。我认为内坦亚和外交部的年轻人都很聪明、很值得鼓励。我觉得向你提建议最合适，除了你，我想不出还有谁更适合，因为你现在和W. 斯特兰奇爵士不相上下，如果是在1946—1947年间，我通常会把类似的信寄给W. 斯特兰奇爵士。如果我的建议不对，请你原谅。我的建议也可能毫不相干，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我既不知道“设立”该部门的具体性质及具体背景。如果我的建议无用，就把它扔到塞西尔·罗斯 所说的废纸篓里 ，或者干脆忽视它。我的一个目的是试图影射英国所犯的错误，英国在过去十年中为之付出惨重代价，而这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就从假设开始吧，这个假设并非对每个人都一目了然。我坚信就切实可行的角度而言，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甚至是研究者应该都一样重要。策划团队如果把那些做实际工作的人排除在外，他们就有可能引起憎恨或者被大部分人忽略。如果研究者只是闭门研究政策，将没有任何斗志，在决策时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伦敦）外交部研究室是从外交部图书馆和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展而来的，现在成了苦劳力云集的地下室，遭人鄙视、忽略，被远远地隔离开，让人觉得不够安全、不再是一流的。他们（研究室的研究员们）变得越来越学术化，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英国外交部在中东问题上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这主要发生在1936年到1950年间，某些错误得归咎于他们没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那些外交官傲慢无礼、偏见狭隘且愚昧无知，而研究人员则觉得他们的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研究人员被禁止出国亲自实地调研一手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与现实脱节，甚至像比利这样相对聪明的人，其见解也变得荒诞不经，因为几年前官方就不允许他访问中东，除非他接受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的荒谬言论，否则没人听他的言论。因此我认为如果以下建议能被采纳，将会是件好事：

如果您能把政策研究员与外交部的情报员送到国外，到各个大使馆至少工作六个月，通过与使馆其他工作人员的交往，通过从事日常的外交事务，他们就能写出有远见的调查报告。最重要的是，在国外期间，不要限制他们只从事“机密”工作，而是让他们做些日常的领事工作。建议选择一些友好的中立国家。就敌对国家而言，如果是邻国也可以考虑，也许能透过密闭的国门探听点消息。1940年至1950年间，英国与美国在这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其结果完全不同，现在还有所体现，我可以就此专门为你写本书。尽管有民心等问题，由于官员、研究员、记者和政客在华盛顿有了更多的接触，英美关系较以往有了惊人的改善。这确实产生了巨大的不同，英国因此收益很大。

（此外），还应允许这些研究员和情报收集人员自由地和外交部行政部门的初级员工自由地换岗，以免他们会觉得自己永远居于洞穴——研究室的底层。一旦他们觉得自己降级到研究室，“正规”员工会斜眼看他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压迫，觉得自己就是灰姑娘。他们做的研究会越来越学究化，并不再关心政治。他们会开始养成恶习，关注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信息，他们的思考会落后于时代，完全脱离日常现实问题，等等；而这些正是他们承担的工作。如果经费允许，应该给他们配备真正有才干的助手——可能的话，最好挑选一些做事勤快、有条不紊的女性协助研究，负责卡片索引编辑等资料整理工作，且这些人对本该有的职位升迁丝毫无求。但是对研究员而言，必须时不时地让他们担任些行政管理职务，虽然这可能会引起行政混乱，但这有利于创造更好的团队精神、更强的现实感以及更亲密的雇佣关系。对即将卸任的外交官，如果他们有任何迫切要求（也许这一点早就做到了，记住，我什么都不知道，得小心谨慎不涉及类似的组织问题），应直接满足他们，而不是［仅仅］ 通过其他渠道。

外交部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是异常专业的部门，被英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法国外交部等造就得十分高调完美。我可以肯定，你若探听他们的管理为何如此完美，他们是不会介意的。他们的组织通过保持政策的持续性或保持变动的透明性，在政策和日常电报上的确减少了大幅开支：如果有变动，每个人得知道有什么变动，而且变动有多大。至少可以做前后比较。如果档案得到妥善保管（也许已经得到妥善保管？这是常态吗？我感觉不是这样。不过我很可能说得不对），就连历史学家也会赞美您。不要低估历史学家对国内外舆论的影响——建国之初的以色列外交史，除了在以色列极有价值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盟友和敌人的重要资料。如果以色列的资料得以扩散的话，那么英美言论就不会被散布，人们就会采纳以色列的言论。

总之，你们应该允许，实际上是强迫你们的研究员出国，并做一些“固定的工作”，有计划地在日常工作中 和行政人员打成一片，不应只是研究他们自己办公室里的档案，而应研究那些容易获得、容易筛选的实实在在的课题。我还有好多好多话要说（你很了解我，你是能想象得到的），而且能说个没完没了……但是我觉得甚至这个建议可能也只是个纯属多余的笑柄。如果是这样，我道歉在先，并请求你置若罔闻。［……］

你的
沙耶

4月10日，伯林和他寡居的姨妈伊达从海法乘船到尼斯，与伯林父母会合。伯林回到牛津后不久，汉弗莱·萨姆纳突然离世（4月25日，得病不久就辞世了），汉弗莱·萨姆纳的离世使得全灵学院需要推举一个新院长。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住在西蒙·马科斯爵士 宫殿般的“农庄” 里。有人邀我度周末，为了躲避我就说我会在这待一天一夜：星期六我宴请了柯南特，参加了萨姆纳的葬礼，和我的老朋友哈利法克斯勋爵及布兰德勋爵聊天，之后又同莫里斯·鲍拉爵士、阿瑟·索尔特等谈话。我俨然也是一副爵士派头。阴谋笼罩着全灵学院：罗斯？ （上天不容） 斯帕洛？雅各布博士？我想甚至我也能获得五六张选票，情况就是这样，选票非常分散。这个院长选举有点像教皇选举大会，每个角落都聚集着红衣主教。明天我将在革新俱乐部就此事发表谈话。我真不希望讨论这话题，不过萨姆纳不在场，这让我放松多了。晚宴时我可以自由地乱叫，他经常阻止我这么做，我也阻止他。这个选举将是激烈的，将充满敌意与仇恨（一些人肯定是选不上的，比如里斯 ）。［……］

亲爱的厄尔：

您恐怕已经听说汉弗莱·萨姆纳于4月24日 在拉德克利夫医院突然离世的噩耗了吧，他的离世让我们悲痛不已。众所周知，他体质差，却不顾体弱，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投入没完没了的工作中，他的确将生命献给了学院和俄罗斯研究事业，无疑他新近出版的有关俄罗斯的两本书 让他筋疲力尽，他实际上是过劳死的。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显然是不久前阑尾炎手术留下的粘连发生病变，与溃疡没有关系。他在这里进行了紧急手术，手术几天后就去世了。他最后的遗言还在关心学院两个初级研究员的福利，他急于为他们做点实事，而且还给他们捎去口信说他没有忘记他们的需求。这是他的典型风格，他的整个人生特别感人，他的突然离世令人唏嘘，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悲剧。我觉得他的人生并没有多大乐趣，他的人生几乎都耗在各种职责上。《泰晤士报》上的讣告主要是由历史学钦定教授加尔布雷思 写的。该讣告写得还比较公正，但没给他应得的荣誉，没有对他的特别贡献、他的高贵品质（他从不干卑鄙勾当）、他把控混乱学术局面的能力致以足够的敬意。我不否认我对学院的未来忧心忡忡。您可以想象得到，目前整个学院都投入新一轮选举的准备工作中，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合适的候选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阿特丽丝·萨姆纳 是最悲伤的，她很优秀，而且很善良，她比她的哥哥更享受在新学院的生活，现在她哥哥死了，她在这里的生活也戛然而止。就我本人而言，我很感谢已故院长，他鼓励我从事俄罗斯研究，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也不可能回到全灵学院。可是现在他正静静地躺在坟墓里，我们必须考虑找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再次感谢您邀请我到高等研究院 访学。［……］我很想去，而且也打算去，尽管我还不能特别确定是1月还是3月哪个时间更合适。我想可能3月会更可行，因为到时我在布林莫尔学院的讲座将结束；只要有任务等着我，我就非常焦虑，会玩命工作，整天心神恍惚，闭门不出。一旦卸下重担，我就会开开心心地来，在一两周之内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不希望在（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这会增添我的负担。［……］我在美国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不希望重复1949年的忙碌，当时一回到欧洲，筋疲力尽的我就病倒了，生病卧床了五周。

柯南特校长和柯南特夫人 目前正在新学院，他们的来访让我们很开心。我和他见了一面。但是由于正好碰上汉弗莱·萨姆纳去世，整个全灵学院都沉浸在悲痛中，人们就在这种氛围中招待他。我想他可能会认为我们都有点过于追求安逸，我指的不是私人生活，而是对教育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他可能认为我们不像美国大学的学者那么关心教育与社会问题，喜欢把自己视为精英，只为一些精湛的演出擦亮小提琴，而忽略离我们不远处的世界正在熊熊燃烧的烟火。在这一点上，他并非完全正确。无论如何，他的真诚正直与亲切友好给那些见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半个月前，我在巴黎和奇普·波伦进行了一番精彩的谈话。你们那儿对俄罗斯问题的见解比我们更敏锐，更富于想象力。关于中国我们也是一样视而不见。

您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4月29日，维特根斯坦去世，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吉伯特·赖尔谈维特根斯坦哲学；安娜·卡琳为是否请伊丽莎白·安斯康姆 对维特根斯坦的性格进行评论而犹豫不决。

最亲爱的安娜：

［……］维特根斯坦的至交——安斯康姆小姐、她的丈夫吉奇 和其他一些人——正在考虑建个社团，以便人们可以像路德维希那样生活与思考。他们原来还打算邀请路德维希本人，可现在他已死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组建这个社团，这个社团将充斥着做作的神经症、拒绝洗漱等，总之你都能想象得到——大家不是正常说话，而是故意口齿不清、结结巴巴地说话，这令人难以忍受，完全颠覆天主教主义和所有其他美妙怡人的品质。总之，我认为赖尔是评论维特根斯坦哲学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没有必要请嘉宾评论维特根斯坦个人。知道他的人不多，这个话题很棘手，没有人对他特别了解，谁都不敢在公众面前评论他。这种评论可能会沦为无聊的低级趣味。他那疯癫的独臂钢琴家兄弟保罗 也许是最好的人选。我想愿意来评论他而且能做得最好的当属布雷思维特夫人 ，但是如果她出面评价维特根斯坦，将令人极为尴尬与战栗。我的建议是不做评价。［……］

你永远的
沙耶

亲爱的阿瑟：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读你的信是一种享受。

怀特教授如期赶来赴宴 ，我感觉不好，觉得我们没有尽全力好好招待他，尽管我常和他见面，也许他有时还是有点孤单。尽管我很喜欢他，而且很了解他，但我担心他内心永远都有所保留，只是偶尔兴奋才有所流露，但总体而言是紧锁心扉。我想，这里的哲学家想必让他挺钦佩的，他多少消除了对他们的不好印象。我可怜的朋友欧文·辛格 在牛津特别受折磨，欧文·辛格对他们的坏印象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怀特。

此刻参加午宴的人都兴高采烈。我想，可怕的灾难很快就会降临。

乔来了，他的鼻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伸得长，全是关于波斯帝国 令人沮丧的黑色消息，这回大家无法对此置若罔闻。乔一直以来都在批判外交部的各式人物。我不敢说他的批评有什么效果，但至少我认为该骂。乔对威廉·斯特兰爵士的评价极低，乔的评价也许是公正的，尽管威廉·斯特兰是个好人。乔的行为有点像哈佛的鲍拉博士，也就是说，以狂热的爱国主义抵御人们对美国政策——包括麦克阿瑟——的攻击。我仍像以前一样认真地与他辩论，但是不可否认经过六个小时的黑对黑，我开始变得萎靡不振，甚至开始打哈欠，想上床睡觉，这让乔生气，他不许在座的人撤退，甚至指出即使是我以礼物贿赂他们离开也不许走。虽然他清楚自己待得太久，开始不受欢迎，但他就是不能也不愿意上床睡觉。我得说他非常冥顽不化，尤其是当他谈到让麦克阿瑟当总统比让塔夫特做总统会有多好时，因为他认为麦克阿瑟是一个聪明人，他的政策明智——简而言之，在麦克阿瑟看来，虽然战争不可取，但也并非都特别有害。但是，受奇普（我在巴黎见到奇普）的影响，我也许对乔不够公正，正如你预料的，奇普比他通情达理多了。乔让人真正喜欢的是，尽管他脸上似乎刻写着经历了许多个人不幸，但他绝不是不近人情的记者或公众人物。

最近莫里斯爵士特别开心、特别和蔼——真奇怪，一个爵士头衔就能招惹这么多是非！伊夫林·沃也极度渴望得到爵士头衔，正考虑送莫里斯爵士一匹马作为他被纳入爵士阶层的标志，庆贺他获得这个不道德门面的局部胜利，以发泄他个人在这件事上的神经官能症。你可以想象，这里有太多的笑话。如果我告诉你，在7月的某一天或者任何时候，本来要举办晚宴庆贺“年度最矮爵士”，但我费了很大的努力阻止了这个庆贺活动，请你一定得机智谨慎，不要轻易相信；或者当有人说［原文如此］“爵士有一千只眼”时（这首诗 由莫里斯爵士本人从19世纪80年代译的俄文版译入，该诗被公认为是最美的英诗之一，莫里斯爵士压根就不知道他译的是译文版，但是该作品已从他出版的作品中删除，该事少提为妙，怨恨必须终结），请你也一定得皱皱眉头，别轻信了。

A. L.罗斯与莫里森 联手必定非同寻常。罗斯匆忙从美国赶回来观望萨姆纳死后留下的局势。全灵学院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天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罗斯得面对这一事实，即他的支持率非常低，他在最黑暗的梦魇中也想象不到自己的支持率会如此之低——我们的高级研究员西蒙勋爵决定在下周二乘“伊丽莎白女王”号离开牛津前，把这事委婉地告诉他。自从“满洲危机” 以来，西蒙对当院长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得做什么呢？我看好诗人的儿子爱德华·爱丁顿·布里吉斯爵士 ，他是行政事务部负责人，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人，反对他的人最少。他这个人冷漠、固执呆板，是个官僚主义者 ，但是他很安全可靠。他当选院长将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全灵学院将还会一如既往地运作。阿瑟·索尔特爵士会把选票投给他。哈利法克斯伯爵会为他祈福。他六十岁了，还能再干十年；总之如果他想当院长，他一定能当成。其他的候选人——雅各布教授，一位辛辣儒雅的辩护律师，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约翰·斯帕洛和其他两个人在我看来机会更小。各家报纸在胡乱猜测，而且错得一塌糊涂，这让我们觉得好笑。我加入一个社团，社团内有一个叫普拉门内兹 的黑山人［原文如此］和一个叫乔罗威茨 的罗马律师；还有一个叫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爵士 的驻莫斯科的印度大使，他也是牛津的教授，他召集外籍人组建施压集团，并获得科尔的支持，其理由是支持我们中的一个人就能很快击败学院，这是科尔最乐意看到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策略的吸引力。

请再次让唐纳德·麦凯放心，我会到哈佛访学。我压根就没想放弃与哈佛已有的联系，而选择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只是忍不住炫耀一下普林斯顿的诱惑力，毫无疑问这多少与我的虚荣心有关，意在提高我的身价。实际上，我目前正为房租与［埃利奥特］·帕金斯讨价还价（上次免房租，但这回我的要求更大胆，要求他将房子配备得更奢华些），9月份我会见到你，除非意料之外的事情出现。

尼古拉斯下周抵达，我猜，他的来访将一如既往地搅乱我们的生活，他会把乔保持长期不变的东西搅得乱七八糟。我非常期待他的来访。最初的两天总是令人兴奋开心的，两天后我们彼此会把对方折腾得筋疲力尽，在接着的两周内我们开始反唇相讥，并乐在其中。等这一切结束，我便将清楚，旧世界是真的终结了。

我认为那个“将要消失的老兵” 不会带来任何威胁。如果我的观点错了，一定告知。

（真切地）问候玛丽安
你永远的
以赛亚

全灵学院院长的选举正按照历史悠久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选举要求全体一致同意，也就是说，在召开官方与非官方的评议会期间，所有的选举大战都已事先进行，评议会期间会不时地对当选可能性很大的候选人进行摸底调查，为公开宣布竞选的候选人四处游说，另外还得不断统计每个竞争对手获得的选票。从一开始伯林就是院长的候选人之一。在5月19日左右的评议会上伯林获得了几票，其他的候选人——斯帕洛、雅各布、肯尼斯·惠尔 也获得了一些票数。但最后的舆论似乎倒向爱德华·布里吉斯。年轻一代的同事支持伯林，他们被称为“激进分子”，他们在戈伦韦·里斯和约翰·库珀 的领导下继续为伯林拉票。几天后副院长（阿尔弗雷德）·莱斯利·罗斯中断其在美国的巡回讲座赶回全灵学院，但他本人并没有参加竞选院长。5月底，布里吉斯在选举中乎意料地遇到强劲对手，并退出了竞选。罗斯推荐威廉·贝克特爵士 接替布里吉斯的候选人资格；他的参选使选民产生了分歧。那些不愿意接受贝克特（普遍认为，贝克特的当选有可能让罗斯操纵整个学院）的人转而支持伯林。“激进分子”们四方奔波、积极拉票，伯林始终没有获得多数票，但伯林的参选实际上却阻止了贝克特的当选。罗斯不得已到新学院登门拜访伯林，试图说服伯林退出选举，遭伯林拒绝。选举几次陷入僵局，最终，在谈判（6月9日—10日）的最后一个周末，伯林退出竞选，最后双方妥协，候选人休伯特·亨德森爵士 当选。

亲爱的斯托弗：

非常 感谢你的来信——不可否认，过去的三周是我人生中最艰难、最令人不快的日子，主要是他们杜绝我们与外界的任何正常交往，把我置于在我看来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位置。实际上，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合适的人选，并说服自己按兵不动，不申请、不行动，我一直被别人推着走，任他们四处活动，既不提建议也不接受他们的建议 。我敢说那只是一个假象，我多半觉得自始至终只有自己孤身一人，如果我能更坚决些、更坦诚些，我就没有必要让步。最后，我唯一采取的行动，就是不顾那些经常登门拜访的年轻人（他们善良，但不够聪明）的愚蠢建议，决定退出选举，从而最终促成了好结果，避免了在我看来是不好的前景，这一行为的高尚动机打动了对手的大部分人。所有人都被感动，就除了一个人，也许我的判断错了，他也许也被感动了。我从一开始就跟朋友写信说——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反对理查德·佩尔斯 ——我和他一直保持友好通信，这也让我很开心。总体而言，他提出的要求完全被忽略。也许如果我一心一意帮他，他会获得更好的选举结果，也许也不一定。因为他身体虚弱，人们反对他；即使他身体健康，还是有人坚决反对他。现在我特别轻松，令我惊讶的是，我一点也不感到失落。显然，我从来就不是特别想当院长，而其他人当院长的愿望很强烈，让别人当院长更无可非议。所以继续竞选是错误的。无论如何，我特别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改天再与你详谈。

你的
沙耶

倘若情况允许，我周一会给你打电话，但和雅斯贝尔斯 没有关系——他说的基本都是废话，他外表光鲜，但内心近乎空虚污秽，他在大陆玄学家眼中甚至是伪学家；荣格 只是个骗子、一个纳粹分子，但是雅斯贝尔斯甚至还不及荣格，一无是处，是个耻辱：如果你需要一个贤人，桑塔亚纳 或恩斯特·罗伯特·柯蒂斯 会是更好的选择。

你永远的
伯林

亲爱的罗兰：

这么长时间杳无音信，得向你道歉，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全灵学院院长选举起起落落，这让大家身心疲惫。我无法用言语向你描绘这场选举。可怜的汉弗莱·萨姆纳突然离世，几经周折我们最终选出了他的接班人。斯帕洛也参加了竞选，但未能选上，他拜托我转达对你的问候。

等我见到你，我希望能详细地向你讲述这富有戏剧性的选举——相信我，发生了很多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些事情使得外界同时发生的更为重大的事件顿时黯然失色。由于学院的竞选，人们情绪亢奋紧张，以至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 也被人们忽略以致忘记了。竞争对手彼此相互伤害，个性人品得到惊人的展示，紧张的情绪有时令人无法承受。不过这些都已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了。我们当选的院长很快就病倒 ，他被送到私人疗养院疗养，由于选举的紧张与压力，他病倒也是在所难免。他可能正在恢复中。

这个大学里每个学生对选举的每一个进展都了如指掌 。莫里斯·鲍拉爵士从中获得许多乐趣。我则俯卧在地上，筋疲力尽，不过正逐渐恢复。我已搬到全灵学院的新宿舍，宿舍比以前的好，这令我有些意外，门少了些，更安静，之前的宿舍像是法国闹剧的舞台布景。房间里暂时没有装电话，没电话挺好的。［……］

［……］我现在的地址是全灵学院，我现在乐观平和。一切都很平静，等到明年，一切会更好。

你永远的
以赛亚

亲爱的迈伦：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结束原有的生活，不管这生活有多单调枯燥，而开始新生活，不管这生活有多开心刺激，对我而言，是何等的艰难与痛苦，无法用言语描述。因此我对于回到哈佛，既期待又恐惧——只要是面对新环境、新经历，无论这环境与经历有多熟悉，我的心态几乎总是如此。我的时间似乎都投在振作精神干活上，结果总是不太理想，在为无足轻重的事耗尽大量的感情精力之后，开始稍事休息调整。我还是不要谈我自己了。

非常感谢你为我操心洛厄尔楼的住房事宜——我觉得布吕宁博士的房间 不错，如果我能住那，就很知足了。在英美历史学家会上我和埃利奥特·帕金斯简短说了几句话，纳米尔 就在他旁边站着。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在这次会议上，我以飞快的速度朗读了我的一篇论德·迈斯特的论文 。首次宣读该论文是在剑桥（英国），当时我被告之宣读时间有四十五分钟，五点十五分开始宣读，六点到六点半为讨论时间，根据会议传统六点半结束会议。我宣读了一小时三十五分钟，结束时几乎没人跟我客套，人们纷纷离开座位，迫不及待地冲出会议室。这一次，我想我得砍掉些内容，并且读得更快些，我几乎以最快的速度，读了一小时十分钟，会议主席布洛根 在剑桥就已听过这篇论文，觉得超级无聊，不停地将写着“时间”（每个字母都超大）的纸条推到我面前。这让我惊慌失措，结果每页我就读两句话，没有任何连贯性——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读什么，听众就更听不懂了。纳米尔向我抱怨说听不见，其他人几乎根本什么也不愿提。但是伯克可以告诉你这令人沮丧崩溃的经历。［……］我同意玛利亚 的观点，伯克聪明又讨人喜欢。1949年我离开纽约之前见到他，但是由于那天我的护照丢了，我有点心烦意乱。之后在牛津又见到他，我们打算一起去巴黎拜访赫尔岑的女儿。赫尔岑的女儿是加布里埃尔·莫诺夫人 ，住在凡尔赛。不可否认，她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她已经一百零一岁了。但我担心成行——我指的是我不太可能去。马里尔秋天会来哈佛吗？根据他的话推测，我猜他会来。我希望他一切都很好，哈佛应该留住他这个俄罗斯专家，尽管他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我不是特别清楚他的想法，不过，无论他的想法如何，我都支持。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他的想法。

你永远的
以赛亚

亲爱的艾丽丝：

我早该给你写信，但是，你知道，由于诸多原因，信给耽搁了，其中之一就是我的字很丑很难看懂，而我的秘书又突然辞职了。想到要么让我的朋友受尽折磨去辨认猜测我的字，要么就让朋友们把我的信束之高阁，我就不想写。其二呢，是全灵学院的竞选，前任院长，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弗莱·萨姆纳的突然辞世带来一场危机，就连特罗洛普 也想象不到。人的激情欲望在学术风范的虚饰下勉强隐藏，如今突然大爆发；老朋友翻脸，三四周来同事们彼此间不说一句话，不愿对看一眼。指控与反指控阴沉了整片天空。最没希望的候选人却获得最多的票数，荒谬！最终，几个最有人气的候选人戏剧性地败北（其中有几个认为他们的当选是确定无疑的），最后我们杰出的经济学教授休伯特·亨德森爵士当选。他很谦虚、令人尊敬，当选院长对他而言也是出乎意料的，不过他会当好这个院长。莫里斯为各个参选的派别做了三首选举小诗，诗写得很精彩，但不能发表 。整个大学似乎都在议论这个选举。甚至连本科生都很了解，他们不仅知道大家如何投票，而且清楚每个人本打算把票投给谁，但最后又改变主意，之后又对此易辙作了那些解释。这就好比已经知晓结果、没有任何秘密的游戏，这游戏让人身心疲惫、令人厌恶，但游戏还在继续着。在当时真不可能提笔写信，我很高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我已从新学院搬到全灵学院的宿舍，这是我住过的最好的宿舍。我准备搭乘“毛里塔尼亚”号去美国，我将于9月初到达纽约。我和埃利奥特·帕金斯在伦敦匆匆见了一面。他声称我10月后就能搬进洛厄尔楼布吕宁博士舒适的房间。我目前的计划是从纽约直接前往缅因州，我不打算去坎布里奇，准备在缅因州和罗兰·博登——穆勒相聚十天左右，然后再回到斯巴达式纪律严明、条件简陋的洛厄尔楼。这学期我真渴望能过上清静、几乎不用社交的生活，但是即使人在缅因州，如果我不想履行对莫洛夫人 、法兰克福特夫妇、罗尼·特利和在那儿的其他人的义务，我就得采取措施。我的行为模式一定有问题，这问题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隐藏得很深，因为我做任何事，从来就没有按时完成过，而且我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没做好：（如果）再多一些时间、再认真一些、再多一点耐心与计划，事情可能就会做得更好。我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我总是很迟上床睡觉。我每做一件事，事情还没做多久，但为了避免彻底的失败，我就得中断，这在我看来就好比在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拆毁一个精致的编织物一样。所以我总是向前猛冲，但到处碰壁，就好比一个美国学生，总在为考试而焦虑，总是在评论别人或被别人评论；我几乎没能过上一段平和的日子，得不到哪怕一丁点的宁静，而日子若要继续，心平气和是必不可少的。我从来就不觉得无聊——要做的事太多，而不是太少。我什么都不懂，什么也没写成，想说的话也没说，想说些什么也不再记得。不久就会有人发现我的行为是多么空洞，人们会认为我虚张声势，然后游戏结束。接着又有许多当务之急的事情出现，我就这样持续快速运转，直到我一头撞到某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开的障碍物，然后停了很长时间才回过神来，之后又以更快的速度转开。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讽刺。我突然以此来骚扰你，还得向你道歉，但在我看来，这夸张是有事实基础的。牛津的这个夏天特别安静，我也比较快乐，我告诫自己，下学期一定要控制与约束自己，让自己的生活计划井然有序、轻松体面。不过我猜，比我伟大的人物——托尔斯泰以及诗人们——也曾如此告诫过自己，但是我有他们的闲心，却没有他们的智慧，这对我而言是个悲惨的命运，像我这样尽情享乐肯定是可耻的。

我得停笔了，我只希望你能闯过这个鬼门关，早日康复，并对你与比利致以我最真挚的问候。想到9月份能见到你（希望如此），我就特别开心。

你永远的
以赛亚·B.

亲爱的汉姆：

我一直在犹豫是否在10月前去纽约，因为我只有匆匆几个小时。9月初，我果真到了纽约，不过我直接去缅因州，然后再去哈佛，由于总是担心工作做不好，我像个中学生似的“努力学习”，不断延迟去纽约的行程，直到我或多或少有了自信，我才骑上我那始终看上去充满危险的坐骑——一贯如此。我斗胆将我的文章 塞进信封。情况是这样的：好几个月以前阿什科利不止一次写信批评我为你和《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写文章，但从未为他的杂志写过文章，我得承认，我对他的《记者》评价不高，不过他本人我是非常喜欢的。无论如何，受此威逼，我坐下来，写了篇文章，并寄给他，同时解释说，我的文章可能对他的杂志而言太长（他批评《外交事务》上的文章太冗长，全是些老生常谈，如果是他，他会把这些统统删掉，等等），但我宁愿文章被拒收或不发表，也不愿意砍掉部分章节或做修改。他回了封信，对我的文章赞赏了一番，并寄给我一只漂亮的圣诞火鸡，之后他就生病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音信。我利用这个机会（很惭愧），写信告诉他（并非完全诚实）我想要回这篇文章再补充些内容，这无疑将更不适合他的刊物。他把稿件退还我，我手写添加了一两行，他让我10月份再把稿子寄给他。无论发生什么，我下定决心绝不寄给他。我不希望这篇文章出现在《记者》上；我已履行了对阿什科利的义务。我宁愿这篇文章在你的杂志上发表，如果你不要，就由《纽约时报》发表，如果他们也不要，那就不发表。因为三四个月没有处理这篇文章（尽管他向我担保文章计划8月发表），阿什科利也就不敢再向我提要求了。

第二个问题更棘手。由于我与苏联有联系（我希望能继续），由于我曾拜访过不少无辜的苏联文人，我因此始终遵守一个原则，即不直接用我的真名发表任何与苏联有关的文章，否则可能给我曾访问过的文人带来大麻烦。我没有必要扩大麻烦。因此，如果我打算发表有关乔［斯大林］大叔的文章，就必须匿名或以笔名发表。理论上，作者的真实身份就只能保密，不能出现乔治·凯南类似的情况 。我为“伪辩证法”捏造了个假名约翰·O.尤迪思，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意指“无名小卒”，这名字会让你想起该词在《奥德赛》中的双关含义，在小说中奥德赛用这个词迷惑欺骗了独眼怪物。此外这名字听起来还有点像是立陶宛人或捷克人或斯洛维尼亚人的名字：让这篇文章的作者有眉有眼的。阿什科利和那个机密打字员也许知道这个秘密，此外就没人知情。他当然得正直诚实，这篇文章在哪儿或如何发表，对此不管他有何想法，他都必须深深地锁在他的心里。你曾匿名发表过文章吗？如果没有，我当然完全理解，因为此举可能累及许多人，显然我宁愿选择该文章彻底被禁。被禁也不愿意妥协让步——我真的没有选择。我只给一个人看过这篇文章，尼古拉斯·纳博科夫请求我让他刊登在他的《证据》 上——这是巴黎的一个反苏联刊物。如果你确实想要这篇文章，那么请允许我让人把英文版翻译成德文、法文等，我将不胜感激。当然我本人是不会向任何人公开宣读这篇文章的，我的作者身份必须尽可能保密。不过我可以给纳博科夫一份复印件，前提是他得庄严承诺不在任何地方发表（直到您回复），把它当作一封不知来源的信，只用于非正式场合的讨论，提供些零散的想法。我为这些絮絮叨叨——这些古怪的条件——乏味的老生常谈等等道歉。希望你能喜欢它，你知道我对自己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好感：如果你不想与这篇文章有任何瓜葛，请忘记这封信。［……］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这里静悄悄的，除了少数几个帮佣，几乎没有任何人。我的父母刚离开，他们真的很好。他们的个人习性让我感到温暖舒适。他们很黏我，但他们尽量不打扰我。他们的离开既让我伤感又使我松了口气，不过我很害怕有一天看到他们死去。我敢说我的很多特性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惠尔时不时地从我的窗下走过，他突然变得像个澳大利亚人，他非常抵制这个复杂的世界：他和丹巴宾 在草地上走来走去，我很开心自己不像他们。罗斯不在，这也让人很开心。斯帕洛突然登门，与我父母不期而遇，我父母很喜欢他。我喜欢深夜时分到灯火通明的无人之地溜达，突然发现龙尼格的身影 ，就是他，绝对不会错，半夜三更蹲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的门口：他朝我猛冲过来，解释说他要到某地出席一个翻译董事会的面试，他有西装、有衬衫，但是他的鞋不配。他（问）我的鞋是几码？他的朋友穿的至少是9码：好像是所有的人就只有一双鞋。我的鞋不只一双，但都是11码（而他穿7码），他该怎么办呢？我给他一双8/3 ^d 码的鞋，就走开了。他冲着我直嚷嚷：“我知道我像马克思，可我连一卷的《资本论》也写不出来。而你也不是恩格斯：你会剃胡子吗？你认识要价便宜、善良仁慈的理发师吗？我要把整个胡子都剃掉吗？或像黎塞留那样留一小撮胡子？”显然，我生活的牛津与别人的牛津完全不同。为了让肚子小一圈，我正在忍饥挨饿。 我原本有三四圈的下巴明显少了一圈。我瞒着父母，偷偷服伦敦江湖医生开的药片，这些药片无疑对心脏有害，但我（必须吃这些药），因为我非常绝望：如果我要工作，我就不能总挺着个大肚子，总是处于半梦半醒、萎靡不振的状态。这些头痛、痔疮、突然的困乏、溃疡、坐骨神经痛发生在那些有所成就的人身上还可理解，是身心疲倦付出的代价。四十二岁还一事无成，却已耷拉着松弛的肌肉，真可怕！我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想法，通过节食改善健康，并积极执行。［……］ GrJ58n5T6szn9lvuem8o/TVuHshNgL38cKuT5kbYHDHY8KBbfJcjPn8R6XxhGw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