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哈佛大学

我始终认为，［……］教人如何行事，如何调整心态，如何安排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是用一种邪恶有害的方式，将所有就其自身而言与私欲利害无涉的知识消除殆尽。在英国和欧洲都概莫能外。

1月1日，伯林从南安普敦出发，乘“玛丽女王”号经法国瑟堡前往纽约，开始他在哈佛大学六个月之久的工作。同船乘客包括他的许多朋友和熟人，一路行程令他在社交方面大有所获，但开始时并不风平浪静。

最亲爱的克莱丽莎：

我写信只是要说我如何细致入微地对自己的内心和记忆自省再自省，结果发现，就对我的荒谬指责受到关注一事，我的内心与记忆是如此夸张而又死板地毫无瑕疵。但我仍期望你对此事完全不予置信，哪怕是一点点。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疯狂挣扎的朋友 的悲惨状况，我既不喜欢他也不讨厌他，只是境遇已让我们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关系，包括敌对关系。就像弗路德先生谈及弗里曼教授（参见《英国人名词典》相关词条） 时一样。先前，他只是对日内瓦的一些老朋友私下说我的坏话：对此我本来就心怀芥蒂。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失恋者做出的离谱行为，我会给予原谅，但这么做着实令人生厌。且让我们把此事搁在一边吧。请务必写信来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的洛厄尔楼，否则我会担心。客轮正轰鸣启动，准备驶入狂风大浪 之中，不过船上的生活依然十分平静。虽然卡特可夫博士 会保护我，我想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要与林恩小姐 照面，即使面对一脸势利表情的乘务员，她也不管不顾，想方设法从二等舱跑出来接近我，真让人消受不起。乘客中有我喜欢的彼得·华生 ，还有特利一家 及朱迪·M. ，他们我也喜欢。此外还有A.卡多冈，自从他在一位名叫沃伯格 的银行家面前假装不认识我，而我曾经向其吹嘘自己是他的熟人之后，我就没那么喜欢他了。祝你新年快乐无比，喜事相伴：身边云集皮肤黝黑的男人及数不清的财富，收获无边的爱意与仰慕，多到令你难以承受。

请务必回信。

以赛亚

亲爱的父母亲：

这封短信只是为了告诉你们船上一切安好。生活十分开心惬意：早餐在床上吃，有各种美味的果汁和蛋品；然后和哈尔本夫人 、特利一家、蒙塔古小姐及艾兰·德·罗斯柴尔德 一起散步（沃伯格先生形单影只，对我们羡慕不已。有时我会与他友好地打声招呼），与朋友共进午餐；在床上休息两到三个小时，看看电影，干点工作；晚餐八点三十分开始，盛装出席 ，仿佛身处豪华酒店，众多好友相伴，共度美好时光。在瑟堡港，显然船底遭到刮擦，当然有人说不止因为此，但劳埃德坚持要观察一下。眼下我们停靠在怀特岛边，由专业潜水员进行检查，如果不出问题，我们会在星期一下午一点从南安普敦出发，如果有问题，会进入干船坞或五天后再出发，换乘“卡罗尼亚”号 或天晓得其他什么客轮。这段日子，一定到处是节日的气息吧。我想象着你们听无线电时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想了解情况致电康诺德办事处就行；或者通过无线电与我（IYI49）联系，不过那样花费很大。布莱克韦书店的书寄到后，请全部带来美国 （四本）。

伯林

“玛丽女王”号在瑟堡损坏，原因是狂风将船尾刮到沙滩上，使其搁浅了十二小时。被迫回到南安普敦后，花了好几天时间，用混凝土修补并加固船底损坏部分。如此一来，客轮直至1月5日才起航驶往纽约。大部分乘客待在船上等候，伯林和艾琳·哈尔本则回到牛津，直至客轮修好。1月10日“玛丽女王”号进入纽约港口。伯林前往哈佛大学，担任俄国研究中心 的地区研究客座讲师及研究助理，并和他的许多美国朋友重新建立起联系。

最亲爱的凯：

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我必须调整自己以契合这里的严格体系，玛丽安的形象始终在我面前飘浮，宛如对斋戒与祈祷的某种召唤。天哪，华盛顿的生活太令我享受了！我十分确信，自己永远不会，不会忘记那一碗碗酸奶油，那象征着深夜怀旧思绪的格外美味的食物——在我看来，我伤感地说，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1941—1945年。对我而言，那是最后的一片广阔绿洲，在那之后，青春终于消逝，平凡的生活开始，如果再多给我一分钟，我真的会开始滔滔不绝，一发而不可收。但我显然必须就此打住。这封信写于火车上——字体模糊不清，我为此道歉，没带钢笔。我曾经有一支糟糕的钢笔，经常写不出字，但我不巧把它落在你楼上房间的某处了，就让它待在那儿吧——我真的害怕坎布里奇，打算面对那里的一切，扎进去，抛开有关弗兰克斯、艾奇逊 和以色列的一切思绪，表现出一个严肃的学者的样子。同时，我无法不去想象菲尔和弗莱威尔在他们两张床上的样子，弗莱威尔吓人的小眼睛总是半睁半闭——“我相信你能比我更让她幸福”。天哪！我多么享受所有这些夜晚啊。此外，我很喜欢菲利普·格雷厄姆第二天早晨在维尼科斯电台 的缜密措辞。相比之下，纽约实在令人生厌。

致以问候
沙耶

最亲爱的谢利：

我感到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孤独。我被这所大学可怕地遗弃在这个黯淡的房间里，听任我自生自灭。暖气过热（还行）但有点瘆人。目前为止，我只有奥登先生一位访客，太冷清了。想想我在华盛顿度过的趣味盎然的一周，对比太强烈了。我准备疯狂地工作——但一天见到一张人类面孔，当然不能算要求太过分。也许我应该习惯这种修道士般的生活，但现在即使就工作而言，也还是太苦闷了。好了，说说正事。我收到头儿汉密尔顿令人讨厌的来信，信中说：（1） 没有资金也没有空间可供写一点序言向你和戴维·C.等人表达谢意；（2） 没有资金也没有空间献给P. de B.，而这是我此次翻译最初的动力。他问我是否信任由你来审订校样。这还用说，我当然信任你，只要保证两点：其一，你真的不介意；其二，允许我对你表示感谢。就一而言，重要的是你的感受，就二而言，重要的是我的感受。请你去告诉他，不允许人表达谢意，真是前所未闻；再有，除非允许我题献，否则你不答应审订校样（这是以备你觉得不好意思坚持要有谢辞）。就常理而言，他不该表现得如此残忍（我倒有可能，因为我是所谓的“艺术家”。但他一生中从未做过任何创造性的事）。要不是这么绝望沮丧，我会给康斯特布尔女士 打电话。可我办不到。我只能工作，心情极其郁闷地工作。毫无疑问，这对我有好处，但太枯燥了。就连鲍拉博士 也不在。替我问候亨利，还有，一定要吓唬吓唬哈米什·H.（我会亲自写信）——他的所为的确可恶。

伯林

请务必来波士顿！你不能想象我会以怎样被抑制的情感欢迎你！我朋友纳博科夫正准备写一部关于初恋的歌剧 ，我们双方可以互为促进，他最近完成的剧本非常优美，写的歌也令人陶醉。

亲爱的杰米：

请行行好吧。我无疑已经通过成功鼓动戴维并向你提供了一个严谨优质的译作（尽管这项任务真的让我感到绝望，但它真的比G女士的好得多），弥补了我的延误（在你的客户中并不罕见）。译者题献向来司空见惯，从勒墨脱斯 到斯科特——蒙克里夫 （他甚至写了一首诗作为献词），以及早期的屠格涅夫译本——显然不是指加内特夫人，但麦克斯·比尔博姆称她为皮格威先生和皮格威女士并非毫无来由 。如果不允许我对谢利兢兢业业的付出表示感谢，你怎么能指望她用细致的慧眼仔细校订呢？她分文不取，努力工作，直至那个马奎斯出现。若如此忽略她，便是最最卑劣、忘恩负义的行为。所以请求你，看在我孤寂凄凉的分上，别抓住我在离开英国前所说的最后的悲伤话语不放——我心境凄凉，你的铁石心肠更会让我一头跌进绝望深渊之中。你已成功让我收回了其他（毫无疑问愚蠢的）建议，但这最后一点既合情合理又微不足道。只需在左手页——必不可少的标题页的反面——写上一些话就成，即便书的前后没有空白页也无关紧要。我朋友N.纳博科夫音乐写得极美，目前正顺利上演，他希望能将《初恋》改编为歌剧剧本，难道你不心动吗？我让谢利来促成此事。当然要让她订正校样，拿到应得的报酬，何况她具有充分且迷人的美德。

致以问候
以赛亚

最亲爱的妈妈：

［……］我刚刚给这里的外交政策协会做完演讲回来，这是波士顿大学（而非哈佛）一个俄罗斯研究机构，但愿媒体没有错误报道。我 讨厌 这类公开演讲，但在美国，如果拒绝，就会大大得罪人。我生活平静。在华盛顿度过愉悦的一周后，我在这儿安定下来，并遇见了一两个老朋友（似乎随便到哪里都有这些朋友）。看来我的“社交生活”偶尔也会有所回报！我早上九点三十分起床，因为不可能在床上吃早餐，我穿好衣服后会与男生们一道在大厅用餐（自助餐厅），或者到一家真正的自助餐厅，买三份报纸（上面有关于以色列的趣闻逸事。 菲利克斯写信问我是否觉得欧尼是个“私生子” ，他把这个词写成“Mamsher”）。上午悠然享用早餐，鸡蛋、咖啡、甜面圈、橙汁、乳酪等，一直到十一点。然后，我会去怀德纳图书馆，那里的俄罗斯书籍专架旁有我的专用书桌，十分安静舒适，我会一直工作到午餐时间，之后再工作到下午六点。我的课2月8日开始，但即使有课，我想我的生活也会在这个可以借书回家的奇妙图书馆里度过：我无疑会在这里写出一本某种体裁的书来 。没有多少人可见 ，这样反倒更好。［……］

爱您的
沙耶

除了与老朋友联系，以赛亚·伯林还结交了新朋友。

亲爱的詹姆斯太太：

昨日我动身去纽约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给您写信，表示我对那个令人愉快的夜晚的真诚谢意——那是至今我在坎布里奇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回来后，十五分钟前我发现了食篮，亲爱的詹姆斯太太，我能说什么呢？我被触动了，感动了，并且欣喜万分，为您竟如此费心而感激和震撼；但我不能也不会否认它 的确 改变了每日生活的质量，我永远不会为自己这么做，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如此周到、如此高效。这简直是耻辱；我是说一个人的整个心情、工作状态以及对宇宙的感觉，居然可以被细微的物质享受改变到如此程度。送我父亲上船之后，点点忧郁袭来 ，我真的觉得每次分别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不过我现在觉得安慰了，而且开始快乐起来，真是非常非常感谢您这么关心我。我会把篮子还给送来的人，同时订购一些物品，您友善的举动唤醒了我沉睡的良知，我星期一就着手给所有缺少食物的牛津大学同事的妻子们寄食品包裹。再次衷心感谢您。

您的朋友
以赛亚·伯林

愿上帝保佑您和魏茨曼夫人永远无忧无虑幸福快乐，以此作为我们全体人民心怀源源不绝的喜悦、自豪、赞美和感激仰视你们的报答。我父亲与我一道同怀此情。向你们两位致以最诚挚的敬爱

以赛亚

我亲爱的阿兰：

还奢谈什么社会学！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远比在我们教过的那门引起轰动的课上 所能想象的要惊心动魄得多。那些有关社会科学，以及它们对当今学术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的故事，说起来会让你血液凝固。这里的学生，至少在我的俄语课堂上，远比牛津大学俄文课堂上的学生敏捷聪慧，这真是大大出乎意料。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国家。但你会乐于听说索罗金教授 ，一位愤世嫉俗的聪明骗子，刚刚为哈佛大学获得12.5万美元的资助，专门研究利他主义的本质。据认为，这个项目若是能够系统提出某个理论并加以应用，会起到阻止战争的作用。我想这笔钱将用于仔细观察1000个好邻居和圣人的生命历程。鲍拉博士因宣扬战争并非由利己主义引起，而是因为过度的利他主义，并提出人类本性非私利这一观点而日渐不得人心。这个看法不受待见，并导致他诗歌讲座的出席人数日益减少。无论如何，要说的事太多，一封信远远不够。英语研究员职位 什么结果？院长 在坐平底雪橇吗？ 若豪斯不能当选，罗布森 不能有所妥协吗？［……］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厄休拉：

［……］这里的新生活刚开始时极度悲惨，有奥登亲眼所见为证，但后来就好多了。（如果你见到维斯坦·奥登，一定记得告诉他，他并未落下什么皮帽在我住的任何一个房间里。还有，虽然接待他的主人莱文教授 或其他人一再提醒——我欠他一封信，不过我总不能只为了报告这个令他失望的消息而写信给他。假如你没有碰见他，或者见面忘了告诉他，那也无关紧要。尽管过去我讨厌他，现在却非常喜欢。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否全在我这一方。）你喜欢鲍拉博士，对此我非常高兴。他在这里获得巨大成功，个人魅力胜过学术成就，是所有英格兰事务激进的捍卫者，包括他最讨厌的体现丘吉尔式作风的事务。毫无疑问，坚毅已经成为他名字的一部分。哪个美妙的周末等你过来，我有无数的话要对你说——务必尽快让我知道，你准备什么时候来？怎么来？我想我这段时间都会有空，再不行还可以随时调整。

我发现自己爱极了华盛顿，几乎到了失当的程度，我对在那里度过的最后的青春岁月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怀旧情绪，特别是周日下午的乔治城 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它就像古时候的战场，所有的战火已经平息，古代居民重新在镇上和村里安居，到处是兵团士兵和年迈的指挥官，迫不及待地向人们回忆诉说骇人听闻的过往。我心安理得地沉溺其中——我敢肯定，自己今后再也不会如此开心或如此没来由地偏心了。

克罗斯曼 的确是个奇怪的结合体。虽然他并非一个好人或令人钦佩的人，但很明显最近他表现得十分勇敢，爱憎分明，这种变化如何发生我不太清楚。它堪称一部一流的心理政治小说，比凯斯特勒的好，但比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想说大概与马尔罗 旗鼓相当。不可思议的是，玛丽安和菲利克斯毫无改变，还是一样关注每件事并发表看法，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温馨惬意的争论，诸如此类。

我得停笔了——再过两个周末就能见到你和莱因霍尔德 ，一定让人喜悦无比。具体行程请务必告知。

永远爱你的
以赛亚

我亲爱的父母亲：

［……］哈罗德 今天来看我，感觉他神情沮丧，十分疲惫。不幸的婚姻，真不如不结。是的，我不希望巴克斯顿 当选，另外，我所有的朋友都写信给我悉数史密斯的种种恶行，包括欺骗作弊等。还有戴维，他把票投给了巴克斯顿，却写了一封类似自我开脱的信，申辩说这不完全是他的错，诸如此类。但是，我离开了，事情就是如此。此事并没什么太大不了的。我不羡慕与你们同船的乘客 ： 瑞丁 勋爵是个沉闷的角色，有点“向外邦人谄媚” 的味道，他夫人俗不可耐；塞缪尔勋爵 呆板木讷、死气沉沉，塞缪尔夫人也缺乏生气。我不相信他们的接风晚宴会办得有多好——倘若真是如此，也是冲着瑞丁夫人的分上，要么还是出于犹太人见风使舵的势利劣根性。我不知道自己的语气为何会突然如此烦躁，他们又没伤害过我，但我对塞缪尔和瑞丁产生了无可救药的蔑视；而对他们更加愚笨但可爱得多的孩子倒蛮喜欢。我真的很好，课上得很成功，我决定整个3月份都待在这里，直到4月中旬才可能去华盛顿。

爱你们的
沙耶

亲爱的爸爸：

［……］这里一切进展顺利。讲课 看来十分成功。波士顿的贵妇们听不懂我讲的内容，这里的课堂则完全不同。从我说“同学们，下午好！” 那一刻起，课堂就在夹杂着潦草板书的兴奋气氛中度过，我当然希望讲课内容能够成书，至少是一份打字稿，可以在我离开前稍具雏形。［……］

我深陷焦虑，因为本周六晚宴后得发表演讲 ，这个演讲还非做不可——到您收到这封信时，演讲已经结束——我不喜欢非得在宴会后马上就向大家做轻松的闲聊，这样显得稳重不足，也难以取悦听众。然而，如果是不得已的工作，迟早我都得面对。

爱您的
沙耶

你们看，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明信片了。上周六晚上，我在一个以“玉玺”冠名的俱乐部作了演讲，准备这场讲座真是令我心力交瘁，眼泪、汗水，就差没有付出鲜血的代价，但显然大获成功。不断有听众上前来同我握手。同样，在接下来的星期一我和其他两位男嘉宾在广播节目中谈论关于“英国” 的话题，效果也非同凡响。总体而言，系列讲座进展得很好，我甚至受到比莫里斯·鲍拉博士还要多的尊敬（把这句话删掉！），要是哈卡特 口述记录机及时抵达的话，一切就完美无憾了。把你们的计划写信跟我说说。劳 已经见过我，可以向你们报告我的现状。

爱你们的
沙耶

（好奇妙，我的声望与日俱增。学生们都很喜欢我。）

我亲爱的父母亲：

［……］自我在此地担任教授一职以来，一切均好，心情特别愉快（1万美元的薪酬，教学内容包括哲学和其他我感兴趣的学科），这表明我来美讲学并不完全是件坏事。我原本不想接受这份差事，因为我不想改变文化环境，而且我肯定自己如果在此地工作，一定会有与外界隔绝之感。我不敢把这些告诉史密斯，因为他希望我能接受这份工作，而我则反对他成为新学院英语研究员的候选人。我打算告诉萨姆纳 ——无论如何还是要让莫里斯在牛津传播这个消息——这将有助于全灵学院。不管怎样，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使自己不至于完全与哈佛失去联系，这样能够偶尔来这里讲讲学，更新和充实一下自己。

你们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迈克尔：

感谢来信及让我为《新共和》杂志写一两篇文章的建议。可惜我难以从命，并请求您将我所言视作我的真心话，千万不要曲解为故作谦虚，或带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我感觉，就西欧的总体局势问题，自己的想法实在不值一提，无论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我深感恐惧，自己对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完全无知，不可救药。每当专家讨论这个话题时，我都自觉惭愧，感觉自己连一个聪明的门外汉都算不上。好比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想要去理解老师所讲授的知识，最终却发现自己的思绪经常跑偏，游离到其他事情上。每当我试图弄清楚事件的政治因素时，却发现自己充其量只能想出一些陈词滥调，更糟糕的是将随意拼凑在一起的古怪想法和各种记忆混淆一团。因此，请您务必相信，关于诸如联合国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等方面的话题，我没有任何想法值得与人分享。

我对自己关于俄国的看法倒颇为自信——十分抱歉，无法参加您举办的俄国主题的会议——阻止我前行的是另外一些原因。换言之，主要是考虑到不论我写任何东西，都不由自主地会把我在1945年莫斯科见到的大部分人卷入麻烦之中。无论我多么谨慎，再怎么伪装身份也无济于事。除非我只违心地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赞扬话，而我远没有准备好这么做，因为我没有作伪证的任何理由。正因如此，虽然这个话题越来越吸引我，我却从未就此写过只言片语，因为我内心深切感受到，苏联那些命运多舛的熟人朋友的个人安危，远远胜过我参与公众讨论这个话题所产生的任何价值。

于是，我处于两难的困境中不知所措：在我可以自由高谈阔论时，我无话可说，而当我有话要说时，却无法直抒胸臆。这种状况令人伤感，我肯定您能明白它产生的原因并理解我的顿挫感。如果，在我尚未离开这个国家期间，我突然感觉有话要说——甚至话题限制在诸如哈佛大学的教育问题上——如果可以，我将向您提交自己的拙见。但目前这个时候，我提不起丝毫兴致，而且才思枯竭。请见谅并相信我。

您永远的朋友
以赛亚·伯林

是这样：此刻我正在前往纽约的火车上，准备参加今晚为总统 举行的宴会。我很好，昨天我再次被问起关于教授职位的事情，我正在让形势继续保持炽热的状态。不容易。我买了一台口述记录机 ，但我说话太快了，它记不下来。要么我改，要么我的秘书改。不过这东西只是一个玩具而已，不是什么正经工具。一年前，布思比 为犹太复国主义曾经向温斯顿·丘吉尔求情，丘吉尔在咆哮了一通自己被人出卖，还有恐怖分子之类的话后说：“毕竟我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老朋友；我不准备在胜利的时刻将其抛弃。”

爱您的
S.

会另外写信给亲爱的伊达和伊左克 。

最最亲爱的谢利：

早该给你回信的，但因极度缺乏对美国整个背景的了解——有点类似缺少三维立体感——妨碍了正常经验的积累，而这是使写信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在洛厄尔楼，我心境平和地居住在两个小房间里，非常享受给大部分非美国籍研究生上俄语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第一次自身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事实上学到了很多——在我的余生中，可能会不断提及此事，让你或其他人厌烦不已。起初我感觉遭受了巨大的失败，而且，尽管奥利维亚·康斯特布尔充满善意和友情，我仍然觉得自己悲惨至极。然后，我突然感觉好像找到能够交谈的人，并不再有飞往华盛顿寻求慰藉的感觉。接着，突然又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固定工作，而且是工资极高的那种工作（按照我的标准）。这改变了我的整个世界观：我也许会失败，但不可能彻底失败。毋庸置疑，我拒绝了，因为永久移居的前景看来非常荒唐。这是一份肥差，工作量少，工资却比我在牛津时多了五倍——为什么牛津不能用这里人一样的眼光看待我？后来，我又被提名参加各类评选委员会的工作，领取1.2万美元的丰厚待遇，而且同柯南特 先生及其他老前辈一同参加非同寻常的重大秘密会议，受到极大尊敬，这点我觉得很受用。现在那也都过去了，我为自己工作，在美轮美奂、无与伦比的哈佛图书馆上班，对于这一切，我感到非常满足和亲切，完全没有了刻意取悦他人的过度焦虑，以及奉承与被奉承的尴尬。波士顿的贵妇们的确了不起：个个都是精明、独立、自信的19世纪90年代女性，融合了端庄高贵和着实令人厌恶的19世纪的低俗粗糙——一种佛罗伦萨式的老于世故与新英格兰人的坚韧硬派，颠覆诗学的粗俗和贪图享乐，还有令人生厌的幼稚与趋炎附势的融合体。总而言之，这些在我看来还是颇具吸引力的。我果断抵制了贪念的滋长，专心致志工作。坎布里奇本身并不自信，反而是充满了罪恶感：学习被看作一种奢侈，需要虚情假意的社会福利工作来弥补，真正做学问的人正在被了不起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 投资资助的吹鼓手和江湖骗子所包围，在历史、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等古老优秀的学科与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新学科之间，正酝酿着一场恶战。在这场战役中，我们只能选择站在那些古老 学科的一边，因为新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骗子们神经质的喧嚣鼓噪，这些人相信教育在于把人们“调教”成丧失求知欲的人，对生动有趣和令人痛苦的问题完全失去求索问究的渴望。我对他们真的感到深恶痛绝：这些都是学术界的基督教 科学派。每秒钟都有学生疾步跑向心理分析家，寻求某种伪宗教，而我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闲谈则被那些可怜的糊涂蛋看作是上天的启示，不知道这些都是从书本上可以读到的。但愿他们不再昼夜不分地直奔心理分析家的沙发。虽然这些学生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但在我参观几个女子学院时，还是感受到她们动人的一面——那些戴着玳瑁架眼镜的热切脸庞，穿着短袜、平底鹿皮鞋和牛仔裤，怀揣感人的理想主义信念——一如90年代的俄国：如果真有一个蛊惑者在她们当中摇唇鼓动，我敢肯定她们会连想都不想就会向某个邪恶的州长投掷炸弹。我还真的很喜欢这些年轻人：这些一本正经，宛若佛罗伦萨夜莺般的脸庞，那么可爱，那么深信不疑地在等待真理。这么多的道德能量和美德被如此盲目地浪费，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美国人即使在最困难的境地，道德上也依然令人感动，即便没有沃尔海姆之类的精神分析学家对他们进行分析——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也不会丝毫减少他们令人感动的分量。《初恋》这本书怎么样？你有没有看懂？我脑海中对文中的某些段落还有印象：“我的心扑扑直跳” 是纳博科夫 先生的建议，但这确实比不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我就把它全都交给你了，务必认真、细心审阅每个章节：表达越简单越好。我既不高兴也不难过。写信给我。

以赛亚

最亲爱的克莱丽莎：

有人给我（我自豪地说）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我当即回绝了。（当然，你会说，态度轻蔑。但这么做的确让我免于单调沉闷的工作，同时也让我无缘于一份诱人的丰厚薪酬。不过，我居然对此如此开心，与比弗布鲁克男爵的恳求 同样可笑。）我仍然被自己理应投桃报李的内疚感所困扰，因此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缄默；但不语和无聊的合力又会让我爆发，滔滔不绝，就是为了能够存活下来，能够呼吸，尽管当时和过后内心万般不愿、极度羞愧。学生们的真诚令人感动，他们对我教授的欧洲文化所有内容都心存感激，而且表现出令我羡慕和喜爱的道德活力，并将其浪漫化为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告诉你一件可怕的事 ：我那位胖伙伴普里查德，不知你是否见过，收到来自乔·艾尔索普和我的电报，当时他正与西里尔 和西比尔·科尔法克斯还有别的什么人共进晚餐（我想我也已经给瑞蒙德或者丽兹发过电报了），被指控在肯塔基州波旁县伪造竞选结果，在缴纳了5000美元保释金后被放出来了。说到鲍拉博士，我曾经被指责没有好好重视他——而我是如此爱他，但他有可能重蹈布思比 的覆辙——这一点我敢肯定永远不会忘记。我想目前他在我心目中还是清白的，不知道是否要给他写信。想想看，一整箱选票都是伪造的 ，此事直到投票前夜才得以暴露。我会在7月25日前后回英国，你到时会在伦敦吗？一切都好吗？我在这里一如既往，缺乏生命活力但也没有完全死去，每天干的工作无关紧要，因为它们既不关乎生命的重要部分，也没有记忆价值，只是填补日历上的空白罢了。尼古拉斯几乎身无分文，但他的美人鱼妻子 却在努力工作。

爱你的
以赛亚

告诉杰拉德 ，说斯特拉文斯基 认为应由一个受民众拥戴的政府将波士顿重新更名为库赛维茨基 ，而将哈佛更名为尼金尼·库赛维茨基 。

亲爱的莫里斯：

［……］普里奇已经被提交联邦大陪审团受审，在缴纳了5000美元保释金后获释。他被控在肯塔基波旁县最后一轮选举中伪造选票。有个年轻的好事者，在选举前夜动手提了一下选举箱，却发现箱子不是空的，重得提不动 ，塞满了投给维吉尔·查普曼 参议员的选票。其他的选举箱也发现存在相同情况。普里奇的合作伙伴也被起诉，他名叫凡克 ，一个毫无前途的名字。你可以想象不论这里还是华盛顿都惊慌失措。没有人知道事实真相。本·科恩相信普里奇是无辜的。我过去站在德雷福斯这边，而现在却支持普里奇。就因为希斯 和普里奇的问题，在这周的《纽约时报》上，刊出一篇关于普里奇的令人讨厌的文章，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管辖下的各种基金会开始立足不稳，摇摇欲坠。还有一些推测，猜想玛丽安是否会说一年的监狱经历对他有好处，能够消除他本性中的粗俗之处。乔也不是很开心，他发了一堆的电报给我，我只能将它们全部扔掉。此事不跟康诺利说会更好些，但我认为或许你会想知道这件事。普里奇表现出自己的人格尊严，要求尽早开庭审判，申辩他的无辜。怀赞斯基 法官不是太有把握。其他人也一样。恐怕我的朋友有点布思比的味道。至少这一次，菲利克斯也十分闷闷不乐。

你的
以赛亚

〈有件事非常有趣。一个数学专业的学生参加了克拉克洪 的课程考试，没有读过任何相关书籍，也没来听过任何课程，却轻易通过了，而且成绩为C+（其中一个考题甚至得了A-）。这事来龙去脉全在哈佛大学的校报《哈佛深红报》 上刊登了，该报擅长刊登社会关系新闻和从男性报纸上摘录滑稽有趣的文章：克莱德为此大怒，感到无地自容，而巴克 也很不开心。［……］〉

亲爱的特德：

之前没有回信给你，我深感抱歉，在此请罪。回国后，会有许多关于俄国研究中心的非凡故事告诉你。该中心把时间都投入在从生僻和可疑的材料中进行推理，得出无趣的结论，并拒绝做我敦促做的事情，原因如下：（1） 太危险（如远涉重洋与那些因战争或政治迫害流离失所的人 交谈，获得他们关于俄国的见解，从中形成一个整体图像，展示苏联官方说法中的虚假成分）；（2） 过于现实，如为19世纪革命家回忆录及文本等提供翻译资助。结果是，研究中心从1918年创办，到1946年仍少有建树，其存在的主要目的就为了预测局势。我小心咨询过麦凯 和克拉克洪。（忘记是他的还是范塞德 的名字，总是变来变去？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会进一步深究这个问题。）麦凯对你仍然十分友好，平易近人 ，而克拉克洪总是很有礼貌，从来不公开发表自己对他人的看法。据他们二人的说法，明年预算已经不能再申请了。（根据我收集的资料表明，一位英国的心理分析家正被派来对苏联进行心理分析。对于此事，还有许多其他事情，我真的感到很无语。）从现在起两年时间，他们不知道，也无法断定，到底还会不会有经费来源，根据哈佛的总体政策，很难说。［……］

你的

亲爱的诺埃尔：

要说的事情太多，不知从何开始。在某些方面，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美国教育体系，在搅乱严肃学科的严肃部分的同时，为你我都感兴趣的学科做好了令人满意的完美准备——芝加哥这种滥用“通识教育”或“核心科目”中专家之名的做法，让你我开心的同时又感到惭愧，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不过是将我们正常的每周阅读，作为维持我们余生生计的材料。我们会比同事赚多得多的钱，而且出人头地。我希望能发明一个系统，目标就是得出结果，证明这一切完全错误。你一定要来这里。报酬极为可观，这里的研究生比我们的要优秀得多，而本科生则不如。我不能再多说了。

下个周末，我会与埃德蒙·威尔逊先生私下见面，我和他的关系（不要告诉莫里斯）正在变得非常亲密。还得写些东西给《党派评论》 ——我想念在英国的思想家，光有一个A. J. P.泰勒 还不够。

你的

那年初，《大西洋月刊》 的编辑爱德华·威克斯 曾邀请伯林撰写对丘吉尔的战争回忆录第二卷的评论。

亲爱的威克斯先生：

您内心对我的看法或许不好说出口，更不好诉诸文字，但请您务必放心，我并没有偷懒。你交给我的任务 ，我已完成了二稿，但还是连自己都觉得像个大杂烩，各种思考、引用、归纳，靠不多的一些事实维系，混杂一起。即便如此，我想我已无法再做什么改进，下星期等布朗夫人打好字后即给您寄去。

不过，此刻我又有了另一层考虑，原谅我冒昧地向您提出。说实话，我有些诚惶诚恐，担心自己万一说了什么不妥的话，会引起这位伟人难过。除了因为他自身受人尊敬爱戴，对我个人也格外仁慈，多方关照。我若写了他什么可能让他介意或反感，我会很难过的。因此，我想提出如下建议：我先把打字稿寄给他的一个朋友 ，此人也是我多年的好友，让他把文章转交给他，征求他是否有何不妥，等他回复后再予发表。同时，我会把我的原稿寄给您，坚信您在等到我从外交部中间人那里得到答复之前不会将其付印。待收到回复后，我们再看能做些什么。我敢肯定，不论丘吉尔先生究竟内心感觉如何，气傲的他是不会愿意去做太大改动的，至少不会表现出来。因此，我想这一先期审查不会对结果有何影响，但能令我心安。我知道这个程序是多么不合常规，若要推广开来又是多么遭人诟病。说实话，我甚至可能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但是，如果某个人不是专业作家（甚至专业作家也可能如此），在写他熟悉、爱戴和敬仰的人时，还是情况特殊，需要特别对待。我很清楚，对我而言，这类出于个人因素的考虑以及保护私生活的要求，其重要性远远胜过公众兴趣，除非后者确实十分强烈。我相信您能理解我就此事的感受，并且原谅我在拖延了这许多星期后，又突然生出这一事端。因为我相信您和我一样，不会愿意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伤害到这位老人家（不知怎么，我感觉他不会活得太久）。看看他究竟会对哪一点提出反对意见，这一定很有趣，当然，一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转告您。我准备给中间人写信，告诉他我的做法，但不跟他说您已经看到了原稿，这样如果有改的话，您可以得知到底改动了多少，因为丘吉尔先生可能不希望别人知道。另一方面，我感觉理应如此，您应该了解此事的所有进展情况和相关细节。总之，归根结底，我做不出任何有损丘吉尔先生的事，不知是什么神奇的巨大力量，令我对他怀有无比虔诚之心。相信您会肯定和赏识我的这份情感，敬请原谅。我已经跟代理人说了，最晚6月15日前要让我知道丘吉尔先生的反应，这样一来，恐怕出版日期就得推迟到8月份。对此再次表示歉意，同时也对我所有其他疏忽和过错致歉。

您永远的

附言：对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必须请求您为这封信保密。

伯林按时给比尔·迪金寄去了评论的打字稿，让其转交丘吉尔审查，因为他不希望出版任何可能“让老人家心烦、气恼甚至发怒的东西，我对他怀有的敬重无边无际，这一点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6月27日，迪金回信：“我刚刚从大老板那拿回稿子，他当着我的面读完后只说了一句‘真是太好了，难以置信！’”

亲爱的乔治：

［……］俄国研究中心继续沿着其古怪的道路前进。但总体而言，我发现哈佛大学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越来越让人印象深刻，越来越令人兴趣盎然。尽管艾略特先生说得没错，人应该待在他所属的地方，住在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成为一个无根的人，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应该管好自己的护照，以免卑躬屈膝于华尔街，就像阿瑟·施莱辛格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那帮人一样，因此我将回到牛津大学——尽管哈佛大学的确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我将在下周初采访该大学的教务长，尽管我回去的理由可以信手拈来，但我应该意识到自己内心里有一种愿望，即至少保持一扇窗 向哈佛大学打开，这种愿望是我羞于公开提出的。改日我愿与你讲述我对这所大学错综复杂的迷恋之心。实际上，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希望7月初能见到你。无疑，你非常忙，请不要费心回信，除非你有时间——我来时会打电话，很方便的。

你永远的
以赛亚·B.

附言：你读过契诃夫写的名为《没意思的故事》 的小说吗？它无疑是一部天才之作，以一种十分离奇的方式刻画了我这里的一些同事。

亲爱的威尔逊夫人：

我从未怀着更大的喜悦或感激之情写过一封“柯林斯” 式的信件（你熟悉这个表达吗？）。你可能注意到，我心情有点过度愉快了。当太多欢乐涌上心头，我偶尔便会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认为上帝不会希望人过得如此开心。与所有的俄国人一样，我对交谈之喜爱胜过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所有不言而喻的规则，所有强大而无所不在的英国影响力，它来自一种高高在上、抑制他人影响力的系统模式，所有这些都没有毁掉这一点。我把我与您丈夫的交谈视作一大奢侈，他是最不屈服的知识分子，我所见过的最不屈的高标准坚守者。有人问我他是否喜爱写作，他写作是为了娱乐，还是为了诸如名声、爱情或者金钱？我不得不解释道，这个问题与问托斯卡尼尼 是否“为了娱乐”而指挥一样是不当的误解。他指挥是因为他想指挥，如一个自在之物 ，而把“娱乐”的概念视为一种刻意的、经过冷静算计的动机是对心境和“生活方式”的荒谬曲解——俄语“Byt” 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译文。但我不能这样没完没了扯下去了。整个周末我都在颇为兴奋 的状态中度过，显然是我患上流行性感冒 的原因与影响，它在我回来后立即袭来——在我感到浑身虚弱的时候尤其肆虐。这种对不相关的无聊琐事的冲动 ，被托尔斯泰和所有俄国小说家恰如其分地谴责为既不舒适也不快乐而只有空虚。但我真的得停笔了。［……］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最亲爱的谢拉：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年满四十，深感忧郁。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但这是一个可怕的坎——一切将不再欢愉，舒适会更多，快乐会更少；总的来说，我不太能把自己视为代表权威、裁决的一方。我常听见自己唠唠叨叨，对此唯一的辩解是，一个人脑中塞满了未经筛选的思想，满得没有时间去思考，太热血而不计后果，诸如此类。你会说，一个被视为老光棍的人居然还能如此多愁善感，真是荒唐。（这一切是多么感情用事！或许，过一个小时左右后，我就没事了。或许，一个人的同龄人能够以一种永恒感，以一种在时间介质中移动但其自身没有日期的生活来帮助他，不过我得让这种思绪停止——都是因为见到斯蒂芬·斯彭德 的缘故。他现居美国，还和过去我们三十几岁时一样年轻，仍然带着那个美好浪漫的年龄所特有的无比可爱的一本正经——那个年龄是这样的，不是吗？）你和别人或许会说，我一直看起来都像四十岁左右——不过我不要再对自己的忧郁喋喋不休了。我7月15日离开，20日到达瑟堡，然后去法国普罗旺斯的埃克斯，与那里的一个富豪 待上一段时间，接着去拜访卢塞恩的一个人 ，大约于8月5日或6日返回，之后就不怎么走动。我想立刻见到你，真希望此时此地就能见到。我依然相信，并将坚信不疑（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次交谈），你并未愚蠢地随心所欲，而是追随了一种幻象。你是如此忠实地以理想为伴侣，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你所做的许多事情（以及更多未能做的事情）无可厚非。即便到现在，你也不愿面对现实，如同共产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哲学教师等人一样。尽管如此——你的人生太令人费解，除非认识到你对大事（非同寻常的大事）是多么固执和冥顽不化——在有关事实和朋友的小事上你会做出某些让步，以迎合的态度改弦更张。可是，一旦面对如生活目标等大事，你就会义无反顾地奋力向前，奔向海市蜃楼。尽管如此，假如我们准备见面——必须的——不要在萨尔茨堡，不要在今年，而是可以先是经常性地在伦敦和牛津等地见面，然后，9月底可以去（是否合适？）某个地方待上五天。甚至去意大利。你觉得如何？8月5日左右我会在伦敦的霍里克罗夫特大道。最亲爱的谢拉，你好吗？

深爱你的
沙耶

最亲爱的丽兹：

此刻是凌晨两点，我突然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想写信给你。你过得怎样？都好吗？过得愉快吗？瑞蒙德也好吗？过得愉快吗？因为我过得很好，为此而心怀羞愧。头几天很痛苦。我被安置在一间阁楼（是这样拼写的吗？） 里，谁也不认识，满是前途无望的挫败感，人人都“新英格兰”范儿十足，一本正经。我不停地奔向纽约和华盛顿，那些地方我至少认识一些面孔，诸如此类。可是突然之间，冰层破了，怡人的暖流汩汩而出。先是俄国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开始变得和蔼可亲。然后是老波士顿的女主人们以及她们对坎布里奇的依赖心理。对于前者，我态度高傲，虽然他们令人敬畏，但在我看来是毫无吸引力的一帮人。而对后者，我却喜爱有加，她们保持着一种尊贵优越的女学究品质。亨利·詹姆斯的侄子 尤为可爱，每当说话时找不到恰当贴切的词，面部表情就会扭曲，急得像一只盘旋在悬崖上的大鸟，敏感、不安，猛然之间就向一条几乎察觉不到的小鱼猛冲过去。外表体面的波士顿夫人们的内心异常粗俗：伶牙俐齿，令人生畏，同时消息灵通，富可敌国，但缺少教养（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占有欲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性格，无休止地索取，俗不可耐、贪图享受。而另一方面，她们又充满了不竭的生命力，遇事喜欢刨根究底，野蛮却又独立。真是毫无优雅可言。全都如此，只有温斯罗普·钱勒夫人 除外，她九十岁高龄，仍心宽体健，曾经在罗马生活，比现在英格兰的任何人都强。她的女儿皮克曼夫人 ，典型的天主教徒，宽宏大量，天性快乐，温文尔雅，自然淳朴——的确，周围的乡村中仍潜居着一些闪烁着巨大人性光辉的淳朴民众，他们保持着古老的爱德华时代之风，不为外界影响所侵扰。但是，仅此一次，我并没有混迹于他们中间，而是紧跟着我的同事，努力工作。没过多久，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拒绝了，但在那之后感觉自己并非彻底失败。我感觉他们需要世俗气，而我似乎具备了这一点。听起来令人生厌吧？我想方设法让他们邀请弗莱迪（千万别告诉他，他会很在意的，即便跟你说，我也不免感到自负矫情，的确如此——其他人也别说），但行不通。他们误以为自己高他一等，真是公理何在。在详尽解释了不想要他的理由之后，他们对我的忠诚之心大加赞扬，令我顿时飘飘然起来，自鸣得意和自以为是的满足感无限膨胀。他们说弗莱迪跟我不同，曾向他们一口咬定，说我已经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完全失去了兴趣，并已经在走下坡路。这时我表现出了崇高的道德品格，说他是因为太专注于抽象思考，不太了解别人的研究进展情况，这是身为天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话全都出于我的宽宏大量，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我令人作呕的伪善。不过千万别告诉他。让他尽情地暴跳如雷吧，这是他活该：一切根源恐怕全在侯爵夫人 。她过得好吗？我给她写过明信片，要她关注《初恋》中的某个部分——如果你见到她，一定要提醒她。这本译著献给帕特里西娅·西比尔·德·本德恩夫人，这么做没错吧？ 我希望她来埃克斯和我待上五六天。［……］希斯案你可能没听说过，引人入胜，同时又令人恐惧，带有一种公共知识分子德雷福斯式的性质。假如我们是美国人，一定会天天将此事挂在嘴上，不顾其他——这些人物（问题是国务院官员会用什么或不用什么称呼阿尔杰·希斯，但瑞蒙德对此了如指掌，你也一样）在过去十年里的格林威治村系列小说 中都已描写过——我是说真的——只是名字稍加伪装罢了，这些小说构成非官方证据的一部分。美国人所害怕和迷恋的一切都尽在其中：心理分析、共产主义，以及曾被我的一位叔叔称作“性变态”的内容，还有新政，等等。有人——比如戴安娜——可以就此写出一部杰作，因为它如此具有戏剧性，像艺术一样，人物和表演都充满梦幻。达夫也会很喜欢的，因为它包含爱、荣誉、背叛及其他。现在已是凌晨两点半，我必须停笔了。下周我准备离开，打算去纽约探望一下那位自诩学问高人一等的波西米亚人：拜访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我（几乎只有我）和他的新太太相处友好。在那儿我遇到一个叫玛丽·麦卡锡 的异常伶牙俐齿的女孩，典型的爱尔兰人，是康诺利的朋友，满嘴恶毒的流言蜚语，无一人能够幸免。尤其是针对艾耶尔教授——所有英国教师都喜欢到处散播别人的坏话——称他人是倒霉的失败者，傲慢自大，对美国人充满敌意，令自己人失望，诸如此类。但是，我可以证明希特维尔 的巨大成功 ： 我去参加了“波士顿之夜” 聚会，整个过程都很壮观。最令我难忘的是，奥斯伯特清秀的脸庞带着冰封而和蔼的微笑向过分热情的女主人告别的时刻——我敢说他们因表演《徒有其表》 而获得了1200美元——突然一个看起来特别甜美可爱的女士发话说：“再见，希特维尔爵士。您如此垂爱大众，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会儿简直是在喋喋不休且语无伦次，必须停笔了。对于卡恩夫人 的去世，我感到遗憾，非常遗憾。我特别喜欢她，可怜的宁 一定吓坏了。她目前在伦敦吗？我写过信给她，但我还想跟她说我是多么发自内心地感到难过。我格外喜欢卡恩夫人的独立直率、不轻易上当受骗的直觉以及想象力。

哦，亲爱的，哦，亲爱的，我必须上床睡觉了。但我还是要问一句——绝对真诚并无比当真 ——你和瑞蒙德何以不在7月23日左右来埃克斯呢？或者稍晚一点也行？那将多么令人开心愉快。我想侯爵夫人的继承人 快要降生了（希望如此），一定要提醒她关于屠格涅夫的书。你见过迪克先生吗？你可曾见过我的胖伙伴普里查德，花了5000美元现在也被保释出来了。他被指控选举舞弊，可我绝对相信他清白无辜——我喜爱他，所以我这么想。西里尔也这么想吗？你呢？还有瑞蒙德呢？我尚未见到他，目前他处于艰难时刻，但是他大抵是我认识的最快乐、最友善、最精明、最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然而他有一点——一点点——布思比的性格特点。但是，尽管经于世故，他与乔·艾尔索普一样，为伦敦上流社会所震惊，又同亨利·詹姆斯一样——对他们在他耳边所说的关于彼此的一些可怕的蜚短流长、众所周知的风流韵事，以及各种聚会上对他人冷酷无情的嘲弄感到震惊——我不知道他对埃默拉尔德是怎么看的——奇怪，在此我并不感到自在，尤其身处哈佛大学，这里所有的杰出人士都喜欢在背后疯狂诋毁他人，每天都得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就像去看牙医一样每天要出去折腾一个小时。在我看来似乎严重得多，如同柏林与维也纳相抗衡一样。向瑞蒙德和你的孩子们问好。8月你们会在哪里？请务必来信。

以赛亚
［……］

在哈佛大学的最后几星期里，伯林一直忙着给学生考试。溃疡虽然好了，却又开始受坐骨神经痛之苦，他写道：“高温天气已经到来，整骨疗师在忙活着，我感到好多了，但是在对数量奇多的学生测试结束后，却感到异常疲惫。这些我自己教的学生居然把我说过的话以奇奇怪怪的方式奉还给我，真是令人羞辱的经历。这一状况对抚慰个人自尊心来说，无疑极好，却严重动摇了一个人对人类理性的基本信任。”

谢谢你的来信。它是那么精彩绝伦、给人莫大安慰。详尽细致的笔触，让人顿感愉悦。它既使人内心平和，又令人肃然起敬，在让人内心安宁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是一封脚踏实地、特别靠谱的来信。长话短说，最近我一直在阅读现代美国哲学，与柯南特校长有过一次意想不到的令人满意的交谈。尽管说话有点紧张，他在揭露和声讨伪宗教虚伪的道德高标及荣耀光环方面，却是个了不起的斗士。［……］

伯林　　［……］

伯林在美国的最后活动之一，是于6月28日在曼荷莲女子学院联合国问题研究所第二届年会上发表演讲，题为“民主、共产主义与个人”。一起发言的还有埃莉诺·罗斯福 、亚历山大·卡多冈爵士和阿巴·埃班 。同意发表演讲时，伯林强调了注意保护苏联信息提供者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很可能因此受到迫害：“我必须再次恳求您千万不要让我发言的任何内容以我的名字刊登出来，因为对苏联的许多人来说将引发严重后果，一旦我认为我说的话存在可能在哪里被刊登出来的风险，我肯定会拒绝发言。” 听完他这番话，曼荷莲女子学院负责与他联系的伊丽莎白·格林 “随后解释道，宣传事关学院利益，并且让我觉得拒绝与新闻界打交道是粗鲁无礼的错误行为。经过我个人方面再三犹豫和格林小姐的反复劝说之后，我答应见《纽约时报》的记者” 。在以赛亚·伯林的住所里，他与一位记者进行了简短交谈，其结果刊登于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标题为“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曼荷莲女子学院联合国问题研究所称俄国革命是一个重大事件” ：

今天，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称，俄国革命“可谓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研究员以赛亚·伯林博士认为，俄国革命对当今思维的影响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他在曼荷莲女子学院联合国问题研究所第二届年会上发表了讲话。以赛亚·伯林博士说，俄国革命对考察共产党人“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弄清他们在俄国革命时的信仰以及“如今依然信仰的东西”，“不仅对俄国人民，而且对反对他们的人也一样”，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伯林曾经担任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秘，上一次离开俄国是在1945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对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概莫能外”。

对马克思理论的“夸大和歪曲之词”，伯林博士说，“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而禁止对其开展研究则无异于“贴上禁果的标签”。

贵报在6月29日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副标题为“曼荷莲女子学院联合国问题研究所称俄国革命是一个重大事件”的报道。贵报记者约翰·H.芬顿对我观点的阐述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个清晰的印象，即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的听众牢记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不要禁止此类研究的重要性。我想指出，首先，关于这个话题，我的任何言论均未在任何联合国问题研究所我所作的演说中出现过，因为按照我的要求，这是不予公开发表的内容，为的是不连累信息提供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铁幕之后。

贵报记者所写的报道基于一次私下面谈，是我根据他的请求，对他问题的回答。他问我，总体而言，是否支持马克思主义研究。我回答，十月革命显然是一次重大事件，尽管在某些方面是一场灾难；它是由迷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发动的；如同19世纪曾对追随者和反对者都产生巨大影响、如今快要淘汰的其他学说一样，它值得人们认真研究；马克思作为经济史之父和社会历史研究新视角创始人的重要意义，远超过他作为革命理论家的；我认为，只要那些负责任的人保持一种富于批判性的态度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的诸多错误和曲解，没有理由禁止人们研究他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我记得我坚持认为，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始终保持客观，善于分析，绝不说教；假如要反驳马克思主义，那也首先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此我认为既有可行性也值得去做。

贵报记者的报道及其所附的标题，显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我在联合国问题研究所的演讲，主要内容为提倡搞马克思主义研究。任何听过这次演讲的人都能够证明，我实际的演讲强调了任何形式的民主信仰都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存在不相容性；而我对贵报记者所提问题的回答，主要意在强调有必要以一种尖锐批判的方式，对待即使在今天仍趋于被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包括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以及被他们扫地出门的背叛者们囫囵吞下的学说。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得到正确表达，因此，恳请您公开发表此信，我当不胜感激。

以赛亚·伯林
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研究员兼导师

我亲爱的约瑟夫：

总之，要跟你说的话有很多，关于我们的胖伙伴，还有那个快乐无比的周末，我得立刻写信给你母亲 ，以及在曼荷莲女子学院发生的令人厌烦的事件：不过，其中也不乏有趣之处。此事的确令人恼火。因为拗不过纠缠不休的女宣传主管，我与《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见了面，对他说，马克思是一个重要但快要淘汰的19世纪预言家，其作为政治领袖的重要性远不及他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随后便出现了一篇文章，把人生生变成软弱无能、撇着内八字、跟不上趟的落伍者（如西里尔·康诺利所言），拙劣地在虚假客观的外表下，试图隐藏他的真实意图！而且，这个人还被说成“上一次”在苏联的污水坑出现是在1945年——我想，不如说此人差不多自1918年以来就一直住在那里吧！我感觉余生将活在对诸如哈佛大学教务长等人不断否认 我是某种模糊暧昧的阴险之人的处境中。我已经给斯格蒂·雷斯顿 写了一封短信，让他狠狠敲打某人的头：我还要告诉乔治或奇普。尽管此事没有必要无限放大，但此刻我的确感到怒不可遏。［……］

亲爱的艾尔索普夫人：

［……］差不多一离开您，我的厄运便接踵而至。与施莱辛格夫妇一同驱车前往曼荷莲女子学院的旅途愉快怡人，一路平安无事，只是在哪条路最便捷等问题上他们发生了一些小口角。然后是罗斯福夫人晚上的演讲——她不愧是最伟大的道德财富之一，就连这个在道德标准上远非怪异的国度也引以为傲。倒不是她提出了什么新鲜观点或发表了什么重要言论，而是她的高贵、正直和美德，足以消除敌意并融化身边的一切。我觉得她真的做到了，几乎仅靠她只身一人，单枪匹马，便使这里的人敢于用批判的态度看待苏联问题，而不惧怕被谴责为法西斯野兽——一种反苏联但“进步的”态度，这种机会是她和维辛斯基 就公民自由问题所引发的争论而给予成千上万名女教师和情操高尚但头脑糊涂的人的。要不是因为她，这些人很可能会成为担心“新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亨利·华莱士之流。这一点在我看来的确至关重要且十分令人欣慰。

在曼荷莲女子学院，有人问我是否可以让媒体记下我说的话。我说不行，因为当时我对苏联持批评态度，假如我的名字见诸报刊，曾与我畅所欲言的莫斯科的无辜朋友们将很可能面临被枪毙的下场。记者们是否准备好了为此遭受良心的谴责？似乎没有。但是，宣传对曼荷莲女子学院很重要，于是又问我是否可以在我的居室里私下秘密会见《纽约时报》的记者？这种建议不多见，但我同意了，于是便有了一场非同寻常的采访。其间我说马克思的思想，与其他影响力巨大但快要被淘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说一样，值得人们认真研究；逼着它转入地下只会让它像禁果一样更加诱人；相关学者应该持尖锐批判的态度而不是鼓吹和说教；这种人除了作为吹鼓手外，在受人尊敬的学术机构中从来就没有立足之地，诸如此类。这些话第二天以不可思议的形式出版了，我俨然成为美国大学中日益广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支持者，坚决捍卫俄国革命和其他恐怖事件的急先锋。我愤愤不平地写了一封信给《纽约时报》——不知他们是否会公开刊登——以洗清我身上这些可怕的污点。从此我将改变对《纽约时报》的看法，如同在房间某个地方，地毯突然滑动将人绊倒似的感觉。我在辛辛那提 看到了这则可怕的通告，在那里我尽力安慰一个即将被审判的朋友，当时我对自己遭人“诬陷”正感到满腔怒火，担心我对他身陷困境不能表现出足够的同情心。最后，我丢了那顶漂亮的褐色伦敦旧毡帽，四处寻找也没找到，此事不知怎的似乎成为这一连串厄运的最后一击——接着是飞机飞不了，因发动机损坏迫降在西弗吉尼亚州，原有安排泡了汤。我不断地发电报，产生了复杂而出乎意料的后果，最后终于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到达波士顿，悲催至极，但从某种神秘离奇的角度来看，并不完全让人有受挫之感。

但我不该继续让您承受我生活中所有这些污浊之事了。再次为我现在看似遥远、曾经享有的福佑感谢您——我想自己很快就会恢复过来，但此刻，刚刚被人拔了一颗牙齿（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几乎不在乎），加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不是非常愉快。但我从来不会忧郁很久，唉，都是因为我的性格不够深沉。再说一次，非常高兴见到您和您的先生［……］。

您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玛丽埃塔：

唉，所有的美好都结束了。我真的非常喜爱哈佛大学，这里除了文人雅士，还有一股道德活力，不断为我加油注力——我舍不得离开待过的地方，尽管开始去时有点拖拖拉拉，并且有那么点不情不愿。很奇怪，我觉得那是要经历的痛苦。我从来都没觉得它好，从来不想永远待在这里；但是有人提供资助毕竟是件愉快之事，对地方当局我也颇有好感。不仅如此，在向怀特海 夫人辞行后——半夜十二点三十分，圆月当空，异常美丽，我还在楼前院子里的榆树下与柯南特校长愉快地见了一面，并且就物理学的原理问题和他交谈了一个半小时。本想拉他到自助餐厅喝杯奶昔的，未能如愿。这里的青年学子并不像在英国那样受宠。他们不太精明，充满了成长中的困惑烦恼，但有着更强的接受能力，旺盛的求知欲望，心胸更加开放，对探索各类新鲜的观点、思想和知识有更浓厚的兴趣。想到一周得上十六个小时的课程，的确让人有点扫兴。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这里各种按部就班的规矩、惯例和约束，至少我嘴巴上会这么说。虽然尚未见到科恩博士 （很遗憾对吧？），理性的生活却无疑令我备感舒适。非常喜欢你的来信：它让我突然渴望回去，去看看那些小剧目中角色们正在轮番上演的生活百态——我突然想到，为何不让奥利弗·弗兰克斯先生（我非常喜欢他）也去见见他们？他不是希望见到达夫和戴安娜吗？如果你们正在迪奇利庄园 尽情玩乐，进行最后狂欢的话，叫上戴维·塞西尔，他们关系很好。他喜欢带着奥利弗·弗兰克斯先生，年轻的托利派人士，所有年轻人都和他十分投缘。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应该让他多出来走走。我也给帕米拉·贝瑞 写了信，让她这么做——不过她可能做不到，因为两人不认识。或许戴维可以带他出来走走。我开始认为，戴维是个了不起的人。

天啊！我的房间真是脏乱不堪——雪茄烟灰、行李、散落四处的手稿。这明显反映出我生活状态的混乱无序，不允许任何一位心理分析师来厘清。我发现，自己总是给去过的每个地方都添加上浪漫色彩：莫斯科、迪奇利、哈佛、华盛顿。每一处都是一个传奇世界，以各自传统为背景；里面的人物笼罩着虚幻的光辉，在其间灵活应变，令人叹为观止。我是不是像霍金森 卡通漫画中呆笨的乡下女子？有时候我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那样的。［……］唉，夏季将尽 ，我肯定自己无法去迪奇利了。你和罗尼什么时候走？在我见到你们之前不会就离开吧？我希望你们能等到8月，这样我就可以为你们送别。8月7日之后，你可以在新学院联系到我。如果那时你们已经到达巴黎，我会在回国的途中去看望你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想法过于愚蠢和轻率——因为我想像西比尔一样，左右逢源，三头六臂，鱼和熊掌兼得，什么也不落下；像罗斯福先生一样，在生活的激流中恣意弄潮。罗斯福女士很了不起，她是当今美国最伟大的道德典范，我在曼荷莲学院听过她的演讲：风趣生动地讲述她如何将佛朗哥排除在联合国组织之外。我相信，单凭她的个人影响力，就足以让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成为反苏战士。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为《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关于丘吉尔的文章，热情洋溢。现在觉得有点过头了。不过这无关紧要。我该停笔了，信纸用完了。致你和罗尼最真挚的问候。

以赛亚

务必回信——请寄到“伊丽莎白女王”号或普罗旺斯埃克斯的艾尔瓦雷内酒店。

亲爱的艾丽丝：

首先我要说，收到你的来信 真是太开心了。本想早点给你回信，无奈心境和周遭环境都不许可。我的生活总体而言忙乱而无序，这点想必你也清楚。然而，此次离开比来时更令人焦头烂额。天哪！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诸多事情尚未完成：答应别人的书评尚未完稿；即将在新英格兰进行的演讲还未着手准备；还有所有其他本不应该应承，却最终应承下来的种种事情。这点一方面要归因于我几乎病态的弱点，无法张口说“不”；另一方面还因为内心有这么一种信念：要么强迫自己尽可能做得更多，要么干脆什么都不做，只需坐在扶手椅上与朋友们谈天说地，快乐度日。你的来信着实让我兴奋不已。我曾一度怀疑，你和比利会觉得我不可忍受。然而友谊的证明令人愉悦无比。我满怀感激，并且保证，只要有空，会常从牛津给你写信——我多么希望你能尽快前来英国，这样我就可以在正常而安宁的境况下从容与你会面，而非如我前几周在美国度过的日子，忙得昏天黑地，日夜颠倒。前些日子，我去曼荷莲女子学院做了个演讲，并接受了一次采访。不料采访中我的话被《纽约时报》歪曲引用，在我看来，是将我变成了一个三心二意的同路人，胆小怕事，立场不定，不敢公开宣布自己拥护马克思主义。于是我写了封信，声明我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随后，在信件发表后，我却为自己公开宣称与稳健的大多数团结一心而感到羞愧难当。的确，我是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在持不同政见者被不分青红皂白活活烧死的时候，急着去宣称自己效忠于行刑者，未必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事情，何况其审讯过程令人无法苟同。那封信是哈佛大学教务长 建议我写的（我曾经对他说起我对《纽约时报》感到多么气愤），内容听上去像在辩解。我把这些向哈里·莱文也说了，他用毫不留情的方式指出，为了避免被人们视为怯懦，或许我得承受更多的怯懦行为。我认为他说得很对。但我并不感激，因为他屡次触到我的痛处。艾琳娜 感到很不安，表现得格外亲切友善。但是我为自己的摇摆不定懊恼了几天。实际上这一切全都微不足道，根本没人关注《纽约时报》的报道和我写的信。我感觉像个十足的傻子。我不能再这样跟你絮叨下去了，我要另外告诉你两个插曲，以纪念我的离开。一个温馨怡人，另一个则可气又可笑。第一个插曲发生在我最后一次向挚爱的怀特海夫人告别之后。怀特海夫人与我交往甚深，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我从她家出来时还早（对她而言），晚上十一点半。凝望着那些曾让我感到无比快乐的（如你注意到的）建筑，穿过庭院，信步回家，内心充满了感伤。就在这时，我遇见了柯南特校长。他从我的对面走路回家。见到我，他停了下来，对我即将离开客套了几句。两人愉快地聊了几分钟后，他就罗素最后一本哲学著作 中的一些观点问了些问题。他喜欢这本书，而我并不喜欢。我谈了些关于物理学的论点，他进行了反驳。接着两人又将话题转到逻辑学，再到伦理学，谈到为什么人不应该谋害他不喜欢的人。就这样，一小时十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意犹未尽地各自回家，他是睡觉，而我则要通宵打包。柯南特校长让我深受触动：他对抽象问题保持着无穷的好奇心，没有架子，完全不受行政工作或者是公众人物形象的侵蚀。我不曾想到这次交谈会如此别开生面，而机缘巧合，居然会有这样一个交谈，其本身就奇妙无比。他单调、乏味，不是很有想象力，操一口难听的美国农民腔调。但为人热心，非常可爱和实在，做事专注，令人感动。有点孩子气，给人感觉很亲切。我很喜欢他，与他交谈感觉十分轻松自在。对大学校长来说最大的危险——品格高尚的伪善 、崇高的腐败、八面玲珑的圆滑、惺惺作态的虚情假意 ，所有这些都不曾触动到他。莫里斯显然不是太喜欢他；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认为他不如他的宿敌洛厄尔先生 ；哈里·莱文在我告诉他那晚的谈话之后说，对柯南特校长心生怜悯之心。但是我一点都不赞成他们的态度。柯南特校长看起来是个很真诚、率直的人，我十分钦佩他。他说他理解不了怀特海 的哲学思想，认为威廉·詹姆斯 和休谟 的更好、更伟大。我同意他的观点。怀揣着对午夜怀德纳图书馆的美好记忆，我离开了那里，深受触动，兴高采烈，满怀大学生离开校园时的真挚情感。之后，我去华盛顿向大家告别，却意外得知我的朋友普里查德因选举舞弊被判处两年监禁 ，我深感悲伤。个人认为这是极度的审判不公。离开华盛顿后，我去了纽约，柯密特·罗斯福夫人 盛情邀请我住下来。我本来也想这么做，却不料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抵达纽约两小时后我的钱包被偷了，天知道是在哪儿，护照、离境许可证、库纳德航运公司的船票，还有大约12英镑以及许多证件都丢掉了。此次经历实在是飞来横祸，就在那一瞬间我深刻体会到什么是苏联人所说的身无护照的流浪者、没有根的世界主义者。三十六个小时后就要开船，我精神恍惚，什么罗斯福夫人或是其他人统统抛到脑后，径直向英国领事馆飞奔而去。一个处于困境中的英国人，这类人最不受待见。幸好一个叫弗朗西斯·伊文斯 的总领事是我的老熟人，因此所有事情得以妥善解决。领事馆官员与华盛顿方面通了电话，在酷热的天气里来回奔波。我总归是可以离开了。我必须向罗斯福夫人解释，我也的确给她发了电报为我的“临阵脱逃”表示惋惜。这件事的经过真像是一场噩梦。丢失的东西尚未找到，某些国际罪犯肯定会利用我的护照。我可能很快就会被误认为是罪犯而遭逮捕。如果你看到报道称我已经被捕，并且被关进了布里克斯顿监狱，你会明白其中的真相，即便无能为力救我出来也不要紧。此刻四周安宁且平静，回首这一切感觉极佳。船上几乎没有熟人，与我同桌的是个天主教牧师，人很好，德国人，很自由，很左翼，来自辛辛那提市。会再给你写信，同时也再次感谢你们在我深陷窘境，举目无亲时给予的帮助。将最美好的祝愿送给你和比利。

你的
以赛亚·伯林

亲爱的玛丽埃塔：

此刻我正沉浸于忧思之中，我现在乘坐的客轮在外观上像极了“玛丽女王”号，但是不得不感叹物是人非，周围的人是完全不同了。或许休息、睡觉、安宁、紧绷的神经、每况愈下的身体和上了年纪等这些还算可以，但不管怎样，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令人伤心难过。我认识的这些人，你将会了解，不是一般的招人嫌，而是格外令人生厌。我对他们唯恐避之不及。第一件事是关于希斯的案子。发生在华盛顿（原文如此）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有很多杰出人物），在我向大家做最后告别之后。他可能确实有罪（天哪，他的朋友甚至对那些有此猜测的人都充满憎恨），但我感觉他是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判刑。还有我可怜的朋友普里查德，他的遭遇就像一场噩梦。他或许确实给肯塔基州波旁郡塞过选票。但就算他真的这么做了，也不过像那些顽皮的男生一样，为了展示他们不是故作正经、新政中自命不凡的文化人。法官说他们的这种行为破坏了民主基础，此话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谓完全正确。可怜的普里查德因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而惨遭打击，可真正的罪犯 却安然逃脱。我着实为此事感到惋惜和愤愤不平，担心他会自杀，尽管我去看望时（定罪之前）他发誓不会。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也是最乐天、最热情、最富想象力、勇敢无畏并且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道德上也无懈可击。虽然他像小男生一样，傻乎乎地干过蠢事（我想，不过是在那个结果早已确定的郡投了两三张伪造选票 ）。说完这件令人伤心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一件滑稽事来放松一下。在客轮起航前的二十四小时，我在麦迪逊大道的公交车上丢了钱包（千万要像远离黑死病一样远离公交车！一时心血来潮的经济意识让我误上了公交车），或者是被人偷了。钱包里有我的护照、库纳德航运公司船票、离境许可证、12英镑以及各类证件。这次的损失实在惨重，是艾登先生拒绝带我去波茨坦以来发生的最糟糕的事件。悲伤、震惊、绝望，五味杂陈。我飞奔到英国领事馆。大约有十分钟时间他们像对待处于困境中的英籍人士一样对我，给了一堆我怀疑只能到英格兰的文件，根本到不了我计划中的普罗旺斯埃克斯。就在那时，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了，是亲爱的老里德——亚当 （别管名字对不对），他是商务领事，1943年那段美好的日子里在英国使馆任职，被我一些身居要职的朋友看不起。但此刻他是我的朋友、伙伴，更是一个保护者。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取代一张张文件的是一本有效期为一年的护照。情况基本好转。这时总领事弗朗西斯·伊文斯风度翩翩地走进来。他以为我是来看望他的，并跟我回忆起那段旧时光，在外交部与形形色色的乔克、杰克、德里克、约翰·拉塞尔等同事在一起的日子。 领事馆的职员们个个面带敬畏之情，洗耳恭听。待我把面临的困境一说，我的护照有效期被延长至五年，所有的繁文缛节一概省去。我体会到斯坦利 先生说的至理名言：人脉决定一切，千真万确。接着，整个领事馆的人都通过电话被叫过来，就像《荣归主颂》中所言，我得到了无上的荣耀。我像丘吉尔先生一样被介绍给所有人，随后带着亲切和蔼但又不无距离感的微笑离开了那里，与那些因为与哈利法克斯爵士和奥利弗·弗兰克斯先生是老相识而显得尊贵的人没有两样，他们有时不得已也利用过领事馆偏离常规的便利。接下来便真的一帆风顺了。但是没有你和罗尼，没有朱迪和艾琳，也没有和蔼可亲的罗斯柴尔德、卡茨 、帕金斯 ——更没有卡特可夫博士！那么船上都有谁呢？有来自克利夫兰市的西尔弗拉比 ，声如洪钟，强壮如牛，是最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煽动者，共和党人，魏茨曼博士的反对者，本质上的恐怖主义者，一只没有眼泪的鳄鱼。还有更坏的约翰尼斯·斯蒂尔 ，一个软弱无能、献媚虚伪的家伙，贪污腐败的德国人。即便在一个体面坚定的共产党人眼中，他也太道德败坏了。他认识我——1941年他与罗尼共同作战时曾收到过我的信。更坏的是（实际并非如此）雅各布·马利克 先生，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我正巧与他坐在一起，是个健壮、快活的粗野之人，我大胆地用俄语（错误百出）向他打招呼。之后他和他的夫人就不见了，此刻正在他们的船舱里用餐。乘务长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用猜疑的眼神看着我。其他的同行旅客都很可爱。帕西夫人，显然不是她的本名（可能是帕西上校 的夫人），是一个来自奥特伊的有钱寡妇；一个来自密歇根州的花商，78岁高龄，说话粗鲁，开玩笑没个深浅，令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罗斯先生和夫人目瞪口呆；罗斯先生是个商人，来自科罗拉多，之前从未出过国门。其夫人十分友善，介绍大家互相认识，开始时她对我有点怀疑，直到西尔弗拉比向她介绍了我的“背景”才释然。上帝助我！他们准备用三周时间去欧洲观光，问题是，他们应该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他们不知道梅斯塔夫人阁下 ）还是瑞士呢？阿尔卑斯山脉会比洛基山脉更美不胜收吗？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辛辛那提的拉特克主教 ，人很好，准备去接400名德国牧师到美国。他知道斯佩尔曼 ，认为旅行比向托马斯 学习更有趣。（他说这话时，我们俩手挽手行走在甲板边上，把J.斯蒂尔吓得再不见了踪影。）罗斯先生讨厌罗斯福，准备将选票投给塔夫特 （不要错怪他，他很有才干，是很优秀的美国人）。他对这种将更多的难民引入美国的做法不是很赞成。虽说也是西尔弗拉比圣会的成员，但他反难民的态度十分坚决。不过倒乐意接受100名牧师，不论他们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的夫人为其仇外心理表示担心，向我保证他们是亲英的、亲以色列的、亲杜鲁门的，诸如此类；并向主教说，他们认为罗马教会很不错。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保罗·纳兹·罗森斯坦——罗丹博士 ，接替卡特可夫，但比他差远了。他告诉我，凯恩斯 和芭芭拉·沃德 都称他为罗西。他对后者的性生活表示担忧，坚持认为她过的是无性的生活。你还记得冈波斯先生 吗？罗森斯坦——罗丹博士与他很像，但更加友善。他甚至愿意将我的行李带到他那里。与斯坦利先生的弟弟 一样，偶尔喜欢把英国称为“祖国”。你什么时候离开呢？希望在我跟你告别前别走。我会在大约8月9日或7日或8日回国，前提是我的护照等证件不再被偷，还有坏蛋们没有滥用我丢失的证件，害我被关进布里克斯顿监狱。我会给迪奇利庄园打电话，要求去往那里。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你关于哈佛大学以及午夜时分与柯南特博士在校园古榆树下的交谈（此事最感人也最有趣）。现在我得去找行李员，我的手提箱开裂了。西尔弗拉比过来请我去玩金罗美牌。真怀念“玛丽女王”号客轮。朱迪状态很好，乔的父亲口无遮拦，说乔不和那个女孩结婚真是太傻了。朱迪·科普隆 小姐是个傻子。联邦调查局真是太强大了。

爱你的
以赛亚

亲爱的阿瑟：

船上的日子安静、祥和。不过在这里我遇到了一群精明却不太和善的匈牙利经济学家——1937年我在牛津某人的家里曾与他们见过一次。此外我还遇到了嘉宝小姐 和俄国的雅各布·马利克先生。别急，让我一一道来。首先，我来介绍一下雅各布·马利克先生。他金色头发，块头很大，言行粗俗，典型的后李维诺夫式的人物 。他与我同坐一桌，当时我正与克利夫兰夫妇在桌子的另一头交谈。其间，我不得不中断交谈，转向马利克先生话中有话地提醒他——我听到了他和他妻子的所有谈话内容，他最好意识到这点——这一举动明显是为他着想，可他看起来不太高兴。他正态度殷勤地大讲特讲美国社会追求财富的不择手段；将19世纪俄国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推行于欧洲诸国，发挥类似作用的马歇尔计划作对比；他用“有趣的”一词推荐约翰尼斯·斯蒂尔的作品，而约翰尼斯·斯蒂尔本人也恰巧在船上，他显然跟我们俩都熟悉。（1941年，J.斯蒂尔曾经是我的一个客户，那时他的真面目尚未大白于天下。之前我一直躲着他，但是我猜想今晚玩宾戈游戏时会与他碰面。）晚餐时，马利克先生不见了踪影。很明显，他们认为这艘船上危机四伏——密探无处不在，原始的英国情报策略。你不妨跟奇普说说，我实在没有精力给他写信，让他下次与马利克先生见面时向他打听我的情况。我敢保证，很快就会有一份报告送往莫斯科。在船上，在整个“伊丽莎白女王”号毫无征兆的噩梦旅程中，除了吃饭和睡觉，便是回想你对我的热心帮助，对你的感激之情，纵然用万语千言也难以言表［……］至于嘉宝小姐，上帝！真是无知。由于种种偶然，在派对上我与她相邻而坐。她的愚蠢与她难以置信的美貌不相上下。她费尽心机、语调缓慢、毫无新意地讲述1925年发生在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身上的奇闻逸事。这些故事老套乏味，与“朱莱卡·多卜生” 一样毫无精彩亮点。她的职业陪伴乔治·施里 是白俄罗斯人，讲的故事也和她讲的一样，但更不合时宜，还爱喝酒。现在我总算知道，嘉宝小姐为什么要用口红（有些人认为她应该用）；为什么嘉宝小姐喜欢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胜过骆驼牌香烟（或恰好相反），因为她也说不出有何区别，但也许其中的确有什么不同吧。她发出清脆的“哦哈哈”的怪笑——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马戏团的约翰·瑞林·诺斯 先生不失时机地当着我的面邀请嘉宝小姐乘坐专车到巴黎，本来是给大象乘坐的，再适宜没有了。不过她是我这代人崇拜的偶像，这点我看得出来。请一定给我回信，保重身体，并代我向玛丽安 问好。

以赛亚

这封信非常荒诞，为此献上真诚的歉意！ BEzkFE3JGou1J9UR9z+BzTNQOZkLjvH+QnufJL3vWI5rvhbyT/McYKyMIH/oT1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