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对以赛亚·伯林而言是一个分水岭。作为牛津大学教师的生活被另外一个重要角色替代:代表英国政府在美国工作;他把关于美国民意的快讯发往国内,不仅引起权势们的关注,也为他带来好评和赞誉。很快,他的名望如日中天,他本人也成为华盛顿和纽约贵妇人炙手可热却又难以捕捉的追逐对象。战争结束使他得以重访苏联,他在那里曾经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访问期间,他与备受压迫却依然活跃的苏联文学界建立了联系。迫于战后大学生数量增多的压力,他不得已推迟了自己从哲学到思想史的学科转向计划,于1946年经海上返回英国,重续因为战争中断的学术生涯。
亲爱的梅耶:
为了联系上你,在走之前见上一面,我可是锲而不舍,费尽了周折。4月2日抵达纽约,7日一早乘船离开——这期间,我几乎每天打你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好歹我总算与埃德蒙·威尔逊 一同吃了午餐,他说起他多么讨厌英国人和法国人,多么喜欢俄国人和美国人。我暗暗觉得,这或许就是我那么喜欢他作品的原因吧。严肃正派的19世纪道德观,情感深邃持重,从不故作高雅。举手投足优雅大方,带着与生俱来的传统格调与品位。总之,我发现他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神情害羞,嘴里咕哝着听不太清楚的句子,音量逐渐提高——他一本正经的严肃模样,起初或许会让人觉得有点僵硬呆板,但随后整个人便活络起来,变得和颜悦色,并且滔滔不绝。言归正传。你大概几时到欧洲,尤其是什么时候到牛津?我非常非常希望能有机会与你在牛津见上一面,而不是在纽约或伦敦。不用说,你一定会很快过来的,就为了看看这里劫后余生的人事景物。过来时,请至少提前一两天告知我。在牛津,你可以跟我一起住,多久都行。你还可以见到弗莱迪 (瓦德汉姆学院)和其他感兴趣的人。说实在话,我真的非常抱歉没能与你好好说声再见。我从美国得来(而不是美国留给我)的最后两个印象是: 威尔逊赞同奥登 的仇英心理,文章写得很棒 ;再有就是鲍罗廷 ,那位潜伏在中国的苏联特工,我在莫斯科见过,他的真名是格鲁申贝格。接下去至少有六个月我将无法严肃思考,因为眼下的我正处于可怕的知识贫乏期。
你的
以赛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