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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极爱生活错综复杂，事情越难他越喜欢。
在伯林书信集第一卷的结尾，也即1946年4月，他正准备从美国启程，经海上返回英国。在美国，他度过了战争的大部分时期。第二卷开篇之时，他已经回到身为牛津大学教师的生活，重续因为战争中断的学术旧业。
战时在美为国服务期间，伯林总是挂念着远在英国的父母，同时为自己逃避战火毫发无损而感到愧疚自责。尽管如此，他在美国的整个生活状况还算惬意舒心。可是，战后的英国已全然改变。整个国家濒临破产，到处实行限额配给，大规模饥荒迫在眼前。就连天气也变得比以往更加恶劣和缺乏善意。牛津大学很快就挤满了莘莘学子，他们心焦意切，急于立刻补上被耽误的学业，于是其需求只能通过类似生产线批量生产的方式予以满足，这与战前悠然从容的教学氛围有了天壤之别。对此伯林感到特别沮丧，因为这意味着他不得已只能推迟自己的转向计划：从哲学到思想史——这门学科已然成为他真正的热情所在。
本卷的早期信件勾勒出这个时期伯林心神不宁的双重生活：一方面坚持在牛津教书（主要在新学院），另一方面频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伦敦和熟人朋友的乡间别墅处处可见他的身影。他热情洋溢的交谈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人人都喜欢与他结友作伴。在他的书信中，随处可见他对各种社会奇事怪象充满讽刺挖苦意味的评论。学期结束后，伯林访问了巴勒斯坦，当时正是巴勒斯坦走向独立的关键时期；他还在拯救欧洲各国的马歇尔计划制订中起到了微小却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他在哈佛大学待了六个月，之后又数次前往哈佛。这次初访经历使他在知识上收获颇丰。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回到英国后，他根据哈佛之行的感悟写就的几篇文章，却遭到了来自各界的批评之声。这使他在50年代开始之初，对自我产生了深切的怀疑，坠入人生低谷。但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也成为一个转折点。1950年，他回到全灵学院，开始担任思想史研究员，从此仿佛防洪闸门打开，思想的潮涌一发而不可收。这一时期的信件记录了他如何迅速成为知识名流，被八卦专栏和通俗杂志争相追逐。他第二次赴美之行——前往哈佛大学和布林莫尔学院——成就了他在1952年末的系列广播演讲，并使他举国闻名。1951年，他参加了全灵学院院长竞选，但在最后一轮投票前退出；1953年，纳菲尔德学院邀请他担任院长，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他婉言谢绝。他喜爱歌剧，并拥有渊博的相关知识，这使他当选皇家歌剧院和萨德勒斯·威尔斯芭蕾舞团的董事。1957年他当选教授，同时受封爵士（勉强接受，但很快就对此后悔莫及）。
伯林著述甚广：1950年翻译出版屠格涅夫的《初恋》，1953年出版《刺猬与狐狸》，1954年出版《历史必然性》，1956年出版《启蒙的时代》，1958年出版《自由的两种概念》。此外，1955—1956年间还发表了“辉煌十年”，以及众多意义深远的文章和评论。从他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著述从初稿到发表，往往经过了曲折的过程；而面对声名（以及责难），他的反应往往是喜忧参半。
但这些广为人知的方面并非伯林生活的全部。整个20世纪50年代对他而言是情感动荡的岁月，也是性的成熟期。1953年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严重，加速了他对婚姻生活缺乏幸福的艾琳·哈尔本的追求，并与其在1956年走入婚姻殿堂。一夜之间，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住在大学宿舍里的单身教师，一跃而成拥有三个继子的已婚男人，有了自己的家。这一巨大变化自然是本卷后期书信伯林身心日益成熟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段时期，伯林的来往信件比第一卷涉及面更广，题材也更加多样。随着年岁增长，知识方面的内容明显增加，许多信件对他公开出版的著作提供了详尽的解释和背景交代。还有许多信件涉及各类书籍、音乐、城市、乡村，更多是围绕人有感而发，视角敏锐，并大多尖酸刻薄。伯林的足迹遍布欧洲和美国、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56年，他还偕新婚妻子完成了苏联之行。这些经历向他展现了充满变化的战后世界，这个世界与牛津的狭小世界全然不同。对此他的印象和感触都写在他的书信中。他与数国政要之间的交往关系，使读者得以窥探到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内部核心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事件包括以色列建国、苏伊士运河危机，再就是冷战。总之，他的信件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丰富同时又个性鲜明的视角，来审视这些信件背后的时代。他的书信还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看到他个人在学术上的成长。
请原谅，比起你文采斐然、情真意切，同时又不偏不倚、优美流畅，外加赏心悦目、令人赞叹的来信，我的回信自愧不如（以上这一连串形容词像是对我本人令人遗憾的文风的拙劣模仿，最近有人在《笨拙周报》里模仿了我的书——谈不上天衣无缝，但我自认为从中还是略有所获——没完没了的长句，这是模仿我的首要基础）。
随着身心的成熟，伯林书信的文风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讥讽嘲弄开始取代早期的青春活力。同样，在本卷后期的书信中，有一些令人瞩目的连珠妙语，与他早年的风格也不尽相同。但某些个性特点一如既往。例如，复杂费解的长句和形容词始终充斥在其书信中，随处可见。还有一个意义重大的改变是，1949年他发现了口述记录机；从那以后，他的大部分信件都经过口述记录转换而成，逐渐替代了普通谈话经常出现的多少有些放任自流和容易跑题的特点。但简洁并非他的天性。大多数信件都冗长无比，话题涵盖面极广，飞短流长与睿智分析夹杂其间。编辑的职责之一，就是在不可避免的选择过程中尽力保留这一个性特点。
在我看来（作者们往往也有此错觉），这些全都是不可或缺和不可删除的，否则就会给意义造成重大损失。
我相信，出版的即便是轻率选取的文献，大家的所得也会远远大于所失。但将来总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带来无穷后患，不如当初就将其公开、率直、及时地出版。
战后幸存的信件数量巨大，篇幅也长，因此比起卷一，我们对本卷收入的信件筛选更加严格（之后的卷集也必须如此）。
一方面，这的确令人遗憾，但也因此迫使我们得以集中精力，专注于最引人入胜的素材，也算是个不无益处的补偿。书信集卷一中收入了大部分1946年3月前能找到的信件，而本卷时间跨度内的信件若加起来，同样厚的书足可出四到五本。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完全放弃卷一遵循的书信出版方针，因为那些删除的信件如果尽数收入，成本就太大了：许多信件不得已舍去，以保留在我们看来最生动有趣或最重要的特色。
一些删除尽可大刀阔斧：比如伯林错综复杂的旅行安排，不断地计划，反复再反复，最后常常放弃，这方面内容无关紧要，直接删去无妨；还有他与父母之间纯粹话家常的信件也删去了。很多时候，会有同时给几个人写信提供相同信息或表达相同观点的情况，对此我们通常会选择最完整或最有趣的予以保留，以降低重复率。可是，最终要确定选用哪些信件或保留哪些内容却并不容易。我们一直致力于客观呈现伯林来往信件的全貌，同时也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会有一些先入之见反复出现，比如他自认为缺乏成就（哪怕选用的信件增大了内省的部分）。我们很少去想哪些内容会美化（或丑化）伯林，而只是单纯凭着对信件材料的本能兴趣着手筛选。对个别一开始就存在争议的选择方案，我们会通过协商，相互让步达成一致。虽然大家见仁见智，各有所爱，我们还是希望，亨利·哈代对伯林思想的热情，与詹妮弗·霍姆斯对这些信件作为社会和政治历史见证的兴趣能够很好融合，为读者带来一部能够引起广泛兴趣的书信选集。
如上所述，本卷所做的删减基本全部基于不同兴趣而定，但也有两个例外。偶尔，我们会出于对尚存活于世的人的考虑，删除某封信件或段落。另外还有一块更为重要的删减内容（根据收信人的愿望），即伯林写给妻子艾琳的大量信件。主要在两人结婚前的1954年和1955年期间。这些信件展现了伯林天性中在其他场合不常见到的激情的一面。非常感谢伯林夫人，允许我们摘录一些他们之间不那么私密的信件内容，用于说明和注释。
还有一些情况，未收入本书的条目会收入以赛亚·伯林网上图书馆（以赛亚·伯林著作托管会网站）：链接路径会在相关注释中提供。希望到一定时候，网上资料能大幅度增加，以便有效补充已经出版的书信集。
与卷一相同，伯林信中若提到某封来信，也只是以简单摘录的形式出现。但是，在瓦莱丽·艾略特建议下，我们同时收录了伯林和T. S.艾略特的一封重要来往信件，事关艾略特被控反犹主义之事。
［我］的时间感很差。
为信件标注日期并非简单之事。伯林常常写错年月日，这是众所周知的。许多信件没有日期，或日期不完整；一些日期前后矛盾，星期几和日期不符（还有许多在凌晨时分写的信件，特别让人头疼）；说是“上个星期”，可能指的是好几个星期以前，而“明天”甚或“半小时后”，也许指的是几天之后。1949年之后，又出现另一个棘手问题：由于伯林越来越依赖口述记录机，打字信件上的日期可能是口述日期、打字日期，或预计的签字日期（显然这种情况最常见）。在国外时，他会把口述录音带寄回牛津打成文字，秘书通常会用之前签好名的空白纸。因此，许多信件要想标注上准确日期，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这一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要想标明他在信件中提到的过去或未来事件的确切时间变得难上加难。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他注意到几个句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标点符号和似错非错的文字，几乎无法识别，显然全都出自他自己的手笔。但这些只要经过细致的文字加工，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许多打字信的复印原件有时混合了打印文字和手写文字，难以辨认，这是因为伯林通常会在送去给他签字的打印稿上增加内容（通读一遍之后，虽然他常常否认曾这么做）。有时手写是接续某个内容，但经常是插入打字文本（例如：原文第142、536页）。此外，伯林滔滔不绝的说话方式经常晦涩难懂，让其秘书很是吃力：打字信上不时会出现空白，显然是打字员听不明白口述内容。一些毫无意义或滑稽好笑的短语，在一位不知其所云的打字员看来，只能做绝望的猜想；偶尔，伯林会注意到这些遗漏或不准确之处，并直接在原稿上手写更正，但他并不总能记得他之前都口述了哪些内容，因此在有误的打字内容旁，可能是就某一点手写的相关说明而不是更正。以下是伯林的一位秘书在其不得不玩的猜谜游戏中制作的一段还算明白的文字：
我乘坐“伊丽莎白女王”号客轮，顺利到达。她逆流航行〈这一奇特而又不失美丽的句子来自我速记员的潜意识：我说的是“与盖尔斯·康斯特布尔和罗尼·特利夫妇结伴同行”〉。
信件手稿完全按照伯林的手写原稿转录，包括其中的瑕疵。伯林信件的接收者想必得花些时间读懂，本卷中偶尔也会有些信件需要读者具备敏捷的思维。
从某种意义上说，卷一正文前的附录起着说明整套书信系列的作用，因此，可供希望全面了解相关背景的读者参考阅读（也包括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的《伯林传》）。
本卷整个编辑政策的总方针将基本保持不变，这在卷一也有详细交代。但在《伯林书信集》（卷一）第xvi页上初步勾勒的出版计划却不得不做实质性修订。原先设想的第二卷时间跨度为1946年至1966年（甚至可以到1975年），但这期间无法舍弃的信件数量大大超过我们的预计，不得已，本卷只好终结于1960年。即便如此，其篇幅还是比第一卷更长。我们希望在第三卷，收入年份至少可以到1975年。
鉴于这是一个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工程，出错令人遗憾，但也在所难免。欢迎读者发现并指出本卷中的错误，更正内容将在以赛亚·伯林网上图书馆（IBVL）（“文本、出版作品”之下）公布，网址为 https://isaiah-berlin. wolfson. ox. ac.uk/ 。那里已经有一些关于卷一的订正内容，以及卷一收入时间（1928—1946）内的其他信件。这些信件发现时已经太晚，来不及收入书中，故以帖子形式张贴网上以飨读者。
首先要感谢的人当属塞琳娜·摩尔。迄今为止，她与亨利·哈代合作，共同致力于在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内部被称作“伯林书信文稿工程”的项目，已长达近十个年头。虽然她的正式对外身份为亨利·哈代的助理，两位主编却每天都受益于她。她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体贴呵护，善解人意，礼数周到，做事谨慎而有判断力；同时又那么值得信赖，勤勉肯干，慷慨大方，富有想象力；她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她的职务名称内涵。从最最单调乏味的方面开始吧：随着时间的流逝，亨利·哈代办公室里的伯林相关材料已经逐渐堆积成山，达到惊人的数量，而他单纯靠自己跟踪这些材料的能力也在相应下降。要有条不紊地保存这些信件，为具体条目提供可资追溯的简明线索，这些都需要一丝不苟地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及记录。塞琳娜为此发明了全套管理系统，完全靠她自己，积极主动并严格细致地加以维护。这是一件单调至极，无聊到有时会让人脑袋麻木的乏味工作，但其重要性却再怎么夸大也不过分：我们之所以能够高效率工作，全仗于此。此外，塞琳娜还承担了另一个任务，跟踪所有新线索，并根据这些线索，在伯林庞大的通信网内，再进一步顺藤摸瓜，找到信件来源；与此同时，她负责了许多插图的研究工作，并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详尽的伯林行动去向表（本卷年表便依据其编写）。不仅这些，她还协助完成了许多其他工作，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她总是能慧眼识珠，抓住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各种机会，成功加以利用。她对这一宏大工程的奉献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要再一次感谢许许多多的通信人、他们的继承人以及代理人。这些人提供了手中拥有的信件（复印件），有时还在解读信件内容上提供他人无法提供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合作，本书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成就。他们的名字已在通信人与信件来源索引中列出，这里不再重复。对所有这些人，我们深表感激：即便一些信件未能收入本卷，这些信中包含的信息经常也能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信件如今为各研究机构的档案馆收存，这里我们也对那些保管信件，使其得以出版的档案保管员表示感谢。另外我们也许要提一下，之所以没有收入致全灵学院行政官员的信件（约翰·斯帕洛是个例外，伯林写给他的信归于他的个人书信文稿），是因为该学院有强制规定，私人给学院的信函需一百年后才能对外公开。
自20世纪70年代初该编辑工程启动，我们总能侥幸获得所需人手。工作空缺从不需要借助广告招聘填补（包括现有的编辑）。每逢需要，定会有人出现。必不可少的工作劳酬也一样（迄今为止），总会有人慷慨相助。对这些捐助者，我们的感激之心无以言表。这些仿佛天意相助的机缘巧合，一方面证明了伯林激励其读者的巨大力量，同时也让我们感觉仿佛他参与其中，共同创造了这个奇迹。
与我们并肩工作的主要合作伙伴，名字已列在本卷的开头。所谓“资料补充”，主要指阅读、概括和选择性地复印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伯林书信文稿中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其他文稿，用于供我们筛选、说明及加以注释。这类工作不仅费时，有时还极其劳心劳力，但至为重要：如果这些全得靠我们自己完成，编辑这本书花的时间就要更长得多。詹姆斯·查普尔是这座葡萄园里首位备受欢迎的工匠：他制订了标准，别人尽管遵循就是。他的聪明才智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布里吉德·阿兰成功地与他携手合作，两人竞相走在我们前头。科特布斯大学的斯蒂芬·戈洛伯，好不容易争取到在牛津大学学术休假的机会，但还是抽出部分时间，慷慨为我们工作。新近加入的埃莱奥诺拉·帕格尼尼更是对该项目热情有加，深深感染了我们所有人。
迈克尔·休斯负责对数量浩大的伯林书信文稿进行详细的编目工作，完成及时，使本卷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更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迈克尔还负责解答源源不断的各种问题，整理我们所需的材料，为大家省却了大量时间和麻烦。对他表示衷心感谢。
本卷中大部分材料由贝蒂·库尔奎恩誊写，前后历经多年。近期的大多数誊写工作主要由艾斯特·约翰逊担任。精确誊写伯林信件，特别是手写书信，需要高超的专业技能。在此，对这两位密码破译专家表示由衷感激。同样要感谢的还有玛亚·琼斯，她负责对照原文，复核校对誊写内容，工作十分耐心细致。
出版这样一部内容繁杂的鸿篇巨制，涉及各方面专家。不论是实际技能还是意见建议，对我们都必不可少，弥足珍贵。感谢他们。其中，特别要感谢查托及温德斯出版公司的威尔·苏尔金、罗威娜·斯凯尔顿·华莱士、玛丽·吉布森及其同事；雷丁大学排版与图形通信系的保罗·洛娜；泰达排版有限公司的彼特·博斯维尔及其团队；以及编写索引的维基·罗宾逊。
我们还从其他方面得到了帮助，这些帮助常常超出对方的职责范围。我们诚挚地感谢下列名单的每个人。很遗憾，由于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本书所作的贡献，同时谨向曾经提供协助，但名字被我遗漏的人表示歉意。我要感谢的人如下：博德莱安图书馆的全体职员，特别是科林·哈里斯；牛津大学各大学院的档案管理员，包括利兹·贝尔德、朱迪思·科托伊、罗宾·达沃尔——史密斯、詹妮弗·索普、玛西亚·阿兰塔克、什洛莫·阿维内里、卡西·贝克科、西蒙·贝里、克莱尔·贝克、菲利帕·巴斯奈特、丹尼森·比奇、夏洛特·贝丽、比约恩·比斯特、杰森·比奇洛、乔·布莱卡德、拉切尔·鲍尔斯、莱里亚·布罗德森、布里达·布罗斯纳汉、伊莎贝拉·伯勒尔、玛格丽特·伯里、马克·卡尔森、贾斯丁·卡莱特、乔舒亚·车尼斯、詹妮弗·科尔、茱莉亚·柯丽德、理查德·达文珀特——海因斯、克里夫·戴维斯、克里西达·迪克、克雷格·迪克森、苏·唐娜丽、阿里·杜波诺夫、罗伯特·达格代尔、克莱丽莎·艾登、德斯蒙德·费兹杰拉德、让·弗劳德、弗兰西斯卡·弗兰基、图维尔·福利林、茱莉亚·加德纳、约翰·盖迪斯、鲁斯·吉伯森、苏西·吉尔伯特、乔杰·戈洛托夫、简·古德奈特、西蒙·格林、彼特·哈尔本、科林·哈里斯、詹妮弗·哈特、乔恩·希尔、汉尼·赫莫林、罗宾·哈斯曼、卡米拉·霍恩比、玛格丽特·休——琼斯、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玛格达·珍——路易斯、卡罗·琼斯、戴安·卡普兰、艾伦·卡斯特尔、克莱尔·卡瓦纳、沙伦·凯利、梅里迪斯·柯克帕特里克、简·诺尔斯、小林友香、玛丽娜·科吉列娃、巴巴拉·克拉夫特、尼古拉·雷西、汤姆斯·兰农、卡罗·利登汉、詹尼·李、威廉·洛里默、汉纳·劳厄里、加文·麦格菲、帕特里西娅·麦奎尔、谢拉·麦肯齐、卢斯·麦克劳德、埃德娜·玛格里特、桑德拉·玛西、伊丽莎白·马丁、马丁·摩尔、乔达纳·麦卡尼、巴里·莫里诺、哈林娜·米诺尼克、多米尼克·纳博科夫、芭芭拉·纳坦森、佩内洛普·纽萨姆、辛西娅·奥斯特洛夫、萨拉·帕尔默、詹姆斯·彼得斯、戴维·M.菲利普、艾略特·菲利普斯、伊莎贝拉·菲利普斯、斯蒂芬·普洛特金、塔蒂阿娜·波兹亚科瓦、简·波特、阿米·珀登、汪茜、海伦·拉帕波特、莉莉·理查兹、提摩西·罗宾斯、迪恩·罗杰斯、迪恩·莱恩、乔安娜·莱恩、杰拉尔丁·桑特罗、雅格·J.沙赫拉比、塔兰·辛德勒、娜塔莉亚·西亚里尼、卡洛琳·西博姆、梅瑞福·西格尔、艾伦·谢伊、约瑟夫·谢尔曼、亚当·西斯曼、朱迪·斯凯尔顿、诺曼·所罗门、琳达·斯坦克、乔恩·斯特尔沃斯、威廉·斯庭岗、克莱尔·斯通曼、杰弗里·斯特罗恩、凯西·斯特恩、安德鲁·斯特劳斯、迈克尔·斯特劳斯、菲奥雷拉·素帕比、瑞典学院、彼得·汤普森、达格·伊娜索森、西德尼·提贝茨、佩内洛普·特利、维妮娜·安肯·冯·特罗特、列文·冯·特罗特、帕特里西娅·尤特琴、娜塔莉·沃特斯、莱昂·维斯提尔、理查德·韦利、马丁·伍德、布莱尔·沃登、玛丽——克莱尔·怀亚特、玛丽·约。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上述人员有一些已然辞世，但我们仍要对其表示感谢。
亨利·哈代
詹妮弗·霍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