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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假设（null hypothesis）就是一种不言自明、潜藏在所有经济解释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假设。我用它来指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组成的基本前提预设，这是学者理解一组社会现象的概念原点。它是社会科学词汇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且对于谁被什么样的理论说服具有强烈的心理效果［像唐纳德·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1983年发表的论文所生动表达的那样］。
元假设通常包括我们对“人性”的基本预设，因为在20世纪的多数社会科学中，“教养”取代了“天性”的地位，使我们明白说出这样的假设显得不合时宜，但它们却普遍存在，即使只是勉力低吟。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元假设明显不同。大多数经济学是通过假设个人在可量化的动机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来解释的。虽然只有不多的人支持刻板印象下的理性算计者，也就是“经济人”的假设，但建立在个人利益以及或明或暗地算计上的解释模型，相比那些不服膺于简单性与优美性的、强调“复杂”社会因素的模型，“经济人”的假设更受到重视。如同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的，针对一个“应用性理性预期理论”的做法是建构一个模型，其中“一个行动者及其可观察的行为总被定义为极大化他们的利益，而且预设了行为与利益的相合足以解释其行为”。但是，他也注意到，没有明确的证据足以说明这样的因果关系，“利益与行为刚好相一致也许只是一个巧合”（Elster，2000：693）。元假设在这里是如此强有力的存在，以至于我们会把巧合不假思索地当成因果。
社会学家就更讳言他们对人性的预设了，但100多年来社会理论却编排了一堆理由以假设个人是由社会环境所形塑的，如果没有他人做参照，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适应特定环境而有融入社会的感知，他们甚至无法想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因此社会学家把个人描绘成受造者，受造于各类社会影响力，包括在社会圈子之内和之外、社会规范、意识型态、社会阶层，或基于宗教、经济、政治这样复杂体系建构出来的社会制度。
所有学者都会欣赏简单而又有效的解释，但简单有效的标准却并不存在。标准因你偏好的元假设而不同，这决定了你认为哪一个层次的分析才是关键，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化约主义研究是可接受的，还是不够有效的。在科学史中，很多学科都常有这样的企图，就是展示一个解释架构比另一个更为基础，从而可以取代后者。传统的生物学化约为分子生物学获得了巨大成功，因而鼓励了更多的跟进者。
虽然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服膺于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在20世纪之交时提出的社会是不可化约的真实存在，但社会学的论述与理论百家争鸣未定于一尊，从而使这个学科成为别的思潮所欲征服的对象。当B.F.斯金纳（B.F. Skinner）第一个将社会生活化约为“刺激-反应”的行为规律时，社会学家中却少有跟从者（Homans，1971）。将社会行为化约为生理学要素曾经是社会生理学者E. O.威尔森（E.O. Wilson）及其门徒的主要研究方向（Wilson，1975），首先，他们的假设主要是基于个人基因层次的自然选择，其次是群体基因（更引发争议的论点）的作用，使个人建构了社会关系。如我曾提到的，始于贝克尔对社会学很多议题的研究，如爱、婚姻、犯罪和时间分配（Becker，1976），同时反映了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所宣称的“经济学确实建构了社会科学的普遍文法”（1985：53），一些经济学家建构了他们的化约主义方案，名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因为他们提出的观点简洁有效，所以相比其认识论上的敌手，化约主义者的方案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相反的，在很多领域中的整体论（holistic或wholistic）支持者，包括那些系统论与功能论的支持者则宣称，如果不了解个体所在的较大的社会背景，就无从了解个体。
康托普洛斯（Kontopoulos，1993）则指出在很多科学领域中，化约主义与整体主义都会让步一种更复杂且细致入微的方案，他们试图了解研究中不同层次的对象如何通过交互影响整合在一起，并认为没有一个层次是主要解释因素。本书就持这个观点。我论述中的每一点，都试图探索微观与宏观的分析如何连接在一起，并探索我们所称的“中观”分析如何在理解这样的连接产生的动态过程中成为关键。只因为中观层次分析的关键性，“社会网”将一直在我的论述中占据关键位置。但我要强调的是，它们并不是一个优先的因素，甚至在大多数情境中它们只有相对温和的解释力。